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山有谷

“疼不疼？”老板问松莉。

“倒是没想的那么疼。也不是你说的一点儿都不疼。”她盯着耳垂端详了几眼，转过身子，打另一边的耳洞。

“我还以为真有个枪一样的工具，瞄准，发劲儿，就大功告成了呢。”松莉说。

是小珍推荐松莉到这儿来的。她从家里步行了二十多分钟才到。

一场小雪过后，相宜理发店前的路泥泞不堪，新鲜的泥点干结在冬青叶和路缘石上。两条主街在此交汇，之前这里是牙科诊所，门前有棵树冠高大的梧桐树和一个立式灯箱广告牌。广告牌夸张又突兀，上面印着一颗巨大的发光牙齿和几把放大镜，底部是用水泥封固的，大概想开成百年老店来着。辅路铺柏油时，施工队把它空了出来。

理发店开起来前，灯箱被拆除，水泥也一块块碎裂开来，街上的小孩用它们来跳方格游戏。泥土裸露，春夏车轮压不到的地方长着些灰灰菜和蒲公英。门前重新安装了红白蓝挂墙式转灯，底下停着六七辆轻便电动车。阳光掺了水一样，铁架上米菲兔毛巾已经冰冻板结了。

这是年轻人喜欢的地方。松莉脖子里世纪初买的围巾有些格格不入。墙上的射灯打在电影海报和美人图上，等候区有两张舒适的玫红色布艺沙发，边柜里放着《故事会》和时尚杂志。她在椅子上坐下来，面前的小桌上有两张带木框的相片：一张是张国荣蹲在地上看人打牌，另一张是理发店老板与一位本地小明星的合影——他在一档水上闯关节目里拿了冠军。店里人不算多，有两个烫头的，一个等着洗发染发，还有一个同来的人在看手机上的糕点教学。没有人刮脸。松莉原以为会有不少中老年男人在这里刮脸。老板的亲戚在店一角搭了隔板，开小窗口卖烤肉火烧，玻璃向内开了一道缝儿。热烘烘的空气里满是猪肉葱花和老抽的味道，对肚子饿的人来说，那是最勾魂摄魄的。

完事儿，松莉买了一个烤肉火烧。旁边的女孩儿也买了一个。她脸上抹着药膏祛斑，火烧还没来得及吃，被老板叫过去躺在洗头椅上。松莉跟过去看。老板用牙签从女孩儿脸上的药膏里往外挑黑色的东西。

“你这个疼不疼？”松莉问。

女孩摸了摸自己的脖子，没有说话。她可能感觉有烧饼渣掉在了胸前，但松莉认为她也许是个哑巴。

“你要做一次吗？很便宜，八块一次。”老板问松莉。

“我不做这个。我吃完就走。”松莉说。

相宜理发店是镇上候车的地方，附近的居民在这里坐班车进城。以前的候车点还要往北两百米，后来为了蹭理发店的网络，转移到此地。尤其是夏天，人在梧桐树下等车能躲大太阳。老板把电线拉出来，插冰柜卖雪糕。班车在这里停十五分钟，司机老林会下车溜达一圈，把自己的凉鞋脱下来，在台阶上坐着，吃从冰箱里挑出来的山楂味冰工厂。

要是人不多，小珍习惯坐在后排那个海绵钻出来的座位上。她乐意把左侧的窗户当作取景框。麦地、山、树林和野花，桥和流水。班车从村庄的坡道行驶下来，公鸡母鸡扑棱棱被吓走，麻将桌边一圈脑袋。等在路边的老人、孩子，从地上提起行李，老远举手示意停车。她去过北京才知道，城市的公交车到站点才停车，不像她们的班车。挨着取景框的那个位子格外招人喜欢，坐垫和帘布最完整。乘客有各式各样的表情和姿势。有次她还见过一个人脱了鞋，像上炕一样盘腿坐那儿。

班车往返于县城与西郊各城镇，路线近乎一个葫芦躺倒的轮廓。整点发车从南向北转，半点发车从北向南转。丘陵地区颠簸多，班车老，公路旧，车开快一点，两肾都能倒换了位置。乘客不愿意在车上多熬煎一时，但常常忘记发车时间与路线的规律，计算不出怎么坐能更快到家，询问起来又表述不明确。这车到不到哪儿哪儿啊？无论是谁趴在司机老林的窗口问这个问题，都会被他阴阳怪气地训斥一通。坐上这车，到不了中南海，你家是怎么都能到。

