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再次走进动物园

一

二○二四年二月，一只名叫Flaco的猫头鹰去世的消息登上《纽约时报》等媒体的头条版面。哀悼的市民们自发相聚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这里曾是它生前喜欢待的地方。

Flaco学名欧亚雕鸮，它从小被送入纽约中央动物园，在这里生活了整整十二年。直到去年，有人破坏了它的笼网，Flaco越狱出逃。但是，这种广泛分布在欧亚大陆的物种并不是美国本土鸟种，换句话说，动物园之外也没有它的同伴。从没有过野外生存经验的Flaco很快掌握了捕猎技巧，动物园和警方最终放弃了对它的抓捕。从此它开始以网红鸟的身份在纽约流浪，享受着过去十二年未曾有过的自由。这个孤独身影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人们的瞩目，直到一年后，它突然死于高楼撞击——此后更详细的尸检报告显示，Flaco患有严重的鸽疱疹病毒。此外，它的体内检测出多种被纽约广泛用于消除鼠患的抗凝血毒药，以及已被人类社会禁用五十年的DDT农药的降解残余。尸检报告指出，即使没有外伤，疾病与中毒也必将在不久后致其死亡。①

是城市最终杀死了这只鸟。

中央动物园当然不是它的家。坐困钢筋混凝土丛林的中央公园，也不是真正的自然野地。逃出了动物园的铁网，也逃不出更大的城市囚笼。米兰·昆德拉说，“面对一只动物，人就是自己。他的残酷是自由的。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人类存在的一种永恒的深处背景，那是不会离弃人类存在的一面镜子（丑陋的镜子）。” （＼[法＼]米兰·昆德拉：《相遇》，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二二年版）深陷不自由的今日世界，人们徘徊在动物园门前，眺望一只反抗圈养的鸟，也是揽镜自照。镜中映出的，是间接参与了杀戮的施害者，还是同样无往而不在的枷锁之中的自己？

一只猫头鹰宁死也不回到笼中的生命落幕，将人们的目光再次引向动物园这一历史久远的机构。前现代的动物园雏形，是君王展示权威、财富与荣耀的场所。到地理大发现时期，殖民帝国的统治者将动物视作原始自然的象征，像集邮一样掠取更多种类的动物，以此宣告征服世界。人类通过将动物囚禁、收藏、展览、交易，证明文明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也促成了包含医学、博物学、解剖学在内的科学革命的起飞。十九世纪前后，作为休闲娱乐公共场所的现代动物园在巴黎、伦敦相继诞生。中国读者熟悉的里尔克的名诗《豹——在巴黎植物园》（一九○三年），正诞生于世界上首个现代意义的动物园。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四年前后，路易王朝贵族化的动物园，作为君主政权压迫的象征被推翻，凡尔赛宫中的幸存动物被移入巴黎植物园，用于民众游览与科学研究。这种向大众开放的动物园建制，很快在欧洲推广开来。一百多年后，现代人观看兽笼与笼中兽的场景得到诗学定格，文学将动物园编织到更分裂也更辽阔的社会现实、心灵与哲学思考中。“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它好像只有千条的铁栏杆，/千条的铁栏后便没有宇宙。”铁栏杆将人与动物分隔开，但是目光让二者重新相连，看似清晰的二元化分割受到质疑。毫无疑问，发现这个秘密的作家里，里尔克不是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个。

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了人类对生命、自然认知的剧变，建立城市动物园成为全球性浪潮。到二十世纪末，动物园演化为集科学研究、自然教育、动物保护与娱乐四大功能为一体的机构，每年近全世界人口总量十分之一的游客前往动物园参观。随着动物福利观念兴起，环境与生态保护运动推广开来，动物园所映射的权利不平等，使其愈发被视作具有“原罪”的场所，近年来不断有取消动物园的呼声。

动物园是动物与人、自然与文明强制性相遇的地方，人类发明围栏与笼舍，用于划分人与动物、文明与野蛮人的边界。根据历史学家E.E.卡明斯的观点，典型的动物园意味着“视觉的混乱”，人与动物错杂的视线交织，使其成为探究人性与真实的绝佳场域。“正是凭借动物园，人类才能暂时忘却城市生活的一成不变。然而，从另外的角度看，它也意味着一个真实的宇宙……是我们自身社会归属的间接表达。”②动物园是说不尽的观看之所，也是看不尽的叙事之所。游人如何透过兽笼看动物，反之，动物如何回看游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被看，动物有没有权力拒绝被看？动物园如何力图还原野外生境，都无法改变笼舍作为“景观”和“人造自然”的本质。站在兽笼前，我们感知人与自然的复杂纠缠，也更容易将自身的情感和社会焦虑，在动物身上投射、反照。同时，“观览动物园的兽笼就是对催生这些兽笼的人类社会的理解过程。”（＼[法＼]埃里克·巴拉泰，彼伊丽莎白·阿杜安-菲吉耶：《动物园的历史》，乔江涛译，中信出版社，二○○六年版，序言）

