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塔的风铃声

多少年过去，我的耳边依然那么清晰地响着那座古塔的风铃声。

入学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了一个小型笔会，约了天津的冯骥才、河北的贾大山、河南的张有德和我到京。所约的几个都有作品可能斩获中国作协举办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个奖前一年举办了首届，那年是第二届，将在来年春天颁奖。《人民文学》希望我们每人写个短篇，在颁奖的那个月刊发。

将近一个月过去，其他三位作家如期交稿。我交了白卷，羞惭无地。

初中毕业我下农场种了八年棉花，之后借调到县城写了五年公文，之后有了国营工人编制，安排进了县文化馆，之后结婚成家。半间小屋徒有四壁，两个青年把各自的衣被搬到一块儿，建立起二人世界。工资都是最低一级，我十分眼馋馆里的同事不时有稿费收入。在报上看到上海的一个大学生写的小说，觉得写小说大约不是什么难事，蠢蠢欲动。

我读过的书屈指可数：小学、初中课本，几本中外诗选，一本鲁迅杂文选。怕人笑话，偷偷摸摸写作。两年里稿子写了退，退了写，总算撞了大运：在好几个退稿的基础上拼凑出来的《小镇上的将军》，几经退稿最后被《十月》采用。

这样简单的人生经历，这样苍白的文学准备，再写新作，哪里是可以想有就有的！

就在这次笔会上我听说：中国作协决定恢复停办已久的文学讲习所，培养文学新人，我在推荐名单中。

真是一个好消息！

中国作协文讲所之前办过四期，现在恢复，顺序为第五期。借用了朝阳区左家庄一处空校舍。从大门进去，穿过院子，是一幢土字型结构的平房。从“土”字底部进入中间通道，顶头是课堂兼食堂；“土”字的两横是学员寝室和教工办公室。每间寝室住三人或四人。

围墙外面是大片空地，只有几家灰蒙蒙的农户。院子蛮大，后院是一片核桃林。晚上，除了几个特别活跃的人出去社交，其他人三五成群，在院子里转悠。之后，多数回到各自寝室写作，少数挤在一个小房间看电视。十四吋彩电，声音和画质都不怎样。

从全国各地来的三十多位文学新人，在这里展开了各自一段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的人生。

同桌

正式开课那天，我早早走进教室，没想到还有比我早到的人。

事先没有规定座位，先来后到，各人自选。她坐在讲台下面的第二排。这恰是我预想的位置：离讲台不太远也不太近。

老式的课桌，一桌两屉。我在她旁边的空位坐下，知道了她的名字：王安忆。

接下来的将近四个月，我的座位没有变化，心情却跌宕起伏。我从一开始的有眼无珠，好为人师，到后来的诚惶诚恐，五体投地，出尽了洋相，也深受了教训。

王安忆课堂笔记全神贯注，密密麻麻的笔记像是恨不得连讲课人的喷嚏也记下来。我觉得颇傻气，就指点说老师的这段话可以记，那段话不必记。她认真听完，依旧是全神贯注听讲，依旧是恨不得连讲课人的喷嚏也记下来。

我这样的指手画脚，不是自不量力，是十足的愚蠢。等我明白过来，错已铸成。

以王安忆的教养，她当然不会在意我的浅薄。为了记住这个教训，我在后来写的王安忆印象《永远的雨》里详细记录了我的愚蠢。我有过一丝犹豫：这么难堪的事我要不写出来，不会有人知道。但我还是写了，并且公开发表了。一则算是对王安忆表示歉意，二则是警告自己不要再犯这一类的低级错误。多年之后，王安忆名满天下，中国作协创研室主任、著名评论家胡平先生在鲁迅文学院（文讲所是其前身）讲课，援引拙文告诫学员：认真听课并且认真笔记才能成为王安忆那样的大作家，像陈世旭这样不认真听课不认真笔记，所以写作没有进步。

讲稿后来登载在中国作协的《作家通讯》上。胡平先生在一次会上见到我，问我是否介意，我对他表示感谢。尽管我对认真听课并且认真笔记就能成为王安忆那样的大作家、或王安忆之所以成为大作家是因为认真听课并且认真笔记，多少存着疑虑，但我觉得，胡平先生把我作为一个负面教材，首先是对我的教育，一是可以让我避免再做类似的蠢事，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减少这种蠢事对别人造成的困扰。善莫大焉。

