文学研究要和自己的生命发生情感连接

舒晋瑜：一直以来，你强调女性文学和女性视角，这对你的学术研究会有怎样的影响？

张莉：以前我们的研究领域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女性视角，所以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基于女性视角的阅读和基于男性视角的阅读站在共同的层面。我想说的是，女性视角不是在“被强调”，而是本就应该有一个女性视角存在，这对于研究者和创作者而言都非常重要。

以往，在做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我没有特别强调过自己的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但是，最近几年，我深刻认识到女性身份对我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我开始认取我的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我也注意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其实进入了某种程度的低潮，无论是女性写作还是女性文学批评，都不再是热点问题。我希望能做些工作，打破偏见和圈层，让女性文学研究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能够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时代进行对话。就像我们意识到的，整个社会的性别意识正在发生改变，那么女性文学研究应该与我们的时代发生一种遥相呼应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既然看到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那么，就尝试做吧。

舒晋瑜：你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中国第一代女作家，这是你从事女性文学研究的开端？为什么会对这个话题感兴趣，从事女性文学与性别方面研究，有何契机？

张莉：这要从二十年前说起，当年我的硕士论文就是以女学生为例，讨论新教育、新媒体与现代爱情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那时候我就注意到，女学生命运的变化和整个社会的变革有很大关系，也认识到女性解放之于社会进步的重要性。而且，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如果没有女性解放，就没有我今天的生活。也就是说，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女性命运与我个人的生命连接。所以，后来的博士选题也是“自然”的选择，我想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去探索一百年前的女作家们是如何成为女作家的，我希望从文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出发，讨论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里女作家写作的发生与延续，并探索她们的作品如何生成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如此说来，从事女性文学与性别研究的契机应该是从写博士论文开始。它慢慢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女性生活、女性解放和女性写作的关系，是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无数的她”。

舒晋瑜：北师大前身是女高师，中国历史上第一门女权主义理论课是李大钊先生在北师大开设的。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也在这里发表。现代最早一批的女作家几乎都从这里走出。那么在北师大开设《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是否也有传承的意味？或者说，有一些特殊的优势？

张莉：说得很对，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女作家都曾生活在北师大，而且也有李大钊先生开设女权主义理论课的传统，因此在北师大开设《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对我来讲有传承的意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优势。当然，还有一个优势在于，我本身是做女性文学研究的，我把我的研究与教学结合在了一起。对我来讲，这门课更重要的是和同学们一起梳理女性文学的传统，说到底，这是一门专业课，虽然我能理解很多人将女性文学或者女性视角放在社会公共问题里讨论，但对于课堂而言，我希望更多的同学来了解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明晓女性文学历史的脉络与写作风格，并参与到中国经典女性文学作品的细读工作当中来，同时也尽量不让自己的课堂枯燥。换句话说，我希望这门课更加贴近我们这个时代，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理解文学、爱上文学。

舒晋瑜：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只有一百多年的时间，研究起来是否有一定的难度？从哪些角度切入，你有规划吗？是否有长远的目标？

张莉：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的史料问题是难度，很多女作家作品已随风而逝，留下来的多是著名女作家作品，但我以为，那些普通女作者的写作也应该被注意。另外，女性文学研究常常要面对很多常识性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女性文学，为什么要强调女性写作等等。另外，怎么样梳理一个女性文学的传统，怎么样确认我们判断女性文学的标准也十分具有难度。当然，我也很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女性文学批评和女性写作的工作中来，在培养新一代青年写作者方面，也是挑战重重。

长远的目标是希望女性文学和女性写作能更好地发展，直到有一天我们不必再强调性别。我喜欢从小事做起，自己觉得有意义便动手。你看，从“性别观调查”到新女性写作专辑，到女性文学年选，再到女性文学好书榜，看起来工作很多，但其实内核没有变，围绕的都是推动女性文学的发展，如何让更多的女作家作品受到关注。当然，我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好一切，而是做一件事时发现另一件事也应该做，再加之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那么便拓展一下吧，就是这样子。

