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抑或归返

在近期的一篇文章中，有评论者对年轻作家笔下“不再出走的青春文学”颇为不满，认为“他们要么困守于有形的城市角落、家庭和学校，要么沉沦于无形的早年的特殊经历、创伤经历，却丧失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勇气；他们从人生字典中删除了‘反抗’‘逃离’‘背叛’的字眼，不再相信他乡、远方和彼岸，宁可在自己的狭小空间中自闭，默认和接受着社会的规训，与压迫自己的力量达成被迫的妥协”（鄢莉：《十八岁现象与不再出走的青春文学》，《长江文艺》二○二四年第六期）。这与早年间有关青年写作者老于世故，“未老先衰”的指责颇为相似。显而易见的问题在于，貌似反抗抑或妥协的叙事之中，未尝没有包含某种微妙的辩证。对于小说而言，积极反抗中洋溢的青春热血固然可贵，但妥协中的笃定与沉静其实同样值得珍视。纵观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我们见过了太多叛逆的出走。初涉世事的青年写作者，往往会以强烈的代入感，投射个体的诸多不易，以此表达个体面对象征秩序时的不适乃至愤怒。在今天的写作者这里，叙事的俗套或许在于，他们往往虚置一个超凡脱俗的“出走”姿态，以其“不负责任的自我”，塑造所谓“勇敢做自己”的个性神话。因此更加值得反思的或许是，那些廉价的反抗究竟意义何在？换言之，相较于出走的反抗而言，归返者的妥协或许更加值得重视。

一

从历史来看，离家出走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自古到今从未中断。伴随“五四”启蒙思潮的深入人心，反对包办婚姻，追求爱情自由的呼声，就曾令女性的出走甚嚣尘上。对于当代作家来说，出走的最初意涵是指从旧有的世界跨出去，寻找别样的生活。这种跨越可能只是一次蓄谋已久的远行，一场随时出发的旅行。在刘汀的小说《少女苏慧兰》里，好心办了坏事的苏慧兰，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那点儿自我感动的善意常常并不可靠，甚至是危险的。于是她辞职了，并且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苏慧兰这里，旅行成了平复个人心灵创伤的一剂良药，甚至是某种特殊的仪式。在这个如此嘈杂喧嚣的世界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它的洒脱和喜悦永远具有蛊惑人心的力量。旅行也确实可以视为一次疗愈，它让人重振旗鼓，满怀信心地面对曾经的阴影、不堪的爱恋，以及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带来的伤痛与悔恨。当然小说最后，来到国界边上的苏慧兰，并没有实现她的全部目标，“通体轻松，内心舒畅”的她终究明白，“自己终于不再是一个少女，甚至不再是女人，而成了一个人”。

在无数的青年写作者那里，边地的淳朴总是让人心旷神怡，而原始的民俗更是有着超脱现代生活之外的壮美与雄奇。陶醉在边地的民风和美景中，城市的烦恼被抛诸脑后。当然，对他们来说，出走的深层意涵，可能并不像旅行那么简单，而是更抽象的“到世界去”。徐则臣的小说有一个念兹在兹的重要主题，那便是“到世界去”。这位出生于运河边的少年，对世界充满了探究的欲望。在他这里，要想获得这种“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就必须出走，从旧有的世界跨出去，执著探寻一种新的生活。从边红旗到初平阳，再到谢平遥，徐则臣笔下几乎所有人物都在持久渴望一种开阔的新生活。

