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龙
作者: 沈轶伦1
爷爷不吃蛇。所以这东西不能进门。连带着,所有蛇形动物:黄鳝、鳗鱼一律不进我家门,后来连泥鳅都上禁单。一九八四年,我八岁,上小学,生物课布置周末作业,要写观察日记,观察蚯蚓。黄梅季的上海,连着下了两三周雨,等不了放晴,雨小些的傍晚,我就穿着雨衣带着花铲和水桶去襄阳公园。蚯蚓粪是颗粒状的小土堆,一簇簇显眼地高出草坪。到处都湿透了,根本不用费力寻。顺着这标志物往下一挖,五条肥嘟嘟的蚯蚓骤然暴露在空气里,避无可避。我把它们捉进水桶。一起翻出来的还有西瓜虫。花坛栅栏上攀着鼻涕虫和蜗牛,我用花铲把它们扒拉到地上,啪嗒啪嗒,一切登峰的努力归零了,但它们不出声,或者其实喊叫了我也听不到。它们只是缓慢舞动触角,挣扎着摆正身体,想再次确认前进的方向。
公园里空无游客。仿佛一夜之间,花坛变成了绣球的主场。小径两边是两汪蓝紫色的湖泊。硕大饱满的花球,起伏的浪。我提着水桶站了一会儿。我的背后是一排玉兰和香樟,鸟躲起来避雨,虫也没有声响,只有风吹过,把高处枝叶上的积雨吹落,像一阵定点的大雨,落在我的雨衣上。一滴一滴的大珠子,在我的帽檐上砸出异常清晰的声响。远眺小径尽头的六角亭,氤氲中矗立,不像人间景物,我忽然想到楼下邻居阴老师曾和我妈妈说过,襄阳公园解放前是坟场,不禁打了一个冷战,害怕起来,立刻扭头跑出了公园。
淮海路上有车来往,一派城市日常景象。一队骑自行车的人停在我身边时,我看着他们,想确认雨衣斗篷下他们的形体是否真的是人类。等信号灯由红转绿,我一路小跑回家,努力把一切甩在身后。我冲进弄堂,奔上二楼,用力蹬着木梯发出声响,引得我妈出来训斥。这熟悉的训斥声叫我感激莫名。我胡乱脱下雨衣,挂在楼梯扶手上,妈妈一边数落我,一边捧着干毛巾过来擦我的头发。我随着她的手势摆着头,低眼看雨滴从我的雨衣上滴落,落在水桶里,蚯蚓褐色的身体一拱一拱。它们也来自地下,我想。
我把蚯蚓放在空鞋盒里,放了点土、草和树叶,摆在二楼阳台搁板上。旁边是两盆枝叶肥厚的宝石花,两盆月季,还有昙花、石榴、苏铁、菖蒲并半架蔷薇,还有一棵样子古旧、长在大石盘里的歪脖子松树盆景,下面有一个坐在苍苔上的“孤舟蓑笠翁”和一个趴在牛背上的木雕牧童小人。
我和蚯蚓说,现在这里是你们的新家了。
爷爷一天里总有半天,是在这个阳台上待着。他在浇水、换盆、培土,或者自制沤肥。遇到叶片上长了蚜虫,他用我奶奶夹眉毛的小镊子消了毒,去一只只挑下。他不舍得扯下病叶。爷爷一辈子没有下过厨,但遇到奶奶或者我妈做蛋类的菜,他会守在水斗边上,拿一个白瓷盆,静静候着,像等待新出笼的包子一样,笑眯眯等着她们扔出厨余垃圾,他就收拢蛋壳,装在白瓷盆里,哼着什么走到二楼。在阳台上,他把蛋壳逐一捡起来,对着天光转动,观看里面残留的蛋清。
他总带一点笑,叫我到阳台上陪他,看他或者帮他把一个个蛋壳倒伏,扣在花盆里。我说,爷爷,你哼的什么歌。
爷爷说,小妹妹坐船郎啊摇桨。我说,啥,小妹妹坐船,狼摇桨?是大灰狼和小红帽吗?爷爷笑,说,不是大灰狼的狼,是男儿郎的郎呀,哎呀我的普通话里有口音对不对?
我于是总想着那条有一位灰狼船夫摇着桨的小船。从哪里摇过来的船啊?我问。肯定是从嘉兴老家来的船呀。爷爷答。
我举起花盆里的蛋壳说,爷爷,你看这像是从泥土里冒出的大白蘑菇。他笑眯眯说,对呀,像蘑菇。我说,爷爷,花也要吃蛋吗?他笑眯眯说,对啊,小辰吃蛋,长力气,也让花吃。
所有植物,不管开不开花,他统称为花。别人都不可以碰爷爷的花,但我可以。在他面前,我怎么样都可以。我小时候把石榴刚开的花摘下来,他都没说过我一句,只说,留着石榴花,秋天会结果的呀。
妈妈一边帮我擦头发,一边说,这种扭来扭去的虫,我们家门不让进的。我说,蚯蚓不是虫,对花有益的。爷爷不会讲我的。妈妈说,好的好的,你懂得多,不是虫,难道还是龙?
