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龙

1

爷爷不吃蛇。所以这东西不能进门。连带着，所有蛇形动物：黄鳝、鳗鱼一律不进我家门，后来连泥鳅都上禁单。一九八四年，我八岁，上小学，生物课布置周末作业，要写观察日记，观察蚯蚓。黄梅季的上海，连着下了两三周雨，等不了放晴，雨小些的傍晚，我就穿着雨衣带着花铲和水桶去襄阳公园。蚯蚓粪是颗粒状的小土堆，一簇簇显眼地高出草坪。到处都湿透了，根本不用费力寻。顺着这标志物往下一挖，五条肥嘟嘟的蚯蚓骤然暴露在空气里，避无可避。我把它们捉进水桶。一起翻出来的还有西瓜虫。花坛栅栏上攀着鼻涕虫和蜗牛，我用花铲把它们扒拉到地上，啪嗒啪嗒，一切登峰的努力归零了，但它们不出声，或者其实喊叫了我也听不到。它们只是缓慢舞动触角，挣扎着摆正身体，想再次确认前进的方向。

公园里空无游客。仿佛一夜之间，花坛变成了绣球的主场。小径两边是两汪蓝紫色的湖泊。硕大饱满的花球，起伏的浪。我提着水桶站了一会儿。我的背后是一排玉兰和香樟，鸟躲起来避雨，虫也没有声响，只有风吹过，把高处枝叶上的积雨吹落，像一阵定点的大雨，落在我的雨衣上。一滴一滴的大珠子，在我的帽檐上砸出异常清晰的声响。远眺小径尽头的六角亭，氤氲中矗立，不像人间景物，我忽然想到楼下邻居阴老师曾和我妈妈说过，襄阳公园解放前是坟场，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害怕起来，立刻扭头跑出了公园。

淮海路上有车来往，一派城市日常景象。一队骑自行车的人停在我身边时，我看着他们，想确认雨衣斗篷下他们的形体是否真的是人类。等信号灯由红转绿，我一路小跑回家，努力把一切甩在身后。我冲进弄堂，奔上二楼，用力蹬着木梯发出声响，引得我妈出来训斥。这熟悉的训斥声叫我感激莫名。我胡乱脱下雨衣，挂在楼梯扶手上，妈妈一边数落我，一边捧着干毛巾过来擦我的头发。我随着她的手势摆着头，低眼看雨滴从我的雨衣上滴落，落在水桶里，蚯蚓褐色的身体一拱一拱。它们也来自地下，我想。

我把蚯蚓放在空鞋盒里，放了点土、草和树叶，摆在二楼阳台搁板上。旁边是两盆枝叶肥厚的宝石花，两盆月季，还有昙花、石榴、苏铁、菖蒲并半架蔷薇，还有一棵样子古旧、长在大石盘里的歪脖子松树盆景，下面有一个坐在苍苔上的“孤舟蓑笠翁”和一个趴在牛背上的木雕牧童小人。

我和蚯蚓说，现在这里是你们的新家了。

爷爷一天里总有半天，是在这个阳台上待着。他在浇水、换盆、培土，或者自制沤肥。遇到叶片上长了蚜虫，他用我奶奶夹眉毛的小镊子消了毒，去一只只挑下。他不舍得扯下病叶。爷爷一辈子没有下过厨，但遇到奶奶或者我妈做蛋类的菜，他会守在水斗边上，拿一个白瓷盆，静静候着，像等待新出笼的包子一样，笑眯眯等着她们扔出厨余垃圾，他就收拢蛋壳，装在白瓷盆里，哼着什么走到二楼。在阳台上，他把蛋壳逐一捡起来，对着天光转动，观看里面残留的蛋清。

他总带一点笑，叫我到阳台上陪他，看他或者帮他把一个个蛋壳倒伏，扣在花盆里。我说，爷爷，你哼的什么歌。

爷爷说，小妹妹坐船郎啊摇桨。我说，啥，小妹妹坐船，狼摇桨？是大灰狼和小红帽吗？爷爷笑，说，不是大灰狼的狼，是男儿郎的郎呀，哎呀我的普通话里有口音对不对？

我于是总想着那条有一位灰狼船夫摇着桨的小船。从哪里摇过来的船啊？我问。肯定是从嘉兴老家来的船呀。爷爷答。

我举起花盆里的蛋壳说，爷爷，你看这像是从泥土里冒出的大白蘑菇。他笑眯眯说，对呀，像蘑菇。我说，爷爷，花也要吃蛋吗？他笑眯眯说，对啊，小辰吃蛋，长力气，也让花吃。

所有植物，不管开不开花，他统称为花。别人都不可以碰爷爷的花，但我可以。在他面前，我怎么样都可以。我小时候把石榴刚开的花摘下来，他都没说过我一句，只说，留着石榴花，秋天会结果的呀。

