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火

星期三，为了接卡尔，我请了个护理假。西门大桥下的湖水在水藻的映射下，粉红色的湖面波光粼粼。离圣诞节还有好几个星期，一些学校已经放假了。旅行车上，我的身边堆满了行李箱。后排的两个女孩将脸贴在窗户上，看外面的湖水。

好几个月没见到卡尔了。自从艾琳娜那次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开心的孕检结果出来以后，就再也没见了。看着那根蓝线，我们哭了——不是那种如释重负之后的哭泣，而是整个人浑身都打激灵的那种。我们等待太久了。

我假装成母亲的口吻，给卡尔写了一封信。“我们都很好，艾琳娜怀孕了。”我想这样的理由，足以让卡尔不来找我了。

“太棒了，伊兹。”他回信道。

后来，他打过几次电话，尽管每次都没什么好说的。我不想告诉他我换了新工作，不想告诉他艾琳娜的超声波检查结果，不想告诉他我们正赶时间翻新房子。他也没有问。他主要就是让我看看他的行李是否还在储藏间。当我打电话给卡尔以前的老板，问他愿不愿意照看他的行李，他说，“啊，亲爱的，下次让他直接给我打电话。”

“我想他不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的。”我说。

今天，天空乌云密布，看上去就像有人将灰烬倒进了稀饭。我一向不喜欢开车穿越大桥。狭窄的车道，高高的围栏，给人一种死神笼罩的感觉。艾琳娜总是不顾代价地避开这座大桥。她很迷信，认为自己时常会看到鬼。几年前，她躺在床上，她的祖母来看她跟她说，有“坏东西”藏在冰箱里。第二天，我吃的鸡蛋饼全吐了，艾琳娜露出胜利的姿态。我真担心她祖母会经常来，不过，艾琳娜此后再也没见到她。鸡蛋是唯一困扰她祖母的东西。

我驶过一片绿地，驶过人口稠密的郊区，然后又是一片绿地。穿过安全门，警卫室异常整洁。卡尔脚踝交叉地坐着，撑在大腿上的双手，拿着刑满释放令。他朝我点头。无论是我在一堆文件上签字，还是走去车上的路上，我们都没说话。

“新车。”他注意到了。

“那款本田车寿终正寝了。”

他颇费周折才把安全带用力地系上了。他很是沮丧，猛拉了一把。

“放松。”我朝他吼了一句，氛围一下子变了。一切都会好转的前景消逝了，消逝在风中。

卡尔和我很像。我们一直都很像。小的时候，我俩几乎难以辨认，直到我头发长了，系上了蝴蝶结，有了女孩儿样。十三岁那年，我们脸上都开始长青春痘，就像雨后的蘑菇。我每天坚持用多西霉素而痊愈了，他每天坚持用异维甲酸，两个疗程后痊愈了。他的嘴唇掉了好几个月的皮。

几周前，卡尔打电话问我可不可以在他找到落脚点之前先住在我这里，我听了紧张得就像肚子里盘着一条蛇似的。我说，我得跟艾琳娜商量一下，然后就挂了电话。她抓着我的手商量，直到我的语气恢复正常，然后我打电话跟他说，他可以住在我这里两周。“孩子出生以后，我们可能需要一些自己的空间。”我说。

我以为他可能会说那他跟此前的老板或者以前的同伴联系看看。没想到，他说，“太好了。太感谢了，伊兹。”

回家的路上，我们闷闷不乐，沉默不语。当车转进街道，来到家门前的时候，卡尔依旧一言不发，尽管房子与他上次看到时有了不少变化：我们将房前花园改造了一下，并将窗栏漆成了蓝色。车一熄火，前门就开了，艾琳娜假装正好送垃圾出来。“欢迎回来。”她的声音高昂明快。

“谢谢。”卡尔说。

这时候，她已经不能与我眼神交流了。早晨出门的时候我就知道，知道她在家会坐立不安，会走来走去，开灯关灯。她说，“刚发现家里没有牛奶了。”

“IGA超市还开着。”我说，摸了摸钥匙。我的双手汗渍渍的。

“还需要买什么吗？面包？”

“花生酱。”我突然记起来。卡尔很喜欢吃花生酱。他闻此，就像兔子竖起了耳朵，一下子有了点精神。

“回头见。”她说，然后拔腿就走，一副饿不可耐的样子。

我领卡尔看他的房间，房间角落堆放着好几只装满报纸剪纸的盒子和一些旧的平装书。一张从机会商店①买来的二手折叠床安靠在墙边。他一眼认出褪色的蓝色床垫和几条毛巾：那是从爸爸住的地方拿过来的。