事实上我向王安忆卖弄小聪明的当时，内心是极为落寞的。因为老也没有像样的新作，很郁闷，常常独坐在院子角落的一块石头上发呆。我以为没有人注意到我，多年后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吉林作家王士美回忆文讲所的文章，其中写到我的发呆：

“他常常岩石般地独坐在黑暗中，像将军一样沉着，坚定，冷峻……”

我只有苦笑。王士美高大强壮，但说话轻言细语，有一种母性的温和。我们几乎没有过交谈，他对我的认识友好但表面。

王安忆则在当时就看出了我在写作上的窘迫。她后来在关于我的印象记里写了当时的心情：

“……打开刊物，先看目录，凡是讲习所同学的作品，都要细细地看一遍。难得有陈世旭的，即便有，也叫人忍不住地失望……怕是陈世旭的大势，已如大江东去，再不复返了。”

有一天她在报上看到一篇关于我的很空泛的好话，问我：你高兴吗？我无言以对。

文讲所结业后，各自回老家，她不止一次给我来信，说：你最好出去走走，换一个异质的文化环境——比方青藏——试试，之类。

三年后，《人民文学》发表了我的《惊涛》。王安忆似乎看到了某种希望，在印象记里高兴地写道：

“……看到了他的《惊涛》……我又想起那天的早晨，他游得那么远，让防鲨网绊住了脚又挣脱生还，心想，那兴许真是个预兆呢！”

“那天的早晨”是在北戴河，文讲所组织学员去海滨休了几天假，我每天早上下海游泳。

我心里明镜似的：以我的才情，王安忆对我只能是期望过高。《惊涛》正面反响寥寥，批评很尖锐。

文学世界与自然世界一样，品类之盛，千差万别。有人是大鹏，一飞冲天；有人是小雀，跳不出草蓬。梦想固然是奋斗的动力，没有梦想也不会有梦醒的失落。自知之明，定位切实，从不好高骛远，擅于自我解脱，是我这辈子最自豪的长处。在乡下只想进城，进城了只想铁饭碗，有了铁饭碗只想成家，成了家只想日子别太难。始终是过日子第一，爬格子第二。爬格子是为了过日子，而不是伤害过日子。

这种次序我一直保持到现在：妻子体弱，我每天黎明即起，家务优先，拖地、买菜、做饭、洗涮，间隙上电脑。锅碗瓢盆消永日，鼠标键盘送流年，乐此不疲。写作完全是一种对身心的愉悦。作品得到褒奖，是意外之喜。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没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野心，也就不会有猴子捞月亮的痴心、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窝心。颇为自得。

写作的压力主要来自外界，自己并无大志。回到别离十八年的省城老家，去时尚是少年，来时拖家带口，我已觉到了人生的巅峰。

这样的满足当然很平庸。但我失在平庸，得也在平庸。做不了出色的作家，可以努力学做懂生活的生活家。健健康康、自自在在地活着，也是幸福。世界如此广大，除非别无选择，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是最起码的明智。

写作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给王安忆的信撇开了写作的话题，大谈儿子已经会讲长句子“我是爸爸的好崽崽”了云云，有故作的得意，也有真实的成分：作品是儿子，儿子不也是作品吗！妻子剖腹产，炎症卧床，没有奶水。半年里，我一面熬粥煎药照料她，一面给儿子喂炼乳，洗尿布，白天黑夜怀抱着他。儿子是我最大的骄傲！

就不说一个男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自己，还负有儿子、丈夫、父亲的责任了，人各有志，最重要是认识自己。我肯定不是那种为了功成名就可以牺牲一切的人，因为知道没有相应的才华，牺牲了也没用。对许多不惜为文学献身、写出了“可以垫棺材的砖头”的作家，我很是敬仰，但禁不住对他们的英年早逝惋惜。

有篇评论文章激情记叙：一位盛年作家为了完成一部巨作心无旁骛，对自己几近残酷，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巨作完稿，已形销骨立，“手瘦得像黑色的鸡爪”，推窗掷笔，厉声悲号：“我这是为什么呀！”

作家生命意识的突然苏醒，震撼心灵。虽然应该说追求杰出是人的一种本能，生命的价值并不取决于生命的长度，为理想透支生命有可能获得一种更高的生命价值，作家的自我折磨造就了文学的光荣和社会的裨益，文学成就是作家留在世上的另一种生命，等等，但眼睁睁看见活生生的血肉之躯为了文学的成功干枯以致消殒，而旁观者盛赞这样的“献身”，我还是有说不出的难受。更别说那些过早“献身”了却没有得到自己渴望的成功的人——本期文讲所，这样的同学，就不止一位。岂一声叹息可以了得！

