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灵魂衡量的小说预留了足够的世界

米兰·昆德拉曾写过这样的话：“上帝死了，堂·吉诃德离开了家。”

如果我没记错，早在十几年前，他的这句话曾让我意识到，当他把尼采那句名言跟堂·吉诃德离家出走这个事件联系在一起时，似乎也可以理解为：在传统基督教社会价值系统逐渐趋向瓦解的过程中，小说开始获得越来越多的自由。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写出《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试图像历史学家、社会学家那样，用小说去书写那个剧变的时代。他把这九十一部小说分为“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将当时的巴黎、外省各阶层各类人物生活转化创造为长河般的小说图景。

像巴尔扎克这样的作家，就很容易让人觉得，作家有时真的就像上帝一样，能以“全知视角”洞察人的命运、尘世生活和灵魂状态。

难道作家对自己的小说不就应该是无所不知的吗？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

但是，你要是真把这个问题抛给作家们，其实未必就那么容易回答。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作家认为，如果不能想清楚，是无法动笔写小说的。但是也有不少作家觉得，如果什么都清楚了，我可能就不写小说了。

不久前，在跟石黑一雄做线上对话时，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他就坦承自己会事先做很多笔记和小型的实验性写作，目的是要掌控一切。然后他会全力以赴把前三四十页写到完美，再接着写后面的部分。这种方式令他的一些作家同行觉得不可思议。他也知道，很多作家在创作之初只有大概的思路，或是某个场景，其他的都是慢慢生长出来的。说到底，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方式。

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和印刷技术革新催动了出版业的繁荣，小说也顺势迎来了从未有过的巅峰期。当时报纸上可以连载小说，有大量居家的中产阶级女性读者，给小说带来了很大的阅读市场。与此相反，二十一世纪互联网的发达，则是既导致了传统媒体的没落，也造就了出版业的困境，更重要的一个变化，是原本已被电视、电影陆续抢走读者的小说，又一次被互联网及其终端工具轻松打败。

有一次，我去上海某大学做小说讲座。大概有两百多个出版专业的学生。于是我就做了次现场阅读情况调查：从十九世纪的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托尔斯泰、契诃夫，一路问到二十世纪的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还有海明威、福克纳，以及加缪、萨特等人……结果令我诧异，这些经典作家的作品，他们都没读过，只有少数人表示听说过。这让我意识到一个问题：被文学史塑造出来的“常识”想象，其实跟现实是有很大差距的。

面对他们，这些从没读过你提到的这些作品的年轻人，讲小说，讲现代小说的历史，就像在讲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如何引发共鸣呢？当时我就把话题转向一个更具网络时代特质的角度——十九世纪的小说很多，但被后世评价最高的有两部：一部是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被称为现代小说的原点。福楼拜影响了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在内的很多二十世纪作家，直到后来的法国“新小说”乃至很多当代作家，在讲到小说影响史时，几乎都会回到福楼拜这里。

另一部，是比福楼拜稍微晚的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被刻薄毒舌的纳博科夫称之为完美之作，十九世纪长篇小说的峰顶之作，当然这也是公认的。

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两部小说？因为它们提供的两个角度和故事原型影响深远，具有当代意义。《包法利夫人》写一个外省小资产阶级家庭女性向往巴黎的时尚生活，为了过上浪漫刺激的生活，她频繁出轨，还欠了很多钱，最后服毒自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安娜·卡列尼娜》恰恰相反，主人公安娜是贵族，包法利夫人羡慕的生活她恰恰没有兴趣，甚至是厌恶的，她要爱情，真实的爱情生活，后来跟沃伦斯基私奔，被抛弃，最后卧轨身亡。

福楼拜和托尔斯泰都准确地捕捉到女性在十九世纪的处境问题。作为附属存在，她们几乎没有追求个人生活的权利和自由。这两部伟大的小说都指向了女性寻求自我个体真实存在的愿望。其实，我不想用“出轨”这种说法，我更愿意称之为“脱轨”——她们要跳出既有的轨道，进入到充满不确定性的甚至冒险的状态。

