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游

父亲说，要是你哥哥给你写信，信封上不署姓名，你能认出他的字吗？他得意地回答，当然认得出。他熟悉哥哥的字，打小两人一起练书法、学钢琴，哥哥样样比他强。哥哥练字时，他就站在一旁看。他很崇拜哥哥。

五十多年后的一天，想起父亲的这句话，沈次农流下了眼泪。隔着漫长的岁月，他突然懂得了父亲的用意。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

自从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家境就一天不如一天。父亲原本是一家私营纺织器材厂的总会计师，月薪一百九十二元，出门有美式吉普车接送。运动一来，撤销所有职务，下放嘉定城西公社，干的是开河、挑土之类的重体力活。两周回家一次，住一晚就走。有时到家已是深夜，父亲用小锅煮开水，里头搁两根鸡毛菜。出锅时滴两滴麻油，吃起来很香的样子。

一九六○年，父亲调回原厂监督劳动，任锯木车间发货员。每天早半小时到厂，晚半小时回家，负责打扫车间和全厂的厕所。有一次他清扫完，见厂里空无一人，便提前回了家。结果第二天就被人揭发，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沈次农的印象中，父亲本是个热情开朗的人，家中常是高朋满座，充满了欢声笑语。划为“右派”后，许多朋友断了来往。有几次，父亲在马路上看到熟人，习惯性地招呼一声，对方一看，吓得扭头就走。父亲变得沉默，在家里的大多数时间，他都伏在写字台前，写那些无穷无尽的检查和交代材料。有一次父母间发生争吵，父亲甩门而去。他跑到母亲跟前，嘟着嘴说，爸爸这么坏，姆妈生病，还跟姆妈吵。母亲笑了，摸了摸他的头，柔声说，你爸爸心里的苦，你们不懂。

父亲的工资早就取消了，每月发五十八元生活费，维持一家人的开销，其中的大半用来支付母亲的药钱。母亲有一架“谋德利”牌钢琴，身体好一点时，可以支撑着弹一段《松花江上》《满江红》。他和哥哥围着听。局势一坏，钢琴卖掉，红木家具卖掉，包括陪嫁的首饰，三钿不值两钿卖掉，换成洋籼米和一角钱三斤的青菜，勉强养活四张嘴。

母亲嘱咐两个孩子，除了上学，尽量不出家门，免生是非。有一回他和弄堂里的小赤佬吵架，对方指着他鼻子骂，你爸妈都是“反革命”。他血涌上头，冲上去挥拳就打。回到家，被母亲劈头盖脸责备一顿。母亲说，你在外面打架，不管谁对谁错，都是你的错。谨小慎微，是“右派”子女的生存法则。

邻居家的保姆，不知从哪一天起，天天站在他家门口。他和哥哥经过时跟她打招呼，保姆笑眯眯。后来他知道，保姆是受了居委会的指示，专门来监听他们两个小孩子说话的。

楼下七号里的黄家姆妈常来探望母亲，两人在房间里小声地说话。黄家姆妈在香港有亲戚，有时收到奶粉、猪油和罐头，便送一些过来。有一次，他听见黄家姆妈对父亲说，沈先生去香港吧，凭侬的本事，寻一份工作没问题的。父亲苦笑，没有答话。

黄家姆妈消失了大半年后，母亲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她读完信，告诉父亲，黄家姆妈到香港了。

母亲像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常有意暗示两个孩子。母亲说，等姆妈死了，你们爸爸要是再娶一任太太，你们要听话。他和哥哥哇哇叫起来，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母亲笑了。到底是小孩子，都不会说一句，姆妈不会死的。

所以，当母亲去世时，兄弟俩并没有太多的悲痛。死亡如一件家常降临。他和哥哥穿着黑色小西装，臂上戴着白花，在殡仪馆溜达。他看见隔壁厅请来了专业的哭丧队，进来一个人就干嚎一阵，即收即止，像唱歌一样。他朝哥哥挤挤眼睛。两个男孩咯咯咯笑起来。

他们有足够长的时间来吞咽这份痛楚。母亲的死像摁下了家里的静音键，所有的谈笑、闲聊、家长里短，包括抱怨和争吵……被一键清除。大多数时候，三个人沉默相对，即使在午后，也如同黑夜降临。一次吃完晚饭，哥哥去厨房收拾碗筷，父亲突然问他，要是你哥哥给你写信，不署姓名，你认得出来吗？

