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绘园种种

一

去到如皋水绘园，着实淋了一回雨，且这雨是在进入如皋时才下的。先是小雨，行至水绘园附近时，几成霶霈之势。正好已到饭口，就近闪进一家快餐店，餐后雨未止，心想头一遭寻访水绘园，竟是暗雨萦天、间有雷霆的阵势。悒悒向外张望，只好作鸣之以泉、泻之成瀑、聚之为泽之想了。

来水绘园前，着实是做了一点功课的。这是建于明朝的一座私家园林，原系冒梦龄（冒辟疆祖父）叔父冒一贯的别业，清顺治九年归冒起宗（冒辟疆父亲）所有。冒家乃官宦世家、江淮望族，其先祖冒致中为元朝忽必烈第九子、镇南王脱欢的后代，故冒辟疆亦属成吉思汗的血脉。这偌大的园子，其实只是冒家产业的一部分，传到冒辟疆手里时，以他迥出时辈的审美品位，当然不甘于矜持守墨，保持旧有格局。不久请来园林家张涟、许荫松和一帮能工巧匠对园子加以重新设计、整改，终使其成为江南园林的孤本代表及陈从周笔下的“天下名园”。

水绘园几百年来几易其主，许多景点早已无存。有道是“名流虽已代迁，胜事自须人补”（张岱），几十年前决定恢复重建时，请来当代园林泰斗陈从周教授统筹，依据陈维崧（冒辟疆的门生，曾于水绘园长住十年）的《水绘庵记》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水绘园旧址图》，在遗址上重新规划、施工。有些景点比较接近原貌，比如冒辟疆当年参与设计的涩浪坡，经专家反复考证，建成后合乎“涩浪坡为最，坡广十丈”的相关记载。但有不少景点，怕也迥非当年，只能供后人存个念想，以寄思古之幽怀。

步入园中，越过一座拱形小石桥，映入眼中的，是一尊冒巢民（名襄，字辟疆，号巢民）手执书卷、面容清癯、背倚梅石的高大立像，彰显出他是这座园子的主人。执伞四处逛逛，虽阴阴其雨的天气，却见荷池楼台，风泠泉渟，依依垂柳，一派萧疏如画的情致；更兼锦鳞无数，白鹅游弋，悠然可谓濠濮。园景城围其半，不设垣墉。沿一带溪亭廊桥，周回绕折，在一条小石子路上蹀躞百余步便至妙隐香林，又岔作两路：一条左向，壹默斋、枕烟亭、镜阁、匿峰园、碧落庐等次第出现；一条东向，寒碧堂、洗钵池（冒家四代的放生池）、壶领园等悠然在目，尚有鹤屿、小三吾等景致点缀其中。去过不少名园，大多营造精丽、排布周密，透着那么一股子典丽豪奢之气。水绘园却显出淡逸清寂、荒榭遗台之美，这是一种比较疏脱的美，和园主的高士风致倒也契合。至于它的以水造境，陈维崧在《水绘庵记》中写道：“绘者，会也，南北东西皆水绘其中，林峦葩卉坱圠掩映，若绘画然。古水绘在治城北。今稍拓而南延，袤几十亩”。吾首访水绘园，不意尘网中竟有如此遗世独立的园池胜境。

水绘园曾见证冒辟疆和董小宛（名白，字青莲，苏州人，“秦淮八艳”之一）一段凄美的情事。倘无这一层，便少了神仙眷侣的一泓风月，水绘园便也只是水绘园，而不是承载过乱世佳人和复社名士的一段恋情的所在，也不会诞生一部开创了中国“忆语类”文体的名著《影梅庵忆语》，而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和那个年代的大变局有关。

