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夜

复兴中路思南路一带，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花园洋房建筑群在若干年间挤满了住客，像曾经靓丽的女子被时间堆砌成大妈，经过重新修缮，又恢复雍容，成了包含酒店、公寓和商业区的思南公馆。思南文学中心就在思南公馆的外围，二层洋房的一面对着复兴中路，平时是静悄悄不显山露水的一栋楼。八月后半，小洋楼每天从早到晚都有活动，因为地处便利，场内除了闻风而来的读者，还有走过路过的上海市民，其中有些人单纯是来蹭空调和休息的。

龚清扬站在侧廊的墙边，眺望台上的嘉宾和底下的观众。观众的一排排后脑勺透出专注，人群散发的热量被强劲的空调冷气压下去，建筑外墙隔绝了马路上的蝉声和车声，场内清凉又安静，谈话声也就愈加分明。匈牙利作家艾斯讲英语的男低音，翻译的女声，主持人插话，观众笑。接着，金属质地的男中音覆盖全场：“这让我想起在美国的时候……”

说话的是乔一达。他没有像艾斯那样穿衬衫打领带，一身麻质白对襟衫搭配宽松土黄棉布裤的休闲打扮，头发很短，两腮留着薄薄的胡茬。真人比网上的宣传照老一些，仍旧算得上帅气。

他在讲早年的海外经历。他们那一代留学生，靠奖学金和打工凑合着过。工种选择不多，一般在超市和餐馆。乔一达运气很好，找了一份家教的活儿，学生是个学了十几年中文然而不怎么有成效的老太太。他以为老太太想练口语，结果人家要学的是唐诗。老太太说，我见到的活着的中国人都能和我讲英语，我只想知道，一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在诗里写了些什么。

他的讲述引发了观众的笑声。龚清扬想，乔一达真的很会讲故事，甚至有可能，这是他现编的段子。

在座的如果有乔一达的读者，一定知道他留学的故事。

十五六年前，学环境工程的乔一达赴美读博。留学期间，出于对中文的想念，或为了逃避论文带来的压力，他开始在某个小众的文学论坛写小说。日均访问人数不过百来人的论坛，活跃成员主要是文学作者和编辑，有种小圈子传阅的私密感。

他的小说写的是一九四五年八月的上海，日本宣布战败前后一两周的情景。主人公有地下党、日本特工、拿着日伪政府薪酬做文学翻译的日本左翼青年、德裔犹太人，以及开餐馆的青帮人士。宛如谍战剧的背景徐徐铺开，发生的却是些家长里短的细节，人与人之间暗流涌动，偏要披挂起社交的外壳，斯文周旋。在大时代，个人的算计挡不住滔天浪潮，日本天皇宣布战败的消息一出，每个人都被推到从未预想的境地……不到十万字的小说更新缓慢，差不多用了八个月完结。连载期间，底下的回复逐渐热烈，并陆续出现新注册的ID，明显是闻风而来。完结后不久，《八月》出了书，继而上了当年的畅销榜。从论坛走出来的纯文学作家不多，乔一达的往事经过媒体报道的一轮又一轮重写，越来越像一个传奇。

和龚清扬参加过的其他文学活动不同，此刻没人看手机、打瞌睡或聊天。她很清楚，这是乔一达的功劳。他说起话来既不像作家，也不像理工男，有种江湖气。他不引用概念，也不单纯耍嘴皮子，抖的每个包袱，最后都会落回到有关文学的理念上。业内都说乔一达是最好的嘉宾，有他在，场子就不会冷。毫不意外，今年书展的好几场活动都有他出现。

今天活动的主嘉宾是艾斯。龚清扬进出版社工作一年多，遇上书展，被领导分派了跟嘉宾的任务。邀请乔一达是社里早早定下的，总编和他有私交，预先打过招呼。

在嘉宾名单上看到乔一达的时候，龚清扬差点想要提出辞职。这份工作还没做多久，想到家里人会说什么，她忍住了。

书展前的出版社忙得人仰马翻，到了上周，她好不容易找了个空当问总编，我就跟着艾斯对吧，需要管乔老师吗？总编说，乔一达的新书据说签给某社了，那边估计会派编辑跟着，你见机行事吧。她谨慎地问，那么艾斯的新书？总编说，别操这份心了，他这次来，能把库存消化掉就不错了。