除此之外，逃避毫无悬念的人生，也是出走的题中之义。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在《个体化社会》中所说的，“生活的固定格局在人的内心产生刺痛，风俗习惯和日常事务在这种刺痛中吞下了荒诞不经这剂毒药”（【英】齐格蒙特·鲍曼：《个体化社会》，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二○○二年版）。张悦然的《家》所叙述的同时离家出走的两个人，正是为了逃离毫无悬念的人生。裘洛和井宇想要告别这个“从一开始就在说谎”的世界，过一种崭新的“有节制的生活”。他们拉着皮箱离去的背影，是向着自由而去的。他们逃避的，却是比婚姻更大的东西——一种毫无悬念的人生。然而对于裘洛和井宇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进入到二○○八年汶川大地震这个“历史现场”，同样意味着一种逃避。出走，是寻求自救的一种方式，而投身救灾，想要拯救别人，其实最终不过是想拯救自己。这大概正是《家》的最后，那些“蝗虫”般的小资产阶级志愿者们占据灾区的主要原因。现代社会为出走提供了种种便利，人人都可以看到生活的“别处”，都试图向着“别处”不顾一切地奔赴。逃离过分熟悉的生活，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他们乘火车、轮船、飞机，竭尽一切可能。出走成为一种普遍的愿望，但出走的可能中却蕴含着宿命性的后果。在爱丽丝·门罗的小说《逃离》里，卡拉决定离家出走，她留给父母一张简短的字条：我一直感到需要过一种更为真实的生活。我知道在这一点上我是永远也没法得到你们的理解的。这个时代，服从自我与内心，早已庸俗化为一碗寡淡的鸡汤。而所谓“真实的生活”，永远都是最好的蛊惑，却是极短暂的梦幻，梦醒之后，依然是无尽的琐碎和庸常。逃离的卡拉，还没有走到一半，便被丈夫接了回去。

无论是旅行，还是“到世界去”，抑或逃避毫无悬念的人生，出走的目的都是为了逃避庸常的生活。鲁敏的长篇小说《奔月》也是一个关于出走的故事，逃离庸俗的日常生活，以骇俗的消失去寻找本我的根源，然而遗憾的是，小说里的小六最终绝望地发现，“别处”和“异地”的生活和她之前的生活并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生活本身的残酷所在。大概正是基于这种残酷，有的人干脆放弃寻找，甘愿在绝望和颓丧中做一个无所事事的“佛系”青年。这里值得讨论的是马小淘的《毛坯夫妻》和蔡东的《我想要的一天》。《毛坯夫妻》里的温小暖其实一方面被世俗生活无情地甩了出来，早早失去了社会竞争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她又奇迹般地超越了世俗生活，获得了一种难得的“神性”。某种程度看，温小暖身上所体现的恰恰是另一种形式的出走，她“逃离”了世俗的秩序。她宅在家里，干脆不上班，拒绝社会参与，拒绝一切形式的竞争和一切职场的尔虞我诈。这既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得过且过，也包含着对于世俗生活的新的反抗。而作者显然礼赞了这种神性。小说最后，温小暖获得了一对“隐形的翅膀”，成为人间的天使，她的灵魂能够轻盈而自由地飞翔。对于青年失败者而言，这既是一种无奈的自嘲，更是一种神性的反抗，预示着某种形式的希望。

赋予“逃离”以神性，将慵懒、颓丧与无所事事，视为社会重压下青年反抗的一种行动方式，在今天的青年写作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蔡东的小说中，我们亦可发现一种将出走作为“小资产阶级斗争的方式”的写作意涵。在她笔下，生活中那些并不落魄的男女们，总是幻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无所事事地虚度光阴。《我想要的一天》里“我想要的一天”不就是这样吗？什么事也不想，什么事也不干，就是要逃避家庭、婚姻和工作，因为这些都是让人难以忍受的。现代生活像牢笼一般无法忍受，而对它的“逃离”显得合情合理。人人都在幻想着，那命定的没有风景的人生里会流过一条梦幻的河流。就像小说里的春丽，辞职写作的她可能只是急于找到一个外壳，一个臆造的自由澄明之境，好不去面对真实的世界。而在离家出走的高羽这里，也显露出一种拒绝世俗的纯真，纯真得让人心疼。在她这里，人人都想做塔希提的高更，在这个意义上，勇敢出逃的春丽是令人羡慕的，她做了多数人不敢做的事。是的，蔡东提到了高更，《我想要的一天》原本的题目就叫《我们的塔希提》。这不禁让人想起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主人公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就是高更。他厌倦了文明社会而一心遁迹蛮荒，太平洋上的塔希提岛成了他最后的归宿。毛姆的另一部小说《刀锋》塑造了不合时宜的主人公拉米，他的原型被认为是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这个无所事事、自由自在的人，拒绝别人给他安排的工作和婚姻，拒绝一切资产阶级的生活。他梦想周游世界，去寻找活着的意义，并赋予这种意义以个人拯救的功能。这些都在不断强化出走的“神性”所在，并将其作为“小资”青年自我拯救的重要方式。然而问题在于，在“我想要的一天”之后，生活还得继续。出走作为一种反抗现代生活的方式是不是有效，终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二