基于这种世俗的生命观，儿子高中分科想听我建议的时候，我的答复是你先睡觉，明早醒来你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最后选择。儿子选择了理科。多年后工作结婚，从事喜欢的专业，安于本分，不做“著名专家”之类的黄粱梦，活得轻松快乐，足以让我庆幸。

假日

文讲所开学不久，逢“五一”假日，不回老家的几个人相约出游。不记得是谁提议去“八大处”。我那时对北京两眼一抹黑，去哪儿都新鲜、欣欣然。

同行有黑龙江的张抗抗，上海的叶辛、王安忆，新疆的艾克拜尔。

张抗抗比我年轻好几岁，我还在做稿费梦之前她就出版了北大荒插队生活的长篇小说。对我来说，她曾经像天边的星星。她很直率，第一次交谈就跟我说：我们东北有作家觉得《小镇上的将军》是赶上了气候。我的头“嗡”一响：小说中的人和事多是镇街上流传的，我不过搜罗串到了一起。以我当时的懵懂和生涩，哪来赶气候的心眼啊。但话到嘴边还是吞回去了：若不是真诚相待，谁会当面说这种可能让对方不高兴的话呢。后来我也知道了，东北作家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

叶辛正当红，电视上天天在播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改编的《蹉跎岁月》。小说和电视剧我虽然都没有看过，但满大街流淌的主题曲我却耳熟能详。与叶辛同寝室的蒋子龙写他的印象记说到：有一次他们在郊区一家农民的屋檐下避雨，主人听说有叶辛，热情万分地把他们请进屋里。

艾克拜尔是哈萨克族人，我那时分不清哈萨克、哥萨克，感觉像外国人，在我心里，外国作家都了不起。

王安忆的作品我还没有看过，但知道她是大作家茹志鹃的女儿，与有荣焉。

我从行李中翻出叠得平平整整的结婚“礼服”——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我结婚没办婚礼，两家长辈和兄弟姐妹坐一桌吃了顿饭了事。吃饭那天，我和妻子都穿上了新衣：我穿的是这件中山装，妻子穿的是一件颜色鲜艳的小棉袄。

两件都是化纤面料，很挺括。帮我们买这两件衣服的是县文化馆同事的妻子，她是插队在县里的上海知青。我结婚前，她正好回上海探亲，我就按小镇的时髦拜托了她。

这两件“时装”很便宜，但花光了我当时所有的积蓄。我们很珍惜，穿过了，洗净，小小心心地压进箱底，不到我们觉得重要的日子不穿。

出游那天，几个人一早从市区坐车到西郊的苹果园，转乘去“八大处”的公交。那天阳光很好，等车的时候，我的化纤中山装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我自觉颇有仪式感。艾克拜尔也很欣赏，说：挺好看的。叶辛见的世面多，好意提醒：这种料子的衣服上海人是不要穿的。

我愕了一下，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土气，亦即上海人讲的“阿乡”：在小镇上是时装，在大城市可能是垃圾。想起念书时学到的成语“井底之蛙”，脸上不由一阵发热。

但那只是一瞬间的感觉。我穿“礼服”是想表达对几位作家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并没有显摆的意思。不管别人要不要穿，在我心里永远是郑重其事的礼服。

几年后，插班上大学，读到庄子的《逍遥游》：人必须从狭小的个体生存环境中摆脱出来，看到世界的宏大，打破认知的限制，才能进入高远的境界。

无疑，这看法是十分积极的，有利于人生的进取。但我更倾向另一种解读。

老师特地提醒大家注意《逍遥游》中的“有所待”三个字。绝对的精神自由是无所待的。“背负青天”的鲲鹏神通够广大了，却仍然称不上“逍遥”，因为无论其起飞的场面怎样惊心动魄，前提却是必须有大风，也就是受到了外在条件的制约——“有所待”。而真正的“逍遥”是“无所待”的，什么也不用依靠，什么也束缚不了，顺应天地万物的本性，驾驭六气的变化，遨游于无穷的天地，从而达到“无已”的境界，获得精神领域的绝对自由。由此看来，与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相比，无拘无束地在小树丛里活蹦乱跳的小鸟，一样是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