“在人类向自然的高歌猛进中，人性本身已多少有所迷失。现代性那令人震惊的客观法则，将人性从对自然法则的屈服中解放出来，然而却又将其囚禁于一个不辨方向的镜像体中，在那里我们视野所及的几乎每种事物看上去都像是我们的自身的投影。”（＼[美＼]伊恩·J.米勒：《樱与兽：帝国中心的上野动物园》）这也许是为什么，动物园故事总是关于“人”的故事。动物园的形象，随着人类的权力欲望、认知与自然观念的演变而变，并一再敦促人类自问：什么是现代人与现代性，又是什么构成了现代文化？

二

让我们再次回到Flaco的故事上。

动物从动物园中逃跑，闯入城市，引发骚动，这样的新闻时有发生。这类逃逸案例，用越界之举挑战了城市制定的人与动物的地理划界，也搅乱了城市化进程中有关“自然”的设想。“在当代都市生活中，‘真实自然’本身就是越界之物，是需要被隔离与驱逐的存在。” （黄宗洁：《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南京大学出版社，二○二二年版）安全边界被打破后，在现实中制造出混乱、惊愕和人与动物他者的对视，这是葛亮《猴子》的故事起点。《猴子》里，西港动植物园（原型是位于中环的香港动植物园）的一只红颊黑猿出逃，到它被抓回园中，耗时五十六小时。饲养员确信猿猴是自己打开密码锁逃跑的，但没有人相信这个近乎不可能的真相，饲养员为此引咎辞职。短短不足三天，这只红颊黑猿赚足了媒体眼球。它先是闯入中环豪宅区的女明星家中，引发轩然大波，致使女明星被指控发疯并关入精神病院；又进到偷渡入港的底层人家中，带给残疾女孩短暂的温馨，后被女孩的父亲驱逐。最终，猿猴在闹市区被缉捕队的麻醉枪击落，残疾女孩因急于靠近而葬身车祸。

无论是在纽约低空掠过的欧亚雕鸮，还是葛亮笔下现身香港民宅的红颊黑猿，都是一只动物出现在城市里某个它本不该出现的错误地方。城市原有的空间秩序被破坏，再次将动物从橱窗后的展品，还原为具有野性、会威胁人类安全的“入侵者”。在葛亮的故事里，猿猴没有袭击人，却有人因它失业，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有人因它而死。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如此危险，必须被关押回笼中。但事实是，没有一种入侵不是经由人类之手造成的。在《猴子》里，人为这次意外付出了代价，两败俱伤。

葛亮采用了文体拼贴与多视角叙事，各章节中的辞职信、新闻报道、娱乐公司声明和残疾女孩的日记，作为次生文本，与正文中饲养员、女明星与移民父亲的第一人称自白，组成对“猿猴出逃”的讲述，众语喧哗。《猴子》用浓缩的戏剧化场景，映射香港高度密集的居住空间与社会问题：稀缺的空间资源、令年轻人困窘的职业环境、娱乐工业资本的残酷游戏、移民身份与生存压力、人的孤独与信任危机等等。或许再没有哪里比高楼林立的香港，更适合表现城市与动物之间的紧张关系。城市密度越大，人对于可能受到的威胁就会越敏感。

每个与猿猴相遇的人，都在与它的对视中看见了自己，“我回过头，却看见那只猴子的眼睛。人一样的眼神” （葛亮：《浣熊》）。从中环半山到富人豪宅区，再到底层街区，猿猴短暂地以人所没有的自由之身疾速通行，在不平等的空间中制造出平等的混乱。然而，“甩绳马骝大闹中环半山豪宅”“女明星走火入魔自编自导”的报道可以抢占各大版面，一个底层儿童的死却静悄悄地，无人知晓，话语分配的不平等依旧赤裸。“真搞不懂，西港人为了一只猴子，要长篇累牍地跟踪报道了三天。黐线。”《猴子》最后借记者之口讽刺报业，同时暴露出媒体人自身的傲慢和更复杂的不平等。“这世道，真是畜生比人金贵了。”（葛亮：《浣熊》）

城市人无法拒绝自然的召唤与魅惑，但更多时候只能躲在都市森严、便捷的管理逻辑背后，在安全的想象中寻找寄托。我们可以将看得见的动物，放回看得见的栅栏之中，恢复视觉、心理上的安全。但小说家更关注的是“看不见的栅栏”：文明统辖自然的区划想象，野性与人性泾渭分明的人类自我认同，当真如此坚固吗？逃逸动物“真正跨越的是一条隐形的心理界限”（黄宗洁：《它乡何处？：城市、动物与文学》）。不安的裂痕一旦出现，未必能再修复如初，却能让文学继续滋长。小说家会问，如果让令人不安的“越界”反向而行，让城市人进入动物园的笼子里，又会如何呢？胡迁的《大象席地而坐》和路内的《关于告别的一切》，都结束于这样一个“人在兽笼”的时刻。