有那么四句诗，概括了冒辟疆不同凡响的青少年时期：“两岁涉四方（因其祖父冒梦龄在江西会昌任职，故挈眷侨寓，包括尚在髫龄的冒辟疆。十岁时移居四川酆都，十二岁迁云南宁州。这段跌宕的童年经历，和冒辟疆后来比较豪气刚正的性情不无联系），十二称文章（冒辟疆从小苦读经史子集，为文作诗已崭露头角）。束发侈结交，鸿巨竞誉扬。”他十三岁时，性不宜时的祖父因不满朝政而“拂衣归”，带冒辟疆回到如皋。起初他向喜欢结社、倡导“以唐宋为则”的族曾祖冒愈昌学诗，冒愈昌遂引导冒辟疆系统学习后七子及竟陵派诸家诗文，故冒辟疆十四岁时，他的诗集《香俪园偶存》中即有《寄谭友夏》（名元春，竟陵派领军人物之一）的七律诗，内有“孤踪落拓东海上，独擅中原欲识君”二句，流露出对这位文学前辈的仰慕之情。后来很多学者把冒辟疆归为“性灵”一派，和他的这段学习经历和流派传承不无关系。这本《香俪园偶存》的集子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冒辟疆不以年齿为拘而诗才颖出外，还因为它是由南京礼部尚书、书画家董其昌作的序。董其昌称其“才情笔力，已是名家上乘”，还把他比作“初唐之王勃”，甚至期望他能“点缀盛明一代诗文之景运”。殷殷扶掖晚辈之情，卓显大家风范。

冒辟疆十六岁中秀才，书法受业于董其昌，兼学钟王、颜米诸家，自此书艺大进。写到这儿，似乎凭空就能想象一副少年俊才的翅膀，正拂拂有风，只待直上云霄而一展怀抱了。然事与愿违，冒辟疆后来六次参加南京乡试，均未中举（崇祯三年的那次乡试，头场、二场均被选中，到了三场时因突发疾病中途退考，与唾手可得的功名擦肩而过。还有一次考策论时因抨击时弊，犯了忌讳，遂遭落榜，后冒辟疆只能秀才终身），以至吟出“名场十载未逢时，愁魔病鬼交相簇”的悲调来。举业的蹭蹬，虽使冒辟疆道途多梗，倍感受挫，但究其一生，这一页似可忽略不计，甚至可以说，他后来的高士风范，难说不是拜无缘仕途所赐。

二

冒辟疆是复社的名士，其渊源乃系其祖父冒梦龄和父亲冒起宗分别与东林名士邹元标、姚希孟、周顺昌、文孟起等多有过从，且十分同情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铁骨铮铮的杨涟、左光斗等人。这样的交游取向，不可能不对冒辟疆产生影响。崇祯二年，“娄东二张”（张溥、张采）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之世态，秉承东林遗风，以“兴复古学”为由，在多方联络、“兼并重组”南北诸会社的基础上成立复社，十九岁的冒辟疆作为首批会员加入，也就不难理解了。复社起初虽为学术团体，但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不知不觉地被裹入上层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实际上成为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文人团体。

尤其在复社于崇祯二年（一六二九年）召开尹山大会、三年召开金陵大会、六年召开虎丘大会后，东林前六君子、后七君子的遗孤，包括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高攀龙的孙子高永清、左光斗的公子左子正、顾大章的儿子顾玉书等人，有一次在冒辟疆以百金租赁的桃叶渡河房九大间集会。魏学濂示父兄受阮大铖迫害时写的血书及先人的血衣，控诉阉党的滔天罪行，讲到悲愤难抑处，全场哭成一片。虽说崇祯上台后，拨乱反正，摧毁了大部分阉党势力，但还有漏网之鱼在朝为官，这其中就包括有才无行、善于搞政治投机的阮大铖。魏忠贤垮台后，他摇身一变，又被起用为光禄卿，于是，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终使其受审罢官，退避老家达十七年之久。这期间，他潜心于戏剧创作，建立了家庭戏班，客观地讲，倒是写出了不少好作品。但崇祯上吊后，随着时势的吃紧和南明小朝廷的建立，阮大铖的政治野心又故态复萌，加之为躲避李自成的兵锋，从老家安徽潜回南京。他伺机而动、以图复出的种种迹象，引起复社中被阉党加害致死的东林前辈遗孤的注意。所以在那天聚会时，他们慷慨激昂，激愤声讨，冒辟疆借着酒兴，对认贼作父（指魏忠贤）的阮大铖也大加斥责。此事传到阮大铖耳里，吓得他连夜躲进金陵城外的牛首山。

