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天涯

从去年起，我在给自己编一个自撰年谱。趁尚未痴呆，尚在人间。这比大张旗鼓写回忆录要轻便些，记录事实，不发议论。做完，可以给孩子们留个底，让他们看看老爸怎么耗费了一生。我不清楚自己父母的一生，那些故事断断续续的，留下的空洞是巨大的遗憾。年谱更大的作用是让自己有机会回望，盘点走过的路径，彷佛体检或验尸。我手边有当年的日记、笔记、通讯录、流水账、台历、贺卡、证件、书信和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照片和录音录像，以及火车票和购物发票。这些留存只和我相关，等我没了它们也成了垃圾。翻开保存的资料，跳出许多远去的名字，又隐去许多名字。一条何时购买第一台数码相机的记录，就会勾起一层层联想。此生卑微，感谢许多人的善意与恩德。做好的和没做好的事情都会记起，十分愚蠢的和自作聪明的，正巧做对的和怎么做也不对的，欣喜和伤痛，一一浮现。用一个中性的词：陪伴。自己被这些人这些事陪伴着走过七十年。

人生确实很荒唐。前半生积累资料，后半生整理资料。而且，整理完后很可能不如不整理。

将一个人的一生清理一遍，太费工夫。台历上留下的代号和符号，有的已记不起表示什么。想起罗曼·罗兰访问苏联，留下的笔记嘱咐五十年之后再打开。五十年应该够了，许多公事和私事不再敏感。但这样的打开有意义吗？当人们普遍认为某人是个胖子的时候，你指出他虽贪吃其实是个瘦子，当人们已经不在意胖子或瘦子的时候，有意义吗？

我向几个朋友鼓吹留下自己一生的记述。我能预见有的人虽然点头但不会去做。我还知道有人不喜欢别人了解自己，尤其是真实的自己。这个世界，有人喜欢海滩的天体运动，有人爱穿中东的黑罩袍。镜子并不是一直受欢迎的，今天，很难找到未被滤镜和算法修整过的图像（图像的事情，以后专门来谈）。

我散漫而及物地来聊聊。

一个人学了写作，天知道会留下多少奇怪的文字。在我写过的文体中，最尴尬的是序跋。我自己的书一直不肯由人家写序，出版第一本集子时，出版社要我找个名家写序，我坚决不同意。我要自序，出版社不同意，大概的意思是年轻人自序太骄傲了。于是那本书没有序，我低调地写了后记。这种忌讳后来就没了，年轻人也可以出文集了，当然更可以自序。年轻人（例如小饭）找我写序，我常劝他们自序。你的书好好的，为什么要让别人的文字罩在头上？人家写了，写得再没心没肺，你又不能不用，万一写成冯唐序李银河那样，简直是被人插进一只丁字裤广告。再说，将你自己的名字跟另外一个老头子联在一起是有风险的，他的为老不尊是大概率，将来你看他不顺眼，你被连累后很难说清楚。求序者看出我的诚恳，于是不再坚持。

话虽这么说，我刚才搜索了一下，自序之外，依然给不少人写过代序代跋。平心而论，人家要你代序，是他的一种信任，你的一个荣幸。但从创作的寿数来说，写代序是折寿的，是宣布自己退入二线。况且，这种文体很不自由。既不便大谈自己，更不能批判作者。要体现见解之深刻，友情之充沛，分寸之得当。不夸作者是不行的，夸过头也是不可以的，较好的尺度是对方七分，你夸到八分。即便顾左右而言他，也要显得诚恳和幽默。跟亲近的朋友可开点小玩笑，但要当心，这玩笑很可能多年后给人带来不便，彼此要装作这世界上从没有过这篇美文。我是否说明白了？总之，代序就是一种蹊跷的文体。

我给以下作者写过代序（跋）：

紫霞，宗廷沼，李动，浦建明，严德仁，严锋，何立伟，刘仪伟，林秋霞，赵丽宏，蒋丽萍，孙甘露，黄昱宁，小白，周克希，贾平凹，田艺苗，马慧元，叶沙，黑可可，陆幼青，张洪，江铸久芮迺伟，舒飞廉，杨元昌，王基德，黄石，洛秦，周天柱，李现，杨鹭，孔嘉临，张其翼，姚鄂梅。

还写过翻译小说《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的导读，《纽约女人夜未眠》的代序。为多种网络文学的集子写序，为贝塔斯曼、华东师大、延安中学的出版物写序。顺便一说，有的书我从没见过，作者以为出版社寄样书，出版社认为那是作者的事情。