沈次农推测，应该是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动了去香港的念头。在那个年代，一个人带着两个男孩偷渡是不可能的。父亲的计划，应该是先带哥哥走，再想办法把他接过去。究竟计划到了哪一步，又是何时、何故取消，或者仅仅是一个闪念，已无从知晓。那时的他，每天照常上学、放学、写作业，对父亲心中的惊涛骇浪一无所知。

临近初中毕业，学校里下发各种表格，姓名年龄下面，就是家庭成分。这让他感到屈辱。眼看班上的工人阶级子弟一个个去了国营工厂，最差也是郊区农场。没他的份。最后剩了四个人，都是“黑五类子女”，分配外地农村。

具体分配方案迟迟不公布。他整日闷坐在家，听唱片，写毛笔字，摆弄棋谱，看一切能弄到手的书籍，等待另一只靴子的落下。

抄家队上门时，家里已是一贫如洗。人家也有任务指标，留下三只凳子、三条被褥，其余的全部被抄走，算是革命战果。铁皮罐里一块几毛的零钱，买菜用的，抄家队走后，那一块钱不见了。父亲为此难过了很久。

同学来他家借书，他翻出一本《欧·亨利短篇小说集》。刚好抄家队上门，同学把书一扔，走了。于是这本书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罪证。为此，父亲又写了很久的检查。

父亲又一次彻夜不归，他知道，父亲要么被监禁批斗，要么在通宵写检查。他生怕抄家队再来，第二天一大早，赶紧把家里剩下的几块钱全部买了大米。等父亲回到家，他告知了买米的事，父亲像很轻松的样子，说了句，有什么好怕的。

数年后他得知，父亲在朋友那里说起这件事时，一度掩面痛哭。

他在压抑和恐惧中慢慢地长大，兄弟两人都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大字报铺天盖地，高音喇叭响彻云霄，到处都在批判、揭发。身为“右派”子女，自觉低人一等，看不到出路和希望。

转眼到了一九六八年底，哥哥临近高中毕业。此前有一种讲法，家里有多个子女的，可以留一个在上海。那天居委会来人通知，晚上有重要广播。一家人早早守在收音机前，终于，等来了播音员抑扬顿挫的宣读：“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父亲脸色铁青。他知道，一个也留不住了。

有七个插队的地方可以选：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安徽、江西、贵州、云南。他想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有工资拿。父亲最后敲定，去云南。理由是：南方饿不死人，也冻不死人。小姑妈对父亲说，侬搞搞清爽好吧，伊拉是去种地，不像侬当年，坐飞机像坐公共汽车一样的。

一九六九年三月二日，是他和哥哥离开上海的日子。一大早，父亲送他俩到校门口。父亲说，你们进去吧，我去上班了。他走进校门，看见操场上停着几辆临时征调来的公共汽车，车头挂着大红花。一旁有人敲打锣鼓，像一桩喜事。当公共汽车驶出校门，他猛然瞥见，父亲正挤在一群家长中间，焦急地张望。一时间，哭声、喊声、锣鼓声、口号声汇成一片。隔着车窗，他大声叫着父亲，父亲像没听到。他看见父亲哭了。

汽车把他们送到彭浦火车站。彭浦站原是货运车站，临时改为知青上车点。这是全上海第一趟“插队落户”专列，由于事先封锁消息，几乎无人送行。安放好行李，同学们坐定，车身猛地一晃，几个女生大声地哭了出来。别的同学也跟着哭。他咬紧了嘴唇。

窗外的上海缓缓倒退，列车加速。等开出市区，刚才哭鼻子的也止了眼泪。到底是小孩子，扑克牌拿出来了，零食也摆到台面上，大家开始有说有笑，像一场春游。

很多年后，有人问沈次农，听说一车人都哭了，就你们兄弟俩没哭？

列车三日三夜后抵达昆明。稍事休整，这群来自上海的知识青年爬上卡车后斗，轰鸣声中，朝西南方向驶去。

没有人告诉他们此行的终点。卡车不断地爬山，下山，过一条大河，然后再度爬山。路况糟糕，烟尘滚滚，人人都灰头土脸，几个女同学吐得昏天黑地。五天后，卡车开到一座边陲县城——澜沧。

澜沧县的全称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地处云南省西南部，与缅甸接壤。除拉祜族外，另有佤族、哈尼族、傣族（分旱傣和水傣）、傈僳族等少数民族居住。一跳下车，知识青年们就飞奔到邮局，给家人写信。父亲在回信中写，他每日心神不定，长久对着地图，揣测两个儿子究竟到了什么地方。