舒晋瑜：女性文学课很受同学们欢迎，你分析是什么原因？

张莉：我想，是因为年轻人对世界有好奇心和探索欲。比如女同学通常是好奇文学作品如何表达女性的经验，或者自己从女性文学里是否能获得成长经验，所以来听；男生当然也是抱有好奇心，他们希望了解女性，并进一步了解女性文学。

选修的同学很多，我总是努力记住他们的名字。当然，这两年越来越受关注，据说总是会在系统开放的十秒内抢完。这跟我们团队的构成也有关系，这几年，这门课程组建了团队，两位年轻教师加入了进来。两位老师都是博士毕业，在博士后期间有过相关工作经验，对女性文学研究也各有所长。之所以组建团队，在于我希望拓展女性文学课的维度。在我的设定里，女性文学课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它要时时提供新的知识点。我们团队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这门课能和年轻人的生命、情感建立连接。

舒晋瑜：二○一八年，你曾对一百三十七位中国作家进行“我们时代的性别观”调查，那么调查结果是什么，你从中发现了什么？能否概括一下你的研究结论？

张莉：我的调查发现，当代作家的性别观在进步。当然，透过他们的表态也能发现一些特别微妙和值得分析的东西。比如，在回答自己何时开始有性别意识的时候，很多作家回答的都是自己对生理性别的认知。其实，人有生理性别，也有社会性别，人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并不绝对一致。而我们讨论性别观时，并不是强调一个人对生理性别的理解，更重要的则是社会性别。在性别观调查里，苏童老师的回答被广泛引用过，他说：“福楼拜写包法利夫人的时候，他得有颗艾玛的心。”一直以来，在我们对文学经典的认定中，其实包含了作家对社会性别意识的肯定，比如《红楼梦》《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祝福》等。作品及其中的文学形象之所以成为经典，也在于他们在写作时都深具社会性别意识。这些作品的作者跨越了自己的生理性别，赋予笔下的女性以鲜活生命，选择和那些女性站在一起体察世界。

调查中还有个问题是：你在写作中会克服自己的性别意识吗？许多男作家的回答是：“面对自己的性别，为什么要克服呢？它是自身的一部分。”而女作家在回答“你如何理解自己的女性意识”这个问题时，我会感受到她们对女性意识的犹疑。相比而言，男作家对性别问题会更坦然。并不是作家们的回答出了问题，而是要看到，男作家对于自己身上有男性意识感觉到安全，而女作家的潜意识里则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自卑感存在。

舒晋瑜：做“性别观调查”时，你给作家们的问题之一是：“性别观最早是如何形成的？”那么你的“性别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这一调查是否普遍得到支持？是不是也有些作家不乐意接受调查？

张莉：讲个故事吧。小的时候，我曾经住在奶奶家一段时间，是在农村。奶奶家墙上有一幅画。是那个时代常见的一幅画，一位女性坐在拖拉机上，握着方向盘，圆脸庞，梳着两个长辫子，非常开朗阳光，笑容灿烂，那是当时典型的劳动女性形象。我非常喜欢那张画，在我眼里，那个女拖拉机手整个人都在散发光芒。

就是这样一幅画给了少年的我对未来的想象空间。它代表着我心目中美好的女性形象——她是健康的，是乐观的，是对未来抱有期许的，是有力量的，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的。到现在我依然认为，这类有力量的女性美远超过那些刻板的美。那个时代是我性别观形成的时期，我形成了关于何为女性、何为女性美以及女性与男性的关系等等的认知。

性别观调查得到了大部分作家的支持，收到了一百三十七个回答。也有几位作家私下跟我表示不愿意表达，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公开调查，对此我都能够理解。面对调查，作家有愿意回答的自由，也有不愿意回答的自由，我有心理准备，但意外的是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八的作家都接受了这个调查，这对我是莫大的支持，对我后来的很多工作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

舒晋瑜：你认为整个时代社会性别意识的变化说明了什么？

张莉：女性的声音更容易被听到了，社会也在形成男女平等的意识，那些曾经有意无意被忽略的女性重新得到了关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进步。

