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乱亦越情关

爱情是个由现代性所生产的词汇，它在中国传统的人伦中没有位置。夫妇有别，婚姻乃结两姓之好，举案齐眉便是最好的境界，画眉之乐只存乎闺房，不在夫妻恩义之内，这是旧式家庭所奉行的伦理。自有新道德以来，自由恋爱成为男女结合的基础，先爱再婚，这是新式家庭所默认的规则。

西南联大几乎集中了当时全中国最卓越的知识分子，德先生与赛先生并驾齐驱，新道德与旧道德相互交织，老式家族与新式家庭共存无碍，小脚与西装都是常态。西南联大正副教授共一百七十九位，其中仅二十三人未曾有过留学经历。费正清一九四二年访问西南联大后，有如下观察：“这些曾经在美国接受训练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思想、言行、讲学都采取与我们一致的方式和内容。”在这样的现代性规训之下，虽然西南联大的教授们亦存在代际差异，基本上年龄越大，婚姻方式越是传统，但是总的来说，联大教授们奉行核心小家庭制，对夫妻情感的重视程度大异中国传统人士。

西南联大的教授太太们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超当时女性的平均水平，她们中为爱结合、为爱奉献、视爱情为婚姻道德者，大有人在。西南联大的教授太太们，相较于现在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只多不少，除了要维持家庭运转、抚养教育子女、支持丈夫工作、发展自身事业之外，也要处理婚姻中的情感问题。战争、贫穷、纷乱、匮乏、落后，这些社会环境对于女性困境而言，幸或不幸，未有定数。

水云易散人常在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北平沦陷已一年有余。蓝天如梦般清澈，然而故都的秋，总是一层秋雨一层凉，寒冬将至，而昆明四季如春。再有四天就是结婚纪念日了，张兆和捏着沈从文催促自己带家人南下的来信，站在小院子里出神。

文学家们总是把自己的爱情记在诗里，写在书里，传在话里，令其广为人知。沈从文求爱的故事是文学史上的佳话，借着爱情的东风，九如巷张家四姐妹成了知名的民国女性。

只是不知道沈从文是否意识到自己有多幸运，同样是写信给自己的女学生求爱，同样是被不堪其扰的女学生将信交给了校长，沈从文有胡适等爱护他的师长朋友从中撮和，他爱上的张兆和能欣赏他的文笔才华，在他三年多孜孜追求下最终心软同意。

而写信给梅贻琦小姨妹韩权华的北大历史系教授杨栋林因此引发了北大“驱杨运动”，校长蔡元培出面促其辞职。杨教授的苦苦追求被韩权华定义为纠缠，甚至将他的情书曝光于《晨报》副刊，其后自加评语：“实足为中国共同教育（co-education）之一大障碍。我北大女生，我北大全校皆是引为不幸。”

爱情这件事，大约也是成王败寇。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从未因苦追张兆和被人嘲弄，而出身世家、留日归来的杨教授却成了骚扰丑闻主角，被迫辞职。杨栋林追求韩权华所用手段其实远不如沈从文追求张兆和来得激烈，但是沈从文幸运啊，靠着文学，以及张兆和对他的爱护体谅，他体体面面成了张家的女婿。张兆和是他的福气，虽然人总是不愿意惜福。

总是自称为“乡下人”的沈从文喝上了娶得美人归的甜酒，不久张兆和怀孕，而沈从文遇上了高青子。刚出月子不久，张兆和发现端倪，试着询问，沈从文立即便向妻子坦白自己爱上了别人。他的本意也许是希望坦白从宽，也许只是想缓解自己的压力，还有可能是视妻子如知己，想向她倾诉自己的心结，不过张兆和无意与丈夫当知交兄弟，抱着儿子就回了苏州娘家。

乡下人不知该怎么办，也想不通为何自己的坦诚却换来妻子的震怒，于是他哭着跑去找林徽因。这才是他真正的知己兄弟，与他探讨了一整晚的人性与文学，和他一起哭哭笑笑，她给出的唯一建议是让沈从文找金岳霖聊聊，然后赶紧写信给好朋友报告二哥的八卦。

沈从文又拿出文学攻势，仍然成功，张兆和别别扭扭回了北平。没多久，战争来临。谁都没能想到，“七七事变”之后仅大半个月，北平就丢了。亡国奴是当不得的，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日本军队全面开进北平之后没几天，沈从文便随着杨振声先生化装出奔，一路辗转，在昆明安顿下来。

丈夫先走了，留下了行动不便的妇孺。当时，张兆和刚生完二子虎雏不足三个月，尚在哺乳之中，长子龙朱年方三岁。逃离北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家中还有沈从文的九妹沈岳萌，这位爱娇任性的小妹，此时正为没有皮衣和嫂子吵闹。

