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二十一世纪的“考古”

吴琦：周嘉宁老师，你好。你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浪的景观》。会不会有很多读者跟你回忆过，自己当时看你的书、看你的文章的场景和故事？

周嘉宁：我其实经常会碰到读者过来跟我说，“我是看着你的小说长大的”。

吴琦：其实应该是“看着你的小说，跟你一起长大”才对。

周嘉宁：对。因为我那个时候也很小，当我听到这样的话都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羞愧情绪。我现在的简历上面其实不会再提到以前写的东西，从《密林中》出版之后，对我自己来说算是一个新的写作的开始，虽然不一定是好的写作，不管怎么说我觉得那是一个开始。

但是这几年可能又稍微有了一些变化。我最近在跟别人探讨什么是时代的好运，我觉得从这一点上自己获得了一种好运。这种好运是，我不是一个人成长起来的，我是跟一群人一起成长起来的，这当中有我最好的朋友，有每天交谈的人，有从来没有见过面但始终通过网络沟通的人，也包括我的读者，就是会跟我说“我们是看着你的书长大的”一群人。所有这些人，他们像是很多面镜子，能够反射出我自己身上的问题，也能够反射出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映照在他们身上的光芒，然后那个光芒又回馈给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并且让我观察到，这些东西、这些经历我觉得挺难得的。

吴琦：我现在在日常工作中读《再见日食》，和我在高中时的公交车上读，那种怅然是一贯的。并不是说中间经历了社会的变化，世界完全变了一个样子，而我们自己可能也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人。那种怅然若失似乎可以连通起来，如果扪心自问，我们回到一个特别自我的时间里去面对这些感触的时候，你会发现那声叹息好像一直都在。面对这么多成年世界的规则，社会化的经历，尤其是高速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各种应接不暇的变化，其实始终有一个声音，或者有一个自我在怀疑，在踌躇，在消化不了。

周嘉宁：嗯，可能每个人对于怅然的解释和感受不太一样。但我自己确实是在可以说怅然，也可以说难过，或者说失望，或者说正在失去的这样一种情绪之下，写了《再见日食》这个小说。

首先它具体的时间背景，差不多是一九九五年到二○一七年。我二○一六年从美国回来，当时确实是去过了一段相对封闭的集体生活。人在成年后很少有机会在一个封闭环境长达三个多月，跟三十几个背景不同、语言不同的成年人密集相处。这当中会有非常多观念的冲突，自己很多天真的、相对傲慢的对世界的认识，在短短的三个月中被摧毁了，但这是一种有益的摧毁。我觉得人在三十多岁的时候，可以被摧毁一次。自己身上已经有了一些固有的东西，你想要去反省，但你可能会把自己放在一个舒适和相对安全的地方。人会有一种想要逃避的天性。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当面对无数的观念直接冲击你的时候，就是逃不开，就得要面对。我在那个过程中的反省也变得非常激烈，想要自我重建的愿望也非常强烈。

我从美国纽约回来的时候，是十一月初，那天正好是大选，在飞机上度过十几个小时，下了飞机以后看到选举结果，我已经从一个我所身处的类似于乌托邦的被隔绝的集体生活当中，回到了上海的现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旧的时间要开始变化了，你知道这个变化是一定会发生的，之前所有的预告会警示它不仅仅是预告，接下来要有大的变动了，但那个时候你不会觉得兴奋。我确实在当时有一种强烈的失去了什么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了这几年越来越强烈。我在失去，我在不断地失去，我在被逼到旧的生活中，重要的部分被分隔开，然后一方面是被毁，一方面是自我的抛弃。从二○一六年到现在已经六年的时间，我依然没办法说清楚到底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只是那种非常强烈的感觉在持续。我对于世界的观察也在持续，对自我的思考也好，对外界的思考也好，加深了我的困惑，反而觉得各种问题越来越没有办法解答。

吴琦：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看不到特别具体的这几个主人公的经历，大家带着各自的包袱和没有被小说解开的心事度过了一段比较理想化的生活。可是那个理想化的生活并不能完全地解决它原本带来的问题。我们这代人经历的生活感受——不断地失去，以及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样的失去，这样的变化速率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是加速的，剧烈的程度也是不断增加的，所以我特别能共鸣你说到的你没有答案，你也不会假装自己有答案，甚至你也不再相信答案本身，因为我们自己的人生经历几乎都是不断的问题堆叠出来的。

