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脚位（外一篇）

每个月的月底，院长从抽屉取出一张纸，直尺在上面横横竖竖，圆珠笔紧贴着拉出一条条线，像木匠弹墨线。之后，圆珠笔顺势倒在院长的虎口，医生们的名字一个个认真地站到了方格里，你在我上面，她在我下面，挤挤挨挨。

这是考勤表，贴在内科，下面坐着的是院长。每天按上班铃的是院长，在铃声大作中反背着手站在走廊里的也是他。

院长每天在那里划斜杠，或圈圈，如果是三角形，说明去开会。童医生偶尔有之。童医生去镇里开会从来不算开会，只是去县计生指导站时，她才标这个符号。刘会计对开会者报销差旅费，是根据院长的考勤表来发放的。镇政府的会议一般安排在电影院，童医生过去也就二十几步路，根本算不上差旅。

每个医生有一个编号，我是十四号，下面还有几排空的，使得我的名字像一棵伶仃草。随着横格上的斜杠越来越多，我那棵草如同穿了件编织衫。

这不是我的比喻，是阿荣伯说的。

那天，院长的考勤表出现了三角形，于是，同事们开始串门。我也是，串到了内科，在那里翻旧报纸，听人聊天气。阿荣伯忽然说，小干，你怎么成了末脚位？我差不多被他吓了一跳，不知道我末脚在哪里。阿荣伯指了指考勤表，说，你是正规军，我们是野战军，怎么可以把你的名字放在末脚位？明天跟院长说说，末脚位应该是我。

我知道这是阿荣伯开玩笑，也没接过话，笑了笑，继续翻旧报纸。

阿荣伯似乎对末脚位充满了敌意，一个人在那里痛诉着，考核末脚位，转正的希望末脚位，家里的地位也是末脚位。

医院的后面是幼儿园，小朋友正在风琴的伴奏下唱歌。像是有意为之，阿荣伯左一口末脚位，稚嫩的声音唱一句“娃哈哈”；阿荣伯右一口末脚位，好听的“娃哈哈”再次飞进医院。

阿荣伯瞪了一下眼睛，怎么那么烦的。他甚至用手去撩，似乎“娃哈哈”是一张蜘蛛网。

阿荣伯在医院里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可拿的还是临时工的工资。每次发工资，他都要咬牙切齿，恨恨地骂几句，骂声里“末脚位”一会儿倒过去，一会儿翻过来。

我第一个月去领工资时并不晓得要避开他，所以，他问我拿了多少，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他要看我的工资条，我也给了他。

刘会计在边上又是咳嗽，又是递眼色，我还误以为她咽喉炎发作。当她看到我把工资条给阿荣伯时，她咳嗽没了，眼色也没了，但脸色变了，变得有点阴郁，一边嘴里“阿梅阿梅”，一边起身闪出了会计室。

阿荣伯虎起了脸，原本黄瓜似的脸变成了一根紫茄子，两只眼睛迅速翻了个白眼，会计室里只剩下我跟他，那个白眼毫无疑问，只有我看到了。我有些尴尬地站在那里，也想跟刘会计一样借故离开，可阿荣伯一把扯住我的白大褂，非得给我看他的工资条，就像一个病人袒露他的伤口似的。他的工资只有我的三分之二，看得我有些尴尬，脸上的表情可能让他看出我有些愧疚，于是，他大大方方地放我走，自己一屁股坐在刘会计的位置上，似乎铁了心要坐到下班。

可是刘会计迟迟没有出现，她跑到挂号室去对账了。平时是挂号室的梅姨去她那儿的，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坐着的人还时不时地指责或批评几句。但只要阿荣伯去领工资，刘会计就会跟梅姨亲近起来，一个站着，一个坐着，坐着的是梅姨，她在刘会计的账单上指指点点，手不停地推推鼻梁上的眼镜，神情很严肃。

刘会计的消失，仿佛让阿荣伯觉得面子失得更大。他干脆到各个科室显身，骂骂咧咧，看到猫，骂门卫老伯脑子不清爽，收留了那么多流浪猫，抡起扫帚去打猫，猫竖起尾巴，冲他呜啊呜啊，转身跳上窗台，很快不见了踪影；见地上有垃圾，骂清洁工阿德，拿的是医生工资，做的是扫地的活，地还扫不干净，随手把手里的扫帚扔到了墙根，那里堆着阿德收集起来的纸箱子，哗啦啦，箱子瘫软到了地上；骂着骂着，突然张大了嘴巴，一个“啊”字很响亮地从嘴里喷出来，随后他像是停顿在那里，鼻翼抽了几下，眼皮合上，又打开，嘴唇牵着，喉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半响，才“啾”地一声。

