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语言

布罗茨基说过：“由于文明是有限的，因此每个文明的生命中都会有中心停止维系的时刻。这些时候，使中心不至于分崩离析的，并非军团，而是语言。”（布罗茨基：《小于一》，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人类拥有了语言，才摆脱了沉寂。对于小说家而言，语言不仅限定了人的存在，亦能左右文明的进程。小说家们通过对于语言秩序的追求，语言动力的重新激活，语言本质的再度阐释，将作品置于语言主体之内，让人真切地感受到言说者力图在文学作品和语言叙述之间保持着一种“交互”的状态。而在小说语言的尽头，当强光开始照亮，小说家们正在利用他们对于语言与世界关系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语言诸般可能的精心控制，完成小说对于当下文化经验与语言模式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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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多年的谈波终于推出了新作《捉住那只发情的猫》。谈波早年曾活跃于“橡皮”“新小说”“他们”等文学论坛，小说产量不大却评价极高，韩东将之视为“目前中国最好的短篇小说家”。谈波的写作并没有什么集中的主题，从早年《欺负库克》中癌症病房里的厨子到《零下十度蟹子湾》中的刚烈女子，再到《一生只爱克拉拉》里的痴情木匠，以及“大连彪子”“长春炮子”。你可以说这是写出了市井百态，但也可以说想起什么写什么。写什么不是问题，令人始终不敢轻视的是谈波的语言。因为语言的简洁与干硬，有时让小说的叙事来得措不及防，所以这又不仅仅是语言风格的问题，其中还自觉不自觉地包含着对短篇小说叙述如何调度的理解。就像《零下十度蟹子湾》，前半截读来就像陷在淤泥里，极简的语言和小说情节的停滞只可能带来信息的迅速堆积，但直到读完全篇才会意识到它是多么必要，那种风平浪静的沉寂就像革命的前夜。当那艘船载着一男一女驶向海的深处，小说瞬间凶相毕露。女人用自己的身体做交易，要求受辱的男人协助她杀了仇人。这个过程几乎全部以对话的方式呈现，干艮倔藏、掷地有声，其间容不下任何氛围的渲染与心理的描摹，极其常见的词语和完全口语化的断句，不过十几行就将一个女人不惜鱼死网破的绝决推向了极致，让女人曾经的痴情、眷顾、不甘和屈辱烟消云散，反倒生出江湖式的仗义和狠毒。小说最后，女子已然连杀两人，但谈波还要单独缀上一句“我不受屈儿”。如果说故事以女人刀刀入肉的暴烈方式收尾，那么“我不受屈儿”带来的就是小说以语言刺入人心的一阵痉挛。

曹寇的新小说集《鸭镇往事》里有篇《赵老师》。上来就说王奎，自幼不服管教，出狱后外出打工，后来案发。至于王奎犯了什么案，小说讲“得费点口舌”。可事实上，王奎作案的过程在曹寇的讲述中显得极其程式化：受害人风尘女子A，男子甲、乙，一二三四五罗列几个步骤，犹如流水线上标准化作业规范。曹寇并不想多费口舌，或者说不费口舌已成为他的语言习惯和风格。但这种不带感情色彩、被精练讲述的引诱、行凶和分尸恰恰成了我们理解赵老师为何被这期《法治在线》震住的原因。案件来自“新闻报道”，但赵老师面对的电视节目如何用语言呈现便成了问题。声音、光影以及这类节目惯常的故弄玄虚不是不能讲述，但小说要的是赵老师怎样陷入恐慌。这时候，没有什么比直截了当的陈述更有冲击力，那些冷漠的、习以为常的操作远比虚头巴脑的渲染更能让人迅速抵达赵老师的观感，这才是王奎的故事在小说里的功用。赵老师呆坐半天，才决定给儿子打电话，为的是让他联系一下赌气离家出走的女儿。赵老师之后的故事显然要比“法治在线”来得柔软，他在电话里跟儿子的小心翼翼，在张德贵面前的嘴硬，以及女儿赵霞离家的前前后后，叙述的张弛恰到好处。找不到女儿的赵老师毫无征兆地喝农药死了，它不仅是情节逻辑上的毫无征兆，也是小说叙述的突然。“谁能想到呢，赵霞的爸爸赵老师喝农药死了”——小说的语言在此重新收紧，至于赵霞一年前去了深圳，或者赵老师气头上对她说的“实在不行，你就去当婊子”，甚至村里人对赵老师自杀的困惑，曹寇依然不愿“费点口舌”。死个人、讲个故事而已，生活如此，多说无趣，赵老师就这么被自己吓死了，或者说赵老师被曹寇的叙述吓死了。