“你生这气真是没来由，直接告诉他坐这班还是坐下班不就好了。”小珍对老林说。

“这人面不善，对这种人，可不能客气。”老林把烟头往窗外一弹，发动了车。

小珍一开始并不迷信面相，后来在车上见的人多了，又历经了一番大遭遇，反而认为人的眉眼确实藏着似有似无的秘密，或许还和命运扯上些许关联。

上班时，小珍喜欢打扮一下再动身。为此，她要早起半小时，铺底妆，描眉毛，上大地色眼影，睫毛稍微卷一卷，只涂一层睫毛膏打底，眼线不画，腮红扫两下。她不让妆容看上去张扬又刻意。脸妆看不到明显的边界，气色好一些，就是她要的全部。眉毛总是最难画的。短视频里说，阮玲玉画一条眉毛要两个小时。画完都能睡午觉了。看手机里几年前的结婚照，僵硬臃肿的眉毛让她自觉难堪。这才几年，那种眉形已经不时兴了。不过，没事的。经过不断练习，她可以轻易画双自然又舒展的眉毛。

此外，她还买了蛮多便宜的耳环。都包邮，邮费让她感觉吃亏。按照习惯，她会先戴好左边耳环。刚打耳洞时，她经常已经戴上右耳环，左边却因为耳洞细无论如何戴不上去，索性就全部摘下来了。还有眼皮、颧骨，通过化妆，她认识到自己身体诸多的不对称。这些领悟也安抚了她的内心，让她从以往那些简单的认知里恢复过来。连自己都是这么复杂的，还有什么可以牢牢控制、永久不变呢？

小珍对松莉说，去相宜理发店，老板手又狠又快，耳洞打得直，戴耳环不会偏，好看。松莉就去了。

她们是邻居。松莉家的房子还算阔气，房顶不是传统的红瓦，而是灰蓝瓦。这种瓦在十几年前热卖过一阵子，现在看起来灰头土脸的。后来，红瓦和灰蓝瓦都不流行了，人们开始盖平房。这几年，台风总在将要消弭时扫过尾巴来，接连下一个星期的暴雨。平房大大降低了漏雨的风险。松莉家的屋顶在一片平房中兀自凸起，好似一座庙。围墙用空心砖垒砌后，到现在也没有抹水泥。

小珍家的围墙不仅抹了水泥，还刷了白漆。因为紧挨省道，那面围墙便成了刷墙公司眼中的完美位置。几十年中，这面墙接连出现过蜂蜜、白酒、口服液、配种猪、屠宰机和二手车的广告。也刷过宣传口号，“只生一个好”“一个太少，两个正好”。当然，这些红油大字都将在几年后被“二胎不够，三胎来凑”再次覆盖。政策号召、普法卫生、教育经济、警示提醒，都曾在这面墙上留下痕迹。

松莉是前几天突然回家的。她家的房子闲了五六年，过年也是门锁紧闭，空寂惯了。门廊上悬着的灯泡都被小孩儿拧下来玩了。忽有一日，小珍听见扫帚刷拉刷拉扫院子、泼水、铝锅盖落地的声音，才发觉邻居回来了。

松莉家除了主屋，东西厢房都是平房。小珍家的屋檐稍长，两家的廊道几乎接起来，一步就可跨过。小珍刚来时，松莉站在房顶上看她结婚。有人扔给她喷花礼炮让她放，她以自己不会操作拒绝了。小珍看她背着手站在自己家新房的屋顶上，笑眯眯的，非常古怪。母亲说，“你记得她不？是你莉姐。她抱过你，你尿人家一身呢。”

有一次，小珍坐在台阶上吸烟，抬头一看，正好迎上松莉的目光。她迅速掐灭烟头，进了屋。后来，小珍从窗户里看见松莉几次轻松地迈到她们家的房顶上来，忍不住对丈夫小和抱怨，你们怎么修那么长的屋檐，拿刀砍一半去，别人也不会猴子似的蹦来蹦去了。

现在，松莉又来了，小珍却觉亲切，想让她多待一会儿。时机不同，人们希望的事情和不希望的事情并不截然相反。她坐在平房的排水口处，双腿垂在半空。

“你们活儿忙吗？”她问。

“就那样，收收钱，画画正。不算忙。”小珍说。

“还是那个老林转方向盘？”

“他干完这个月就走，去给领导开车。”小珍把被罩收到沙发上，没叠。

“那人老是凶巴巴的。”

“他人很好的，脾气有点火爆。临走了，这几天闷闷的，看上去不好受。”

