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姑娘
作者: 王莫之1
外婆八十岁生日那天许了一个愿,她想去上海,而且点名要我陪同。我那时正放暑假呢,平常又因为爱读旧上海的小说,倒是很愿意陪她达成这个心愿。听母亲说,外婆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干脆孵在家里,连大门都不迈,除非别人硬拉她出去。
“外婆这辈子过得很苦,你对外婆好一点。”——自我懂事以来,母亲经常对我念叨这句话。这次她讲完这话,给了我一千块钱,叮嘱我藏好,别丢了,明天去买火车票,剩余的路上开销。我满口答应。她又说,把外婆照顾好,路上多陪她说说话,她最疼的就是你。陪她说话特别累,我说,有时候是她觉得累,有时候是我觉得累。母亲不理解我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说,因为外婆总是敷衍我,有时候我问她以前的事情,她总是说,记不清了,记不得了。母亲笑说,傻孩子,外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不是很正常嘛。
类似于这样的对话,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和外婆一样,我母亲的记性也是忽好忽坏的。往事仿佛蘸了隐形墨水,在她们的脑海里留下的痕迹就像家里丢失的东西,我刻意去找,劳神费力也没有结果。我懒得与她们争辩,我想,还是赶紧把钱藏好。
那是一九九五年,一千块钱可以买一百多盘流行歌磁带呢。几天后,我带着Walkman、两盘自制的英文歌曲集、一箱衣物,还有外婆,登上了绿皮火车。我很享受这样的旅行,跟外婆面对面坐在最后一节车厢,周围乘客不多,火车一跑起来,窗外的太湖跟着耳机里的ABBA乐团一道在唱:“You can dance, you can jive, having the time of your life.”
可是外婆并不乐意。于是,我把耳机摘了。
对嘛,陪我说说话,外婆说。她喝着搪瓷杯里的白开水,露出了微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面对外婆的笑容时总是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幻想。我总觉得,一个女人活到像她这样的年纪,一头银发,满脸皱纹,笑容里依旧透着一丝秀气,上天对她无疑是相当眷顾的。可惜我只见过一张照片——严格来说只是半张照片——能够为我的幻想背书。我第一次见那照片是外婆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和母亲为她整理相册。她的相册只保存了她中老年时代的容貌,唯一的例外便是那张结婚照。按照时兴的讲法,那应该是婚纱照,她是真的穿了一身洁白的婚纱,捧着鲜花。那张黑白照片里的陌生女子美得让我惊叹。外公呢?我当时欢喜地把那半张照片摆在外婆面前,问她,这张照片怎么撕了一半,另一半在哪里?我只不过是问了这么一句,那半张照片就被老太太没收了。从那之后,我就很喜欢问她一些过去的事情,她总是答得那么潦草,把阅读分析题当作填空题、选择题来应对,有时我哗啦啦讲了一大堆,在她的嘴里却沦为一道是非题。好在她隔年就从中学的讲台上二度引退,又过上了孵在家里的日子,我有大把的时间向她提问,有时是向我的外婆,有时是向我的英文家教。关于她的第一次退休,我记得她讲过这么一段:我运气还算好,提前退休,不然后面有得苦了。我不知道她后来为何重返讲台,第二次退休为何又如此突然、果决——那时候,学校的校长曾经亲自登门慰留,做外婆的思想工作,希望她再带一届毕业生。
外婆的脾气真是让人难以捉摸,此刻,她希望我陪她说说话,聊什么都行。见我不为所动,她说,这次去上海,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妈妈陪?我说外婆宠我,我知道的。她说,我最早去上海的时候,跟你现在差不多大。我哦了一声。她说,你妈妈年纪大了,给她安排这个任务不太合适。我认为外婆的话未免夸张,只是相陪去一趟上海,母亲是绝对胜任的。外婆摆摆手说,她不行,她不行。还说这个任务非我莫属。又听到任务一词,我的惶惑更严重了。
外婆说,你下学期就该准备毕业论文了。我说对呀。她说,你上次跟我讲,你想研究“孤岛”时期的女作家,想去图书馆查资料。我说,外婆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原来是为了我的毕业论文。外婆笑了,手中的搪瓷杯顺时针转了半个身位。她说,交给你一个任务。我问什么任务。她说,你如果查资料的话,到时候帮我查一个人。我说查谁。她说,名字不重要,给了你名字你是查不到的。我有点生气,觉得又被敷衍了。外婆说,我讲的都是事实,名字并不重要。我说,那什么重要?外婆说,经历重要。她以自己为例:比如说哦,你现在要查你的外婆,你得知道她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由父亲的安排去了上海读书。然后呢,我说。这就是她的任务,外婆说,既然是读书,她在南京其实也是可以读的,何必去上海呢?我说,对呀,你快讲呀,问我干吗?