东西的《天空划过一道白线》故事架构十分简单：杜八的妻子刘丽洲离家出走后只剩下儿子杜远方与其相依为命。当儿子逐渐长大，杜八与杜远方先后离开村庄踏上寻找家人的旅程。在一次次的寻找过程中，三人总是擦肩而过，当母子二人终于在家中相见，刘丽洲意外发现了杜远方杀害情人老高的事实。出于恐惧刘丽洲借口离开，此后他们中的某位总会回来住几天，然后又以寻找其他两位的理由离去，如此循环，再无停留。《天空划过一道白线》主题的虚无、文字的简洁、修饰描述的省略、甚至是故事情节的留白都体现了东西对于小说语言的独特看法。尤其是小说对于细节的描述，作家通过语言仅把基本的事实和事件的发展程序作简单描述，杜八酒醉后的怒骂、布袋里照片的灰烬以及天空中那道又直又细的白线组成的诸般事物带给人一种茫然无措之感。也是为了凸显生活本身的贫瘠与无意义，东西又把小说的语言连同父子二人的身形削到枯瘦如柴，就像小说中三人漫无目标的寻找之旅，人物的行为不再是令人费解的，而只是举步维艰的沉重。如此看来，支撑起杜八、杜远方、刘丽洲这些零碎而真实、轻盈又沉重的生命片段的，更多地来自于语言的力量。

韩东曾在小说集《我的柏拉图》序言中说：“我喜欢单纯的质地、明晰有效的线性语言、透明的从各个方面都能了望的故事及其核心。喜欢着力于一点，集中精力，叙述上力图简约、超然。另外我还喜欢挖苦和戏剧性的效果。当然平易、流畅、直接和尖锐也是我孜孜以求的。”从《在码头》到《素素与李芸》再到《我为什么离开城市》，韩东以一种极为冷静、更近本色的叙述方式，引起我们对小说语言的关注。而其新作《一个人》从外公献炸弹的事迹讲起，表面上是随意说出的一则则轶闻：外公将哑弹细心包裹后郑重留言放置在区政府门口；逃亡重庆途中遇到土匪后主动交钱从而达成一次完美抢劫；对洪武路九十九号公共厕所清洁打扫的执念以及寻死未果的外公最终呛死在粪坑中的荒诞。生计与奔波、理智与情感、现实与理想都隐藏于简单直接的言说之下，并由此拼接起外公传奇的一生。在韩东看来，语言的简约、直接和尖锐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小说写作中规避人的有限认知与叙事无限张力之间矛盾的有效途径。它对叙述的削剥使之尽力回归言语的原始动机，而这与作家所面对的世俗日常有着天然的亲近，它并不一定通往诗性，却带着原生、质朴、野性的生命力。因此如果一定要为韩东的中短篇小说寻找一个主题，那就是生活的日常、无聊和荒诞。这其实也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它在消解我们熟悉的宏大叙事的同时，也对抗着文学写作中语言的圈套或黑洞。韩东讲“诗到语言为止”，这与他的小说是两回事，但又像一回事，说到底就是去除写作当中的那些“没必要”，赤膊相见便好。

当然还有顾前、朱庆和、李樯、李黎、魏思孝等，这些与“他们诗派”“断裂问卷”“橡皮先锋文学网”和“他们文学网”多少有些关联的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显露出的语言面貌和志趣，或许是个可以深究的问题。当然，对于语言秩序的极简追求意味着他们的创作背后必须有着天才的压力。然而他们利用语言作为私人记号去勾勒自己语言王国的同时，也使得普通读者想要进入其中变得愈发艰难。这时候，另外一些小说家在试图彰显语言的日常意义时便会倾向于一种原生态的语言形式，这种倾向在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中显得格外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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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江虹很会讲话，说他口吐莲花大概算不得夸张。继《蛊镇》《悬棺》《傩面》民俗系列创作之后，他似乎对语言产生了一些兴趣，于是有了《美学原理》和《南方口音》。两篇小说可能各有各的指向，但摆在明面上的，是肖江虹对方言或说话的关注。《美学原理》中，敬老院的护工王玉芬与陈公望初次见面便顺嘴溜出一句糙话。也许“啥子金宝卵”无关紧要，紧要的是话脱口而出之后的反应：

说完她慌忙捂住自己的嘴，斜着眼看了看陈公望，吞下一口唾沫，吐出一串夹生的普通话说：“实在对不起，刚才一不小心整了句方言，还说了流话，我们敬老院有规定，在院里必须说普通话，哪怕两个人在厕所里吹×聊天，都要说普通话，哎呀对不起，又说了句流话。”（肖江虹：《美学原理》，《十月》二○二○年第六期）

这段极具喜感的描写不仅仅是为了丰富小说的人物形象，它还明确了故事的一个基本的语言环境，普通话是“规定”，而方言是下意识的反应。小说有关语言的讲述由此铺展开去，在呈现出一种语言的样貌与活力之后，融合故事，一并汇入作家对于美学的思辨当中。更重要的是这则片段写得好。这是用语言描绘语言的难题，肖江虹把它置于一种不经意的意外，事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用方言为被禁止的方言辩护，一不小心“又说了句流话”。这种颇具反讽意味的描述不仅解决了在这个特别的节点如何引入语言的问题，而且肖江虹对人物话语中方言土语的拿捏为文字赋予了声响——它没有生僻到令人不知所以，而是恰到好处的“贵普”，这足以让它以声音的形式在读者头脑中闪过，其清晰或含混取决于读者自身的语言经验，却与小说的叙事语言截然分离。