妈妈一边帮我擦头发，一边说，这种扭来扭去的虫，我们家门不让进的。我说，蚯蚓不是虫，对花有益的。爷爷不会讲我的。妈妈说，好的好的，你懂得多，不是虫，难道还是龙？

我说，蚯蚓是环节动物，是无脊椎动物，想了想又说，只要是我要的，爷爷都会说好的。

2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个傍晚时分，爷爷在阳台上浇花。楼下公交车站，来了一个采访结束准备候车回报社发稿的《解放日报》摄影记者。

记者抬头看到一个在家也梳三七分背头、白衬衫纽扣扣到颌下的男人在二楼浇花，顿时有了灵感。记者上门自我介绍，然后让爷爷重新到阳台浇花。记者到隔壁楼二楼阳台，从同一水平线取景，给爷爷拍了好几张特写，翌日登在《解放日报》第三版：群众爱花的趋势在增长。这是上海退休工人孔祥楣在自家阳台上浇花。地点就是我们在襄阳南路的家。

“这是小辰出生前一天的事啊。”爷爷说。我听他提这件事听了几十遍。那时拍照是大事情，上报纸是大事情，被采访是大事情，大报记者是大人物。爷爷一边浇花，一边在阳台上问我，“小辰长大也去报社做记者好不好？”

我说好啊。

夜里看报纸，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解放日报》招聘编辑、记者三十名，经营管理工作人员十名。上海新闻界刊登启事公开招聘人员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尚属首次。

爷爷指给我看。我说，都听你的，爷爷说什么就是什么。爷爷摸了摸我的头。

我们在襄阳南路甲弄的家，是一幢独栋别墅，一共三层。东面临街；北面是淮海中路，南面是复兴中路；西面汾阳路上，有上海音乐学院。我们住的这幢楼的一楼邻居阴老师，就是上音毕业的，混血儿，半张俄国人面孔。日常不开火，总买黄油，吃冷火腿夹面包。我妈说阴老师的正式工作是交响乐团的竖琴演奏员。我从没听过她弹竖琴，只知道她在家开班授课，教附近的小孩弹钢琴。我妈一遍遍听着《哈农》，怀了孕，到六个多月，她流产时发现是个已经成了型的男胎。后来楼下换了曲风，改教《小步舞曲》，又早产，生了我。她和我爸在医院犹豫三天，直到出院时才告诉了奶奶结果——都不敢直接打电话给爷爷。因为我爸在机关上班，那时公职人员要带头遵守计划生育，那一胎就是我了。我刚一出生就像占了便宜，好似把我哥屁股还没坐暖，或者我弟本来要来的名额给占了。我成了我爷爷期盼的三代单传的男孙的落空。

那是我读到小学，识了字，翻了我妈藏在床头柜里的日记本看到的段落表达的意思：“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医生护士北上支援，妇产科缺人手，我只能睡在走廊的加床上。生好小囡，我去上厕所，昏死在里面，被一个病人家属搀出来。醒过来看见老孔，老孔很紧张，犹豫半天，说不敢给老爷子打电话。”

老孔是我爸，令字辈。按谱系，我的名字里，两个字就没有商量余地了。孔德什么？“老孔打电话和婆婆说了，晚上老爷子和婆婆来接我们出院。老爷子抱孙女，说叫孔德辰。他说，天干地支，辰字代表的是属龙。老爷子又说，原先说望子成龙，女孩也是一样的。”那天我妈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但最终被大人宽宥的小孩一样，几乎喜极而泣。我不理解她的忧虑。

记得五岁时我生肺炎、去医院吊针又感染了肠胃炎，反反复复一两个月，大人就让我向幼儿园请假待在家里。但楼下阴老师家的门敞开，来上钢琴课的孩子进进出出，有一个学生生着水痘，又感染了我，我在家发起烧来。快好的时候浑身水泡在结痂，奇痒难忍。那时爸爸妈妈和奶奶都上班，已经退休的爷爷成日在家，所以全程是爷爷陪我。爷爷怕我挠破水泡留疤，一整天一整天抱着我不撒手。他舍不得让我吹风，就抱我坐在阳台口的窗内，隔着玻璃让我看外面的天空。他隔着衣服拍我发痒的地方，从手臂拍到腿，再拍上来，循环往复。拍重了怕我痛，怕轻了又怕不解痒。他念叨了又念叨，说小辰快点好起来，小辰要天上的月亮我也给你摘下来。

渐渐，我感到一滴一滴的大珠子，在我的衣襟砸出异常清晰的声响。

我被拍得迷糊欲睡，就说，那爷爷去摘呀。

那个周日，爸爸妈妈不上班，爷爷就出门，早饭也没吃就去襄阳公园门口找花农讨价还价。午饭时分，他提了两盆月季花气喘吁吁上二楼。一棵是香云，开朱色花；一棵是绿野，花朵大过爷爷张开的手掌，开豆绿色花，泛淡淡黄光。爷爷叫我妈不要烧菜了。他让她抱我到阳台上看他把新买的花翻进自家花盘。奶奶说，有劲吗？小囡生病，你出门去买只鸡来炖炖就算了，倒拎两盆花回来。我妈说，老爷子辛苦，老爷子别忙了，这一阵顾着小孩，你都瘦了，今天快去歇歇。

