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

作者: 董萍

一九六年正月初七的凌晨,母亲走进我们房里,逐个拍醒我们姐妹:“快点起来,把衣服围巾都穿好了,我们要去送外公。”

我睡眼惺忪只听得要去送外公。我问:“外公不是在医院吗?要送他去哪里?”母亲头也没回丢下一句:“外公走了,我们要去送他。你们今天不用洗脸刷牙,我们到那边去吃早饭。”

那边是哪里,我来不及问也没问。母亲怀抱一岁半的小妹,带我乘上一辆三轮车,跟着外婆舅舅等亲戚的三轮车队伍,急匆匆朝着很远很远处奔去。

天空黑洞洞的,我被从睡梦中叫起还未完全醒来,虽然围巾帽子包裹严实,可还是冻得瑟瑟发抖。母亲说外公在医院走了,我们要早点去为他送行。那时候我已经懂得,对于亲人的离世,家属都不愿说出那个字,总是以“走了”替代。我明白,母亲拖大的抱小的,是让我能再见外公一面,哪怕外公已经看不见我了,也不枉他喜欢我一场。

棺材是父亲挑选的,他说是价钱最贵的。父亲抱起我,叫我按照大人们的样子,把一朵捂在自己心口的、还留有体温的棉花,丢在红色的锦被上。外婆说,这样的方式,是体现我们仍旧与外公同在。我记住了。

深红色荸荠漆涂饰的棺材,内里的油漆是湛蓝的天空色,外公躺在棺材里,大红的锦缎棉被覆盖着全身。红色和蓝色衬出他的脸尤为白净。眼睛闭着,嘴也闭住了,没有像以往睡觉时那样微微张开,满脸都是踏实安稳。

棺材盖合上了,母亲扶棺哭得不行。我从没见她这样伤心哭过。我拉着母亲的衣角不敢松手,这才真切意识到外公走了,不会回来了,我从此见不到他了。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八,就是我的生日。我明明清楚记得他同我说的话。

年前快放寒假了,我做完作业照例到外公房里找他。他坐在红木靠背椅上,收音机正播着京戏。他顺手抓了把消闲果儿放桌上给我吃,然后拉过我到旁边一张靠背椅坐好,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再过些日子你要十岁了,这是小孩子长大后的第一个大生日,我要给你过生日。”

我见过家里有人过生日的,一定要吃长寿面。希望外公会亲手给我烧碗片儿川,还有个荷包蛋的。但明知外公在家纤手不动,更没见过他下厨做饭,我故意问外公:“你给我烧面吃?”

外公乐呵呵地说:“我大外孙女十岁生日不能马虎,我们到知味观去吃。”

“外公,我就知道你不会烧的,你只会吃现成饭。”

外公笑笑:“我就是一个福人儿嘛。”

他确是一个看起来好福气的人。像杭州知味观的老板,就是外公的好朋友,经常来外公家谈天。外公喜欢吃甜食,他每次都会带些特色点心过来,像糯米素烧鹅、幸福双这些。有个饭馆老板做朋友,还有什么吃不到的呢。我想象着生日那天丰盛的酒菜,巴不得日子过得快些。

我一边吃零食,一边同外公谈天。外公说:“我还要送你一样礼物。”

我迫不及待追问:“外公外公,快点告诉我是什么礼物啊?”

“镶宝石的戒指。你妈十岁时我也送了她一枚。”

我说我一直想戴他那只外国货手表,能否把手表送给我。可他说已经想好了,那要送给小妹十岁生日的。

现在,他却躺在棺材里长睡不醒,而明天就是我十岁的生日啊。我真心实意跟着母亲哭了起来。

我的外公名方观涛,祖籍浙江慈溪,幼年丧母,后父亲续弦,备受继母冷落,早早外出谋生。

外公姨家有个表兄,是上海有名望的老娘舅、人称“阿德哥”的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航运业巨头虞洽卿。上世纪初,时年不到二十岁的外公去上海投靠表哥。他幼小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还拨得一手好算盘,思维特别敏捷,用沪语讲就是“老灵光格”。

外公一出道,就在虞洽卿创立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经纪人,代理证券货品交易。交易所很忙,每天开市就有许多领市面的人,互相传递信息,高声讨论行情。外公有张专用的大板桌,设在僻静处,稍微少一些嘈杂声干扰,这是大老板特有的享受,相当于现在期货股票市场的大户室吧。桌上的电话铃声不断,所有的商品行情,价格波动信息,必须第一时间了解并作出判断,从而果断报单买卖。由于他决策机敏,深得表哥赞赏。