沈从文在昆明有了安定的工作，便希望主妇带着家小去昆明团聚。信片如雨，片片都是催。张兆和有些为难，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们由北而南，何其艰难。夫妻间历年来“许多太美丽太可爱的信件”，若不带上，便是永生失落，可是又不能全带走。况且此时的北平相对平静，而南方却是天天头顶炸弹。再加上先前高青子带来的心结，张兆和不愿意南下。

这次沈从文终于急了，怀疑张兆和另有所爱，这才不肯动身往南。他怀疑“北平有个关心你，你也同情他的人”，还煞有介事地写道：“若不能在共同生活上给你幸福，别的方面我的牺牲能成全你幸福时，我准备牺牲。有痛苦，我忍受痛苦。”

三十六岁的作家被自己莫名的纠结折磨着，他再次向他的精神支柱呼救：“我离开你，便容易把生活转入一种病态，终日像飘飘荡荡，大有不知所归之慨。”“救济它只有一法，在你面前就什么都转好了。”

类似的言语张兆和已经读过许多遍，自沈从文追求她开始，她便负上了某种救赎的责任。前年因着丈夫与高青子的婚外情，她被气回了娘家，也是这样一封又一封来自灵魂的呼救信将她拉了回来。现在，它们又来了。

战火纷飞之下，文学家的灵魂一样被困于方寸之间，打仗不过给人生增加了一层乱象，乡下人的这杯甜酒，从底子里便是苦涩。既然命运的红酥手送上了这一杯黄藤酒，勇敢的新女性便将它慷慨饮下。

一个月后，张兆和带着两个幼子、杨振声的女儿和沈家九妹，从北平出发，经天津、上海、香港、越南，最后走滇缅线才辗转到达云南，历时整整三十天。九妹后来疯了，虎雏、龙朱尚小不记事，带着妇孺们过海越岭的张兆和本人从未细细提及这一个月艰难的行程，于是，这一路上发生了些什么，无从重现。

我们只知道，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四日，九如巷的三小姐，当年的“黑玫瑰”带着一家人和许多行李到达昆明，住进了北门街四十五号。

和写尽心事的沈从文不同，他那“黑黑的三三”总是默默地。忸怩作态，那是小家碧玉的矫揉，大家闺秀自当落落大方。三小姐不愿意诉苦，更不可能邀功，别说一路艰辛，就是这一生委屈心痛，也不过默默担当，并没有一个字抱怨。

北门街四十五号已经是沈从文在昆明的第二个居所，这里原是蔡锷故居，现在却住满南下的知识分子。有杨振声和他的女儿杨慰、儿子杨起，沈从文夫妇和两个幼子小龙、小虎，沈家九妹沈岳萌、张家四妹张充和，还有汪和宗以及刘康甫父女。

这个临时大家庭食指浩繁，真正的主妇却只有张兆和一个。杨振声算是大家长，汪和宗管账本，余下不是未成家的少男少女，便是只知文事不识家务的文人。操持这一大家子的辛苦，不必想也知道。

苏州九如巷出来的小姐们出嫁前没有受过穷，也没有受过委屈。四个小姐的生母是盐商巨富之女，嫁进张家时嫁妆堵住了整条巷子，临死前为每个孩子都安排了奶妈、保姆，“干干”们俱都识文断字、忠心耿耿。亲父开明之极，续母是中学校长。三小姐读大学时是女子全能第一，体育健将一枚，追求她的人直编到“青蛙十三号”。

所有的癞蛤蟆都没有想到，横刺里杀出来的老师最终娶到了三小姐，得到允诺“乡下人喝杯甜酒吧”。乡下人办不起婚礼，甚至在婚前就把三小姐的订婚戒指当了五十个大洋花个干净。婚礼上，新娘子一身家常豆沙色旗袍，没有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证婚词，借住的新房内空空荡荡，家徒四壁。乡下人出不起聘礼，为着自尊，也不肯要新娘子的嫁妆，三小姐于是裸婚，从此成了沈太太，脱胎换骨。

在北门街四十五号操持一大家子生活的张兆和，早已适应了穷家主妇的生活。除了院中这些个的饮食起居，家中客人往来不断。院门前有一条小路通往山下，那里有条靛花巷，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便在那里。人影闪动，灌木丛中时常有人顺着小路走上来，傅斯年、李济之、罗常培来得最多，此时或招待饭食，或摆点心饮茶，都由主妇殷勤筹谋。不过三小姐向来不喜欢声张，什么事都默默地安排妥贴。