后来，复社成员们利用乡试之机，再次于冒辟疆的桃叶渡河房聚会。他们裁量人物、指陈时弊，起草了一篇历史上著名的檄文：《留都防乱公揭》。这篇文字，表面上看是为了防止阮大铖翻案，而把他当成了靶心，实际上是这些血气方刚、不过二三十岁的青年才俊们在面对危局时所发出的一声苍凉的呐喊。我仔细阅读过全文，词气不可谓不激越，文锋不可谓不犀利，比如文中提到：“杲（顾宪成侄孙顾杲）等读圣人之书，附讨贼之意，志动义慨，言与俱愤，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而况乱贼之必不容于圣世哉！谨以公揭布闻，伏维戳力同心是幸。”字里行间，充满了勇敢无畏、舍生取义的殉道色彩。

这篇名垂青史的文告，是复社成员吴应箕、陈贞慧等人起草的，署名者包括冒辟疆在内共一百四十余人。自此复社名声大振，“粉丝”无数，使得阮大铖的底细路人皆知、名声由此尽毁，一些刚正之士唯恐避之不及。后来到了南明弘光朝，阮大铖一俟掌权，即对复社成员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以上可以看出，这两次重大事件，均发生于桃叶渡冒辟疆的宅子，无疑，他是活动的组织者、场地提供者和直接参与者。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冒辟疆与陈贞慧、方以智、侯方域成为明末著名的“四公子”，并和东林前辈钱谦益、黄道周及同辈中人黄宗羲、顾炎武、陈子龙、吴伟业、余怀等由此结交，可谓有道合而无利交。

崇祯十四年（一六四一年）复社创始人张溥去世后，隔年复社再次举办虎丘大会，冒辟疆“共主葵邱”，成为复社的后期领袖之一。后来，在阮大铖势力的打击报复和各种复杂多变的政治因素逼迫下，作为中国古代最大的文人政治组织、有会员一万多人的复社，接连受挫。当时的恐怖气氛，正如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所言：“三山街，湜骑狠，骤飞来，似鹰隼”，冒辟疆也险遭迫害，幸有友人施以援手才得以出逃南京城。到了顺治九年，复社被清政府勒令取缔，一条绚烂的星河，从此消失在阒暗的夜空。当然在复社同仁中，亦不乏逐热之徒，有人降清，有人肥遁。狂者或纵情曲蘖，耽于声伎；隐者或抱道忤时，退居林野。相形之下，冒辟疆的归隐，显得尤为彻底。但对麇集而来的新朋旧识，他不顾清廷严禁结社的规定，在水绘园中不断地予以接待，全然不似那种路阻鸿稀、音讯断绝般的人情萧瑟。诚所谓“抱君亲之至痛，悼正气之沦亡”，他们声气相求，彼此唱和，一纾内心的怅闷和孤介不平之气。冒辟疆还在水绘园讲学，特别对前来游学的好多东林、几社、复社的遗孤格外关怀，在诗文、学问方面加以细心辅导。

如皋之所以成为一方“净土”，和其偏处海隅、乏人问津有关，但并不闭塞。近泰州和扬州的地理位置，使其水路交通极为便利。是时，各地反清声浪很高，文人中多有试图重整河山的志士。然针对他们的文网越织越密，尤其作为清廷重点打击的一些太湖流域的士大夫，稍不留神，就有性命之虞。但如皋这里，一些落魄的文人，如清刘体仁所说“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如皋水绘园为归。”我想个中原因，一是受冒辟疆的为人和名望感召，其次和如皋不怎么引人注目、便于活动有关。

冒辟疆不仅对远道有求而来者仗义相待，还对遇有急难的周遭乡民，也是扶危济困，从不推辞。爆发大饥荒的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他和父亲冒起宗以民生疾苦为忧，以乡井是非为念，分别在如皋西门和东门施粥，每天受益的饥民竟达四千之众。他还把特别困难的老弱病残列入赈籍以按时接济，就连为长子行聘的二百两银子也被他换成碎铜钱散了出去。他的善举，给自己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饥民撇开另外三座城门，蜂拥至冒辟疆负责的那座城门下争食，使得压力陡增的冒辟疆一下子病倒了。

