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

一九六年正月初七的凌晨，母亲走进我们房里，逐个拍醒我们姐妹：“快点起来，把衣服围巾都穿好了，我们要去送外公。”

我睡眼惺忪只听得要去送外公。我问：“外公不是在医院吗？要送他去哪里？”母亲头也没回丢下一句：“外公走了，我们要去送他。你们今天不用洗脸刷牙，我们到那边去吃早饭。”

那边是哪里，我来不及问也没问。母亲怀抱一岁半的小妹，带我乘上一辆三轮车，跟着外婆舅舅等亲戚的三轮车队伍，急匆匆朝着很远很远处奔去。

天空黑洞洞的，我被从睡梦中叫起还未完全醒来，虽然围巾帽子包裹严实，可还是冻得瑟瑟发抖。母亲说外公在医院走了，我们要早点去为他送行。那时候我已经懂得，对于亲人的离世，家属都不愿说出那个字，总是以“走了”替代。我明白，母亲拖大的抱小的，是让我能再见外公一面，哪怕外公已经看不见我了，也不枉他喜欢我一场。

棺材是父亲挑选的，他说是价钱最贵的。父亲抱起我，叫我按照大人们的样子，把一朵捂在自己心口的、还留有体温的棉花，丢在红色的锦被上。外婆说，这样的方式，是体现我们仍旧与外公同在。我记住了。

深红色荸荠漆涂饰的棺材，内里的油漆是湛蓝的天空色，外公躺在棺材里，大红的锦缎棉被覆盖着全身。红色和蓝色衬出他的脸尤为白净。眼睛闭着，嘴也闭住了，没有像以往睡觉时那样微微张开，满脸都是踏实安稳。

棺材盖合上了，母亲扶棺哭得不行。我从没见她这样伤心哭过。我拉着母亲的衣角不敢松手，这才真切意识到外公走了，不会回来了，我从此见不到他了。

第二天就是大年初八，就是我的生日。我明明清楚记得他同我说的话。

年前快放寒假了，我做完作业照例到外公房里找他。他坐在红木靠背椅上，收音机正播着京戏。他顺手抓了把消闲果儿放桌上给我吃，然后拉过我到旁边一张靠背椅坐好，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再过些日子你要十岁了，这是小孩子长大后的第一个大生日，我要给你过生日。”

我见过家里有人过生日的，一定要吃长寿面。希望外公会亲手给我烧碗片儿川，还有个荷包蛋的。但明知外公在家纤手不动，更没见过他下厨做饭，我故意问外公：“你给我烧面吃？”

外公乐呵呵地说：“我大外孙女十岁生日不能马虎，我们到知味观去吃。”

“外公，我就知道你不会烧的，你只会吃现成饭。”

外公笑笑：“我就是一个福人儿嘛。”

他确是一个看起来好福气的人。像杭州知味观的老板，就是外公的好朋友，经常来外公家谈天。外公喜欢吃甜食，他每次都会带些特色点心过来，像糯米素烧鹅、幸福双这些。有个饭馆老板做朋友，还有什么吃不到的呢。我想象着生日那天丰盛的酒菜，巴不得日子过得快些。

我一边吃零食，一边同外公谈天。外公说：“我还要送你一样礼物。”

我迫不及待追问：“外公外公，快点告诉我是什么礼物啊？”

“镶宝石的戒指。你妈十岁时我也送了她一枚。”

我说我一直想戴他那只外国货手表，能否把手表送给我。可他说已经想好了，那要送给小妹十岁生日的。

现在，他却躺在棺材里长睡不醒，而明天就是我十岁的生日啊。我真心实意跟着母亲哭了起来。

我的外公名方观涛，祖籍浙江慈溪，幼年丧母，后父亲续弦，备受继母冷落，早早外出谋生。

外公姨家有个表兄，是上海有名望的老娘舅、人称“阿德哥”的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家、航运业巨头虞洽卿。上世纪初，时年不到二十岁的外公去上海投靠表哥。他幼小读过私塾，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还拨得一手好算盘，思维特别敏捷，用沪语讲就是“老灵光格”。

外公一出道，就在虞洽卿创立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经纪人，代理证券货品交易。交易所很忙，每天开市就有许多领市面的人，互相传递信息，高声讨论行情。外公有张专用的大板桌，设在僻静处，稍微少一些嘈杂声干扰，这是大老板特有的享受，相当于现在期货股票市场的大户室吧。桌上的电话铃声不断，所有的商品行情，价格波动信息，必须第一时间了解并作出判断，从而果断报单买卖。由于他决策机敏，深得表哥赞赏。