生活不易，教授夫人们多有种菜养鸡者。四十五号的院子里也有一只大公鸡，却是金岳霖寄养在这里的，这不是为着吃，是养着玩的。当时金岳霖住在西南联大的单身宿舍里，无法养鸡，他看上了杨沈两家的院子，将自己的斗鸡寄养在这里，自己不时过来看看，喂些好料，甚至是鱼肝油这样珍贵的营养品。只能说“八年抗战”这才开了个头，教授们还有余粮，等过了四○年，别说鱼肝油，便是米糠也成了珍贵的食物。

金岳霖一向喜爱养鸡，到了昆明见到精神抖擞的大斗鸡更是欢天喜地。这只大斗鸡营养充分，油光水滑，战斗力非凡，乃是街中一霸。金岳霖来看它，有时顺便留饭，这鸡便在餐桌上伸脖引颈，与人共食。每逢警报声响，大家都锁了门往城外疏散，张兆和却要给金岳霖留着门，因为唯独他要赶进城来，抱着他的大公鸡跑警报。

有了这只鸡，院中别再想养别的鸡鸭，一旦没看住，让它出了院门，它会四处逞凶，把别的鸡啄得下不了蛋。向四邻八居道歉善后，日常喂养调弄铲屎，其实都是张兆和在忙。不过她不多事，大家都拿大公鸡和金岳霖开玩笑，她却从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做事。

张兆和与刘文典的太太张秋华都是合肥人，有亲戚关系，但刘文典十分看不上新文学家，对沈从文嘲讽有加，毫不客气。张兆和不理会，照样维系姻亲关系，刘文典夫妇请客，她带着沈从文照去不误，自己家里设宴，也不会落下刘文典。刘文典脾气暴躁，口无遮拦，能和蒋介石当面吵起来，张兆和这种处理方式，是典型的大家族共存，你骂你的，我处我的，不会真正伤了和气，后人说起来，也只当桩逸事，无损沈从文的文名。

自生下第一个孩子，为着亲自哺乳的便利，张兆和剪去长发，脱下高跟鞋。她在大学里是学英文的，当三小姐时风头无两，做起乡下人的主妇来却踏实得很，每日里亲自哺育孩子，满足小姑要求，仔细计算家用，尽力招待朋友，还要全力支持丈夫的写作。她做得很好，沈从文却委屈地要求她养回长发，踩回高跟鞋，多穿好看的旗袍。张兆和实在无法同时维持家务与形象，简直是向丈夫哀求，别再要求颜色常新了，“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持家穷主妇与恣情三小姐难以两全，沈从文想要他心中的三三，张兆和却得考虑眼前的生活。于是沈从文转头找了高青子，那个复刻了他小说中女主角衣着的女性。婚后的三三被沈从文喊作“小妈妈”，已满足不了他复杂的精神需求，他需要很多很多的情感和回应才能填满心灵。

第一次与高青子的婚外情无疾而终，沈从文忏悔不已，为了让回娘家的太太原谅自己，写了许多信。在众人说合下，张兆和还是回了家。她没有想到的是，即便在日军铁蹄一路长驱南下的一九三八年，即便在炸弹纷投的边陲昆明，即便有清华校长太太上街卖糕的榜样，即便在生存都难以维系的境况之下，沈从文仍然不能体谅妻子短发布衣操持家事的辛苦，他仍然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心中的美与爱。

比张兆和到达昆明更早几个月，高青子也到达了昆明，住在昆明市内玉龙堆四号，离沈从文当时居住的青云街二百十七号并不远。多年之后，回看沈从文对张兆和来滇的百般催促，甚至猜疑激将，一切都显得易于理解。面对高青子在自己生命中的重新介入，沈从文自我崩塌，他迫切需要他的“小妈妈”将他拉回日常现实，否则他的精神世界将分崩离析。可他还是需要高青子，两样，他都要。

而当时的张兆和，却对自己将在昆明面临的命运一无所知。九如巷的三小姐，抱着与国共难的决心，千里奔波到了昆明。在那里，她帮丈夫的朋友养鸡，替丈夫的妹妹织毛衣，为了让丈夫有更好的写作环境，不辞万难从北平带来了丈夫心爱的古玩。而这些花费了大量生活费的古玩，被钱锺书扫过一眼后，转头讥讽，“沈从文最爱买假古董”。张三小姐对古玩是否有鉴赏力无须考证，因为她对真假根本没有兴趣，丈夫喜欢就好。

她典当了自己的最后一块好布料，换钱招待丈夫的朋友。她为丈夫的师长亲手调制补身的酒酿鸡蛋羹，好好相待丈夫的学生们。她亲自带着两个顽皮的儿子，照顾着一大家子，还要为丈夫看稿子提修改意见。所有这些，终其一生，她都从来没有说过。若不是昆明当时满满塞着一城的文人，你写几句，我记几语，其中总不免提及，我们甚至不知道三三也曾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