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玄上人在维加斯

父亲去世以后很多年，我都没能梦见他。他离世那天，二〇一四年的十二月十号，我不在南京，到第四天才拖儿带女从美国飞抵南京。那时他们已经住进朝天宫的老人公寓，类似于宿舍的单间。我进了宿舍，房间里只剩下老母亲。她看到我进门，一如既往满脸是笑，笑完了眼圈红了。冥冥中，我私下觉得父亲一直在生我的气，故几年来从不入梦，但最近我终于梦见他了。

在梦里，我独自站在维加斯的大街上，那个被称为“黄金一英里”的闹市区，从米高梅赌场门口的广场上传出的音乐彻夜不绝。滚滚车流，各种牌子的豪车带着炫目的金属光泽，喷着呛人的尾气，流星一样从身边疾驰而过，掀起的热风即使在夜里也炽人。街道的两边是高楼大厦，巨大的霓虹灯伴着同样巨幅的液晶屏幕，闪现出赌场的名字，永利、米高梅、凯撒皇宫、贝拉吉奥、威尼斯人……大楼的下部是赌场大门，被霓虹灯照得雪亮如白昼，激光灯在天空打出一道道彩线。但我谁都不认识，除了老虎机不会玩别的赌博游戏。站了一会儿，陌生人的面孔像一朵朵波涛一样向我扑来，我决定回酒店躲一躲。

酒店的前台和大厅也是金碧辉煌，人声鼎沸，墙壁贴满半透明的高级液晶屏幕，闪出人造森林和海洋，鲜艳的鱼和鸟同时出没其中，美妙的音乐像轰炸一样。我跌跌撞撞回到房间。开了门，房间里坐着老年的父母。他们各踞一张沙发，在读华文报纸。父亲抬头从眼镜后冲我打了招呼。他比记忆中任何时候都要年轻，是我童年时记得我们住在鸡鹅巷时的样子，一头花白发剪得短短的，宽肩阔背，两腿健壮，身体里好像有一股电流。但他的眼睛是温和的，甚至是伤感的。过了一会儿，他放下报纸，起身朝我走来，那个样子好像要来拥抱我，但真正走近了却和我擦身而过。他打开墙上的一扇门走了进去，关上门，就消失了。

酒店房间有巨大的落地窗，从那里不仅可以看到楼下车水马龙的街景，还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看到我所到过的别处，内华达、纽约、新泽西、佛罗里达……甚至可以看到中国——最熟悉的两个城市，南京和北京都在其中。不仅可以看到远方，还可以看到过去，在我出生之前发生的事：父亲童年在浙东乡下，水田里蚂蝗叮在他腿上，夏天粘知了在火上烤了吃；我出生以后我们住的鸡鹅巷蜗居，巷口卖开水的老虎灶……这些记忆中的细节都一目了然，像电影一样呈现在这个神奇的窗户里。唯一看不到的是父亲，但我确定他就在这里，跟我在同一间房间里，甚至他身上带着狐臭的汗味，仿佛都可以闻到。

父亲爱动，坐不住，在家里时不是搞清洁，就是在洗菜准备做饭。身为工程师的他，特别喜欢修理东西，换电灯泡、修理不灵的电插座、把露在外面的电线用胶布贴到墙角这种简单的安全操作，是他最喜欢做的。他在美国的家里住的时候，即便只住上十天半月，都会留下他修理东西的痕迹——原来吱吱作响的通向阳台的纱门拉起来安静顺滑了，烤箱坏了的内灯又亮了，断了链条的自行车修好了……尽一个老工程师的职业本分，也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和动手的瘾。

父亲来美国多次，但并没有来过赌城。办完丧事以后，我请老母来美国探亲。为了让她散心，我带她去了位于内华达沙漠里的维加斯赌城。这个地方，任何人第一次来都会眼花缭乱。妈妈不赌钱，不喜欢待在没有窗户只有空调的赌场里，觉得闷。她最喜欢做的是黄昏时去佛蒙大街上看灯光秀。维加斯有一种要饭的，妆扮成超人、蝙蝠侠、自由女神等形象，站在街上主动来撩行人，跟你合影，然后问你要钱。我妈喜欢这个。每次人家热情地跟她打招呼，用中文飙几句“你好”，她都要停下来，问我这是什么角色，然后欣欣然和他合影，然后让我付钱给人家。在蝙蝠侠、超人和米老鼠的左拥右抱下，她的脸上难得愁云散去，露出儿童一样开心的笑。拍完照片的当晚，她立刻叫我把手机里的照片送到店里打印出来，“一定要给你爸爸看看！”至于怎么给爸爸看，她没有说。我猜她会把照片叠放在父亲的遗照边，二维的花花世界的影像好像可以轻易进入另一个二维的人的眼睛里。这种奇想之术，英文里叫magic thinking， 不讲科学原理，但随时轻易地跨越生死，妈妈很快就掌握并熟练运用。她像一个老年的彼得·潘，独自在悲痛的海洋上飞翔，不肯落到水面，从来不流露伤心。

