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应该配一根吸管

指间沙：在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迷路员》中，你写了十五个失去导航的故事。你说：“迷路员就像一个工种，得认认真真地干好它。”你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个“工种”吗？

沈大成：二○二一年春天，我向责编交出书稿，还想解释一下，就说：这里有十五个短篇，它们好像有点共通的精神，表达以下意思——我们走来走去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当然也有点知道在干什么，说我们不占有任何身份也不对，我们起码是迷路员。迷路员就像一个工种，得认认真真地干好它。

我是这样想的，每个人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一般用职业或身份来描述。比如说，一个保安、一个清洁工、一个学生。不过，也许有其他概括方法，那么很多人其实是同行，说不定，我们都是专门迷路的人，我们表面上在干一份工作，那是不是一层伪装的皮呢？深究下去，我们只不过是在迷路而已。我们好像都碰到一股神秘力量，它摆布我们，让我们兜兜转转，我们持续地、像去上班一样地接受它的驱使，我们兜着圈子，在前方，似乎存在关于人生真相的答案，偶尔还能看到一点它的背影，我们却追不上它。我们干这个干得很专业，我们都是迷路的人。

指间沙：你觉得自己干好这个工种了吗？

沈大成：作为社会大众的一员，在这个时代，我可能干得挺好的。一年中我有好几次问自己：我是谁，我在哪里，我正在做什么？那就是觉醒自己在迷路的时刻。

指间沙：和许多少年时期就开始文学创作的人相比，你“出道”算比较晚的，本科念的也不是文科专业。想知道“前沈大成”时代的沈大成是如何看待写作、看待作家的？

沈大成：应该算比较晚。我二十八岁开始在报纸上写稿，写的像是今天所写的小说的浓缩版，八百字一篇，写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当时已经带给我很大满足，使我看到自己的价值。那时在广告公司做文案，每当老板说我广告文案写得不好，就可以在心里回嘴：你不知道，我写得好，我在报纸上有专栏。如果世界没变，报纸不关，也不发明一些新的东西，我可能还在写那种专栏。但世界变了，我就换个地方写，后来写得长了一点，又写得多了一点，就出书了。于是，“作家”这个词出现了。很好笑，我在报纸上写一百年，大概也不会自称作家，就会说是作者嘛，直到我拿到图书版税后才想，那我现在是不是一个作家？我想，哦，原来大家可能是这样区分这两个词的？这时我四十岁了，刚出版了第一本书。

当我往前看，很清楚地知道，我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有就有，没有的东西，我甚至不知道它有或它可以与我发生关系，但现在很多事物也逐渐跑到我视野里，我担心，随着知道得越来越多，我会不会对得不到感到痛苦？很可能是会的，那我就得再想一想最开始那种满足感。人有一个阶段纯真是很好的，它已经是历史了，你不能影响它，但也许可以让它再度影响你自己。

指间沙：从一个文学爱好者变成一个作家，你经历了什么，觉得谁对你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你都得到过怎样的文学滋养？

沈大成：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从大学毕业后，又重新出生了一遍。我读的工业管理，单纯因为那个系招生人数多觉得能考上才填的志愿，挺容易读的，平平安安读完了，从踏上社会开始，认识的人都对我产生了正面影响。我写过一篇《分裂前》，放在《屡次想起的人》这本书里：有一个国家，人们染色体有问题，无法有性繁殖，新生命靠老生命分裂形成，一个2x岁的人可以分裂成两个x岁的新生人。我写的主人公选择在四十六岁分裂，那样她的两个新生人二十三岁，出现的时机刚好是大学毕业，可以插入社会秩序中工作赚钱——这是她的打算，反映了我的想法。

毕业后，在二○○○年开始的头几年中，我看到人们在网上谈论最多的外国作家是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村上春树，另一位也许年轻的朋友想不到，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我们持续看他们、谈他们，竟然过了这么多年。他们有控制时间的魔力。当时，人们可能建一个叫“小径分岔的花园”的聊天室，里面有两个“绿子”和一个“渡边”。华语作家，记得大家读朱天文。一天深夜，我在加班，用公司打印机打印了《荒人手记》，小说是从网上找来的——这是不对的。我在文档里把字缩到再小就看不见的字号，再把打印好的A4纸偷偷带回家——我觉得这部分行为没问题，要问问公司为什么让年轻的我们加这么多的班，我那时真是付出了一切时间在工作，每张印着朱天文的纸都是公司的赎罪券。