这个小说集设定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二十一世纪最开始十年左右。我不知道这段时间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在你的人生经历或者写作当中，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显著的时间段，你是怎么去认知这个时间段的？另外一个地理的坐标是北京。这个小说里面大量描述到北京的生活，你自己其实也在北京有过一段时间的旅居，所以这个时间空间，你是怎么划分的？

周嘉宁：我第一次到北京是二○○一年的夏天，我在《基本美》那本书里面写了一个小说叫《了不起的夏天》，就是写那个夏天的事情。刚到北京的那天晚上就是申奥成功的那一晚，萨马兰奇在电视上说出“北京”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好朋友就已经拔腿往外冲了，我都没有意识到他要去干吗，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们现在就要去天安门广场。

那时候是晚上嘛，我住在地坛地下室的一个招待所，然后我们俩就跳上一辆出租车。司机开到长安街的某一段，他就说没有办法再往前开了，前面全部都是人，你们就自己走过去吧。我们就下车开始走，马路上全部都是人。现在想想可能是一种错觉，但我对北京的第一印象是，天呐，北京人也太热情了吧，因为马路上有很多从五道口骑车过来的学生。他们骑着自行车，带着横幅，然后他们如果跟你迎面走过的话，会跟你打招呼，会微笑。这种事情我就觉得怎么这么梦幻，然后会有很多公交车就停在马路上，但公交车是空的，车顶全部站满了人在欢呼，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快乐，那个快乐又是很自发性的。我那时候年纪很小，你不可能不被那种欢乐所感染。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去，大家都等着第二天升旗，人民大会堂前面的广场上睡了很多人。我背了一个双肩包，跟我的朋友枕着我们的书包，三四点的时候睡了一会儿，早上又一起看了升旗。现在回想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了，只是那种快乐的气氛，导致我当时以为人生就是这样子的。我的人生的开场，是这样一种方式，这让我产生一些错觉，这种错觉好像贯穿了我之后看待事情的方式，会让我对很多东西的判断都有一些偏差。那个时候以为正常事物发展规律是一个向上的过程，我们小时候是一个比较低迷的时期，之后一直是一个向上的过程嘛，那你自然会觉得有更好的事情发生，会有更庞大的快乐在等待你。

然后我现在看待某些事情的方式就变得很割裂。一方面我依然保持着这样的乐观，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有点悲观，这种悲观的东西是后来在现实当中形成的。但是那个开场实在是很难忘，所以我一直很喜欢北京，有了这样的开场，你很难不喜欢北京。也是因为小时候看一些北京作家的书的时候，觉得文化的冲击很大，因为大家虽然都是在使用中文和汉语，但会有地域的差异性。那个时候自己也是刚接触文学不久，北京当地语言的方式，音乐的气氛，都会很深地感染到我。

二○○七年的时候，非常偶尔的机会，张悦然说我们可以一起做一本叫《鲤》的MOOK，我就留在了北京。本来上海有一个正要转正的杂志社工作，后来那个工作也没去。二○○七到二○一○年的那一段时间，其实很痛苦。我是一个非常重视朋友的人，朋友带给我的影响也非常大，所以我的小说中友谊一直是母题之一。那时候到了北京，突然被抛到了一个很庞大的地方，傍晚听到乌鸦的叫声所带来的凄凉和北京这个城市的庞大，我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进入这个城市，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路径。八月底的时候，正好是朝阳音乐节，我一个人去音乐节看了我中学最爱的九寸钉乐队的演出，我都不知道该跟谁分享，拿手机给我高中的好朋友打电话，我说我在现场，但是没有人跟你分享其实在当时的人生中来说很重要的事。

但是你在回忆的时候，闪光的东西会覆盖掉这些灰暗的记忆，那个时候北京不仅是对我，对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都很有吸引力。还有很多外国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到了北京，想要来看一看这个城市是怎么样的。我那个时候在那里遇到的人，后来很多都成了我觉得会持续一生的朋友。

开始也是一种很疏离的友谊，大家知道彼此的存在，知道彼此在做一些相似的事情。这可能是之前论坛时代留下的一个后续吧，因为最开始二○○七年的时候BBS论坛很盛行，不像现在各个行业之间好像存在着壁垒，每个行业都更加的专业化。最开始的时候所有人是对整个文化现象都会感兴趣的，然后会在一起交流，会很强烈地希望别人了解自己，也想要去了解别人。北京这时候也是一个很混沌的气氛，你可能去一个地方会碰到不同的人，各种种类的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其实当时没有认识什么北京人，朋友当中一起玩的好像全都是各个地方来的人。