我说,蚯蚓是环节动物,是无脊椎动物,想了想又说,只要是我要的,爷爷都会说好的。
2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个傍晚时分,爷爷在阳台上浇花。楼下公交车站,来了一个采访结束准备候车回报社发稿的《解放日报》摄影记者。
记者抬头看到一个在家也梳三七分背头、白衬衫纽扣扣到颌下的男人在二楼浇花,顿时有了灵感。记者上门自我介绍,然后让爷爷重新到阳台浇花。记者到隔壁楼二楼阳台,从同一水平线取景,给爷爷拍了好几张特写,翌日登在《解放日报》第三版:群众爱花的趋势在增长。这是上海退休工人孔祥楣在自家阳台上浇花。地点就是我们在襄阳南路的家。
“这是小辰出生前一天的事啊。”爷爷说。我听他提这件事听了几十遍。那时拍照是大事情,上报纸是大事情,被采访是大事情,大报记者是大人物。爷爷一边浇花,一边在阳台上问我,“小辰长大也去报社做记者好不好?”
我说好啊。
夜里看报纸,一九八四年三月十五日,《解放日报》招聘编辑、记者三十名,经营管理工作人员十名。上海新闻界刊登启事公开招聘人员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尚属首次。
爷爷指给我看。我说,都听你的,爷爷说什么就是什么。爷爷摸了摸我的头。
我们在襄阳南路甲弄的家,是一幢独栋别墅,一共三层。东面临街;北面是淮海中路,南面是复兴中路;西面汾阳路上,有上海音乐学院。我们住的这幢楼的一楼邻居阴老师,就是上音毕业的,混血儿,半张俄国人面孔。日常不开火,总买黄油,吃冷火腿夹面包。我妈说阴老师的正式工作是交响乐团的竖琴演奏员。我从没听过她弹竖琴,只知道她在家开班授课,教附近的小孩弹钢琴。我妈一遍遍听着《哈农》,怀了孕,到六个多月,她流产时发现是个已经成了型的男胎。后来楼下换了曲风,改教《小步舞曲》,又早产,生了我。她和我爸在医院犹豫三天,直到出院时才告诉了奶奶结果——都不敢直接打电话给爷爷。因为我爸在机关上班,那时公职人员要带头遵守计划生育,那一胎就是我了。我刚一出生就像占了便宜,好似把我哥屁股还没坐暖,或者我弟本来要来的名额给占了。我成了我爷爷期盼的三代单传的男孙的落空。
那是我读到小学,识了字,翻了我妈藏在床头柜里的日记本看到的段落表达的意思:“一九七六年唐山大地震,医生护士北上支援,妇产科缺人手,我只能睡在走廊的加床上。生好小囡,我去上厕所,昏死在里面,被一个病人家属搀出来。醒过来看见老孔,老孔很紧张,犹豫半天,说不敢给老爷子打电话。”
老孔是我爸,令字辈。按谱系,我的名字里,两个字就没有商量余地了。孔德什么?“老孔打电话和婆婆说了,晚上老爷子和婆婆来接我们出院。老爷子抱孙女,说叫孔德辰。他说,天干地支,辰字代表的是属龙。老爷子又说,原先说望子成龙,女孩也是一样的。”那天我妈好像做了什么错事,但最终被大人宽宥的小孩一样,几乎喜极而泣。我不理解她的忧虑。
记得五岁时我生肺炎、去医院吊针又感染了肠胃炎,反反复复一两个月,大人就让我向幼儿园请假待在家里。但楼下阴老师家的门敞开,来上钢琴课的孩子进进出出,有一个学生生着水痘,又感染了我,我在家发起烧来。快好的时候浑身水泡在结痂,奇痒难忍。那时爸爸妈妈和奶奶都上班,已经退休的爷爷成日在家,所以全程是爷爷陪我。爷爷怕我挠破水泡留疤,一整天一整天抱着我不撒手。他舍不得让我吹风,就抱我坐在阳台口的窗内,隔着玻璃让我看外面的天空。他隔着衣服拍我发痒的地方,从手臂拍到腿,再拍上来,循环往复。拍重了怕我痛,怕轻了又怕不解痒。他念叨了又念叨,说小辰快点好起来,小辰要天上的月亮我也给你摘下来。
渐渐,我感到一滴一滴的大珠子,在我的衣襟砸出异常清晰的声响。
我被拍得迷糊欲睡,就说,那爷爷去摘呀。
那个周日,爸爸妈妈不上班,爷爷就出门,早饭也没吃就去襄阳公园门口找花农讨价还价。午饭时分,他提了两盆月季花气喘吁吁上二楼。一棵是香云,开朱色花;一棵是绿野,花朵大过爷爷张开的手掌,开豆绿色花,泛淡淡黄光。爷爷叫我妈不要烧菜了。他让她抱我到阳台上看他把新买的花翻进自家花盘。奶奶说,有劲吗?小囡生病,你出门去买只鸡来炖炖就算了,倒拎两盆花回来。我妈说,老爷子辛苦,老爷子别忙了,这一阵顾着小孩,你都瘦了,今天快去歇歇。