“我想他了。”他告诉我。

“我也是。”我说，尽管卡尔的想与我的想意思不一样。没有人会像父母那样爱你。他以前一到周末就与爸爸在一起，边看电视剧《一掷千金》边吃饭，要不一起看足球，要不一起玩“抓牌”游戏。

我们都沉默着，直至陷入尴尬。我想知道他是否想一个人待着，是否也跟我一样不自在。他坐到了折叠床上，我以为这是让我走的意思，但是他又站起来了。

“可以借一下你的电话吗？”他问。

“当然，”我想都没想就回答了。不过，我还是问道，“你是要……”

“就想给老板打个电话。”他澄清道。

他拨了号，有那么一瞬间，我在想要不要到门外去听。我没有，而是将房间的邮报和碗碟收拾了一下。我能听到隔壁房间洗衣机的“心跳”声。当艾琳娜从超市回来时，卡尔正在房子后院抽着我的香烟，我则在翻看网络浏览记录。艾琳娜的母亲，第一次听说她女儿要跟我结婚的时候，哭了，为此，特地注册了脸书账号，每天给我们发一张小猫咪的照片，还分别发，一天发好几次。“别管她，”艾琳娜说，“家里没人理她。”

“你联系上他了吗？”当我看到卡尔推开移门从外面进来的时候，我问道。

“嗯。”他说，“他说我今晚就可以上班。”

我瞥了一眼艾琳娜。这比我俩预料的结果好太多了。

“一起吃午饭吧？”艾琳娜以听不到颤音的嗓音问道，“伊兹昨晚做了馅饼，我们准备吃剩下的当午饭。”

“不，不用了。”他说，“我出去走走顺便吃点。”

“可以帮我带上门口的那封信吗？”我问，“邮筒就在图书馆前面的拐角处。”

他借了个背包。艾琳娜让他带上香蕉。她说：“再不吃就要坏了，我一个人也吃不掉。伊兹又不吃。”他也不喜欢，不过还是拿了一根。随着前门关上，艾琳娜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说道：“他是你弟弟。即便末日降临，他依然是你弟弟。”

“话是这么说。”

她很用力地抱了抱我。然后，戴上微波炉防热手套将馅饼拿了出来。放了一天的土豆都生了外皮，有些发黑。

“他可以上网吗？”她突然问我。

“只可以在获得批准的电脑上，”我说，“可以监控他在做什么，跟哪些人联系。”

有那么一瞬间，我俩都在该多说点什么的边缘停住了。我想起了图书馆的电脑，那里，不需要任何身份信息，也不受任何权限就可以免费使用十五分钟。我正想说，图书馆肯定是一个可以跟踪网络使用情况的地方，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也不太确定。因此，我说：“如果图书馆可以上网，我想他这个周末就会走吧。他会找到合住的人的。”

“我知道，我知道，太糟糕了。我讨厌这一切，这让我很难过。你也没办法。我只是讨厌。”

“我也讨厌他。”我悄悄告诉她，她懂我的意思。我讨厌他，因为他是我弟弟，因为我别无选择。

过去的五个月，我都没怎么想过他长什么样。偶尔想起的话，也是他小时候和青春期的样子，他患阑尾炎、没有人信任他时的样子。他穿着唱诗班的长袍，眉毛对着经文拧成了结。超市的一个女营业员经常谈论他。“你儿子长得太帅了。”她跟我妈妈说。他听得眉开眼笑，因为说他好的人实在太少了。

在高中，他的绰号是“讨厌鬼卡尔”。有时候，就成了“卡尔，这个讨厌鬼”。我们年级也有个这样的女孩儿，约迪，长着一双大长腿，眼睛和嘴唇都很迷人，老师和家长见了都称她为“美人坯子”。男孩子们用水瓶里的水喷洒她的衣服，湿透了好看个彻底。她是十岁生日那天失贞的。周一早上，女生厕所的墙上全是她的名字，旁边是日期与时间，凌晨一点零四分。从此大家叫她：自行车、门把手、邦宁斯工具箱——谁都可以上约迪。一天，一节化学课上到一半时，她一声大叫：“卡尔，不许看我的胸！”将数年来大家对她的骚扰一股脑喊了出来。

