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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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婆八十岁生日那天许了一个愿，她想去上海，而且点名要我陪同。我那时正放暑假呢，平常又因为爱读旧上海的小说，倒是很愿意陪她达成这个心愿。听母亲说，外婆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干脆孵在家里，连大门都不迈，除非别人硬拉她出去。

“外婆这辈子过得很苦，你对外婆好一点。”——自我懂事以来，母亲经常对我念叨这句话。这次她讲完这话，给了我一千块钱，叮嘱我藏好，别丢了，明天去买火车票，剩余的路上开销。我满口答应。她又说，把外婆照顾好，路上多陪她说说话，她最疼的就是你。陪她说话特别累，我说，有时候是她觉得累，有时候是我觉得累。母亲不理解我为何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说，因为外婆总是敷衍我，有时候我问她以前的事情，她总是说，记不清了，记不得了。母亲笑说，傻孩子，外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不是很正常嘛。

类似于这样的对话，我可以说是习以为常了。和外婆一样，我母亲的记性也是忽好忽坏的。往事仿佛蘸了隐形墨水，在她们的脑海里留下的痕迹就像家里丢失的东西，我刻意去找，劳神费力也没有结果。我懒得与她们争辩，我想，还是赶紧把钱藏好。

那是一九九五年，一千块钱可以买一百多盘流行歌磁带呢。几天后，我带着Walkman、两盘自制的英文歌曲集、一箱衣物，还有外婆，登上了绿皮火车。我很享受这样的旅行，跟外婆面对面坐在最后一节车厢，周围乘客不多，火车一跑起来，窗外的太湖跟着耳机里的ABBA乐团一道在唱：“You can dance， you can jive， having the time of your life.”

可是外婆并不乐意。于是，我把耳机摘了。

对嘛，陪我说说话，外婆说。她喝着搪瓷杯里的白开水，露出了微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面对外婆的笑容时总是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幻想。我总觉得，一个女人活到像她这样的年纪，一头银发，满脸皱纹，笑容里依旧透着一丝秀气，上天对她无疑是相当眷顾的。可惜我只见过一张照片——严格来说只是半张照片——能够为我的幻想背书。我第一次见那照片是外婆过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我和母亲为她整理相册。她的相册只保存了她中老年时代的容貌，唯一的例外便是那张结婚照。按照时兴的讲法，那应该是婚纱照，她是真的穿了一身洁白的婚纱，捧着鲜花。那张黑白照片里的陌生女子美得让我惊叹。外公呢？我当时欢喜地把那半张照片摆在外婆面前，问她，这张照片怎么撕了一半，另一半在哪里？我只不过是问了这么一句，那半张照片就被老太太没收了。从那之后，我就很喜欢问她一些过去的事情，她总是答得那么潦草，把阅读分析题当作填空题、选择题来应对，有时我哗啦啦讲了一大堆，在她的嘴里却沦为一道是非题。好在她隔年就从中学的讲台上二度引退，又过上了孵在家里的日子，我有大把的时间向她提问，有时是向我的外婆，有时是向我的英文家教。关于她的第一次退休，我记得她讲过这么一段：我运气还算好，提前退休，不然后面有得苦了。我不知道她后来为何重返讲台，第二次退休为何又如此突然、果决——那时候，学校的校长曾经亲自登门慰留，做外婆的思想工作，希望她再带一届毕业生。

外婆的脾气真是让人难以捉摸，此刻，她希望我陪她说说话，聊什么都行。见我不为所动，她说，这次去上海，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你妈妈陪？我说外婆宠我，我知道的。她说，我最早去上海的时候，跟你现在差不多大。我哦了一声。她说，你妈妈年纪大了，给她安排这个任务不太合适。我认为外婆的话未免夸张，只是相陪去一趟上海，母亲是绝对胜任的。外婆摆摆手说，她不行，她不行。还说这个任务非我莫属。又听到任务一词，我的惶惑更严重了。

外婆说，你下学期就该准备毕业论文了。我说对呀。她说，你上次跟我讲，你想研究“孤岛”时期的女作家，想去图书馆查资料。我说，外婆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原来是为了我的毕业论文。外婆笑了，手中的搪瓷杯顺时针转了半个身位。她说，交给你一个任务。我问什么任务。她说，你如果查资料的话，到时候帮我查一个人。我说查谁。她说，名字不重要，给了你名字你是查不到的。我有点生气，觉得又被敷衍了。外婆说，我讲的都是事实，名字并不重要。我说，那什么重要？外婆说，经历重要。她以自己为例：比如说哦，你现在要查你的外婆，你得知道她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由父亲的安排去了上海读书。然后呢，我说。这就是她的任务，外婆说，既然是读书，她在南京其实也是可以读的，何必去上海呢？我说，对呀，你快讲呀，问我干吗？

