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的边界

我今天出现在这里只是许多偶然的结果。就像一个碰巧走在你们前面的路人。这个人走在你们前面，未必因为她更有脚力，爆发力更强，更有智慧，或者更勤劳，她对这个世界、对这条道路以及沿路的风景未必比你知道得更多，只是恰好，走在你们前面，可能因为失眠，可能因为出生得比你们早，仅此而已。

我希望大家能以和这样一个路人随便聊天的心态来看待我之后要讲的话。

事实上，我所想象的，一个可能会变好的世界里，每个人，都不盲从，都不把自己思考的权利和责任移交出去。永远不要停止思考。永远对自己负责。

可以有榜样，但不要树立偶像，因为那意味着放弃思考，意味着精神上懒惰。对一个创作者而言，一旦成为精神上的懒惰者，那么未来的创作生涯，必然漫长甚至乏味，哪怕是成功的职业生涯里，内在的厌倦和空虚会作为懒惰的惩戒出现。

对于可敬的前辈，敬重就可以了。敬重的表现之一，是对自己作为独立个体的尊重。

当然，目前为止，我还远远不到敬重高度，我只是早出发几天并且随时会被你们超越的路人而已。

我所说的，你们可以听一听，如果能从其中获得启发那真是再好不过。

一

也可以用小马过河的故事来概述我上面这段话。渡河的小马不知河水深浅，在询问过体型各异的动物得到迥然不同的答案后，靠自己摸索渡过了河水。

但我很着迷于行走这个意象，固执地认为这是写作者创作者最理想的生命状态。创作不仅仅是前方遇到的一个阻隔，比如河水，比如高峰，也不该只是奔向某个伟大目标前恨不得快进跳过的过程，创作也许可以是以个体生命长度为单位的实践，也就是说沿途经过的一切都包含其中，生命经验和创作经验不单单是相互造就，而是共时践行的结果。

行走意味着探索，在不确定中建立有限的确定，赋予自身意义的同时，对自身之外的事物充满敬畏。行走意味着每一个脚步每一个时刻甚至每一次错误都赋予自身价值，这些当下以饱满的形态参与到整体性的创造过程中，而不仅仅是未来的备注，或者过去的回响。

行走也意味着未知和危险，你会遇到野兽，还有——边界。

和野兽不同，边界不是自然产物。

动物有领地意识，占有生存和交配资源。植物和微生物以最适宜生长的环境为中心向外辐射，尽可能争取更多生长空间，山川洋流以及矿石受太阳系行星运动和大气变化地壳活动影响，依照规律形成。它们的分布是在复杂环境下受各种因素综合影响并带有一定偶然性的分布，往往呈现过渡混杂的面貌，而并非遵循着一条清晰明确的边界，并非一定呈现出几何的规律形状。

更重要的是，自然界的分布往往呈现动态形式。一旦影响它的因素发生变化，分布也随之变化，经历的时间跨度往往超出人类寿命。人类如此有限，生命短暂，感知和知识能力受困于粗陋简单的肉身配置，欲望与言说受制于体认与智识的不足，置身浩瀚纷繁的宇宙中，如何以有限把握无限，同时不陷入疯狂错乱或者完全的虚无？渴望光明却承受不了涌入双目的阳光的鼹鼠会不会成为人类悲剧命运的隐喻？

或许正是为了预防这样的悲剧，在为万物赋名之后，人类开始制造一条条清晰凛然的边界，将事物归档分类，试图建立某种认识上的秩序——一个假想中的橱柜，由数不尽的抽屉组成。贪婪地吸纳来的知识在这里被分门别类放进相应的抽屉，来到被占用物的终点站。对现有知识加以精选和分析是认知结构的核心。认知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记忆，或者说可以看作特殊的“记忆术”，一种占有知识了解世界的魔法。于是，人类的精神领域内，无论是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还是身体内在的经验，全部遭到了边界的围捕，受困于被划定分派的类别中，其不可描述的部分，其异质性的部分，其浓稠的深度一同隐去，被高度凝练成几个特征后贴上标签，放置到它所属的抽屉里。这意味着只要记得标签，就可以召唤出这一格抽屉之物的共性，继而以更简略轻便的方式召唤出它们：时代或者王朝的划分以线性逻辑简化了对年份和政治制度的记忆，并为发生在其间的历史事件打上时代烙印；地域的划分在虚实结合的叙述里塑造强化某些特征，在地域的各项子集——诸如矿物质、农作物、当地文化之间建立因果链；对宇宙万物进行矿物、动物、植物的划分，围绕它们的外部轮廓进行分类，以此为基础的博物学为人类认识世界建立强大信心。