舒晋瑜：你的成长环境是怎样的？可否谈谈你的阅读经历？

张莉：用今天的话来说，我是典型的“小镇做题家”。我的老家在河北省曲阳县，是一个小县城，在那个地方我读完小学、中学，直到十八岁高中毕业。当时也没有补习班，但我很早就知道要努力学习，所以在中学时代的生活就是不断地做题，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尤其是理科，很没有自信。但我很怀念、也很感恩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时期，我有一段时间和姥姥一起住在农村。那段时间里，我的生活记忆全是女性，姑姑、姨、姐姐等等。那时候我六七岁，对很多事情已经有印象了，到现在我都记得那年秋收的场景。红薯熟了，我舅舅和我姥姥弄了平板车，从地里拉回家去，他们很开心，带着沉甸甸的粮食往回走，这让我也很兴奋。春种秋收，我一度觉得世界上没有比收获沉甸甸的粮食更好的喜悦了。

我也记得他们把红薯切成条晾干的工作。忽然有一天风云大作，雨水将至，大人们要跑着用塑料布去盖住它们，否则红薯干就会发霉，可到了最后，我们的红薯干还是发霉了。这个我也印象很深，我深深体会到农民的无助，以及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今天回过头看，农村生活经历让我形成了最初对世界的理解角度，我特别想说，这个视角是我和我姥姥，和农村里的阿姨婶婶们在一起时形成的。

关于我的阅读经历，其实得益于我的父辈。我爸爸是典型的文学青年，我记不清几岁，但应该是很早就在偷偷看《红楼梦》了，看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代出的那个版本。我也在很早就读张爱玲，当时我不知道张爱玲是谁，我把她的书当成言情小说来看，比如《倾城之恋》。当时家里人不让看“闲书”，我就偷着去看。我在一九八○年代度过了我的少年生活，每次上映新电影，父母都会带我们去县城的电影院去看。我在电影院看过很多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人生》《芙蓉镇》《天云山传奇》《庐山恋》。大荧幕的观影经历促进了我对文学的阅读，有时候是喜欢电影所以去看了小说，有的是喜欢小说所以去看它改编而成的电影。

对了，在当年，我还喜欢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节目，《平凡的世界》《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红与黑》《人间喜剧》等等。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都是宝贵的文学经验。在当年，虽然我父母并没有想着要把孩子培养成文学工作者，可是，他们让我们感受到文学的价值和魅力。而且，听这些小说联播是我们家里的人一起听的，我爸爸妈妈，我和我的两个妹妹，听的时候很入迷也很愉悦，所以，每次说起我的少年时代，我都觉得是阳光灿烂的，我很开心我们一家人一起听广播、看电影、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光。

舒晋瑜：在女性文学研究中，哪些书籍对你带来较大影响？

张莉：女作家的作品对我影响很深，比如铁凝老师。铁凝是保定人，在我少年时代，她就已经发表《哦，香雪》和《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了。在我印象中，她是保定的骄傲，她的每一部作品我都会看。王安忆老师的作品我也非常喜欢，总是在杂志上第一时间跟读，包括《叔叔的故事》《我爱比尔》，我也看张洁、池莉、迟子建。我从小喜欢奥斯汀的作品，还会翻来覆去看《简·爱》《呼啸山庄》这些书，然后被里面的人物深深吸引。

读研究生时，我开始有意识地看一些文学理论的书，比如《第二性》《一个人的房间》，当然，也包括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还有戴锦华和孟悦的《浮出历史地表》。但整体来讲，真正既接受观点，又把这些观点化用到生命经验里，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伍尔夫对我影响最大，她的书评以及行文风格，让我感到写作原来是可以和生命经验相贴近的。我也非常热爱桑塔格，反复阅读过她大部分的中译本作品，还有阿伦特和波伏娃的一些书和传记等等。

舒晋瑜：读研究生之前，你也曾是文学青年，还发表过一些小说，能否谈谈你的写作经历？

张莉：十八岁以后发表过一些小说，用笔名，在一些蛮有名的文学杂志上。但是，虽然发表了，也不觉得自己写得好，尤其是我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后，对自己的小说创作特别不满意，所以就干脆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