后来，我换了工作，多谢那里的同事对我宽容，他们成为以后十多年里很重要的朋友。我另外又认识了一些人，在其中交到几个朋友。我看人们无定向地随便提到的书，或者是向我针对性推荐的书。因为默音，我看了弗诺·文奇《天渊》和《深渊上的火》。btr介绍了《人生拼图版》，我说我会喜欢吗？他说会的，我就看了。我看到黄昱宁提到杰弗里·尤金尼德斯《中性》，殳俏提到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我都看了。我喜欢科幻小说，今年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索拉里斯星》卖得那么好，几年前我就因为看到谁说好看而从图书馆里借过旧版看，说好看的朋友可能是顾湘，我在她的影响下还看了俄罗斯斯特鲁伽茨基兄弟两人合写的科幻，至今都在想，两人要怎么合作写小说，我认为即使是我们也是可能办到的。我的朋友兼工作伙伴项斯微给了我一套《三体》，我一看，刘慈欣写得这么好看的，如果没看过，肯定是一个我不知道的遗憾，我说你为什么不要了，她说不喜欢，所以那时就知道，人的爱是各种各样的，别人不喜欢说不定是给你一个机会，世界上哪有东西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呢，别人不喜欢说不定就空出了一个名额给你去喜欢。有一年，我们三个同事集体看了约翰·欧文的多部小说，我们就是看看，也谈谈，但没有高深的评论，就混在工作和闲聊的内容中讲几句。当年有一位文景的编辑三爪，是个好人，带了一套托马斯·伯恩哈德的书来。她一直都带来各种书给我们，如今她在书店工作，我们又以和当年不同的角色重新在一件工作中碰到了，她仍然非常可爱。

在我的情况中，这些人都算同学，我没有好好地在学校里学到什么文学史，在社会上游荡，随便地遇到了他们，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介绍，大家都帮助我读书。不过，总的来说，我读书太少了，我是很无知的。

指间沙：哈哈，“无知”这个词简直成了你的口头禅。你总是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没太多目的性、很随便的读书人。那么，你心目中最标准或者说最典型的文学青年是怎样的，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

沈大成：我可能是一个走读生，比寄宿的同学落后。要说什么人是典型的，以前有个2666图书馆，它的性质类似有很多藏书包括外文图书可供顾客借阅的咖啡店，开在上海新式里弄里，有五个合伙人，那些人算是吧。十年前，他们开这家店的作用，好像是为了迎接更多波拉尼奥的译本来到中国一样，因为在那之前只有一本《荒野侦探》有中文版，《2666》刚要出中文版。但在迎来《2666》中文版的前后，他们的图书馆就迅速关门了，它是很短命的一个店。我现在想到这个，就想起化学里的置换反应，他们把波拉尼奥从外语世界中置换出来，变成中国的波拉尼奥，同时他们自己也变成不同的东西，成为一些创业失败的人，后来他们五个再也没有一起创业。按照时间线，然后更多人就开始读到更多波拉尼奥的书了，我也和大家一样喜欢他。

指间沙：波拉尼奥人到中年才开始写小说，去世时年仅五十岁，却在短短的人生创作期留下大量著作。有意思的是，他本人对魔幻现实主义表达过明确的讥讽，那么，既读过波拉尼奥又读过马尔克斯的你，是怎么看待魔幻现实主义与两位拉美大文豪的呢？

沈大成：确实，只要看到不是从很年轻就开始写作的人，我会感到比较亲切。至于波拉尼奥为什么能在很短暂的时间里完成那么多文字，你问我以前，我有一次真的认真想过。我想，他在以一种疯狂的速度写作时，大脑必定是被他自己的行动在短时间里快速开发了，好像打开别墅里平时不用的房间，一下子，就能利用充分多的空间。然后我想到，我们理论上都能完成更多事情，你做得越多，你就可以做得更多，你做得越少，你就做得更少，人是可以被激发的，是我们把自己耽误了。然后这个问题是魔幻现实主义，你肯定不是真的在问我怎么看待魔幻现实主义与拉美文豪吧？也许你想问它和在中国写作的关系，但这个我也说不好，一个时代、一块土地自然会滋养出某些文学现象，同时又有人不喜欢它。我不太思考这么大的问题，相信其他人在思考。