故事情节的推进亦是方言在小说里逐渐占据绝对优势的过程，这不单是因为陈公望与王玉芬约定私下说话就用方言，还是方言的所谓粗鄙在小说经由陈公望、涂安妮以及路品源的生活态度摆出的两种美学选择间摇曳生辉的过程。陈公望与王玉芬在黑暗中的那场对话不禁令人叫绝，更是将语言的魔性再推一重：

“黑咕隆咚，卵都见不着一颗。”

“燃了烛，你能见着两颗。”

“又脱光了？”

那头没有接话。

“问你呢！聋了？”

“我点头了。”

“扯卵淡，这里黑得像被敲碎的一块煤，哪个看得见你点头？”

声音一沉，王玉芬接着说：“老陈，我特别想问你，光胴胴是不是安逸得很？你是猪还是狗吗？吊着两颗蛋蛋晃来晃去的，打鼓呢还是敲锣嘛？人家原始人，也晓得围个草裙裙嘛！亏你还是大学教授，一丝不挂的，还要脸不要？”

“你看见了？”

那头没声息。

“问你？”

“我摇头了。”

咳嗽一声，陈公望说：“既然你看不到，跟我要不要脸有关系吗？”（肖江虹：《美学原理》，《十月》二○二○年第六期）

其间言语较“贵普”更“土”也更有活性，肖江虹几乎用单纯的对话制造出了一种沉浸式的体验，让人置身黑暗的角落，用听觉感受着一个美学教授即将走完人生全部路程时赤条条的返朴归真。而对话间隙点头、摇头所带来的短暂的静默，在戏剧性之外又或多或少生出某种隐喻，那是沟通中断时人的无所适从与尴尬，是语言消失时这个世界所面临的绝对黑暗。但是，肖江虹在小说中对方言的书写绝非在其沟通范畴，反倒更在意它于审美层面的价值。小说以陈公望的通透、涂安妮的精致、路品源的功利呈现了不同方向的美学选择，但相比路品源切实可见的量化焦虑和涂安妮极具设计感与观赏性的“田园生活”，对陈公望通透的描写其实很有一些难度。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通透的内核是无，是宠辱不惊见怪不怪，这可能使纯粹正面的描写处于无的放矢的尴尬处境。正因如此，陈公望对王玉芬看似粗鄙的言语的态度反倒从侧面印证着他的通透。在小说里，陈公望屡屡打断路品源索稿的“义正词严”，把椅子挪向王玉芬去听她讲故事。这不完全是陈公望岔开话题的说辞，还是“她这个有意思”，所谓“正事”和“扯野话”在其功利性之外，还存在一种语言本身的审美选择。后来王玉芬要陈公望讲讲他当年拐跑女知青的事，她不满陈公望的讲法，反过来引导一个美学教授如何达到“安逸”的讲述。这是质朴、粗粝、原生的、富有活性的和有血有肉的语言及其“美学原理”的胜利，它既是王玉芬所说的“安逸”，也是老风水师所告诫的“舒服”，还是鲜活的身体与周遭事物的关联，“能感知冷热，洞悉风向”。

《南方口音》则在语言和生活的“安逸”间建立起更为直接的关联。老秦夫妇到城里帮儿子带娃，但儿媳偏偏又是普通话培训机构的高级讲师，于是矛盾便由说话而起。小说在一种较为普遍的家庭关系中讲述农村老人在城市当中的尴尬处境，它是安逸生活与难舍亲情间的两难选择，是被城市化与文明的焦虑裹挟着的代际冲突。但是，这样的概括却有着大而化之的危险，它遮蔽了这些命题如何被提出的过程，而这往往又构成了写作本身的要义。儿媳的苛责、儿子的被动、老两口的为难、摇摆和妥协乃至孩子心中隐藏的秘密在小说全部是以语言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子女教育或生活习惯的矛盾常有而语言冲突不常有，但《南方口音》的难得之处在于具体写作过程中方言和普通话的频繁切换。如果说《美学原理》中的王玉芬常以方言做惊人之语，粗鄙也好大智慧也罢，其最终指向是审美乃至人生观的不同选择，那么老秦夫妇的口音则是一方水土的理所应当，它指向的是说话本身和与之相关的生活点滴。《南方口音》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的频频切换其实是对一个作家语言思维和文字表述的双重考验，好在肖江虹的语言天赋毋庸置疑，他让一种伦理和社会关系模型变成了一组组活生生的、有来有往又时而鸡同鸭讲的对话。所以，《南方口音》的好可能并不依赖阐释，它要去读，要在脑子里过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