龚清扬想起大一那年的超市打工经历，给某品牌的酸奶做促销员，端着小杯子站在冷柜边，见人就迎上去，让人品尝。见面前，她有点同情艾斯。

到这会儿，和艾斯相处了一天半，她意识到，自己早先的同情很幼稚。艾斯对整个世界有种近乎天真的好奇心。他藏在眼镜背后的眼睛总在观察，或许大脑还在不停地记录。对他来说，自己的书被翻译成中文是件神奇的事，销量如何，根本不在他的关心范畴。

思绪飘飞了几分钟，等龚清扬回过神，场内已进入观众提问环节。一名男观众站起来，开口就是英语：“有哪位作家给您的影响比较多？”接着用中文说：“这个问题也想问一下乔老师。”

翻译像是有些无奈，把观众的问题先用中文重复了一遍。艾斯简短地答：“如果只举一个名字，我想说卡夫卡。”

等这句话被翻译完，乔一达举起话筒，“上海果然是国际化大都市，我每次来参加活动，都会遇到用外语提问的，如果来的是法国作家、德国作家，就有用法语、德语的，我今天还想呢，会不会有读者讲匈牙利语。”

他停顿，等观众笑完，又说：“我前面说过，写作有点像做木匠活儿。现在这位先生的提问，等于在问木匠的师承。不过，作家和木匠还是不完全一样，木匠有师父，作家呢，你可能有很多个师父，或者没有师父。”

看他讲话的架势，龚清扬以为后面会有更长的展开，不由得扫一眼手机时钟。按惯例，最后要留十分钟给嘉宾签售。

乔一达停顿片刻，像主持人一样说道：“时间不多了，最后再请一位读者提问。”

他瞧见我看手机了？龚清扬有一丝窘迫，又想，看手机嘛，谁也不知道是在看什么。

场内，一位女观众获得了最后的提问权。

“不好意思，我有个问题，想单独问一下乔老师，我是您的粉丝。请问，您觉得在这个时代，文学还有意义吗？”

龚清扬差点笑出声。上了一年班，她参加过的文学活动大概有七八场，但每一次，真的是每一次，都听到有读者问文学的意义。该说这些人想得太多还是想得太少？

而且点名问乔一达也很古怪。那名女读者似乎只是为了让作家注意到自己。

签售台那边有人轻喊“龚老师”，龚清扬赶紧走过去。图书公司的年轻男孩问，除了艾斯的书，也带了乔一达的，要不要放在一起签。

龚清扬看一眼红绒布桌面上码堆的书，艾斯的一种，乔一达的两种。她心想，哎呀，真不会办事，要签售也不能一张桌子挤两个人啊。

她耐心地说：“乔老师马上要赶下一场，在南京路。”

“啊，我有个朋友想要他的签名……我本来打算帮忙买一本呢。”

“趁他还在，你过去让他签吧，要快。这边我帮你守着。”

主持人的声音传来，在说活动结束后有签售，请到那边排队。龚清扬麻利地开始拆塑封。艾斯被工作人员领过来，她请他坐下，把书翻到扉页，放在他的手边。有几个人过来排队。龚清扬告诉他们，买书扫二维码。

“不打折吗？”有人小声问。

作者签名还想打折？龚清扬忍住腹诽，挤出笑容，“不打折。”抬头的瞬间，大厅的灯光下，人群聚集在对谈的台下，如人民公园抢食的鸽子。人堆中间的想必是乔一达。好多读者带了书找他签名。又有人问，这边乔一达的书卖不卖，龚清扬像复读机一样说了几遍：“乔老师不在这边签售，买书可以的，请扫码。”

找艾斯签名的人不多，他在签名旁画一朵花，签完对人笑笑，用中文说“谢谢”。艾斯也注意到了乔一达被包围的盛况，换成日语对龚清扬说：“乔先生真受欢迎啊。”语气是坦然的羡慕。

龚清扬用日语回道：“是啊。”

有个中年男子拿到签名后徘徊不去，听见对话，立即问龚清扬：“你会匈牙利语？”

龚清扬认出此人就是刚才问打折的，生硬地说了声“不会”。

昨天她从机场接了艾斯，俩人一直在用英语聊，她提起自己是日语系的，艾斯便换成日语，让她一惊。他笑笑说，我的前妻是日本人。艾斯的日语和英语都算得上流利，龚清扬说英语反应要慢一拍，后来他们就一直以日语交流。想想也蛮神奇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匈牙利人，共通的语言却是日语。