《大象席地而坐》里，主人公到花莲动物园寻找一头传闻中一直坐在地上的大象，这个诡异、灰败的巨大形象吸引着生活陷入绝望的“我”。为了弄清大象为什么始终坐着一动不动，“我”翻越了围栏。大象不知看向哪儿，人却看着大象走向地狱：

等我贴着它，看到它那条断了的后腿。它看上去至少有五吨重，能坐稳就很厉害了，我几乎笑了出来，说实话我很想抱着它哭一场，但它用鼻子勾了我一下，力气真大，然后一脚踩向我的胸口。

凭大象的杀伤力，这一脚下去，不死也是重伤，哪怕是一头断腿、受辱的象。翻过围栏背朝人群走向大象的“我”，是对满是侮辱与损害的人类社会的弃绝。归根结底，主人公与大象惺惺相惜，因为都是身处边缘的弱者，人与动物同在笼中的形象，既并置对比，又相互界定。也只有边缘者，会无法忽视动物遭受的粗鲁恶劣的对待，会想要走近前去，看清另一个边缘者隐藏起的伤口。二○一七年，胡迁在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前自缢，《大象席地而坐》极致性的伤害，也成了“小说家之死”永远沉重的谶语。

《关于告别的一切》中的吴里动物园富有精神分析色彩。主人公李白儿时逃学去动物园闲逛，意外目睹狮子咬死饲养员的血腥场景。狮子被原地射杀，李白系念的却是猛兽的尊严问题。“他们用人类的仪式处决了它，就像海明威所吹嘘的，他们给了它有尊严的死。” （路内：《关于告别的一切》）后来李白反复梦见狮子，从少年到中年，“有尊严的猛兽之死”以梦的变形渗透到人的生命中。小说结尾，他为了救一只橘猫，跳进了动物园的坑式熊山，留下自己与半睡半醒的黑熊对峙。这是动物园里最后一只大型肉食性猛兽，常年笼养，精神不正常了。人和猛兽皆老，李白因恐惧而战栗，又忍不住浮想联翩，小说在千钧一发之际结束。

动物园在《大象席地而坐》《关于告别的一切》里的形象，都是荒凉的、凋敝的，难以想象参观者能有什么游兴，它更属于被遗忘和被放逐者。在这个展示规训教化的空间里，无论是受伤麻木的大象，还是囚养太久患上精神疾病的黑熊，何曾是它们的族群在自然中真正的样子？事实上，动物受到不当饲育乃至虐待的历史，几乎与动物园的历史等长。无论是要屈辱地活，还是有尊严地死，都暴露出生命的不平等。讽刺之处在于，只有当人进入兽笼，人命受到威胁，“生死”才在动物园中成为一桩大事。德里达尤为看重人与动物的“照面”的意义，他在《动物故我在》（The Animal That Therefore I Am）一文中提出，正是这一照面建构了积极驳斥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当人们与受苦的动物照面，看到它们肉身的脆弱性，会给人带来直击灵魂的触动。动物受苦与脆弱召唤着人的同情心，这一无法否认的“情动结构”，让“照面”具有中断性的力量，它打断了人的正常活动，并驱使人们去思考动物与人的关系（＼[美＼]马修·卡拉柯：《动物志：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动物问题》，庞红蕊译，长江文艺出版社二○二二年版）。小说人物逆向而动，向栅栏内的禁区“涉险”，是一次主动制造的近距离“照面”，也是对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发出的质询。

三

说起动物园，人们可能会自然联想到儿童。动物园总是挤满了孩子，带孩子的家庭、学校组织的集体队伍，今天依然是动物园的游客主体。不过，儿童与动物园的关联不是天然的，正如儿童概念也是现代社会的发明。要到十九世纪，动物园才开始关注儿童的需求。随着学校教育的进步，儿童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儿童之于动物园的重要性突显。动物园的公众教育意义随之大幅提升。捷克人埃里克·泰林内克曾将动物园称为“最好的儿童学校”和“成人的补习学校”（＼[法＼]埃里克·巴拉泰，彼伊丽莎白·阿杜安-菲吉耶：《动物园的历史》）。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动物开始统治儿童的想象力，这一时期，童画书、动画电影对动物采用拟人化表现，逼真的动物毛绒玩具也成为孩子中的新风尚。动物园里的动物，为孩子心中的虚拟想象充当了现实例证，他们走进园中，是为了求真，更是为了“求证”。那些缺乏活力、目光呆滞的动物可能会让孩子疑惑：它为什么和我想得不一样？流行文化中被拟人化、商品化和去脉络化的动物符码，有可能分化、覆盖动物园里真实的动物形象，使后者的主体“消失”，是至今存在的另一重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