一九六二年母亲从南京汇文女中高中毕业，考大学落榜，混迹于当时南京市里众多的“社青”队伍。社青就是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据她说，一九六一年是考大学最容易的一年，一九六二年招生收紧，上大学的人数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无事可做，无工可上，白天她和一群落榜的同学到南京图书馆闲逛。有一天坐到了一个正在读书的身材高大的男生旁。这个男生自我介绍是南工的学生，温州人。母亲是在抗战时期逃难的路上出生的，地点就在温州。虽然从来没有去过，她对温州这个地名一直有特殊的亲切感。于是她回家兴奋地对阿太说，认识了一个温州佬大学生。南工即南京工学院，一九五二年院校调整时，东南大学被拆解，文理科迁出并入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院校，工科留下变成了南京工学院。一九八八年“南工”又改回东南大学，那时我已经在北京读大学。我从来不习惯说东南大学，提到父亲的母校，我一直称之为“南工”。

实情是，男生那个时候已经从南工本科毕业，工作分配到徐州电业局。但他不想去徐州，迟迟不肯去报到，他要留在南京。因为户口限制（他是浙江苍南户口），且当时的政策是大学生必须统一服从国家分配，不去徐州工作是不行的。留在南京唯一的办法，是找一个本地姑娘结婚。这是他心之所想，可以说暗中的小计划——在图书馆偶遇南京的年轻女子，结识，交往，结婚，然后他就可以留在南京了。这个美好梦想是否能实现，他并不知道。遇到妈妈，却绝对是缘分。

那时母亲二十岁出头，外公打成“右派”以后被送到青龙山农场劳改。全家住的省卫生厅的公寓被单位收回，他们被扫地出门，外婆带着四个儿女再加上阿太（外婆的老母亲）租住在卫巷的两间小屋里。房间太小，母亲晚上睡觉不得不在厨房里搭床，白天起床后再把床拆了。那时，卫巷六号那个地址的户口本上一共登记了七个人。

为了开源节流，外婆在阳台上养鸡。从母鸡孵蛋开始，蛋生鸡，将小鸡仔儿养大，拿出去卖了换钱。外婆喜欢养鸡。她有一本关于养鸡的书，字里行间画了横线，作了眉批。没有防鸡瘟的防疫针，鸡有时没精打采，外婆把土霉素碾碎了冲水，掰开鸡喙灌下去。过一夜，鸡就精神抖擞了，早上起来喂食时已经可以跑得飞快。外婆的土霉素治好了病鸡，治好了偶尔生病的我，之后还治好了尧化门农场的农民的孩子。

卫巷属于进香河街道，离南工一箭之遥。几天以后母亲在卫巷六号再次遇到闲逛的“温州佬”，从此开始交往。我的父亲母亲就是这么结识的。“在人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了你爸爸。”每次提到这段人生，她的声音里都带着笑意，充满骄傲和得意，“我是幸运儿。”

在维加斯的那些天，每天早上酒店免费供应自助餐。我们起得早，基本是最早进餐厅享受免费早饭的客人。我们坐在洞穴一样巨大的餐厅里，头顶上的电风扇缓缓转着。“夜生活的人还没起床。”母亲环顾四周，评论道。餐厅太大，刀叉碰到杯盘上都带出回声。服务员问要什么饮料，我给妈妈点一杯叫作“马太”的鸡尾酒，酒杯边缘插着一把洋红色的小纸伞，妈妈喜欢马太里掺的浓烈甜美的朗姆酒。离我们不远坐着一对老年人，跟我们一样也是来度假的。每次吃完，老爷爷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拉过老太太的手臂，放在自己的臂弯里，然后两人缓缓地迈步离开。母亲不错眼珠地看着这一对手拉手地走远，她低头喝一口马太，半天不语。

酒店的晚餐有乐队伴奏，早餐时会放这些乐队头天晚上演唱的歌，但声音没有那么吵。最轻柔的一首《我属于你》，有一种婚礼歌气氛，每餐必唱。听了几天，这首歌就记住了。有一天老母亲很好奇，让我把歌词翻译成中文说给她听——打开你的心房，你发现爱，爱，爱，重启计划，还等什么，爱，爱，爱……我一边译一边尴尬，维加斯为老母亲选了这么一首粗糙直白的情歌。她却很自在，情歌不就是粗糙直白的嘛。

等我们吃完，其他的客人陆续进来。餐厅的墙壁跟赌城其他地方一样，没有窗户，但挂着许多镶金框的镜子，映出大厅里金碧辉煌的水晶吊灯、大理石桌面，以及饭后坐在那里发呆的老人们。年轻人飞快地吃完，迫不及待地奔出门去。留在大厅里的都是老人，镜子里映出的都是老人，我和母亲也在其中。留下来的都是幸运儿，她说。马太喝完了，老太太皱巴巴的小脸泛出红晕，她伸出细瘦的胳膊拉住我的手，朗姆酒让她的手热乎乎的。走，我们上街逛逛，找超人蝙蝠侠唐老鸭拍照去。这些要饭的扮的卡通人物，成了母亲的朋友。“在维加斯我谁也不认识，就认识他们。”她笑嘻嘻地说。我同意，我也一样。