阿荣伯非常情绪化，高兴的时候，见谁都是亲人朋友。碰到病人配药钱不够，他跑到药房去做担保，如果药房不配合，他瞪起眼睛，跟药房的魏姨背《为人民服务》，念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病人在药房外尴尬地站着，配，不是，不配，也不是。魏姨急了，一跺脚，说，你借钱给病人不就得了。说完，魏姨没来由地嘻嘻笑了起来，似乎想冲淡自己刚才所说的话。阿荣伯再次瞪起眼睛，我工资末脚位，哪像你福气好，一到医院就是正式工。魏姨的嘻嘻没有间断，滚圆的手开始去捉药瓶。

阿荣伯是赤脚医生出身，只念了小学，这是他迟迟得不到转正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考核总是末脚位。随着年岁的增大，他转正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比他资历浅的人，一个个转了正，工资单上是三位数，似乎一下子称出了身份，还有地位。考勤表上阿荣伯排在院长的后面，拿的却是全院差不多最低的工资，比他更低的是阿德与菊婶婶夫妇俩，但他们的工资单是另外一张。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

有次，他借着酒劲，把院长骂了个狗血喷头。院长指着他的白大褂说，你还像不像个医生？他一听此言，干脆脱了白大褂，继续指着院长的鼻子开骂。

阿荣伯嗜酒，不是秘密。他跟镇政府的干部斗过白酒，跟派出所的民警赛过黄酒，跟供销社的柜员喝过啤酒。每次喝酒，他总要跟人划拳，二相好，五花魁，八匹马。输了，不用别人催，自己端起酒碗，咕咚咕咚，酒碗很快见底。赢了，捧起酒碗主动陪输者喝一半。

喝了酒的阿荣伯心情大好，拍拍镇政府干部的肩，勉励他们酒风就是作风，能喝半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要提拔，能喝一斤喝三两，这样的干部要靠边。也有人捉弄他，说他什么时候提拔。阿荣伯快活地呷一口酒，说，廿七廿八，等待提拔，三七三八，飞黄腾达，四七四八，死蟹一只。我现在是死蟹一只。别人纠正他，是醉蟹一只。他也不生气，嘻嘻哈哈，手指一会儿张开，一会儿攥拢，喊着二相好，八匹马……声音高亢地穿过沉沉的夜色，然后隐隐地传到医院。他的一件白大褂贴着墙壁，一动也不动。

阿荣伯还跟他的病人喝。有些先是他的酒友，后来成了他的病人。看病前，俩人先回忆一下喝酒的那些事，一个说，你的酒量在进步，所以身上没什么大毛病。一个说，你的酒德就是你的品德，跟你喝酒痛快。一个说，下次我们喝酒不要再叫某某了，这人老是嬉调皮。一个说，再也不叫他了，上次往酒里掺水，太没信仰了。之后，俩人才切入看病的程序。而有些先是病人，后才是酒友。这大多是别人感恩于他，投其所好，请他喝酒。喝着喝着，成了朋友。

阿荣伯有宿醉的习惯，虽然，他上班很准时，甚至比我们早到十几分钟，但整个人混沌沌，身上散发一股刺鼻的酒气。如果心情不错，他会主动搭讪，看病又看相，说人家印堂发红，两耳圆润，一脸富相。如果情绪低落，就呆呆地坐在那里，半天不见他眼珠子动一下，既像老僧抱禅，又像是失魂落魄。

其实，阿荣伯的病人并不少，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病人，都喜欢找他看病。他有一个特点，凡是找他看病，他总是盐水一瓶，里面无一例外是激素与抗生素。农村病人哪里懂抗生素滥用这种说法，大多是盐水一打，病情改善，甚至治愈。在病人眼里，他无疑是医院里最好的医生。他最擅长的是支气管炎，农村人叫“老耗驼”，发作时人上气不接下气，喉咙里像拉破风箱一样，背高高驼起来。到了他这里，不出三天，气急肯定得到缓和。但凡找他看过这个病的人，到了别人那里肯定治不好。虽然，我们私下里说他激素用得过猛，可这种病不用激素，确实不会缓解。此外，他还看痔疮，也不知从哪里得来的偏方，凡是得痔疮的，他在病人的嘴边扎几针，再配一副中药膏，这药膏他秘不示人。别人再怎么样讨他的话，也讨不到半星点信息。

有次，他酒又喝多了，坐在椅子里打瞌睡。阿其医生想让他酒后吐真言，问他药膏里有什么药。他歪着脑袋，说，有红花。阿其医生又问，还有什么？他睁了一下眼，又合上，说，有维生素C。阿其医生再问，还有呢？他不响，然后鼾声大作。阿其医生继续问，也问不出所以然。当阿其医生放弃寻求秘方时，他突然醒了，神清气爽地看起病来，仿佛刚才他什么也没说。

