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窄门的人

我有记录梦境的习惯。彭小莲导演去世后，我梦见过她三次。一次是我陪她参加一个电影摄影师的面试，结果来了一个她很喜欢的英国摄影师；还有一次她带我去看电影，去书店买书，然后聊天，就像她生前一样；最后一次，她有一个新讲座，我坐在台下。她一如既往坐在那里侃侃而谈，眼神如炬。那一次，我清晰地知道自己是在做梦，还在梦里窃喜她又回来了。对我来说，她一直没有离开。

第一次见到她，是近二十年前参加复旦大学组织的一次小川绅介的纪录片展映会。那天放映的是小川的代表作《牧野村千年物语》。热浪滚滚的下午，昏暗的教室里播放着稻田的考古现场，看得一教室的人昏昏欲睡。我好不容易睡醒了，发现摄影机还在用显微镜纪录着稻子的开花结果，于是再次昏睡过去。书本中获得的纪录电影大师的形象完全被农业科教片导演取代，几次想离开，但身体沉重得连抬脚的力气也没有。好不容易捱到三个多小时的放映结束，大家还在半梦半醒之间，只见有个人走上了讲台。“今天放的都是什么狗屁东西，小川这个片子是用胶片拍的。不知道转了几道转到这个录像带上，质量实在太差了，光线声音什么都没有了，简直就是对小川的侮辱！”她刚说完，刚才还睡得死猪一般的年轻人全被这番话振奋醒了，顿时掌声雷动。她就是彭小莲。

后来，她常来我工作的单位担任纪录片的艺术指导，也经常参加纪录片新导演的选拔活动并担任评委。我的手机里一直收藏着一张照片——一众纪录片评委们站着聊天。其他评委们都两手抱胸正襟危坐的样子，只有她正在张牙舞爪说着什么，手上的动作都虚焦模糊了。她去世后，我把这张照片发给几个好友，他们说这就是印象中她的样子。

那时我坐在办公室大通间的入口处，她常徘徊在办公室到底的那几张桌子。但坐在门口的我，也能经常听到她从远处传来的大声评论和爽朗大笑，就像一团火一样掩饰不住地释放着能量。后来接触到她本人，才发现她的风风火火，直来直去，甚至直言不讳，都是她的武装。她乐于见到那些她不喜欢的人被她这副样子吓退，她也经常自嘲“情商低”，然后从不在她不感兴趣的地方和别人周旋，因为觉得这样浪费时间。但她其实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的人。有次一起在单位开会，她提到一个场景的拍摄该怎么处理。然后，她仔细地描绘镜头，叙述故事，包括怎么铺垫，怎么衔接，怎么过渡，说了大概有十五分钟后，突然最后问了一句：“感不感人？”那天我正好坐在她旁边，她就推了我一下问：“你觉得感不感人？”那时的我正处在愣头青的叛逆年纪，马上怼道：“不感人。”刚说完，在场的领导就瞪了我一眼。没想到，彭导马上接口说：“对啊，不感人啊，因为刚才说的都没有情感。纪录片最重要的是拍出情感来啊！”我这才发现，她刚才说的一大堆原来都是烟雾弹。

那阵子，她为我的同事小纯担任纪录片《林风眠》的艺术指导，两人像师徒一样亲密无间。小纯和我说了好几次对她的喜爱，然后邀请我一起与彭导吃饭。但那天的饭，从头至尾只有彭导一个人高谈阔论，我们只有听的份。那顿饭吃完，我突然觉得她的能量太强，甚至让我有点害怕。之后，她和小纯依然保持着互动和合作，但我和彭导的交集越来越少了。

一直到几年后的一天，我收到小纯的微信，告诉我彭导的新片《请你记住我》有一场内部放映会。我忍不住问：“这次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小纯回答：“都是，剧情混搭纪录！”就这样，我怀着好奇去观看了彭导的这部最新“实验电影”。看完才发现，这样一部九十分钟的标准长度剧情片中竟然包含多条叙事线索，呈现出一种在中国电影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面貌。戏中的阿伟和彩云、再现场景中阿伟和彩云扮演的青年时期的赵丹和黄宗英、现实中的已经年老的真实的黄宗英，这三者之间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对话，有些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对话，但在电影的精妙结构中实现了可能。在彩云追逐明星梦受挫时，她与由她自己扮演的青年黄宗英就有一场耐人寻味的关于成名与寻找自我的对话。因为这一形式的创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被揉捏在了一起，通过历史资料、老电影片段、梦境、幻想、再现等方式打破了不同的藩篱，创造出一种虚实相间的立体的叙事结构，让人叹为观止。