短文中，我写得最快的是足球的专栏文章，球赛踢完的一小时内肯定能交稿。写得最慢的就是代序了，一两千字往往要纠结半月一月，有时简直牙疼似的。自以为四平八稳了，发表之后仍可能招来批评，认为我不该为某某人写序。我想，邀我写序的作者也可能遭到批评吧，认为不该找我。一个作者的文字被人这么当真，夫复何求。

一个职业作家，每天守着书桌，生活非常干燥，必须给自己找点乐趣。虽说自己也会出错，可笑地要人家到《全唐诗》中找黄庭坚，但每次看到熟人的文章有错误或笔误，情不自禁地开心一下。例如夸奖周克希先生的美文，反复说他翻译《追忆似水年华》，我一看立刻开心起来。众所周知，周老师为避开这书名费了许多脑筋。我曾读到夸汪曾祺先生的美文引文出错，看见好心夸我的美文引我文字多多出错，看见某小说中的方位出错。我很不厚道地当众笑出声音。当众指出他人的错误容易令人不快，但不这样对方岂能记住？我将赵匡胤的“胤”字读错，朋友当众指出，从此就记住了。这个专栏里，我将老正兴饭馆的店名打错了，朋友指出，立刻道谢。将戛然而止的“戛”写成了“嘎”，网友指出，立刻道谢。他们是好人，提醒我拉上门襟的拉链。

我对网络文学的批评之一，是错别字和病句太多。好消息是看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卷子，很少错字。

有些作者对文字特别谨慎，例如翻译家周克希。他如肯粗率一点，普鲁斯特的那套《追寻逝去的时光》大概已经完工，译文可免中道崩殂。我读过他的翻译原稿，他虚怀若谷，译好后发给几个朋友，请人家尽情修改。有人才学汹涌，勇于大刀阔斧，我不懂外文，只敢稍微改动几个词，有点墨迹，表示未曾偷懒。他一再修订译文。我原先看外国小说是看个大概，极为佩服译者，认识周老师后方才懂得不能仅仅致敬，译文往往是一种再创作。他说译文如果一页上仅有一个错，翻译质量就是很好了。简直给我当头一棒。我崇尚鲁迅的硬译。于是怀疑王小波可能因为外语欠缺，以至于对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中译文有美丽的误会。

“太晚了，太晚了，在我这一生中，这未免来得太早，也过于匆匆。”

这个调子，似乎有点李后主的味道了。豆瓣的网友中有个较真的Snorri，将小说重新翻译了一遍，将这个一唱三叹弃了。有个叫Wow的网友引出多段法语原文，质疑被王小波顶到云端的王道乾先生的译文是否有错译。翻译家们对同行的作品，很少公开责难，这活儿由网民来做好得很。他们的认真，他们字幕组式的热忱，难能可贵。所有作者都应该拉好门襟。

周克希曾邀请我翻译一个短篇小说。我受宠若惊，但尚有自知之明，绝不认为自己真有这个能耐。我也就认识几个英语单词，还偏重身体。宽泛地说，我是有翻译实践的人，译过多部洋文，不求出版。例如翻译了T.S.艾略特的情色诗歌。我可将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等（拆穿西洋镜就是Google认识的所有语言包括梵文），都极为快捷地译成中文。如果我是翻译家，很可能就这样干活。“一番榨”即第一道译文出自软件，之后再人工精修。风格任选，若要婉约派则花间一些，添加上“太晚了，太晚了”这样的叠句。说得那么诱人，可惜周老师古板守旧，君子不为。

有的编辑喜欢改人家的文字，看得不顺眼就红笔伺候。我当编辑能不改就不改，否则都是我的气味就太扫兴了。承他人错爱，我读过几个朋友定稿前的文字，他们书中可能有我到此一游的痕迹。通常只找错别字和病句，以及事实错误，找到后告诉作者。偶然也会出点主意，例如建议宗福先让剧中那个神神叨叨的人物讲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那是人家的文章，他若故意将白色认作黑色，我也不应去纠正。作文的惯例是文责自负，不必太入戏。现在都用电脑，几乎没有手稿。以前的Word有个功能，可以记录修改的过程，前后文字都保存着可以调取。新的版本将这个功能取消了。写作的“笔触”看不到了。

改人家的文字可以看作是个学习和探讨的过程。改得好，可以从《水浒传》里长出一部《金瓶梅》来。木心先生便是一个手痒的文人，看到汉字都要改改，《诗经》也被他改了一遍。我留下他的事情等写小众菜园时再说。我也改过一两句，例如将“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改为“自称爷是酒中仙”，将“呼儿将出换美酒”改为“将儿呼出换美酒”。仅仅改了一字，换了词序，意思就大为不同，弄不好还可能因那个“爷”字被杀头。改过之后，对中文的理解就进了一层。一个好作者的遣词造句下笔千斤，但遇到编辑不精彩，那就前功尽弃。我跟朱伟说过，“当我能抬起头来看你时”，将那个“能”字给删了，意思全都不对了。韩少功写过“大大方方的生殖器”，阿城写过马匹“直腿走来”，都是无法删改的好例。