在赌城，母亲头上戴着一顶宽边的草帽，帽身上滚了一道浅蓝缎带的边，穿着我替她在梅西百货公司买的枣红色带领的polo衫，下着一条米色的九分裤。草帽是捡她外孙女的，裤子是捡我的。赌城位于内华达沙漠，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太阳下气温高达四十度，晚上会冷到需要穿夹克。乍看之下母亲跟赌城里蜂拥而至的万千老年游客没有什么两样——银发，晒成小麦色的脸，穿着鲜艳，看什么都精神头十足，中餐馆自助餐的条桌前，他们站在姜葱炒螃蟹前挑来挑去，半天都不挪步。

白天在“黄金一英里”的大街上做快乐的游客，晚上回到酒店，母亲变成另外一个人。夜越深，想起来的事越多，她也越不安。开始都很平静，她坐在电视机前的单人沙发上，手里拿着遥控器，手指按键找华语中文台。酒店的有线电视据说有三百个台可以看，总归可以找到一个华语节目，或者亚洲节目。十分钟，十五分钟，果然找到了！她笑眯眯地看了一会儿，不超过半小时，“啪”地把电视关了——美国的电视实在无聊透顶！这也是她看当地华文报纸以后最常见的评价。美国这些事，都是小题大做，茶杯里的风波——什么州长贪污，赞助商给他白修一个游泳池就是贪污，判州长刑！她唯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浪漫剧，对话听不懂、中文字幕看不清都没关系，只要五十英寸彩色大电视上出现年轻美貌的恋人、轻柔伤感的画外音乐，她就不再换台了。画面上的人亲吻或者床戏，妈妈会有点不好意思，扭头对我说，我跟你爸爸，有时也会这样。说完立刻转回头继续看，生怕错过了屏幕上的妖精打架。

每次话匣子都是用这句打开，“我跟你爸爸就是这样”，或者“我跟你爸爸不是这样”。说着说着她从沙发里站起来，在客房里走来走去，努力在记忆中寻找着，转成言语，说给我听。说到往事的高光点——你爸爸终于从宿迁调回了南京，在我们分居九年以后！或者，你考上北大了，我们扬眉吐气！她提高嗓门，声音颤动，重温那激动人心的时刻。说到人生的低谷，高中毕业，大学没有考上，一天上午去粮店买米，米太重，她学着大人的样子把米袋扛在肩上，一只手托着，“就这样很侉的样子”。就在她很侉地扛着一袋米在路上走的时候，遇到了考上大学的高中同学。那一瞬间的丢脸她永远不能忘记。所有的无助无望都储存在她身体里，她说这些往事的时候眼睛很亮，语速很快，滔滔不绝地说着，眼睛看着我，但目光的焦点不在我身上。悲伤的受辱的事说得更频繁，情感更强烈，细节更清晰——跟谁，当时的天气，菜的价钱，衣服的式样，她都会津津乐道。而幸福的事往往只有一两句话，一笔带过。

每次说到父亲最后一次中风，谈话戛然而止。妈妈两眼望着前方某一个点，面色惨白，双手颤抖，整个人缩成更小的一团，好像把身体缩小就可以躲开迎面劈来的雷击。我知道她心里的话——中风瘫痪，大小便不能自理，每天靠鼻饲管靠吸痰活下去，还不如死了。所以她不想救，断然作了决定，不救了，赖活不如痛痛快快地撒手人寰。这个决定，多年以后一直像鬼魂一样纠缠着我们母女。

离开赌城的花花世界，我们开车去内华达州的印第安人纳瓦霍保留地，纳瓦霍语称作“普埃布洛”的村庄。出了城，车在高原行驶，风景变得开阔而荒凉。褐红色的沙漠上只长一丛一丛低矮的鼠尾草，黄沙地上是一成不变的蓝天。路上车辆稀少，很久才会见到对面的车道开来一辆车。沙漠一马平川，偶尔有四方山。“普埃布洛”指印第安原住民盖的粘土屋，就建在四方山上，房顶是平的，四四方方，二层的房子直接盖在第一层的平屋顶上，远看这些房子像蜂巢一样呈几何图案，堆叠着。

妈妈很好奇，东张西望，问这问那。她的面容舒展开来，高原沙漠的大太阳照在她脸上，皱纹深深浅浅。她眯着眼睛，眼角有一抹疲惫和安详，好像内心什么神秘的机器被车外荒凉永恒的景色启动。一种深厚的看不见的力量让她变得肃穆。她戴上墨镜，沉默良久，忽然说，也许死在这里并不是太坏的事，死在哪里都不是太坏。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但是时间还没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