看完试映会，小纯说我们一起和彭导吃个饭。在去小饭店的路上，没想到彭导一边走，一边轻声询问我的身体状况。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曾经在差不多的时间，在同一个医院的同一个主任大夫那里就诊，于是多了一个“病友”的身份。那天吃完饭，彭导邀请我为她的新片写一篇影评。我提了一个有点非分的要求：“看的时候没做笔记，很多细节没记住，能不能再看一遍？”没想到她欣然答应，并让我直接去她家里再看一遍。就这样，我非常奢侈地拥有了一次在她家里，由她陪着一边看电影作品，一边听她讲创作过程的机会。她说这个纪录融合剧情的创意是在一次游泳时偶然想到的，然后每天游泳时都会想，越想越丰富，越想越生动。就这样连续想了一个星期后，她知道，自己必须拿起笔把它写下来了，因为创作激情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就这样后来成为了现在的故事。

那天看完后，她大概觉得有个人听她讲这些事很开心，所以坚持送我下楼。在路上，她突然问我：“你有没有觉得我皮肤挺好的？”我定睛细看，才发现她的皮肤确实非常细腻。我就随口问了一句：“你是怎么做到这么细腻光滑的？”没想她变得非常兴奋，和我诉说了最近一个多月来每天坚持用刮痧板按摩脸部的“秘诀”。就这样，在大马路上讨论了半天她的护肤心得之后，那天的会面才终于结束。我当时心里其实有些诧异，记忆中的彭导一直中性打扮，大头鞋、阔腿牛仔裤、走路生风，虽然看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属于绝对的美女，但她似乎一直想隐藏自己身上女性化的一面。那天的见面才让我突然发现，原来她身上还隐藏着这样爱美的少女一面。

之后，我奉命交上她新片的影评之后，开始对“纪录+剧情”的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和她提出想专门再进行一次“剧情片和纪录片怎么融合”这个话题的讨论。但在这之前，我想先把她过去的作品全部看完。彭导答应了。

就这样，我用那段时间，补看了好几部早年她的作品，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她二○○二年的电影作品《假装没感觉》。这个故事来源于第一届新概念小说一等奖的作品。离婚后的母亲带着女儿在上海这座城市四处奔波，同时又看到了人生百态，是一部讲述上海三代女性的以小见大的市民电影。片子里用了很多固定镜头，但因为巧妙的镜头设计和演员走位，完全不呆板，反而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流动感，甚至让我想起了解放前海派电影的传统。我看完实在太喜欢，忍不住对彭导说，如果当初能沿着这条现实主义的拍摄道路走下去，您就是上海的是枝裕和啊！彭导说当年电影上映票房一片惨败，然而后来去日本展映却收获了日本观众和影评人的无数好评，甚至有日本观众说：“这部电影让我闻到了上海的味道。”我查了《假装没感觉》上映的二○○二年的票房纪录。那一年，张艺谋的《英雄》问世，登顶票房冠军，从此国产片开启了大片时代。也是在那一年，《指环王1》《蜘蛛侠》《哈利·波特》系列等好莱坞大片蜂拥而至，占据了国内票房的前十。从现在往回看，那一年确实是中国电影行业的分水岭。然而，彭导那时却没有追随众人，跟上“大流”，她似乎选择了一扇窄门。在这扇窄门中，她继续拍摄上海题材的片子，那些她真正感兴趣的故事。

有一次彭导也说起过，当她拍电影的机会越来越少时，也有好多电视剧想以重金聘请她担任导演，但她看了剧本就决定不拍，因为剧本“一泡污”。我渐渐明白，当中国电影开启了新时代的大门，很多人顺势而为都来分一杯羹时，她为何会逆着潮流，和纪录片这个形式越走越近。一方面，她之前因为各种机缘接触到了日本的小川绅介团队，并在和小川合作纪录电影《满山红柿》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新的叙事技法。这些来自纪录片的营养后来又反哺到她的剧情片创作中。另外一方面，在整个大环境都在转变时，她找到了纪录片这条小溪流。因为无人问津，所以清澈；因为远离喧嚣，所以反而能自由创作。而创作的自由，对她来说，是最难能可贵的。当有电影拍时，她就拍电影；当没有电影可拍时，她就拍纪录片、写书、写剧本。

那段没有电影可拍的时间，她出版了好几本书，有影评集，有人物访谈录，也有非虚构写作。她有时会揶揄自己从来没有什么销量，成为不了畅销作家。有次我帮了她一点小忙，她便送给我一本她的小说集《喧嚣背后的角落》。当我看完前面三个故事时，彻底被她的文字功力所震撼。第一个故事，犹如《城南旧事》一般，从一个孩子的视角体现大时代的转折，既残酷又纯真。第二个故事，表现的虽然是和第一个故事同样的历史背景，但用群像来展现，大开大阖之间展现了数十个生灵活现的人物，犹如在看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第三个故事，在纽约最冷的冬天里，一个孤独穷困的留学生、一个生病的美国老妇人和一只老猫，三个失败者各自挣扎、互相争吵又彼此取暖，犹如科恩兄弟《醉乡民谣》的女性版。我惊讶的是，自己明明看的是三篇文字写成的故事，但脑海中留下的却是三部栩栩如生的电影。这样一种把文字影像化的魔力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她自豪地说，她的创作秘诀就是把小说写得像电影，又把电影拍得像小说。