国人喜欢排座次。俗话说，“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古来如此，何错之有。问我当代小说家谁的文字最好，我必定说是在下。你们没看出来，是你们的眼光有问题。我只对曹雪芹和鲁迅有所谦逊。我并不宣传，他人不该来问我。同行中，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曾是宣传自己的，他当仁不让，他大言不惭。特立独行的残雪更是舍我其谁。他们自己相信就够了，别人是否承认没什么关系。其他的那些人虽然不宣传，心里同样认为自己的文字更好。小说家言本来就是不当真的代名词。文学的标准很模糊很多元，写得长的、卖得多的、猛烈得奖的、读者看得热泪涟涟的未必就是最好的。看看赛珍珠，就算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未必受人待见。最公平的尺度只能是时间给的。仅仅几十年，一些如日中天洛阳纸贵的大作不见了，而不那么出名的沈从文、汪曾祺、张爱玲被翻了上来。也许还会翻出更好看的，证明这个乏味的时代并非彻底的浅薄。

我曾说过，不要跟身边的作家比。一个作家只要还没死，你就不知道他将搞出怎样的烂文。不能用那些烂文和它的作者作为标准。最好的小说家，例如沈从文先生也有烂文，但他死了，再烂也都被看到了，不过如此了。斤两和比重都在那里，可以画饼图了。我提到沈从文的烂文，是想起曾用一百元钱买到的一本油印资料。多年前为筹拍《鲁迅传》，筹备者访谈许多与鲁迅同时代人的文字记录。不知那篇文字是否收入了沈从文全集，这个访谈是否写进他的传记。谈话中说到胡适、陈源和徐志摩等，沈先生用词激烈，令人瞠目结舌。

如今有便的时候，我在网上挖坟，挖到不少旧资料，苦着脸翻看前辈作家的不当言论。这一百年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很惊悚。让我感慨的是听过的胡适的一次访谈，记者用胡适被猛烈批判的事实来诱导他攻击身在大陆的同行，他一口咬定一点都不怪罪他们，还很同情他们。去台湾时请朋友带路，参观胡适纪念馆，登上土坡，去他的墓地向前辈鞠躬致敬。我在凤凰登上土坡，在沈从文先生的墓地向前辈鞠躬致敬。在孔子墓地、李白墓地、普鲁斯特和肖邦墓地鞠躬。前辈和他们的前辈都不见了，留下的文字在。文字，就是那种鬼夜哭的东西。

我回到二○○二年。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个不好的年份。

先是榕树下网站出了毛病。如同看着一个人的垂死，还要面露微笑，不可以说丧气的话。先前，为了半夜不至于起床去开台式电脑，我狠狠心买了一台两万多元的笔记本电脑放在床边，随时可处理论坛的问题。随着卸任版主，这个机器没什么用了。出毛病后，网站的小朋友们比我压力更大，他们商量，他们决策，他们决定未来的方向。而我在安抚获奖作者，诚实地告知我们将尽力负责。承他们给我面子，众人将信将疑地等待着。在这过程中，我更加明白了，五千一万的奖金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网文作者非常缺钱。那年头，我没遇到过富裕的网友来写网络文学（顺便一说，这年的十月，我从作协领到的月工资是2244.76元，无法覆盖家庭日常支出）。从生存的角度来看，那些发明了收费模式的同行，实在是做了大好事。

我在“躺着读书”发过一个帖子：

我的政治遗嘱——陈村回复于 2002.10.25 12：25

我离开榕树时的政治遗嘱是：

一定要收费。

说得那么煞有介事，很可惜也很可笑的是，说晚了，而且没指明发财路径，等于没说。

脱离网站后恢复写作生涯，我跟出版社签了个合同。我想做的事非常有意义，标题是《陈村备课》。攻击语文教学的人很多，胡乱编一下课外读物去卖钱的有很多，但真正潜心做实事的很少。我想充作语文教师，将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课文一一备课。我看到的资料比一般的教师多，有写作经验，还是个师范生。认真去做，应该可以做好。老友陈可雄特地帮我买来人教社的教材。我相信最大的问题不是教材问题，鲁迅他们在三味书屋读的不是什么《新青年》，也成为一代大家。可见，教材的问题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么不堪，怎么去讲才更重要。我试着写了几篇。对好文章叫好，指出哪里好看。对那些不精彩的教材，指出为何不精彩，哪些是病句。例如田晓菲的《十三岁的际遇》，在我读来，是非常典型的“学生腔”文章，文字太不讲究，入选教材极为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