县城只有一条街，街上只有一家澜沧饭店，饭店里只卖一道菜——红烧牛肉，售价四角。每个周六，四方的山民前来赶街，带来松明、菌子、笋干、鸡蛋、药材以及各式的腌菜。这个习俗一直保留至今。

他们十个男生被分到了芒片小队。说是小队，其实就是一个拉祜人的村寨。寨子派了牛帮，为这些远来的知识青年们背负行李。从县城出发，十几号人，几十头牛，叮铃当啷走了一天。

傍晚时分，疲惫不堪的知青们在屋前空地上整理行李，村民们站在一旁好奇地观看。他们猜测着，私下打赌，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么沉，压得牛喘不过气来。当箱子里搬出厚厚的《史记》《红楼梦》《辞海》……村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很多人从来没见过书。

有同学带了一副哑铃。村民不认识，同学当场做了几个健身动作，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被当作笑话讲：这些上海娃娃，千里迢迢的，搬来两坨铁疙瘩。

当晚就一个菜——炒花生米，配籼米饭。大家吃得很香。他想起来，在上海，花生米可是春节时才限量供应的。

有个同学带了一块糖年糕，一路闷在塑料袋里太久，已经发臭了。队长的儿子要过去，说能吃。结果刚咬了一口，就俯下身，剧烈地呕吐起来。大家连忙上前，队长儿子解释说，糖年糕没问题，让他的肠胃不适应的，是当地极少闻到的“塑料的味道”。

从高处望去，寨子如一星黯淡的灯火，飘落在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中。村民延续刀耕火种的方式，要种粮食了，就去山间找一片平地，放火烧荒。第二天，每个知青领了一把锄头，去清理梯田上的杂草。

如《红灯记》里的唱词，“咱们本不是一家人”，十个男生就此住下。按照政策，知青每月配给三十五斤粮食，先吃大米，吃完大米吃糯米，吃完糯米吃玉米，吃完玉米吃荞麦。荞麦煮一锅，掰一小块盐巴扔进去，猪食一样。回想起初来时那顿炒花生米，是多么的奢侈。

生活艰苦，他却感到了轻松。山高水远，心境也随之开阔。在这个边陲小寨，村民对他们都客客气气，没人知道他是“右派”子女。而同来的知青，大多出身有问题，谁也轮不上歧视谁。多年来压在心口的石头一点一点地消失，他的笑容多起来。

肚皮里好几个月没油水了，知青们商量着，去澜沧饭店打一顿牙祭。计划要三天：头一天赶路，天黑前赶到县城，大快朵颐后，找个僻静处住下。第二天上街采办些生活用品，去邮局寄信，晚上再吃一顿红烧牛肉。第三天返回。只有一个男生说不去。来时的路上，男生丢了行李，此时已是身无分文。他说，那我也不吃了，留下来陪你。

八个人天不亮就出发了。没过多久，队长儿子来敲门，说寨子里杀猪，给他们割了一块肉。他哭笑不得。

澜沧气候湿热，肉需要尽快处理。他切下肥膘，放进铁锅熬油，滚烫的猪油装了一广口玻璃瓶，结果让那个男生失手打碎。猪油渗进泥地，男生“哇”的一声哭了。他赶紧安慰，说没事没事，还有瘦肉呢。瘦肉切片，抹上点盐巴，再学着当地人的样，装进篮子，吊在屋梁下。

三天后，大家回来了，他兴冲冲取下篮子，发现肉已经发酸发臭了。到底是缺乏生活经验，不知道生肉擦了盐会出水。肉在盐水里泡了三天，早就吃不得了。

村里的老人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认真地回答，不回去了，我们要扎根一辈子的。老人笑笑，好像在说，到头来肯定要走的，你们这样的，我见得多了。

旱季来了。有时干完农活，他就躺在地上，舒缓一下筋骨，看天上缓缓流动的白云。他忍不住想，父亲当年飞在天上，看到的这片大地是什么模样？

二十一岁的沈永泉站在校长吴南轩的面前，腰板挺得笔直。吴校长说，虽是译员，一样是上战场，有生命危险，你要想清楚了。沈永泉答，我想清楚了。

那是一九四一年的重庆北碚，复旦大学西迁的第四个年头。吴校长找来六个英文较好的男生，告诉他们，有一支美国援华志愿空军即将驻扎昆明，计划在大学生中招募从军翻译，为期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