从一种日渐程式化的状态中抽离出来一段时间，会给身心带来不一样的砥砺，这是人们之所以出走的主要原因。在他们那里，莫名的焦虑，以及更多的负面情绪，终究需要找到一个出口。但出走只是人生的“例外状态”，一场预谋已久的出走，不过是人生短暂的“休止符”。他们处心积虑，从边缘的雄奇中积蓄力量，为的是归返之后的重振旗鼓，而绝非日常生活的长久之计。

《魏小菊》的开篇，大概是文学史的一个经典时刻：来自乡村的钟点工魏小菊慵懒而沉醉地置身于雇主的别墅里，假装自己是那座豪宅真正的女主人。“她正靠着有着巨大落地窗的阳台的紫蓝色靠垫，脸上涂着一片日本原装进口的面膜，手旁的果盘里，美国进口的车厘子和欧洲空运过来的大樱桃娇艳欲滴。透过玻璃望出去，最蓝最干净这天的北京好像是某种特制的景观，像一个她想不起名字的动画片的场景。”（刘汀：《魏小菊》，《大家》二○一九年第一期）在魏小菊这里，这种沉醉与迷恋，固然包含着对于城市贵妇生活的艳羡，却并不能将之视为一个堕落的故事。我们的女主人公费了很大的劲，终究忍住没有从豪宅“数也数不清的漂亮衣服”中取走一件。看得出来，她的沉迷与艳羡并非出于一种粗鄙的物质欲望，而更像是对外部世界的朴素向往。这一切开始于她逃离乡村，对小镇生活的喜爱。魏小菊的想法当然也是每个乡村女孩的朴素愿望，烫发吃串逛超市，这显然比在乡下种菜养鸭强。而外出打工，更是既能满足她对世界的向往，又是其追求自主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恰是因为这种对世界的向往，魏小菊果断地离了婚，从自己原有的生活中“逃离”了出去，以成全自己寻求别样生活的冲动。而离婚的口子一开，魏小菊便开始尝到了和自己不喜欢的生活斩钉截铁告别的甜头。然而，在攫取了生活的“甜头”之后，她不得不面对“逃离”必然承受的代价。这便正如小说所言的，“最开始，她沉溺于这些感受里，但是不多久，她就发现它们背后是一大片虚空。特别像去一个绿草茵茵、鲜花盛开的地方踏青，走了几百米之后，一切景物都消失，面前只剩下一处深不见底的断崖。她走在悬崖的边上，一面是让她开心、放松的东西，另一面却是坠落就会永远陷在失重的感觉里……那个小小的我却一直浮荡在半空中。”这里描述的既开心又空虚，既让人兴奋莫名又深深地感受到虚空和失重里的“浮荡”的感觉，非常接近吉尔·利波维茨基在《空虚时代》中所谈到的一种流行的大众病理学，即“在兴奋与抑郁之间的摇摆不定”（【法】吉尔·利波维茨基：《空虚时代：论当代个人主义》，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七年版）。这大概正是出走的功效与代价的生动体现。正所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即使万分辛苦，也都是自找的。小说最后，在辛辛苦苦转了一圈之后，魏小菊又回到了当初的小镇，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从前，然而一切也都如此不同，一如生活本身。