指间沙：《小行星掉在下午》登上了豆瓣二○二○中国文学小说类年度榜单TOP10，评价颇高。有人说这是科幻小说集，你怎么看？

沈大成：在我不太多的学生时代的回忆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美妙瞬间。大学第一年之后，通过计算绩点，我得到一等奖学金，而且有人告诉我，我是一等奖学金的最后一名，我觉得特别幸运，幸运过所有人。TOP10让我想起这件事。《小行星掉在下午》也是写奇奇怪怪的事，一些故事关于世界末日，一些人会变形，有人在航向太空深处时丢了运输舰。它算不算科幻？我肯定不会主动说。科幻迷很严格，有自己一套定义和概念，随便说话会冒犯他们。但我还是很期待某些故事能被宽容地看成科幻作品。

指间沙：早年看你在周报上写“外国人”，几百个字的专栏，灵动俊逸、轻松有趣。那时候你说：“如果写出好玩的故事，则暂时觉得，和这个世界和解了。”那么，你现在觉得写作带给你的是什么？当写作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成为作家的你有什么不同感受吗？

沈大成：现在写作变得更具体。以前也具体，主要体现在劳动上，在做一项具体的劳动，做一点，有一点，写作和种地一样的。现在是写作嵌在生活里的形状更具体了。而且我有点知道一份写作会对接到什么人，要不然是我知道他的姓名，要不然是起码知道他的角色，说到底，事情是人做出来的，是有人把你写的东西放在一个载体上面，用一些方式，耍一些手段，希望另一些人去看。这都不是幻觉。

指间沙：还记得我们一起上京都旅游，你负责管钱理账，每晚睡觉前都将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按次序摆放，这样井井有条的大成，真的令同为女性的我们很惭愧啊。有些青年作家生活得自由散漫，但你给我的感觉却截然不同，特别自律严谨，行事果断、斩钉截铁。很好奇你是否“文如其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同样井井有条，为自己设定好可以量化的目标？

沈大成：我这样说不太好，其实我觉得生活中大多数事情都很麻烦，不想做，我很懒。但我还有点良心，想为团队出力，管钱也不是很累，就管了。你们都是对我很好的人，不会勉强我做超出我能力的事。你用了一些特别好的形容词来描述我，我也很羞愧，我觉得自己是因为精力差的关系，才不愿意在几个打算之间反复摇摆，我做一个决定，就把事情做下去，过些年看，我仿佛是个一贯性很高的人。如果我正在写一个短篇，一般是每天写三四百字，直到把它写完。

指间沙：读你的小说，眼前时常有画面感，比如刊发于《上海文学》的小说《一个中性事件》：所有树叶约好在一个毫秒内抛弃枝头，全部掉下来，“叶之乌云骤然压顶，哗哗声磋磨双耳，无穷多而且相互间平等并不突出一个重点的碎片同时涌进耳中”。我个人特别喜爱这篇小说，有一万个人写樱吹雪，一万个人写梧桐叶落，但你一个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然现象，叫人过目不忘。可以说，你的每部短篇小说几乎都有超出真实世界的奇思妙想。这种奇思妙想、超现实元素，或者就如金宇澄老师说的“属于‘奇怪境况’的思维特质”，你是如何得到和把握它的？

沈大成：当我想到《一个中性事件》，首先是想到它很短，只有四千多字。

指间沙：你对字数多少很敏感。

沈大成：可能是的。因为我总是写得很短，所以我对短比较在意。有时我怪自己为什么写不长，我将马尔克斯的几个短篇《福尔贝斯太太的快乐夏日》《光恰似水》《雪地上你的血迹》计算出字数，它们有长有短，我想从厉害的人那里讨一种配比经验，关于故事浓度和小说长度之间的关系。不过，回头看我已经写出来的东西，发现短的更有意境，也许我不该过于东张西望，要求自己找到那些和别人配但对我自己没好处的东西。《一个中性事件》写得很顺利。两个人去郊游，我没有直接写他们的对话，然而有声音，两人打开一台小收音机，听里面的播音员播报掉叶子的进程，由于是实况播报，播音员控制了故事节奏，忽然在听的两人看到一幅景象，他们离开的小城里树叶全掉下来了，他们就是为了看这个而坐在郊外地势稍高的地方，此时播音员也缓缓道：树叶掉了下来。这就是一个中性事件。世界上有明显好的事情，也有明显坏的事情，但我定义这就是一个中性事件。这是篇强画面的小说，声音方面只有收音机和环境音。我或许较擅长在短篇幅里处理强画面，而这个强画面我要求它是不符合实际的。此外，我与故事的叙述者“我”的观点完全合拍，小说陈述的正是我的意见，因此假如说我对“中性事件”始终持一样的意见，我就会永远喜欢这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