我知道，她写的这三个故事其实都有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尤其最后一个纽约的故事，让我相信那个穷困潦倒又焦虑的女留学生应该就是她自己。一九八九年，已经在上海拍了几部电影的她去了纽约大学Tisch电影学院，并且最后获得了电影制作MFA的学位。但之后，她并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国担任了独立导演。有一次她寄给我一本文学刊物，并叮嘱我重点阅读其中一篇分析张爱玲在美国小说创作的评论文章，她说张爱玲在美国遇到的困境她都遇到过。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环境，你也知道外界只想让你写那些脸谱化的中国故事时，你应该怎么选择？写，可以有名有利，但其实失去了创作自由；不写，那就无法在异乡立足。所以，当彭导在纽约读完书后，她选择回国，因为她相信她的创作，只有国内的读者观众才能懂。

而上海，是她回国后的电影创作里，最具有存在感的角色。二○○二年的《假装没感觉》，二○○三年的《美丽上海》，二○○五年的《上海伦巴》是她最著名的“上海三部曲”。不管是《假装没感觉》里母女俩不停奔走的弄堂和公寓，《美丽上海》中建造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法租界花园洋房，还是之后《我坚强的小船》里，“上海小孩”艾瑞克用DV镜头记录的即将被拆除的弄堂建筑，以及《请你记住我》中岌岌可危、最后终于被拆迁的危旧石库门，真实的上海影像和声音几乎是一条贯穿她所有电影作品的隐线。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的剧情片又多了一种纪录片的功能。她记录下的既是拍摄时当下的那个上海，从现在来看，也是已经逝去的那个上海。就像她获得金鸡奖的电影《美丽上海》中，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镜头是惠娟和丈夫吵架后，一个人扑倒在床上痛哭。按照常规的做法，这时应该镜头慢慢推上去，聚焦到女演员的脸，背景音乐响起，渲染这时的悲伤气氛，也同时让观众感同身受。但彭导的做法是，镜头在远处，不动声色一般看着惠娟的痛哭。同时，房间窗户大开，窗外打桩机的声音不断进来，甚至掩盖了哭声。这个镜头实在有太多可以解读的意味，城市的日新月异其实也是一种天地不仁。这座城市迫不及待地在改变面貌，甚至连居住其中的人都赶不上它的速度。一种深深的宿命感和无力感就这样扑面而来。

其实，在看完她人生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请你记住我》后，让我印象最深的也是彭导对于“坚守”的执著和对于过去的留恋。在这部片子中，借由老电影人、曾经与赵丹一起共事的徐才根的讲述，说出了上海“左翼”电影中始终关注底层民众，专拍石库门与小市民的电影传统的坚守。通过赵丹与黄宗英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他们在建国后遭遇的私人感情关系的挑战以及“文革”对两人关系的伤害，讲出了爱情关系中两个人的坚守。最重要的一点，赵丹差点被人打瞎眼睛，差点一辈子再也无法继续演戏的经历，表达出的赵丹本人对于电影的坚守。就像里面中年的赵丹有一句台词：“要是我演不了戏，我就成了废人啊！”其实，与这句台词相呼应的还有另一句片中暗指彭导自己的女电影导演的台词：“放弃对我来说比选择更难，我要是放弃了，其他的事我不会干啊。”

在创作完上海题材的《请你记住我》之后，有一段时间，彭导开始把眼光投向远方，花了大量时间投入到新书《编辑钟叔河》的创作。钟叔河，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名字，查了资料之后才知道他是当年大名鼎鼎的《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我问彭导，为何会想到写这样一位出版行业的老前辈。她说因为觉得钟老很厉害，情商很高，想通过整理他的人生故事，学习一个人该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那段时间，她和合著者汪剑每写完一章，就会群发给几位朋友阅读，并且要求读完要有反馈。我有一次奉命看完后忍不住和她说，觉得里面既有人物故事细节，又有时代背景穿插，文字行云流水又富有深意，犹如一部纸上的纪录片。她喜欢“纸上的纪录片”这几个字，就拿来做了这本书的副标题，也让我对这本书做了一些微薄的贡献。

这本书的创作前后延续了好几年，她和汪剑一起去湖南拜访了钟叔河几次，还拍摄录像，回来整理采访，再查阅资料补充细节，牵涉到大量的工作。就当书快要完成时，二○一八年夏天的某一天，我正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的肺炎在医院吊水，突然收到了彭导的微信，告诉我她已经稳定多年的癌症突然复发，癌细胞已转移到全身，马上要开始新的治疗。收到这条微信，正在吊水的我心脏顿时狂跳不止，差点需要打铃找护士急救。我还惊魂未定时，她又发来消息让我不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别人。我只能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