自人类第一次擦亮智识的火花照亮蒙昧起，我们知识的类型已经发生多次转变，而通过划定边界分类对知识进行压缩处理的方法始终有效，或者说更有效了。今天的我们置身于日新月异的时代，新发现、新技术不断涌现，必须借助分类压缩的方法，才能保证自己不被潮水般的信息吞噬。

二

边界编织起巨大格栅夜以继日划分着人类不断扩张的智性领域。这不仅仅是为了记忆的习得，更好地了解认识世界。格栅追求秩序。认识世界之后便是对它的控制和管理。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兴起，对知识的占有欲进一步发展为对世界的控制。原先不切实际的想法随着方法的进步和技术发展，渐渐有了实现的可能性。世界，从初始的神秘无垠的对象，神的不可动摇的造物，成为一种可以被人利用操纵的客体。罗盘、四分仪、桨轮的发明和大范围使用推动了船只航运技术的发展，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扩大了人类世界的地理版图，世界的尽头不再是尽头，不存在的岛屿和大陆在人类认知边界外浮出；玻璃的发明在增加人类室内生活的活跃时长、提高温室植物成活率的同时，更是开启了一系列光学技术的革命创新，显微镜望远镜的发明将根本不可见之物呈现给目视之光。面对不断涌入视野的新事物，面对不断开疆拓土，分类排序组织管理的工作变得更加紧迫和必要——用更精细的分类安抚镇静技术应激下的焦虑惶恐以及兴奋。

同样的方法，适用在人身上。地理大发现后，外貌体型迥异的人种更新了人类对自身的定义，并且伴随由城市的兴起加速的人口流动，技术进步造成行业分化，不同身份背景不同技能的人聚集在一起，再一次，边界发挥了作用：将人分门别类，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按照职业、种族、出身社会阶层划分的人群的活动空间被限定在不同范围（富人区和贫民窟，种族隔离，疯人院和监狱，不同职业的工作场所），接受不同的教育培训，以至于死后丧葬处理都严格按照这一模式，甚至被内化为礼仪、传统习俗。其中不乏以科学面貌自欺，诸如臭名昭著的面相学，试图通过对头骨形态等人的外部身体特征来辨识罪犯，前有十六世纪的刑事人类学派创始人龙勃罗索、达尔文的表弟弗兰西斯·高尔顿，今有各国科学家基于面部图像预测犯罪的自动化人脸识别软件。

人们越发忘记界线本身作为后天的社会属性，而非与生俱来。按照界线塑造要求自身，成了社会性的一部分。而社会化本身意味着一种更好的适应性，“自在”地成为规训之物，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一个安放自己的位置。

人造的边界，人类受益于它，也受制于它。它发挥最大威力的时候，往往是它最隐而不见的时候。以朝代划分的历史，让我们几乎意识不到刘邦和秦始皇是年龄只相差三岁的同代人，他们曾经在同一时空共同生活了四十七年；对文明边界的设定，其他种族的刻板印象，将西方文明推进西方中心主义陷阱。一个更贴地的例子是我今天的经历。餐馆里邻座的陌生人操着港式普通话打完电话后，转身和同伴说话。大概有十秒钟，我感到一阵慌乱，因为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显然，他丝滑地转换成另一种口音。而因为我对他的口音有了预设，一个没有任何情感偏向的预设，大脑完全无法理解耳朵接收到的声音，直到我辨别出他说的是四川话。一个地方的口音既可以帮助你辨识出对方说话的内容，同时也可能因为误判而造成短暂性的理解障碍。

三

又或许，除了人造的边界，在人类身上还存在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边界，和绝大多数生命体同样拥有的边界。作为独立的生物，最外层的屏障——在人类身上是我们的皮肤——不但是抵御有害物质侵害的重要屏障，更是“我”与外部世界无可替代的边界。

在边界的这边，是我：身体，以及以身体为容器的自我意识——一个完整独立的“我”。骨肉组织器官犹如精美的机器互相协作维持身体机能，进行新陈代谢同时凭借视听嗅触等感觉系统接收信息，对外部环境做出迅速反应。“我”在我的世界中心，对世界的认识和改变既然必须通过我，基于我的构成和经验，因此也受限于“我”，受“我”塑造。哪怕仅仅是对空间认识这样简单的问题，也受到身体影响。人用她的身体来认识空间，一个没有界线的纯然实在的空间。随身体特性的改变，面前的空间会不断变换面貌。对俯卧和直立状态下的身体而言，上下、左右、前后这些方位词意味完全不同。因此，日常经验里的空间共识，即直立状态下对方位的辨认，有时也会因为对象的不同而失效。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尚未学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以及婴儿身上，也发生在身处太空环境下的人类身上。