外婆不作声。一种对牛弹琴的氛围迫使我们俩都开始补充水分。老太太喝了好几口，看她气呼呼的模样，会让人误以为她这是退回到拳击擂台的边角蓄力呢。随后，她说，外婆的意思是，人在乱世，搬来搬去是很正常的，这种时候你需要一点弹性，要懂得趋利避害。我懂她的意思。为了趋利避害，我没有继续抬杠。我请老人家讲讲她到了上海以后的故事。她思忖后，讲道，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应该说是在上海度过的，我在上海认识了你外公，然后跟他结婚。外婆的回忆在此停滞，她的目光轻轻垂落，凝在搪瓷杯身的那句口号上。火车咔哒咔哒响个没完。

我突然想起母亲的生日，由此推导出一个足以颠覆家族史的结论。这次外婆没有责怪我又插嘴，她说，是的，你妈妈生在上海，你大姨也是。由此衍生而出的一些疑问，她统统拒绝回答。她希望我把注意力挪到那个任务之上：她希望我能帮她查一个人。

她要查的那个人是她最要好的女朋友，曾经是旧上海的影剧明星，演过十三部电影，五部话剧，还拍过不少广告;当年没有电视，所谓广告主要是帮大公司拍平面广告，印在杂志上。在那个文艺界普遍学历偏低的年代，外婆的那位女朋友居然拥有大学文凭，先后在南京和上海的两所知名大学里念过书。她在南京念的是金陵大学的中文系，当时给她讲课的有一位名教授，对女同学相当轻慢，要求上他课的女生都坐在教室的后面。教授希望营造一个全体学生专心听讲的氛围，而那些爱打扮的、长得漂亮的女同学，在他眼里，都是会破坏气氛的潜在敌人。尤其是我的那个女朋友，外婆说，她皱了眉头，相当夸张地哦哟了一声，仿佛教授当年的眼中钉此刻就坐在她的对面。

在外婆的回忆里，她的女朋友在金陵大学是不爱学习的。小姑娘更热衷于参加学校的演剧社，排一些类似《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文明戏，不仅没把学习放在心上，课堂上还闹迟到。像她这样的问题学生，名教授的应对办法就是当堂提一些刁钻的问题，叫她回答，使她当众出丑。可越是这样，课上的男同学越是有理由回头，有理由分神，有理由破坏名教授苦心经营的讲课氛围。每当名教授提问之际，班上的男同学简直成了巴甫洛夫的狗，齐刷刷地回头盯着某几位女同学看，看得人家还没被点到名字呢，脸已经变成了红苹果。

她在南京读了一年大学，外婆说，肄业，然后被她父亲送到了上海，安排进了光华大学，我跟她都是光华的学生，同寝室，我们是室友。我说，她父亲本事挺大呀。外婆说，有说是经商的，也有的说是当官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说，你没问过她？外婆说，问过，她没有正面回答。大体上，外婆对于这位室友的了解主要是在她从影以后，从报刊上读来的。她的身世一直是个谜，后来众说纷纭，不见定论。

我问外婆，你是希望我帮你查她的身世？身世不用你查，外婆说，你查不到的。那查什么？我说。你别急呀，你听我讲下去，外婆说，我跟她呢，在大学时代都有一个爱好，我们喜欢看电影，还喜欢听电影里的那些插曲。她说她们当年去戏院看电影，看第二遍甚至第三遍，主要是为了听电影里的那几首新歌，听会了就学着唱。那个年代没有流行歌曲一说，当时社会上管周璇、白虹、姚莉（外婆跟我讲这段的时候，我只认识周璇）她们唱的歌叫时代曲，意思是最时髦的歌曲。

看电影，主要是外婆的女朋友出钱。她们去戏院里面听歌，学会几首歌，远不止我想的那样简单。因为，在一个没有磁带没有激光唱盘的年代，一首时代曲的诞生首先是为了服务电影，而后才有可能被灌录到七十八转的粗纹唱片上，成为某种流行文化，或者说时髦的消费品。而那些能够抢在唱片上市之前就能哼唱出时新歌曲的人，无疑是在引领风尚。

如此摩登的室友情谊，并没有因为大学毕业而终止。踏上社会以后，外婆与她仍旧当室友，合租在爱多亚路的公寓里，住二楼。当时二楼还住了一对电影明星夫妻，还有一个医生在二楼开诊所。那医生是留法的博士，当年二十多岁，很清秀，戴金丝边眼镜，一表人才。电影明星夫妻里的太太很是古怪，有一天突然宣布息影。讲到这，外婆清了清喉咙，喝了一口热水。她说，据说是某天夜里拍完戏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只猫给吓的，从此不肯出去演戏，今天说这里不舒服，明天说那里不舒服，变着理由去找隔壁的医生看病。久而久之，我们这些当邻居的都看出了一些端倪。她先生也发现了，搞秘密侦察，最后在大东旅馆破了案。