她想起还有件事，和艾斯打了声招呼，往大厅去。乔一达身边的包围圈散了大半，余下三四人。龚清扬喊了声“乔老师”，举手示意，乔一达和读者们说了句什么，朝她走来。他用左手食指和中指夹了支秀丽笔，像举着烟。

“差点忘记了，您的嘉宾费。”龚清扬递出带有社标的信封。他看也不看，随口道谢，将信封对折，往长裤后兜一塞。

龚清扬见他急着走，忙说：“等一下，还要请您签收。”

他扬起一边的眉毛，半笑不笑地说：“陈亦文搞这么正式啊。”

陈亦文是总编的名字。龚清扬抿嘴没接话，递出签收单和水笔。乔一达不接笔，用手上的秀丽笔签了浓重的三个字：乔自鸣。

原来乔一达是笔名。

艾斯做完签售稍作休息，之后要参加晚宴。当艾斯得知龚清扬只能陪着过去，不能列席，立即显得不大情愿。龚清扬笑笑说，我可以在附近简单吃点，晚宴结束后带您游览上海。

艾斯回房间休息的一个多小时，龚清扬等在酒店大堂，用手机把活动照和短文发给营销部同事，让那边用官方号发微博。等微博发出来，用的照片却不是她远远拍的观众席和嘉宾，显然是专业相机近距离的成品，两位作家各一张半身特写，艾斯举着话筒，乔一达面露沉思。看照片，这两人像是相差十几岁，其实艾斯只比乔一达年长四岁。艾斯少年白的卷发蓬在肩头，加上庞大的身形和玳瑁眼镜，使他有种老成感。

龚清扬问同事，照片谁拍的。同事说，你不知道吗，思南有个热心读者，每场活动从来不漏，占据最好的位置拍照。

她想起来，确实第一排有个叔叔举着长焦，她当时以为是媒体的人。

读者真是各色各样。她想起那个问乔一达文学意义的年轻女孩。乔一达怎么答的？龚清扬当时走开了没留意，这会儿生出迟来的好奇。

晚宴包了一家饭店的宴会厅，离酒店不远。据说以前一向是西式冷餐会，今年新领导上任，改成了中式圆台面。龚清扬猜艾斯会喜欢中餐。意外的是，艾斯进去五分钟就出来了，对龚清扬说：“我们走。”他旁边还多了个人。那人笑嘻嘻地用日语打招呼：“初次见面，我是须川。”

龚清扬虽然是日语系毕业，阅读口味偏欧美，并不熟悉日本的当代作家。早先在书展的宣传物料上看到过须川芳则的名字，顺手查了一下作者和作品简介，好歹能对上人。记得须川在今天上午有过一场对谈，嘉宾同样是乔一达。活动名好像是“后三·一一时代的写作”。

她用敬语向须川问好，然后问艾斯：“怎么不参加晚宴？”

艾斯摆手道：“我们自己吃，轻松些。晚宴太累。”

龚清扬想，您倒是轻松了，回头领导一定会训我。她不好再劝，领着两位作家出了饭店。天已经黑了，马路仍是亮的，路灯、商场照明、行道树上的装饰灯球、广告屏幕，所有这些交织成明晃晃的光污染，城市上空掩映着一片诡异的粉色。

艾斯问龚清扬原本打算吃什么，她说，馄饨。艾斯听不懂这个日语词，她又用英语解释。须川在旁边说，馄饨好，上海的馄饨！

馄饨店在威海路，龚清扬觉得距离太短不好打车，便带他们走过去。夜晚的马路笼着一层残留的暑气，艾斯不知何时去掉了领带，敞着第一粒扣子，边走边用方格手帕擦汗。须川身上是件花衬衫，白底上缀满蕨类植物深深浅浅的卷曲绿叶，显得清凉。他边走边张望，忽然说：“全是名牌表店，上海人这么喜欢名表？”

南京路的这一段有好几家国际一线品牌的表店，龚清扬路过无数次，从未进过店里，听到日本作家的疑问，只好说：“顾客不一定是上海人。”

“那就是中国人都喜欢昂贵的手表？乔先生也戴着很贵的表。”他说的是乔一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