外号“赤脚财神”的虞洽卿头脑灵活，一九一三年他独资创办了“三北轮船公司”，公司在汉口与上海都设有写字间，两地来往办公。没过几年，外公被表哥聘为“三北轮船公司”总经理。彼时的“三北轮船公司”，已经从三艘小轮船发展到拥有三十余艘、居于当时民营轮船公司首位的大公司。外公掌管期间，航运业务发展迅速，公司利润不断上升，生意人表哥很开心。所以，那一段也是外公最风光的时光。当时外公常驻汉口，家也安顿在那里。一幢三层楼房，住了一家三口，还有几个娘姨、厨子和杂役。

在我母亲的记忆里，外公身着绸缎长衫马褂，手提锃亮的公文包，每天风风光光去轮船公司，朝九晚五按部就班，有一辆黄包车负责接送。母亲说，那时候她还小，但能记事了，只要差不多下班时间，她就由娘姨陪着到楼下等外公。外公的黄包车装潢很考究，座位比别的车宽，脚边装有一只铃铛，坐客随时可以踏铃示意行人让路。另外还有一把鸡毛掸帚始终插在靠手边，迎风走起时，鸡毛飘飘，威风凛凛像是插了一面旗。座位上的折叠遮篷，不像一般黄包车脏兮兮的，架子是用不锈钢做成，每根都被车夫擦得锃亮。篷面用的是上过色的漆布，撑起棚架冬挡寒风夏可遮阴，前面装有厚实的门帘，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开合。

外公知道母亲每天都会迎他下班，会故意在离家还有段路的时候，就把脚下的铃铛踩得叮当响。一到家，就把公文包丢给车夫，抱起等在门口的母亲跨进家门。职业固然不可或缺，天伦之乐也是一桩大事，仿佛生活的场景对于外公来讲，总是更重一些的东西。

这样的住宅环境，这样的生活状态，难怪母亲年届九旬至今念念不忘。

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华战争全面开始，上海几近沦陷。国军在江面沿线阻击日军，几乎没有胜算。为了阻挡日军，沉船断流成了唯一的选择。民营航运业巨子虞洽卿在这一时刻拯救了国家。抗战初期，三北公司的船队中有约三万吨位的轮船被征用在江阴附近炸沉封江，以阻滞日军沿江而上。

是年，外公的继母在杭州病逝，作为家中长子，外公携家奔丧。月余，处理完继母后事，就举家从杭州城站乘火车去上海。不料正遇日寇轰炸火车站，一颗颗炸弹如苍蝇撒籽般从天而降，炸毁了火车头。断了铁路线，外公他们只好打消去上海的念头。

过惯了富足日子的外公，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无奈想做点营生养家糊口。就选择在杭州湖墅里（如今的拱墅区）开了一爿茶食水果店。店面开阔气派，所有装饰都同上海的吃食店一样。店堂的一边卖糖果，一边卖水果，一色通透明亮的玻璃柜台，方正的玻璃盛器，看看就勾起顾客的购买欲。他脾性好，朋友多，上海杭州都兜得转，他的糖果就是杭州华欧糖果厂老板专供的。

那个年代，一家杭州很少见到的茶食果品店，又开在湖墅里——当时杭州比较流俗的地方，格外显眼。

白天，日本人随意进来白吃白拿，外公不敢得罪，赔了笑脸接待，有吃了赖着不肯走的，还要备菜备饭备酒招待，临了还要塞个红包，才能送走瘟神。晚上，社会上的空手白相人常常光顾，一样备足好菜请喝夜老酒，酒足饭饱后，红包也是必不可少的。

不久，外公被绑票了。

绑匪与往常一样，照例来喝夜老酒，只是这次多了几个生面孔。没有很大的动静，其中一个为首的还很客气：“方老板，我们请你去商量个事情。”外公隐约有所觉察：“各位有啥事情在这里谈好了，有为难之处尽管开口。”可是几个人二话没说，突如其来就夹着外公往门外走。外公被强行推上候在店门口的黄包车，飞快地朝黑暗里奔去。

那些绑匪，是本地的地痞流氓，是自乡下逃难为养家糊口的穷苦人，还是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或是背后有更大的来头，都不得而知。

外公被架进一处茅草屋，里面只有一张木桌，两根条凳。外公没有被五花大绑，但他知道自己被绑票了，已经吓个半死，腿脚发软，站立不稳。绑匪吩咐外公坐下。稍歇，聪明的外公缓过神来，看着绑匪也不是凶神恶煞的样子，也没有刀枪啥的，于是用他与人打交道的一贯语气，壮着胆子和气地说：“大家好说好商量嘛，有什么条件我都答应。”绑匪说：“我们不会要你性命的，你家里只要把钱准备好。”