当我把这样的话题抛给学生们的时候，发现他们其实是感兴趣的。当然这跟当代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模式对人的接受方式塑造有关，人们特别容易关注“出轨”、“脱轨”这样的敏感词。但是，我说到的“出轨”或“脱轨”，其实是非常严肃的词，并不是道德评判词，不是用它们来批判这两个小说里的女性人物的。我要讲的是，十九世纪小说达到高峰期时，在酝酿着一个更大的变化，在为随后即将到来的二十世纪小说意义上的出轨或脱轨作准备。像《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作品，就是为这种变化埋下的炸弹。因为真正会产生冲击力的并不只是这样的故事情节，而是其中所蕴含的关于小说是什么、人是什么等话题，以及新的小说观念和写作方式。

福楼拜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包法利夫人就是我。”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因为包法利夫人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对于未知的生活、未知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甚至不惜为此而付出一切，从某种意义上讲，这跟一位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并没有本质区别。

一九六○年代，法国“新小说”的旗手罗伯格里耶在谈到《包法利夫人》时，曾引述别人的看法，它与前面半个世纪完全脱节了。但比这更具重要意义的是，“这部‘新小说’首先是‘一种空白和误会的汇聚场’，然后才是文学。”他注意到，包法利夫人能通过子爵的雪茄烟嘴浮想联翩，“想象着绣花女工正气喘吁吁地在绷在织机上的绣花底布中的巨大网眼间穿梭，彩色的丝线从一个针眼中出来，又进入另一个针眼，使断裂的梭道不断交织在一起，以构成图案。确切地说，这不也是对于一个现代小说家（福楼拜，就是我！）根据现实的穿洞的线索而工作的隐喻吗？写作不就像后来的阅读一样正是从空白到空白才构成叙事的吗？”

我们总是在探讨小说是什么，为什么而存在，所有人都需要小说吗？小说从来不是生活必需品。大约十年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策划的一次秘鲁作家略萨的新书活动上，有个中年女性观众提了一个问题，她说，老师我能问一个可能有点离题的话题吗？我为什么要读这么厚的小说？我每天工作已经够累了，回家还要做饭要带孩子，等一切忙完，躺在床上要捧一本五百多页的小说，这太可怕了。我的回答让她有点意外。我说其实你并不需要读这样的书，其实一个读者跟一本书的关系是有某种机缘的。有时候是读者找到了某本书，有时是一本书找到了属于它的读者。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焦虑呢？在于尽管她对这样的厚书仍有某种好奇，但现实又是她并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承受这样一个复杂沉重的文字世界。

小说在现实生活中所占的位置远远要低于很多日常的事情。这跟小说的属性有关，它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状态。平时人们上网，看手机，所获得的信息都是容易与他人分享并交流的。一个人与他人的关联可以通过网络、通过传媒来二次构建，这种方式对人的固化是非常强烈的，大家交流的状态和模式完全被网络所塑造。这意味着现在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感越来越模糊，被无形的网和各种功能联系着，却不是以自我个体化状态存在，所以说现在人比任何时候都孤独，也都怕孤独。

而小说，恰恰是属于个人的，是非常私人化的体验。当你读一本小说时，只能独自去面对书中的世界。它能够把一个人从日常的群体关联化的生活中暂时悄然剥离出来，把你送入一个只有你自己能体验到的异样世界里，这就是小说的功能。

有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某人读小说读多了，脱离现实了。这话好像是一种批评。但事实上，不那么现实的阅读生活在一个人的生命存在过程中也仍旧是一种现实。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经历的事情，在明天到来时，跟做过的梦其实没有本质区别。而且人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当你忘掉一些东西，你就要补上另外一些，甚至会虚构一些东西。一个老年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无论多么丰富，不要忘记，这里头包含着虚构成分，还有遗忘和省略。在很大程度上，当我们谈到小说与个人体验的关系时，其实就要面对这样一个关于遗忘和记忆的世界。

石黑一雄对这个话题也非常关注。关于记忆和遗忘，我们能记住什么，会忘了什么，应该记住什么，却又忘了什么……人类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焦虑，其实经常跟记忆和遗忘有关。按照美国社会学家赫伯特·米德的说法，我们总是在“现在”，根据自己的处境、心境、精神状态和记忆状态去重塑我们的过去。