“也没什么稀奇。一个姑娘，她就是自己找了满意的好人家，出嫁时也要哭一哭的。”松莉说。

她戴了一顶毛呢的卷边帽，细皮带交叉出一个简易的蝴蝶结，金属扣固定。估计太阳晒得她暖和了些，她脱掉外套，露出驼色粗毛线针织衫和灯芯绒的裤子。从鞋底看，她轻微足内翻，不过走路看不出来。还是老了一点，动作没有那么麻利而坚定，有些倦怠，缓慢柔和，这倒让她获得了难得的稳重。兴许是在高处的原因，小珍觉得她脸上的皮肤越发下垂。她曾经是个眼睛大而圆的漂亮女人。

“怎么突然想起来要打耳洞呢？”小珍问。

“没赶上好时候，老了好歹美一美。最后的机会了。”

小珍觉着她没说实话。和母亲一样，镇上的女人们习惯把好事儿捂着，生怕它们飞了。露馅不露馅的，总要等到真相大白那天再掏出来给大家看。还没尘埃落定就张扬出去是沉不住气的表现，要遭人嘲笑的。

“看来要升级当婆婆，等人家的金耳环来填呢！”之前，她一直讨厌长辈们挖苦人的玩笑，现在自己出口成章，调笑起来也驾轻就熟了。松莉也不恼。

“我倒盼着那样的好事儿。只是不知道人在哪里。”小珍不清楚她说的是不知道儿子在哪里，还是儿媳妇在哪里。不好问。

“你有没有听说过，没有耳洞的话，到了那边会变成个葫芦头。”松莉身体前倾，用手撑了个小喇叭，一本正经地说。

小珍迟疑片刻，被她过度的小心逗笑了。松莉比她母亲还大八九岁，不过已到开始担心生死之事的年纪了吗？终究是太早了些。

“那男人岂不是个个葫芦头，阎王爷小鬼儿的，都挤到一起，比谁的葫芦腰细？”

“不是那么回事，只论女人。要是有耳洞支撑，就不会变成葫芦头。”松莉说。

那边的工作人员也真够累的，还多了一道鉴别公母的程序。小珍没把这话说出口。她夸赞了松莉的梅花耳钉，又同她讲了点别的。葫芦头让她们亲近了许多，瞥见了彼此心上丝丝缕缕的纹理。

小珍想问她怎么突然回家来，从哪里回来。但多年不见，还是生分了，加上一些传言，她自知问这样的问题是失礼的。

“你日子好过吗？”松莉问她。这个问题比小珍想问的更唐突。

“好过。”小珍马上接过话来，没让问题掉在地上，甚至还坦然地笑了，“我都享受起当寡妇的日子了。”

以前，老林把车启动起来，小珍便开始售票。车上的人也都懂，暂寻个位子坐着休息的，这时候就下车去了。乘客停止讲话，纷纷转动身体开始寻找零钱，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也总有人运气好，在临近发车前几秒赶上来。小珍拉开一个腰包，那是去泰山旅游时的纪念品，她在中间加缝了几片隔断，把钱按数值夹在里面，一走路，硬币叮当响。总共也就二十三个村，早在上班第一天，小珍就记住了各个路段的票价。

早上，老林从车站把首班车开出来，替小珍把车票钱收好，到了谷花园，接上小珍，再把钱交给她，由她把计票板的正字补上。公司管理疏松，这样她就能多睡一会儿，不用大清早赶到县城跟车。下班也是一样，老林在镇上停车，小珍过了马路就到家。这个主意是老林出的，小珍很感激。别的路线上，搭档还算愉快的售票员和司机师傅也这么效仿。

从小珍来时，这辆班车就已经足够破旧了，可它神奇地治好了小珍的晕动症。几年过去，小珍没有感觉车变得更糟糕。再朽坏能到什么程度呢？它还在路上跑，只要能跑，车轮就不会掉下来。玻璃花掉就重新配一块，没人理会油漆的剥落。倒是老林头顶的吊扇，有年天气太热，老林冒险让它工作了一天，末班车开到一半它掉下来，砸得老林满头是血，一边刹车一边骂人家奶奶。吊扇从车窗里磕出去，沿着路边的坡道滚了好远。老林和小珍下车，在养鸡场的草丛里找到了它，换了几个螺母又装上了。

最近几年，小珍工作轻松多了。她只向不会使用手机的老年乘客收票费，年轻人一般都用手机支付。车也换了电车，车载空调也有了，只不过车的速度慢下来了。路修过几次，平坦宽阔，偶有几个蛤蟆大的小坑，但规定车跑起来不能超过六十，三蹦子都能超他们。老林不满意，他说电看不见摸不着，连点汽油的味道都没有，电动车不是一个男人该开的车。不过，小珍喜欢新车，油亮的白漆透着新鲜与洁净，让车好像变成一只温顺的兔子。她等不到公司季度的常规清洗，看到坐垫和帘布有污迹就在下班时把它们拆下来，回家放到洗衣机里清洗，第二天上班时再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