外号“赤脚财神”的虞洽卿头脑灵活,一九一三年他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公司在汉口与上海都设有写字间,两地来往办公。没过几年,外公被表哥聘为“三北轮船公司”总经理。彼时的“三北轮船公司”,已经从三艘小轮船发展到拥有三十余艘、居于当时民营轮船公司首位的大公司。外公掌管期间,航运业务发展迅速,公司利润不断上升,生意人表哥很开心。所以,那一段也是外公最风光的时光。当时外公常驻汉口,家也安顿在那里。一幢三层楼房,住了一家三口,还有几个娘姨、厨子和杂役。

在我母亲的记忆里,外公身着绸缎长衫马褂,手提锃亮的公文包,每天风风光光去轮船公司,朝九晚五按部就班,有一辆黄包车负责接送。母亲说,那时候她还小,但能记事了,只要差不多下班时间,她就由娘姨陪着到楼下等外公。外公的黄包车装潢很考究,座位比别的车宽,脚边装有一只铃铛,坐客随时可以踏铃示意行人让路。另外还有一把鸡毛掸帚始终插在靠手边,迎风走起时,鸡毛飘飘,威风凛凛像是插了一面旗。座位上的折叠遮篷,不像一般黄包车脏兮兮的,架子是用不锈钢做成,每根都被车夫擦得锃亮。篷面用的是上过色的漆布,撑起棚架冬挡寒风夏可遮阴,前面装有厚实的门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合。

外公知道母亲每天都会迎他下班,会故意在离家还有段路的时候,就把脚下的铃铛踩得叮当响。一到家,就把公文包丢给车夫,抱起等在门口的母亲跨进家门。职业固然不可或缺,天伦之乐也是一桩大事,仿佛生活的场景对于外公来讲,总是更重一些的东西。

这样的住宅环境,这样的生活状态,难怪母亲年届九旬至今念念不忘。

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上海几近沦陷。国军在江面沿线阻击日军,几乎没有胜算。为了阻挡日军,沉船断流成了唯一的选择。民营航运业巨子虞洽卿在这一时刻拯救了国家。抗战初期,三北公司的船队中有约三万吨位的轮船被征用在江阴附近炸沉封江,以阻滞日军沿江而上。

是年,外公的继母在杭州病逝,作为家中长子,外公携家奔丧。月余,处理完继母后事,就举家从杭州城站乘火车去上海。不料正遇日寇轰炸火车站,一颗颗炸弹如苍蝇撒籽般从天而降,炸毁了火车头。断了铁路线,外公他们只好打消去上海的念头。

过惯了富足日子的外公,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无奈想做点营生养家糊口。就选择在杭州湖墅里(如今的拱墅区)开了一爿茶食水果店。店面开阔气派,所有装饰都同上海的吃食店一样。店堂的一边卖糖果,一边卖水果,一色通透明亮的玻璃柜台,方正的玻璃盛器,看看就勾起顾客的购买欲。他脾性好,朋友多,上海杭州都兜得转,他的糖果就是杭州华欧糖果厂老板专供的。

那个年代,一家杭州很少见到的茶食果品店,又开在湖墅里——当时杭州比较流俗的地方,格外显眼。

白天,日本人随意进来白吃白拿,外公不敢得罪,赔了笑脸接待,有吃了赖着不肯走的,还要备菜备饭备酒招待,临了还要塞个红包,才能送走瘟神。晚上,社会上的空手白相人常常光顾,一样备足好菜请喝夜老酒,酒足饭饱后,红包也是必不可少的。

不久,外公被绑票了。

绑匪与往常一样,照例来喝夜老酒,只是这次多了几个生面孔。没有很大的动静,其中一个为首的还很客气:“方老板,我们请你去商量个事情。”外公隐约有所觉察:“各位有啥事情在这里谈好了,有为难之处尽管开口。”可是几个人二话没说,突如其来就夹着外公往门外走。外公被强行推上候在店门口的黄包车,飞快地朝黑暗里奔去。

那些绑匪,是本地的地痞流氓,是自乡下逃难为养家糊口的穷苦人,还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或是背后有更大的来头,都不得而知。

外公被架进一处茅草屋,里面只有一张木桌,两根条凳。外公没有被五花大绑,但他知道自己被绑票了,已经吓个半死,腿脚发软,站立不稳。绑匪吩咐外公坐下。稍歇,聪明的外公缓过神来,看着绑匪也不是凶神恶煞的样子,也没有刀枪啥的,于是用他与人打交道的一贯语气,壮着胆子和气地说:“大家好说好商量嘛,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绑匪说:“我们不会要你性命的,你家里只要把钱准备好。”