爷爷摆手,然后两手捧起新买的花,用视线示意我看,他兴兴头地说,月季也有一个月字。对不对。
小辰,这是爷爷给你的月光。
3
襄阳南路两侧,都植梧桐,靠墙一溜小店,拉毛围墙里头是民宅,露出高高低低的西洋屋顶。
襄阳南路甲弄的别墅大门,在弄堂进门往北,三级弧形台阶上去,红绿白三色马赛克地砖铺出绶带相交的图案。铁门上是双叶花造型拼成的圆圈,推开进去,是一间玄关,竖着一座落灰的落地钟,早就不走,也没人处理,自我记事开始,指针总是停在十点零六分。钟脚下,排着我爸的男式自行车,和我妈与阴老师的一红一紫两辆女士自行车,边上堆着从地板到天花板的蒙着布的纸盒,天长日久,已看不出布本来的颜色,也似乎从来没有人去开过这些盒子。在电灯开关上方,挂着三个颜色样子大小各异的信报箱。上面分别用圆珠笔、墨汁和油画颜料写着阴、孔、梅。
从玄关往西,是进厨房的入口,玄关往东进,就住着阴老师、她的两具钢琴和一架竖琴。二楼两间房间,大一些的那间,是爷爷奶奶的房间,小一些的那间,带着阳台,是我和我父母的房间。二楼最南端是盥洗室。三楼住着梅家的人。爷爷说,原先整幢别墅都是梅家的。
都是梅家的,那他们人呢?爷爷说,解放的时候,这幢别墅政府接管。梅家父母出国了,两个儿子里的老大去香港了,只剩下小儿子一个人住在三楼。我说,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他?爷爷说,那个小的说是好像在外地,偶尔才回来,所以你没见过。奶奶说,梅家老二早回来了。他大学毕业分配去“小三线”当医生,今年政策是“小三线”职工能回沪了,他住进来了,你们都没看见吗?我清早看见他下来倒马桶的。
那我们算住在梅家?我问。奶奶说,哎呀,什么话。
盥洗室和厨房理论上是全楼合用,但梅家接了水龙头上去,他家吃饭,也是单独在三楼阁楼搭了小厨房,因此和我们从无交集。他只在周末某个清晨下楼。他存在着,我偶尔能听见天花板上的脚步声。
我走到二楼走廊尽头,看了看通往三楼的楼梯。上面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像妈妈看的电影。像《纳尼亚传奇》里的小孩站在壁橱前;像德国市民发现地窖里的犹太人;像简·爱看见阁楼里的疯女人,而那个女人,才是庄园的女主人。
真正和我们合用厨房的是阴老师。她一下午不间断要上五个钟头的课,每一个小时一班学生。有时下一堂课的学生来早了,就坐在厨房等她。家长和学生看到我们,会客气地点点头,递上带来孝敬阴老师的罐头和易拉罐。
阴老师常年吃这些:红肠、面包、水果和鱼肉罐头——早些年吃罐头还是宽裕生活的象征。她也喝可乐和粒粒橙,那时候有易拉罐也算是宽裕生活的象征。她只偶然用灶头热一下牛奶,等于把整间厨房都让给我家。因此我们也就不计较她到二楼上厕所洗澡,总是弄得满地水。
“看看这个晚上进乐池穿演出服的人,多少登样,谁知道她上完厕所老是冲不干净,大便黏在壁上,洗完澡满水槽的头发。”我奶奶举着马桶刷一边用力刷马桶,一边抱怨阴老师。我大致知道,阴老师独居,听说早年和团里的单簧管手结过婚又离婚,有个儿子跟着前夫在美国。
“一点不是过日子的人”,我听到我妈背后说阴老师。倒也不是批评,更多是带着一点疑惑,好像是说这样也能活着吗?不每天买菜做饭下厨房的日子也可以算活着么?我妈说,什么样的人能和这样的女人过日子呢?但她活着呀,也活得挺好。身上行头一套又一套,在家也穿着高跟绣花拖鞋。当然,这样的谈话到最后,总是以“她是老外呀”结束。有时候说这句话的是我奶奶,有时候说这句话的是过来做客的姑妈,大家听到这句结语都会点头称是。她们把阴老师和她们的不一样归了因,似乎阴老师的做派,就对她们的生活减少了挑衅。
我们互相不串门。印象里,阴老师只进过我家门一次,说她的吹风机坏了。她用毛巾包着头,粉色浴袍外披着米色羊毛短大衣。那是圣诞节前的晚上十点,我妈带着我已经睡下了,听到她敲门叫,孔师母,帮帮忙,孔师母,不好意思。她的上海话带着一点老派的尖团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