同时间，家里乱成了一锅粥，连夜托关系找人。第二天早晨，靠了黑道上的关系才把外公赎回家。

最会做生意的外公，第一次发现这桩生意越做越蚀本。

思来想去，杭州不是久留之地。时局动荡，时势造人，既然都是异乡人，不如重回上海滩，外公作下了打算。毕竟上海有自己的表兄帮衬，有宁波同乡会的团结互助，可能只有在更大的舞台，他觉得自己的拿手本行才有用武之地。这一次，他担任了表哥虞洽卿大儿子虞顺恩的经租账房，全权管理虞顺恩在上海的一处房产——重华新邨。

位于南京西路一八一弄的重华新邨，由许多独立的德式洋楼组成。

外公一家就住三十号，重华新邨最外边的一幢外墙红色的四层小楼。重华新邨是英租界，各阶层租客鱼龙混杂，有做律师的，有当牙医的，有做小生意的，有掮客有梨园名角，只要有钱，就可以租住。外国人造的房子设备比较完善，水电壁炉电话一应俱全，底层特别高，母亲说她住在阁楼也很满意，站起来不会碰头。哈，她忘记了那时候她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童呢。

自此，外公又恢复了长衫马褂的生活。对于他的性格与追求来说，这一段上海沦陷的时期，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倒可能是他余生里最安稳、也意同“孤岛”般的一段时光了。

外公生性胆小，但聪慧过人，为人豪爽大方，喜欢结交朋友，深谙处世之道，家里每日高朋满座，喝茶聊天蹭饭人络绎不绝。因此，他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中也有相当口碑，凝聚力不低。

一九三八年，一位打扮入时的年轻女士，找到外公意欲租房开店。开店总要响亮体面，门面必须朝向外面，她同外公商量最好能租用他住的前间。外公见她彬彬有礼，好说好商量，没二话就答应了，自己退居后间。就连女士提了要把后间唯一采光的窗户用窗帘遮住，以免破坏店面形象的要求，外公都爽快答应了。

由于沟通顺利，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梅龙镇酒家”，就在重华新邨开张了。我母亲当时还是个小女孩，在她眼里，这个叫吴湄的女老板，打扮奔放，旗袍开叉到大腿根部，走起路来高跟鞋笃笃响。她精明干练，待人接物倒很客气热情，一点不像她的打扮风格。经常光顾酒家的食客都是大亨名流，女老板又善于应酬周旋，生意一直很兴隆。吴湄从闲谈中得知外公是吃客，每天都会派人送两道名菜过去，糟溜鱼片、生爆鳝背、酱烧排骨等，天天不重样。

外公家里经常来往的多是上海有头面的人。其中就有时任上海警察局长的毛森。当时毛森受命于戴笠，主帅上海行动总队，填补军统机构被破坏后的空白，除汉奸，炸毁日伪铁路仓库，专搞破坏。“梅龙镇酒家”女老板为人八面玲珑，这些外公的座上宾，吴湄常有见到。毛森一到，她就会特意烧几只好菜，亲自送去与他们一起喝酒谈天，久而久之，她与他们也关系融洽，外公的朋友自然也成了她的朋友。

外公的脾性以及他的处世之道，决定了他必会主动结交有背景有实力的朋友，也是在经济生存的背景上靠得住的人。或许是他一路走过来，身处时代变乱，知晓凭一己之力，无法达到安居乐业的目的。而从生存到生活的要求，及对生活本身乐趣的追寻，是外公毕生为之付出努力的东西。如果说商人的本质是“在商言商”，那这种特质赋予了他生存能力的同时，也反而让他的一生时刻处于波动中。外公如此，女老板吴湄或许同样如此，或许也不止如此。

重华新邨和“梅龙镇”的故事，听母亲说了多次。

那一扇用布帘遮住的窗，是当年母亲与几个同龄小姑娘追星的窗口。她最要好的闺蜜，是电影明星姜明的女儿姜曼丽，也是住在重华新邨，两人同岁，每天在一起玩，形影不离。“梅龙镇”出没着戏剧名角、电影明星、越剧十姐妹……“金嗓子”周璇来吃饭聚会，都被她俩“逮到”过。一次，外公下班回来对母亲说：“快去叫你们小朋友来，晚上电影明星白光要来‘梅龙镇’吃饭。”母亲叫来姜曼丽早早候在窗前，准备讨要签名。当白光走过窗前，母亲赶忙伸手窗外递过纸笔：“白光阿姨，请给我签个名。”不想拿的是支红笔。白光签完字后，和蔼地告诉母亲：“小姑娘，下次不可以用红笔签名咯，红笔写字代表绝交的意思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