同时间,家里乱成了一锅粥,连夜托关系找人。第二天早晨,靠了黑道上的关系才把外公赎回家。

最会做生意的外公,第一次发现这桩生意越做越蚀本。

思来想去,杭州不是久留之地。时局动荡,时势造人,既然都是异乡人,不如重回上海滩,外公作下了打算。毕竟上海有自己的表兄帮衬,有宁波同乡会的团结互助,可能只有在更大的舞台,他觉得自己的拿手本行才有用武之地。这一次,他担任了表哥虞洽卿大儿子虞顺恩的经租账房,全权管理虞顺恩在上海的一处房产——重华新邨。

位于南京西路一八一弄的重华新邨,由许多独立的德式洋楼组成。

外公一家就住三十号,重华新邨最外边的一幢外墙红色的四层小楼。重华新邨是英租界,各阶层租客鱼龙混杂,有做律师的,有当牙医的,有做小生意的,有掮客有梨园名角,只要有钱,就可以租住。外国人造的房子设备比较完善,水电壁炉电话一应俱全,底层特别高,母亲说她住在阁楼也很满意,站起来不会碰头。哈,她忘记了那时候她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童呢。

自此,外公又恢复了长衫马褂的生活。对于他的性格与追求来说,这一段上海沦陷的时期,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倒可能是他余生里最安稳、也意同“孤岛”般的一段时光了。

外公生性胆小,但聪慧过人,为人豪爽大方,喜欢结交朋友,深谙处世之道,家里每日高朋满座,喝茶聊天蹭饭人络绎不绝。因此,他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中也有相当口碑,凝聚力不低。

一九三八年,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士,找到外公意欲租房开店。开店总要响亮体面,门面必须朝向外面,她同外公商量最好能租用他住的前间。外公见她彬彬有礼,好说好商量,没二话就答应了,自己退居后间。就连女士提了要把后间唯一采光的窗户用窗帘遮住,以免破坏店面形象的要求,外公都爽快答应了。

由于沟通顺利,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梅龙镇酒家”,就在重华新邨开张了。我母亲当时还是个小女孩,在她眼里,这个叫吴湄的女老板,打扮奔放,旗袍开叉到大腿根部,走起路来高跟鞋笃笃响。她精明干练,待人接物倒很客气热情,一点不像她的打扮风格。经常光顾酒家的食客都是大亨名流,女老板又善于应酬周旋,生意一直很兴隆。吴湄从闲谈中得知外公是吃客,每天都会派人送两道名菜过去,糟溜鱼片、生爆鳝背、酱烧排骨等,天天不重样。

外公家里经常来往的多是上海有头面的人。其中就有时任上海警察局长的毛森。当时毛森受命于戴笠,主帅上海行动总队,填补军统机构被破坏后的空白,除汉奸,炸毁日伪铁路仓库,专搞破坏。“梅龙镇酒家”女老板为人八面玲珑,这些外公的座上宾,吴湄常有见到。毛森一到,她就会特意烧几只好菜,亲自送去与他们一起喝酒谈天,久而久之,她与他们也关系融洽,外公的朋友自然也成了她的朋友。

外公的脾性以及他的处世之道,决定了他必会主动结交有背景有实力的朋友,也是在经济生存的背景上靠得住的人。或许是他一路走过来,身处时代变乱,知晓凭一己之力,无法达到安居乐业的目的。而从生存到生活的要求,及对生活本身乐趣的追寻,是外公毕生为之付出努力的东西。如果说商人的本质是“在商言商”,那这种特质赋予了他生存能力的同时,也反而让他的一生时刻处于波动中。外公如此,女老板吴湄或许同样如此,或许也不止如此。

重华新邨和“梅龙镇”的故事,听母亲说了多次。

那一扇用布帘遮住的窗,是当年母亲与几个同龄小姑娘追星的窗口。她最要好的闺蜜,是电影明星姜明的女儿姜曼丽,也是住在重华新邨,两人同岁,每天在一起玩,形影不离。“梅龙镇”出没着戏剧名角、电影明星、越剧十姐妹……“金嗓子”周璇来吃饭聚会,都被她俩“逮到”过。一次,外公下班回来对母亲说:“快去叫你们小朋友来,晚上电影明星白光要来‘梅龙镇’吃饭。”母亲叫来姜曼丽早早候在窗前,准备讨要签名。当白光走过窗前,母亲赶忙伸手窗外递过纸笔:“白光阿姨,请给我签个名。”不想拿的是支红笔。白光签完字后,和蔼地告诉母亲:“小姑娘,下次不可以用红笔签名咯,红笔写字代表绝交的意思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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