在张楚的长篇小说《云落》中，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是徐天青的逃离、归返以及最后的再次离开。这位奥德赛式的“归来者”，直到小说进行大半时才终于亮明身份。然而，这又是一部有关归乡者找不到自己位置的故事。面对鸠占鹊巢的“入侵者”，天青的延宕耐人寻味。小说中意外归来的天青，引出的是少年出走的隐秘往事。出走，意味着从难以忍受的人伦关系中抽身离去，彻底摆脱原有的生活。出走的天青，当然是为了寻找失落的爱。这个胆小如鼠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种母爱的替代物，离家出走之后，终于在失去儿子的田家艳那里得到了补偿，这种难得的温暖是他的原生家庭所没有的。然而对他来说，出走的宿命又是重返出发之地。归返的他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一是极为老套地与常献凯父子相认，引出一段鸠占鹊巢的“狗血”伦理剧；二是他来了又走了，犹如过堂里的暗夜疾风，谁也不打扰。天青的两种选择，意味着小说两种可能的情节走向，也在更深的意义上昭示了张楚内心的纠结与矛盾：一种有关出走与归返的矛盾。有趣的是，因为一系列变故，天青的选择其实居于二者之间，他确实是走了，却并不是“谁也不打扰”。他一度要通过司法程序检举常云泽，从而恢复原有的伦理秩序。然而，哪有什么“秩序”可言？真实的常云泽与常献凯，原本就没有血缘关系。更关键的是，当天青气势汹汹地重新出现时，可怜的常云泽早已意外身亡。天青也确实试图向常献凯揭示真相，然而那个伤心的父亲，显然把他当成了胡言乱语的醉酒之人……最终，天青只能留下情感的羁绊再次离去。

之所以将天青的不同选择所昭示的情节走向，视为张楚内心的矛盾与纠结点，这是因为他的离去、归返，以及再次离去的行动脉络和情感逻辑，对应着当代人对县城的感知结构，而背后折射的也是永恒诱惑我们的“生活的别处”。首先，出走或逃离，几乎是每个生于小县城的人在脑海中酝酿过无数次的情感选择。作为故乡的县城，是一个既让张楚怀想给予他温暖的地方，同时也是一个让人无比厌恶、时时谋划着离开的地方。可问题在于，出走是容易的。远离尘嚣，复归自然式的出走，却总会以失败而告终。这就像张楚在短篇小说《在云落》中所昭示的：逃离都市的“我”自有其理由，焦虑迷惘的艺术青年需要一次短暂的“游魂出窍”，然而很快“我”就会发现，“归去来兮，这世间本就没有什么桃花源。”（李蔚超：《归去来兮辞》，《文艺报》二○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这也亦如《云落》里的天青，他虽是偶然重返故地，却在内心深处暴露了对当下生活的不满。由此回溯他曾经的出走，田家艳一家并不比天青离开的原生家庭好过多少，他的城市生活虽光鲜体面，却并不幸福安稳，他仍是孑然一身的失败者。甚至直到重新归返之后，天青仍然没有找到心生安稳的感觉。现实的变化令人猝不及防，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云落这个小县城里，时代的变迁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方式进行着，昨日的一切美好显然不再重来。县城开始变得越来越陌生，陌生到令老江湖们都狼狈不堪。新的历史呼啸而来，这也终究是整个时代变化的侧影。面对县城的变化，小说人物只能选择再次离去，出走的宿命变成了永无终点的跋涉。

三

我们见过太多负气的出走，以及最终无奈的归返。叙事的“神话”，终会在某一刻被无情“窥破”。孙频的《棣棠之约》写到一位真正的诗人，戴南行，这是物质主义时代的一个纯粹的精神性的人，一个真正依附精神而存在的人，当然也是完全弃绝了俗世生活的“头足倒立”的人。他写诗，下棋，研究《易经》，他的使命是在天地间漫游，去实现真正的自由，并且向人间播撒诗歌的消息。小说通过塑造这个神话般的人物，其实是要建构一种“招魂”的仪式，去召唤业已消失的理想主义和诗歌精神。这大概正是今天特别少有的，能够让人感受到精神光芒的人物。是的，那些与俗世生活截然相反的人与事，总会让我们深深折服。由此滋生的浪漫主义或乌托邦色彩，也时时令人津津乐道。但是于写作而言，那些高扬的理想，遗世独立的姿态，其实是相对容易的。真正不易的是，如何审视这种略显廉价的“浪漫”，甚至无情“窥破”其中暗藏的虚假。从这个角度来说，孙频的近作《落日珊瑚》其实有些微妙变化，借用评论家宋嵩的话说，小说有一种“‘反讽’风格的暗潮涌动”（宋嵩：《她们的“诚”与“真”——谈几位青年女作家的中篇小说近作》，《上海文学》二○二三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