这跟小说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二十世纪之前，小说家们当然是讲故事的，讲人物命运，讲人物的苦难、幸福、梦想，以及开始关注人的内心生活。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普鲁斯特这样的作家出现时，真正的变革发生了。他通过重新发现并认识记忆，赋予了小说以全新的形式。他发现记忆跟具体的东西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那个东西，记忆就会找不到。如果在小说中不能呈现那些动人的细节和瞬间，也就不能构建起交织的时间状态，为读者创造一个可以反复体验的世界。

他另一个发现，就是在人的记忆里，时间经常是错乱的，回忆也不会按照准确的时间顺序展开，常常是按照印象强度去回忆。记忆的强度就是体验的强度。他揭示了人存在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人活在记忆中，而记忆的方式也构成了一个人的存在方式。这对二十世纪小说观念的变化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还有一位对二十世纪小说有深刻影响的欧洲小说家，就是爱尔兰人詹姆斯·乔伊斯。很难说他的《尤利西斯》跟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比哪个更复杂些，但要是从阅读难度来说，则肯定是前者。在这部暗应了《奥德修纪》的结构，把都柏林普通人的市井生活浓缩在一天里的十二小时中的惊人杰作里，他做了大量的文本实验，比如大段甚至几页都没有标点的独白，还有新闻、戏剧等文体的杂糅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抓住了人的意识的极大扩张能力。如果说普鲁斯特是发现记忆中的时间对于更新小说方式的意义，那么，乔伊斯就是揭示了小说中十二个小时可以成为无限，甚至一分钟可能就是永恒。换句话说，对小说阅读体验的强度，决定了时间以什么样的状态出现在人的记忆、感知和想象里。

我们在谈一个人的想象力时，在讲“意识流”这样一个老套的文学概念时，其实往往容易忽略，意识是人最不可预知的能力。人的意识究竟会以何种方式流动到什么程度？当你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你会在十分钟里想到多少事情？这完全取决于你内心的状态和诱发你联想的因素。当乔伊斯写都柏林普通人布鲁姆时，让我们发现那个世界竟有如此之广阔，这个人物就像都柏林的钥匙。《尤利西斯》的革命性就在于，它提供了小说存在的全新方式和更为广阔的可能，不是通过讲故事，而是以更为复杂丰富的文体方式呈现一个普通至极的人的极具感染力的存在状态。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以对传统小说方式惊人的颠覆或解放，赋予了小说全新的可能。

很多人说，现在小说快死了。因为在这个互联网不断升级的时代，很多人已形成了短阅读习惯——不再习惯去阅读又厚又长的小说，甚至是复杂的短篇小说，而他们的注意力已无法长时间持续。但，也就是这样一个时代里，我们发现，小说竟然还活着，活得仿佛仍带有它刚出现时的特征，像个有待重新发现的奇迹。

这就不得不再次回到那个很古老的话题：人为什么要看小说？人为什么要写小说？

其实，答案始终都在那里。因为无论是写小说还是读小说，终究会涉及到最为根本的问题：一个人何以存在？人始终要面对终极性的不可抗拒的现实，就是人的生命是有限度的，不管你是谁，都是要死的。正是这种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了人对于自我存在的理解并非不言自明的，而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

当我们意识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比如到龙华殡仪馆，看有那么多告别厅每天都爆满，很容易觉得虚无。你看一场电影，知道它大概什么时候结束，却无法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当然，如果知道了，也很可怕。因为不知道终点，所以人会带着某种希望或侥幸活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悲剧性在于它是不可逆的，一切都不可重来。没有什么能让时间停下来，你也没有办法让自己停在时间以外。

小说之所以会诞生，肯定跟这样的困境有关。小说之所以会存在这么久，在于它能让人暂时脱离开对日常生活的焦虑，暂时忘掉生命的有限以及死亡的存在，去文字构建的世界里体验一下别样的生活、别样的经历、别样的命运。那么在这样的体验过程中，人会多少消解一些对于出生入死的焦虑。尽管日常生活已经让你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到全世界漫游，至少可以在文字世界里漫游想象。

一本小说可以随时打开，随时合上，可以重新读。这是生活所不具有的特质。同样一本小说，在不同的年纪读，体验也不一样，这又跟生活本身构成了某种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