爷爷摆手，然后两手捧起新买的花，用视线示意我看，他兴兴头地说，月季也有一个月字。对不对。

小辰，这是爷爷给你的月光。

3

襄阳南路两侧，都植梧桐，靠墙一溜小店，拉毛围墙里头是民宅，露出高高低低的西洋屋顶。

襄阳南路甲弄的别墅大门，在弄堂进门往北，三级弧形台阶上去，红绿白三色马赛克地砖铺出绶带相交的图案。铁门上是双叶花造型拼成的圆圈，推开进去，是一间玄关，竖着一座落灰的落地钟，早就不走，也没人处理，自我记事开始，指针总是停在十点零六分。钟脚下，排着我爸的男式自行车，和我妈与阴老师的一红一紫两辆女士自行车，边上堆着从地板到天花板的蒙着布的纸盒，天长日久，已看不出布本来的颜色，也似乎从来没有人去开过这些盒子。在电灯开关上方，挂着三个颜色样子大小各异的信报箱。上面分别用圆珠笔、墨汁和油画颜料写着阴、孔、梅。

从玄关往西，是进厨房的入口，玄关往东进，就住着阴老师、她的两具钢琴和一架竖琴。二楼两间房间，大一些的那间，是爷爷奶奶的房间，小一些的那间，带着阳台，是我和我父母的房间。二楼最南端是盥洗室。三楼住着梅家的人。爷爷说，原先整幢别墅都是梅家的。

都是梅家的，那他们人呢？爷爷说，解放的时候，这幢别墅政府接管。梅家父母出国了，两个儿子里的老大去香港了，只剩下小儿子一个人住在三楼。我说，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他？爷爷说，那个小的说是好像在外地，偶尔才回来，所以你没见过。奶奶说，梅家老二早回来了。他大学毕业分配去“小三线”当医生，今年政策是“小三线”职工能回沪了，他住进来了，你们都没看见吗？我清早看见他下来倒马桶的。

那我们算住在梅家？我问。奶奶说，哎呀，什么话。

盥洗室和厨房理论上是全楼合用，但梅家接了水龙头上去，他家吃饭，也是单独在三楼阁楼搭了小厨房，因此和我们从无交集。他只在周末某个清晨下楼。他存在着，我偶尔能听见天花板上的脚步声。

我走到二楼走廊尽头，看了看通往三楼的楼梯。上面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像妈妈看的电影。像《纳尼亚传奇》里的小孩站在壁橱前；像德国市民发现地窖里的犹太人；像简·爱看见阁楼里的疯女人，而那个女人，才是庄园的女主人。

真正和我们合用厨房的是阴老师。她一下午不间断要上五个钟头的课，每一个小时一班学生。有时下一堂课的学生来早了，就坐在厨房等她。家长和学生看到我们，会客气地点点头，递上带来孝敬阴老师的罐头和易拉罐。

阴老师常年吃这些：红肠、面包、水果和鱼肉罐头——早些年吃罐头还是宽裕生活的象征。她也喝可乐和粒粒橙，那时候有易拉罐也算是宽裕生活的象征。她只偶然用灶头热一下牛奶，等于把整间厨房都让给我家。因此我们也就不计较她到二楼上厕所洗澡，总是弄得满地水。

“看看这个晚上进乐池穿演出服的人，多少登样，谁知道她上完厕所老是冲不干净，大便黏在壁上，洗完澡满水槽的头发。”我奶奶举着马桶刷一边用力刷马桶，一边抱怨阴老师。我大致知道，阴老师独居，听说早年和团里的单簧管手结过婚又离婚，有个儿子跟着前夫在美国。

“一点不是过日子的人”，我听到我妈背后说阴老师。倒也不是批评，更多是带着一点疑惑，好像是说这样也能活着吗？不每天买菜做饭下厨房的日子也可以算活着么？我妈说，什么样的人能和这样的女人过日子呢？但她活着呀，也活得挺好。身上行头一套又一套，在家也穿着高跟绣花拖鞋。当然，这样的谈话到最后，总是以“她是老外呀”结束。有时候说这句话的是我奶奶，有时候说这句话的是过来做客的姑妈，大家听到这句结语都会点头称是。她们把阴老师和她们的不一样归了因，似乎阴老师的做派，就对她们的生活减少了挑衅。

我们互相不串门。印象里，阴老师只进过我家门一次，说她的吹风机坏了。她用毛巾包着头，粉色浴袍外披着米色羊毛短大衣。那是圣诞节前的晚上十点，我妈带着我已经睡下了，听到她敲门叫，孔师母，帮帮忙，孔师母，不好意思。她的上海话带着一点老派的尖团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