我的身体往后一退，抵住硬座的绿色背套。我说，外婆，你怎么跟我讲这种故事。她反呛道，你爱看的张爱玲小说不也是这种故事嘛。我哦了一声。外婆说，明星夫妻从此离婚，女的跟了医生，男的一怒之下也退出影坛，改经商，去了武汉。我说，我还以为他会引诱你的女朋友，然后把她培养成电影明星。外婆说，她当时为了养家，被迫当了舞女。我抱怨外婆又在敷衍，她的女朋友先前还是大学生，父亲不是当官的就是经商的，怎么一转眼就沦为了舞女。外婆说，都是事实，她当年对我说，家里不行了，她得扛起这个家来，说得就像花木兰一样。我问那是哪一年？一九三七年的秋天，外婆说，淞沪抗战刚刚结束，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大半个上海。我说，那时候上海人还在跳舞？还需要舞女？外婆说，租界里舞照跳、马照跑，当红的舞女还是报纸上热议的话题。我无可奈何地哦了一声，我估计我脸上的鄙夷肯定是被外婆瞧见了。她说，上海当时有一本杂志，叫《弹性姑娘》，就是一本专门报道舞场和舞女的刊物，弹性取自dancing的音译。我说，外婆，你当时在做什么职业？她说留校当了老师。我说，你在旧社会就当老师啦？外婆说，结婚之前，在大学里当过几年助教，这段经历连你妈都不知道。我的惊讶还没来得及消化，外婆继续道，我的那位女朋友，长得非常漂亮，自从进了百乐门当舞女，她就成了上海滩最耀眼的新星。我说，外婆，她能比你还美吗？胡说，她顿了一下，我当年什么样子你又没见过。我反复强调自己是见过的。老太太不相信，我便讲起十年前我和母亲帮她整理相册的事情，当我重提那张被撕掉一半的婚纱照时，外婆沉默了。我追问，外婆，那上面怎么没有外公？她说，这个问题啊，等我见到你外公了，我再托梦告诉你。我抱怨外婆又在敷衍我。她说，都是事实，我们在离开上海之前，绝大多数的东西都被你外公一把火烧掉了。我说，家里闹了火灾？她用双手比画了一个圆，说，用一个脸盆，照片丢进去，一张一张烧掉。我哦了一声。外婆说，他烧完我的照片，烧我的杂志、我的唱片、我的小说，我说那些杂志你好歹给我留一本，那封面上印的可是我的女朋友，我最好的朋友。我说，然后外公给你留了一张照片，一本杂志。她说，照片是我暗中救下来的，杂志目标太大，都被你外公烧掉了。我哦了一声。她说，你看看，你外公多狠心。她这话讲得我都不知道如何去接。她似乎是失去了往下展开的动力，许久之后，冷不丁地通知我，她要去上个厕所，还坚持不用我陪，说上厕所而已，一再地关照我坐好，把行李看牢了。可我难免会担心，怕她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生什么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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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见过外公。我的外公在我母亲刚进初中的时候就过世了。听母亲讲，外公于一九五七年调到外地的农场工作，因为这次调动，外婆后来养成了春节期间独自出远门的习惯，只为了能够在农场与外公团聚。她在农场吃过三顿年夜饭;第四次去农场，时间提前到了八月，这一回，她把外公接回了家。关于那段经历，我曾经听外婆亲口回忆过，她说去接外公的时候，她还遇到了另一个去农场接丈夫回家的妇人。在那个地方，你会听到很多名字，谁谁谁的家属，外婆顿了一下，还有嘛，就是家属的哭声。她说她在那里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那个名字来得如此突然，还叫了好几声，使她短暂地忘却了疼痛。外婆说，我就顺着那个声音回头一看，那个妇人我认识的……我心想，好吧，原来他也在这里……那一刻，真的是……我看着那个妇人，有那么几秒钟，我觉得自己的悲伤好像减轻了，可随后我却哭得更加厉害，我想到自己不仅没了丈夫，现在就连曾经喜欢过的男人也没了。讲到这里，外婆陷入了沉默，而我更是惊得说不出话。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是愧对外公，我当时竟把他给忘得彻彻底底，满脑子都是那个被外婆喜欢过的男人。不得不说，我当时已经念到大三了，对于婚外恋什么的已经有了一些抵抗力，这种抵抗力主要来自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