似乎是这样的，皮肤作为边界，确立了人的完整独立。然而，体内共生微生物的发现打破了这一幻想。皮肤所覆盖的，理所当然被视为专属于且仅仅是“我”的身体，同时也是五百万亿微生物的孵化器，也不排除某些寄生虫的栖息地。五百万亿独立生命，五百万亿异于“我”的生命意志，与“我”共存在曾经确定无疑的边界内。

身体界线的打破不止于此。

共生微生物的发现打破身体界线的天然正当性，而赛博格和后人类的出现，彻底颠覆人类主体边界的定义。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太空竞赛如火如荼。受到几年前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刺激，美国加快外太空探索步伐。肯尼迪在全世界面前宣布阿波罗计划，将人类送上月球。当全人类为这个拓宽人类疆域的浪漫图景激动不已时，也许只有科学家意识到这个计划是要将人送进高辐射、微重力、低温、真空、遍布陨石微粒的危险环境。宇宙的生存法则如此严酷，人类如何突破生理极限获得生存权，是一个难题。一些科学家提出如何改造宇宙环境。而美国罗克兰州立大学两位科学家纳森·克兰和曼弗雷德·科林斯则给出另一种解决之道。他们认为，人类应当主动改造身体来适应外太空严酷的生存环境，依靠机械辅助增强身体性能。他们发表在《宇航员》杂志的文章里，构想出一种运用控制论和生命科学制造的生命复合体，通过生物和机器的杂交，获得某些强化功能。他们在实验室制造的“渗透泵小白鼠”就是一例：一只小型渗透泵被移植到小白鼠尾部，通过渗透泵小白鼠可以在完全不自觉的情况下持续得到精确可控的药剂摄入。为了给这种生命体赋名，科学家从“控制论（cybernetic）”和“有机体（organism）”两个词中，各取前三个字母造出新词——赛博格Cyborg。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成了弗兰肯斯坦。他们创造了他们的“科学怪人”，一个极具“破坏性”的“物种”。当时仅仅从技术可能性出发的概念，经过延伸发展后，竟然试图打破人类文明中最根深蒂固的边界。是的，那些最坚固的在那个时候差点烟消云散。

一九八五年，唐娜·哈洛威撰写的《赛博格宣言》强调赛博格是对严格界限的摒弃，尤其是那些将“人”与“动物”，以及“人”与“机器”分开的界限，主张以“亲和力”取代“联盟”，吹响了既定边界终结的号角。正如控制论所暗示的，身体的界线可供争夺。在肉身和人造仿真、生物组织和机器、机器人科技和人类目标之间没有绝对界限。只要将人类身体看作我们要学会操控的假体。那么，利用另外的假体替代和扩展身体就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

动物器官移植、无机物植入大脑、虚拟空间沉浸等技术正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以各自的方式争夺身体的界线。于是有了这样一句引发人类世界震动的预言：碳基生命将成为硅基生命的跳板。这个预言尽管充满魅惑，也只是这场复杂漫长的主体争夺战的一种结局而已，它的戏剧张力和魅惑性并不能为它增加更大可能性。技术从来不是线性发展过程。既然我们还生活在自行车、无人驾驶汽车以及载人航天火箭共存的时代，某种程度的先进与完全取代就并非完全一致。在人类身体界线的争夺上也是一样，在长期的拉锯战后，比起某一个非此即彼的结果，杂糅共存的赛博格人类也许更有可能。

四

边界与边界会发生战争。同一逻辑下的产物彼此争执缠斗。但边界的对立面不是边界，而是异质。它自建立那刻起就注定要经受异质的侵蚀。异质之物任性顽固并且机动，持续不断挑战质疑边界的权威。边界内外都是它的游戏场。它既不追求划定疆域的中心，也不受边界限制。异质之物发出噪音，不安于为了总体性而被牺牲的命运，不安于同化的命运。同化等于沉默。沉默等同于不存在。异质之物迸发、突击、变异、生长，在泥土甚至岩石般的沉默里发出声音。那种艰难，逼近死亡的窒息，时刻被围剿的命运，滋养壮大异质，它对环境对现场对当下对时间更加敏感，不断地应激和挫败。它在它的疼痛里，质询边界的合法性，同时也质询着自身存在的必要性和根源：我为什么出现？我属于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