其实，就个人前程而言，冒辟疆是有不少入仕机会的。康熙十二、十八年，清廷开博学鸿词科，征召隐逸才学之士。一些身居高位的旧友如时任礼部尚书的龚鼎孳、《明史》馆总裁官徐元文等多次信函促请，地方有司屡次举荐，可冒辟疆牢记复社“毋干进辱身”的条规，以赡养老母、身体有恙为由一口拒绝。为了表示决心，他还将“水绘园”改为“水绘庵”，常常一袭汉人服饰，披肩散发扮酷，半僧半道修行，以规避清廷的剃发令。传说中同时代的说书艺人柳敬亭亦如此，以“演出需要”为由，着明服，不剃发，以明心志。后来，冒辟疆终身以不仕新朝、甘为遗民、拒不合作为行为极则。但可以理解的是，冒辟疆并不以此为矩范而强加给子孙。自己抱定志节是一回事，要求子嗣们凭一己之力以卵击石、与清朝抗衡是另一回事，作为一名父亲，又于心何忍？基于此，他还曾帮助孙子冒浑谋求功名，不惜四处告贷。这让我想起同样不接受博学鸿词科的征诏、归隐山中勤于著述的黄宗羲，唯独不反对儿子黄百家和弟子万斯同、全祖望入京修史、与清廷合作一事如出一辙。虽然这事被学者吕留良及晚清章太炎等人以“守节不孙”“晚节诚可多讥”对黄宗羲有所贬抑，却未免苛刻了些。实际上黄宗羲作为清初一流史学大家，对清廷修《明史》是一百个“不放心”。所谓“合作”，只是想利用这个机会，为故国史的编撰“保驾护航”，有所匡正，以免落入他人之手后，整出一套与史实有悖、甚至面目全非的“记史”而贻误后人。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儿子和弟子参与修史是不拿一分钱报酬的，可谓清者自清。

至于冒辟疆的文人气节，也不会因为在对待子孙的问题上采取更为现实的态度有所减色。对冒辟疆的评价，我以为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接见冒氏后人冒鹤亭时所说的一句话可谓切中肯絷：“所谓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清兵入关后，他隐逸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

三

如果说冒辟疆在复社崭露的风骨和其后保持的晚节，体现出他作为文人的精神架构，那么与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爱情故事，则传递出他的才子情怀和侠骨柔情。当然，不必讳言，董小宛也堪称那个时代的奇女子。

冒辟疆是在二十九岁那年，与才色双全的董小宛相识的。至崇祯十五年，文章伯钱谦益成人之美，出资为董小宛削去乐籍以嫁冒辟疆（有必要做个说明：老鸨视董小宛为摇钱树，先是冒辟疆为小宛赎身遭拒，后在钱谦益和柳如是出面斡旋下才办成此事。钱谦益虽有恩于冒辟疆，但因其降清，后来冒辟疆与之可谓“朝同榻而暮割席”，从此不予往来）。期间虽经历不少变故，比如冒辟疆曾移情陈圆圆（和董小宛同在“秦淮八艳”之列，可以说是改变了明朝命运的绝代佳人，冒辟疆的最爱。据说，陈圆圆是“八艳”中身价最高、容貌最佳的，出三百两白银，才有机会与她喝杯茶。如果想听她高歌一曲，就得出黄金五两，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三万五千元。冒陈二人，互相倾慕，甚至已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具体过程似不必在此展开了。总括而言，与其说冒辟疆对董小宛旧情难舍、再续前缘，莫如说董小宛对冒辟疆一往情深、倒追不舍而终成眷属。另外，董小宛之所以着急嫁出去，和她当时的处境不无关系。太监曹化淳、国丈周奎、田弘遇之流经常派人来苏州猎艳采色，以供声色之娱，这让时在苏州、受到不少纠缠的董小宛十分惊惧。若能尽快脱籍嫁人，当然是最好的解脱。但色艺双全若董小宛者，岂肯随便下嫁？当时的风气是，秦淮名妓们普遍以结识具深情、重气节、富文名、多才藻的复社名士为荣。她们把嫁给这样的意中人，作为人生的理想归宿，即便只能以小妾的身份，也可忽略不计。于是顾媚（后被封一品诰命夫人）嫁给了龚鼎孳、李香君嫁给了侯方域、柳如是嫁给了钱谦益、葛嫩嫁给了孙临、卞敏嫁给了申维久……这些如意郎君，可都是当时响当当的文化精英。冒辟疆作为复社的大才子和后期领袖之一，生于豪门贵胄，加之由于血统遗传关系，乃“淮海维扬一俊人”（钱谦益语），当然不费什么力，就叩开了董小宛一颗沉醉的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