毫无疑问，老师课后将他俩留了下来，但那天约迪恢复了尊严。突然间，她成了一个英雄，一个不好对付的人，一个不再随便的人。与此同时，直到毕业前，卡尔总被指控从楼梯下面偷窥女生的裙底。实际上，我从没见他这么做过，当然，我也很少找他。我们的学校很大，同一年级都有同学不知道我和他的关系。我们的姓氏很普通。每次毕业典礼，看到我和他还有爸妈坐在一起总能引起一阵惊奇声。

妈妈不知道约迪的事，但她看出卡尔不开心。“什么情况？”她问我，“他怎么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说，他喜欢独来独往。

然后就出事了。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当一通电话打过来，说你弟弟被捕了，大部分人可能会想：这肯定弄错了。只有我不会。我挂上电话，艾琳娜问，“怎么了？”我回答，“卡尔犯事了。”

“什么事？”

我不知道怎么说，“可怕的事。”

艾琳娜午饭结束后在睡午觉。我在往晾衣绳上挂衣服。卡尔回来让我帮他叫优步，他要去圣基尔达。

“去做什么？”

“跟一个家伙谈租房子的事。”他说。他举起一张写着地址的纸条。

“要我开车送你去吗？”我问道。

“噢，如果你愿意的话。”

他的兴致高了点。他也不想住在这里，但现在我是他唯一的亲人。

我大学第二学期的时候，从家里搬出去与拉娜一起住，她是我参加第一个性少数主题节日活动遇到的女朋友。我假装这么说，因为我从没有对父母坦承我的出柜，也没打算告诉他们，当然这不是全部。真相是，卡尔在重读高三，而且很有可能毕不了业。我感觉我被束缚住了。

施凡吉，我们的同屋室友，是一个艺术家，他能够在一张从墙上垂挂下来的帆布上画出跟人一般大小的翅膀。

房子没有供暖系统，但廉价的红酒和拉娜的几张法兰绒床单让我们熬过了冬天。拉娜从未见过她的父亲，十八岁后，母亲也不怎么联系她了。她说，她很羡慕我的家庭生活，羡慕我有爱我们的父母，羡慕我有一个在她看来非常富足而无忧无虑的童年。

每当我母亲来访，她总以为拉娜和施凡吉是一对，对房子内极富性少数色彩的装饰很少评论。她看上去很疲惫。她的皮肤粗糙、干燥，就像我宿醉后的皮肤那样。

“卡尔最近日子很难。”她说。

“怎么了？”

“我不知道。”她说，“他去看了全科医生，他们说他没啥问题。”

我没接话。“要我回家吗？”

“当然不要。”她说，“看，你在这儿多开心！我很高兴，至少不用担心你。”

一年后，我和拉娜分手了。她要和施凡吉一起去柏林，我曾短暂地怀疑他们睡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我没有回家，而是在圣基尔达另找了一个与人合住的房子。令人惊讶的是，约迪住在同一栋楼的隔壁一间公寓里。

“伊泽贝尔！”有一天，她在我走路去阿克兰街道的火车站时大声喊我。我几乎没认出她来：她染了头发，留着跟圣女贞德一样的短发。

她心情很好。她说她正在学习，打算做一名医院护理。

“高中难道不是最糟糕的？”我们上了火车后，她说，“我为你弟弟感到难过，还要再读一年。”

我有些震惊。这是她自从那次他俩被老师留下来后，第一次承认他的存在。她继续说：“我没想毁了他的生活，你知道的。像里奇那些男生，才真的坏透了，他们把我逼疯了。如果让我再看见他们，一定暴揍他们一顿。我非常愤怒，他们依然逍遥法外。”

“约迪，你没有毁了他。”

“嗯，我知道。但，我依然为他难过。他看上去就是一个让人为他难过的人。”

我几乎忘了约迪的性格：像孩子似的唐突和直爽。一路上，她一直说个没停。下车时，她大声喊道：“过两天，再一起闲聊。”尽管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像这样闲聊，但这次见到她我很高兴。

自我住那儿以后，就很少回圣基尔达了。这天，街上各种穿着时尚的人像潮水般泛滥，占据着各家餐馆和酒吧桌子，他们大口喝着泡沫饮料，咀嚼着西葫芦切片，一个个像海狮看太阳那样昂着头，这种景象一般在菲茨罗伊才看得到。卡尔想去的地址在阿尔玛路。他问我是否想跟他一起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