外婆不作声。一种对牛弹琴的氛围迫使我们俩都开始补充水分。老太太喝了好几口,看她气呼呼的模样,会让人误以为她这是退回到拳击擂台的边角蓄力呢。随后,她说,外婆的意思是,人在乱世,搬来搬去是很正常的,这种时候你需要一点弹性,要懂得趋利避害。我懂她的意思。为了趋利避害,我没有继续抬杠。我请老人家讲讲她到了上海以后的故事。她思忖后,讲道,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应该说是在上海度过的,我在上海认识了你外公,然后跟他结婚。外婆的回忆在此停滞,她的目光轻轻垂落,凝在搪瓷杯身的那句口号上。火车咔哒咔哒响个没完。
我突然想起母亲的生日,由此推导出一个足以颠覆家族史的结论。这次外婆没有责怪我又插嘴,她说,是的,你妈妈生在上海,你大姨也是。由此衍生而出的一些疑问,她统统拒绝回答。她希望我把注意力挪到那个任务之上:她希望我能帮她查一个人。
她要查的那个人是她最要好的女朋友,曾经是旧上海的影剧明星,演过十三部电影,五部话剧,还拍过不少广告;当年没有电视,所谓广告主要是帮大公司拍平面广告,印在杂志上。在那个文艺界普遍学历偏低的年代,外婆的那位女朋友居然拥有大学文凭,先后在南京和上海的两所知名大学里念过书。她在南京念的是金陵大学的中文系,当时给她讲课的有一位名教授,对女同学相当轻慢,要求上他课的女生都坐在教室的后面。教授希望营造一个全体学生专心听讲的氛围,而那些爱打扮的、长得漂亮的女同学,在他眼里,都是会破坏气氛的潜在敌人。尤其是我的那个女朋友,外婆说,她皱了眉头,相当夸张地哦哟了一声,仿佛教授当年的眼中钉此刻就坐在她的对面。
在外婆的回忆里,她的女朋友在金陵大学是不爱学习的。小姑娘更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演剧社,排一些类似《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文明戏,不仅没把学习放在心上,课堂上还闹迟到。像她这样的问题学生,名教授的应对办法就是当堂提一些刁钻的问题,叫她回答,使她当众出丑。可越是这样,课上的男同学越是有理由回头,有理由分神,有理由破坏名教授苦心经营的讲课氛围。每当名教授提问之际,班上的男同学简直成了巴甫洛夫的狗,齐刷刷地回头盯着某几位女同学看,看得人家还没被点到名字呢,脸已经变成了红苹果。
她在南京读了一年大学,外婆说,肄业,然后被她父亲送到了上海,安排进了光华大学,我跟她都是光华的学生,同寝室,我们是室友。我说,她父亲本事挺大呀。外婆说,有说是经商的,也有的说是当官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说,你没问过她?外婆说,问过,她没有正面回答。大体上,外婆对于这位室友的了解主要是在她从影以后,从报刊上读来的。她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后来众说纷纭,不见定论。
我问外婆,你是希望我帮你查她的身世?身世不用你查,外婆说,你查不到的。那查什么?我说。你别急呀,你听我讲下去,外婆说,我跟她呢,在大学时代都有一个爱好,我们喜欢看电影,还喜欢听电影里的那些插曲。她说她们当年去戏院看电影,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主要是为了听电影里的那几首新歌,听会了就学着唱。那个年代没有流行歌曲一说,当时社会上管周璇、白虹、姚莉(外婆跟我讲这段的时候,我只认识周璇)她们唱的歌叫时代曲,意思是最时髦的歌曲。
看电影,主要是外婆的女朋友出钱。她们去戏院里面听歌,学会几首歌,远不止我想的那样简单。因为,在一个没有磁带没有激光唱盘的年代,一首时代曲的诞生首先是为了服务电影,而后才有可能被灌录到七十八转的粗纹唱片上,成为某种流行文化,或者说时髦的消费品。而那些能够抢在唱片上市之前就能哼唱出时新歌曲的人,无疑是在引领风尚。
如此摩登的室友情谊,并没有因为大学毕业而终止。踏上社会以后,外婆与她仍旧当室友,合租在爱多亚路的公寓里,住二楼。当时二楼还住了一对电影明星夫妻,还有一个医生在二楼开诊所。那医生是留法的博士,当年二十多岁,很清秀,戴金丝边眼镜,一表人才。电影明星夫妻里的太太很是古怪,有一天突然宣布息影。讲到这,外婆清了清喉咙,喝了一口热水。她说,据说是某天夜里拍完戏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只猫给吓的,从此不肯出去演戏,今天说这里不舒服,明天说那里不舒服,变着理由去找隔壁的医生看病。久而久之,我们这些当邻居的都看出了一些端倪。她先生也发现了,搞秘密侦察,最后在大东旅馆破了案。