吴琦：你当时怎么交朋友呢？我印象中的你应该是一个比较内向或者文静的人。

周嘉宁：不知道哎，我后来就觉得好像相似的人，他们最终总是会碰到或者看到彼此。我那个时候交到了一些很好的朋友，但我想不起来最初为什么会认识他们。可能也跟我做杂志有关，会强迫你走出去，强迫你跟人发生联系，它还是改变了一部分生活的。

当时北京还属于变动和建设当中吧，因为奥运前期需要建造很多东西，需要改变城市的景观，要把一些旧的东西拆除，然后有新的东西在不断建立起来。这几年我发现北京好像一直是这样，我前两天经过三环的时候国贸那边有一个很大的工地，就在最中心的地方，我感觉这个工地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好像这个建造过程一直从那时持续到现在。

上海可能不太一样，之前有大概十年的时间整个城市就是一片工地。我觉得我的青春期是在城市的工地、泥泞、废墟和冲击钻的噪音中度过的。我家门口在挖地铁，学校门口在造中环，到处都是大高架啊，隧道啊，那种巨大的挖掘现场，全部都是噪音，会让你觉得很兴奋。建造和噪音可能会给一个青年人带来一种兴奋感，因为你知道未来会有新的东西诞生，你知道此刻的所有的嘈杂和混乱都是为了之后的新的景象呈现在你面前，但你又不知道那新的景象是什么。你眼前所看到的只是地上很大的洞，地的深处感觉会有回音产生，然后地底的泥从下面被运输上来时它的气味，这些东西都留存在我记忆里。北京那两年其实也在一个巨大的变动当中。

我是二○一○年的时候离开北京的，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原因说一定要离开，但是我离开的那一年，有好多人从北京离开。我后来在想到底是什么驱使他们在那年离开北京，但一直不明确，我只是很明确地知道有一群人离开了。

我后来去写这些小说，把时间点放在二○○一年到二○一○年这个时间段，一方面是因为我对发生的一切非常不解和困惑，我想要去寻找一个答案。寻找答案是一个漫长追溯的过程，我暂时把我成年以后的起点定在二○○一年那个很盛大的起点，我想通过写作，或者是通过用我朋友的话来说，是一个二十一世纪初的考古，去探索一下那个时候的变化。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是我反应很慢，我现在可以思考十年前的事情，但你让我思考当下的事情，我的逻辑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不知道要从哪个角度去进入。我其实很羡慕一些创作者，他们对于当下的反应能力和判断力是非常敏感和准确的，他们用一两句话顿时就说清楚了。我只能用一个更为缓慢和滞后的方式去解释自己的困惑以及观察世界，并找到一些答案吧。

吴琦：我很喜欢你朋友说的“二十一世纪的考古”，我觉得今天就是想探究是不是可以“考古”那十年，以及这种考古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来自于哪儿。对于从二十一世纪初长起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面对了大量的困惑、不解、失落，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追溯和考古了，那个十年到底在发生什么，以及我们怀念的是什么？

我们正好在一个进步的快车道上，我觉得你前面说到了申奥前后那种巨大的快乐应该是被全民所共享的。但我觉得你后面说到的痛苦——之前我喜欢北京的很大原因就是我觉得它接受这种痛苦，甚至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各种各样痛苦的集合体。大家在这里可以游荡，可以徘徊，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琢磨这个痛苦，或者试着寻找一个位置。

还有你前面说的城市建设。到今天北京都没有停止这种建设，但是当所有建设的代价开始出现的时候，你就意识到了这种建设当中的残酷性。在小的时候，我们看着哪里开一条公交线，开一条地铁，就会觉得拥有一个新的通道，可以穿过这个城市或者去到那些想探索的地方。

周嘉宁：我在想你刚说到的地铁，城市景观这些东西，在我小的时候，即便在上海，它也是没有的。很多跟城市相关的东西，我最早是先在小说里面看到的。在一些欧美的流行音乐里面，看他们的歌词。我现在都还印象很深，小红莓乐队的一张专辑叫To the Faithful Departed塑造出这种气氛，好像是说他们喝着苹果酒，穿着马丁靴，在公园里面晒太阳，那个场景是很让人羡慕的。包括第一次知道便利店是在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包括香港，一些城市文化因为发展要比我们这边早很多嘛，其实是先有了概念，然后才有了实际的城市景观的。那当然会觉得原来这些东西我们也在拥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