病人称他阿荣伯，同事喊他阿荣伯，连七八十岁的病人也这样叫他，似乎阿荣伯才是他真正的名字。对此，他似乎也挺满意，对谁都会摆一摆阿荣伯的架子，比如碰到同事，必须别人先叫他，如果别人不主动，他会斜着眼睛看着你，目光里似乎蠕动着各种虫子，让你觉得脸上脖子痒痒的，手不由自主去挠挠，挠着挠着，就挠出阿荣伯。他便满意地收起目光，高兴之余也会亲切地拍拍你的肩膀，类似于一位长辈对晚辈的鼓励与肯定。

我曾好奇地问童医生，为什么大家都叫他阿荣伯？童医生说，她具体也不是很清楚，有的说是绰号，他年轻时就喜欢指手画脚，谁的账也不买，别人取笑他做人的态度跟老伯伯似的，一叫就叫顺口了。也有的说是他辈分高，同样年纪别人得叫他阿伯，叫久了似乎也就成了习惯。

阿荣伯很少到我们科室里来，来了就喜欢跟我们说生男生女的事。他说，他能从孕妇的脉中切出是男是女。童医生笑他吹牛。他说，不信试试看。他又说，他能从孕妇的肚子形状判断出生男还是生女。童医生不信。我也不信。他说，我跟你们打个赌。后面的话我们没有接过去，谁也不愿跟他打这个赌。他的赌注我们知道，可我们谁也喝不来。

有年，医院里突然改变了考核方式，民主测评的对象引入了病人，还有镇上的一些单位。结果，阿荣伯的考核数遥遥领先。阿荣伯像是畅饮了十几碗酒，一整天都笑咪咪的，表扬阿德，肯定门卫老伯，还买了包大重九的香烟，见人就分一支。他还站在屋檐下，跟我们说从现在开始要戒酒了。阳光大团大团地洒在他身上，他脸上的笑容也大团大团。

我们果真有一个星期没有看到他喝酒。这一个星期他认认真真坐在诊室看病，医院里似乎突然多出了一份安静，多少有点异样。

不久，医院里调他到下面的分院去做院长，那里加上他共三个人。他似乎也很乐意，高兴地跟我们道别。到了年底他到医院里来拿奖金的分配单，结果发现他在三个人当中又是末脚位，其他两个人是正式工。

晚饭，他是在医院里吃的。他再次喝得酩酊大醉。院长和阿其医生左右搀扶着他，摇摇晃晃走出医院。还没到医院门口，他猛地睁开血红的眼睛，高声背诵：“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未脚位而羞耻。”院长纠正一下，侬不是末脚位。阿荣伯大吼一声，谁说不是末脚位。院长忙说，是末脚位。阿荣伯瘫在院长与阿其医生的肩上。

一弯鹅毛新月，静静地卧在西边，仿佛是天空的末脚位。偏方

我在屋子里咳咳咳，知了在外面喳喳喳。

刚开始的时候也就偶尔咳咳，没放在心上。后来咳嗽的频率高了，呼吸短促，一说就气急，如果多说几句，期间不停地被呛着，仿佛话在嘴里成了一块破风箱栓，左右漏风，且无处可逃。

最难堪的是话才说了前半句，后半句就卡在了气道里。我捂着嘴巴，把头偏过去，努力不让咳出来的气流与唾沫恣意飞跑，但总有闪失的时候。

于是，我成了穿白大褂的病人。

阿其医生很认真，望触叩听，花了十分钟时间，认为是一般性的伤风，门诊记录本上写的是感冒。阿其医生在处方上写了三种药，都是口服药。我拿了处方，道了谢，咳着去配药、拿药。

阿其医生的药，一种是棕色合剂，止咳化痰，另两种是抗生素，既可治疗呼吸道感染，也可治疗尿路感染，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是农药，喷洒下去总有虫子会敏感，至于虫子长在什么部位并不是重点。

我小心地遵守阿其医生的医嘱，棕色合剂饭前喝，两颗胶囊与一片白色的药丸饭后服。饭前服的前提是胃的消化能力好，药物对它没刺激。这当然是基于我自身的主观判断。阿其医生只是设置了一个条件。我看的是咳嗽，没让他看胃病。

我服了两天的药，咳嗽仍在持续，就像延续一场坏天气，有时阵雨，有时多云，如果不打雷，这天气将继续阴晴不定。我的咳声，从早上一直响到晚上，由诊室到食堂，又由食堂到宿舍，把阿其医生咳得有些脸红。

坐在阿其医生隔壁的是外科黄医生。他原来是赤脚医生，会包扎，也会扎针，他的嘴里常年叨着一根烟，就是给病人扎针缝伤口，烟灰也是一楞一楞的。或许我的咳嗽咳出了他的使命感，非要给我扎几针，说是保证把我的咳嗽扎好。我半信半疑。他嘴皮一动，香烟从他的嘴左上角移到了右下角，烟雾趁势捧住他的嘴唇，使得他的面目有些神神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