我的身体往后一退,抵住硬座的绿色背套。我说,外婆,你怎么跟我讲这种故事。她反呛道,你爱看的张爱玲小说不也是这种故事嘛。我哦了一声。外婆说,明星夫妻从此离婚,女的跟了医生,男的一怒之下也退出影坛,改经商,去了武汉。我说,我还以为他会引诱你的女朋友,然后把她培养成电影明星。外婆说,她当时为了养家,被迫当了舞女。我抱怨外婆又在敷衍,她的女朋友先前还是大学生,父亲不是当官的就是经商的,怎么一转眼就沦为了舞女。外婆说,都是事实,她当年对我说,家里不行了,她得扛起这个家来,说得就像花木兰一样。我问那是哪一年?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外婆说,淞沪抗战刚刚结束,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上海。我说,那时候上海人还在跳舞?还需要舞女?外婆说,租界里舞照跳、马照跑,当红的舞女还是报纸上热议的话题。我无可奈何地哦了一声,我估计我脸上的鄙夷肯定是被外婆瞧见了。她说,上海当时有一本杂志,叫《弹性姑娘》,就是一本专门报道舞场和舞女的刊物,弹性取自dancing的音译。我说,外婆,你当时在做什么职业?她说留校当了老师。我说,你在旧社会就当老师啦?外婆说,结婚之前,在大学里当过几年助教,这段经历连你妈都不知道。我的惊讶还没来得及消化,外婆继续道,我的那位女朋友,长得非常漂亮,自从进了百乐门当舞女,她就成了上海滩最耀眼的新星。我说,外婆,她能比你还美吗?胡说,她顿了一下,我当年什么样子你又没见过。我反复强调自己是见过的。老太太不相信,我便讲起十年前我和母亲帮她整理相册的事情,当我重提那张被撕掉一半的婚纱照时,外婆沉默了。我追问,外婆,那上面怎么没有外公?她说,这个问题啊,等我见到你外公了,我再托梦告诉你。我抱怨外婆又在敷衍我。她说,都是事实,我们在离开上海之前,绝大多数的东西都被你外公一把火烧掉了。我说,家里闹了火灾?她用双手比画了一个圆,说,用一个脸盆,照片丢进去,一张一张烧掉。我哦了一声。外婆说,他烧完我的照片,烧我的杂志、我的唱片、我的小说,我说那些杂志你好歹给我留一本,那封面上印的可是我的女朋友,我最好的朋友。我说,然后外公给你留了一张照片,一本杂志。她说,照片是我暗中救下来的,杂志目标太大,都被你外公烧掉了。我哦了一声。她说,你看看,你外公多狠心。她这话讲得我都不知道如何去接。她似乎是失去了往下展开的动力,许久之后,冷不丁地通知我,她要去上个厕所,还坚持不用我陪,说上厕所而已,一再地关照我坐好,把行李看牢了。可我难免会担心,怕她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生什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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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见过外公。我的外公在我母亲刚进初中的时候就过世了。听母亲讲,外公于一九五七年调到外地的农场工作,因为这次调动,外婆后来养成了春节期间独自出远门的习惯,只为了能够在农场与外公团聚。她在农场吃过三顿年夜饭;第四次去农场,时间提前到了八月,这一回,她把外公接回了家。关于那段经历,我曾经听外婆亲口回忆过,她说去接外公的时候,她还遇到了另一个去农场接丈夫回家的妇人。在那个地方,你会听到很多名字,谁谁谁的家属,外婆顿了一下,还有嘛,就是家属的哭声。她说她在那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那个名字来得如此突然,还叫了好几声,使她短暂地忘却了疼痛。外婆说,我就顺着那个声音回头一看,那个妇人我认识的……我心想,好吧,原来他也在这里……那一刻,真的是……我看着那个妇人,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自己的悲伤好像减轻了,可随后我却哭得更加厉害,我想到自己不仅没了丈夫,现在就连曾经喜欢过的男人也没了。讲到这里,外婆陷入了沉默,而我更是惊得说不出话。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愧对外公,我当时竟把他给忘得彻彻底底,满脑子都是那个被外婆喜欢过的男人。不得不说,我当时已经念到大三了,对于婚外恋什么的已经有了一些抵抗力,这种抵抗力主要来自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