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鸿沟:网络时代文学经典化的挑战与机遇

作者: 房伟

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网络文学日渐繁荣,也在悄悄发生变化。目前这些变化,既有机遇,也存在着新的挑战。一是好作品少了,类型基本巩固,创新性降低,整体质量有所下滑,特别是在文学性上,具有鲜明文体风格的作家,不像前些年那么多了;二是作者队伍竞争更加激烈,年轻作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新人“成神”之路越发困难,年轻作家的文风日趋轻松浅显,更具二次元特征;三是网络文学受到来自“新媒体”的挑战,特别是以抖音、B站等“短视频”为代表,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不仅是阅读层面,甚至也影响到了影视等艺术形式;四是网络文学主流化步伐在加快,各级政府对网络文学非常重视,各地网络作协纷纷成立,并将之纳入体制化轨道,很多网络作家开始尝试与传统精英文学接轨,出现了很多有“网络现实主义”风格的网文作品。很多网络作家在拥有平台经济红利的同时,也拥有了体制保障。这些策略加强了对网络文学的正确引导,也对网络文学经典化提出了迫切诉求。

任何艺术形式,当提及经典化诉求时,往往是原始形式发展到一定水平,得到了更多资源,也遇到“瓶颈期”的时刻。这种“瓶颈期”问题,既有内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挑战。“经典化”可以使之与“旧有艺术形式”兼容沟通,也可使原始形式进一步“雅化”,提升自身品质,得到更多文化权力场域的认可。当下语境提及的“网络文学经典化”,也符合这个规律。令人反思的是,“平台红利”带来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关注,没有使某些网络作家反思创作瓶颈,反而滋生出志得意满之态。他们不再抱有朴素创作心态,更没有对文字的敬畏尊重,而是有了“网络文学高人一等”的媒介优越感。这种“高等媒介论”也就成了自身“优越感”的证明。这种心态与十年前网络文学未被主流接纳时简直有天壤之别。甚至有网络作家抛出“网文不需要伯乐”“网文没有怀才不遇”等论调。网络文学真不需要“伯乐”吗?在他们看来,传统文学的“伯乐”是“迂腐无知”又“可有可无”的评论家,“挑剔专横”又“自以为是”的编辑。网络原生态语境之下,这两类人的正确定位,应是衍生性的“文字服务员”,而并非对创作指手画脚的人。网络作家唯一的伯乐,只能是“大众”。

然而,借助“平台”所获得的暂时胜利,不等于网络类型文学可以“一家独大”。目前“网络文学繁盛、精英文学低迷”的情况,某种层面上讲,是由于精英文学依然依赖纸媒,未能完全实现传媒介质转换导致的。不得不承认,网生语境导致的全民写作倾向,很大程度解放了文学生产力,特别是类型文学的资本潜力,也让传统文学体制的某些陈规陋习失去了用武之地。但是,这不等于说,网文不需要“伯乐”,只不过目前网络类型文学发展,更多依赖网站平台的力量,及政府积极扶持的政策投入。这些难道不是“伯乐”吗?没有强有力的网站依托,网文生产、传播、IP转化、版权维护等方面都会出现问题。那些站在全国数百万网络作者金字塔尖上的“大神”们,除了天资过人、勤奋努力之外,谁又敢说“网络文学野无遗贤”?数百万普通网文作者没有爆红只是“自身能力差”?如果了解近代百年间通俗文学发展史,就会发现,网络文学的蓬勃繁荣,也离不开政府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国家文学整体规划,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开明远见和多元包容。①

即便针对“编辑”与“评论家”来说,目前全民写作基础上的网络商业机制,也已显现出了问题。最大的问题,即阻碍了网络文学经典化和创新机制的进步。当然,这并不是说网文编辑应回到传统文学编辑的路数上来,也不是说网文批评家,只能有传统批评的单一类型,而是指网文媒介的改变,不仅应带来新的文学传播方式,也应带来新的文学经典化模式。文学网站编辑的“哨兵职能”被弱化了。传统文学编辑(期刊和出版社)是文学权力持有者之一,他们掌握筛选作品的权力,也实际担任“培养作家”的职能。“编辑门”是传统作家必须跨越的门槛。编辑对作品的挑选、定位、引导、修改,会对作家创作产生巨大影响。比如,艾尔弗雷德·A·克诺夫公司的出版编辑戈登·利什,其对卡佛作品的删改和修订,甚至很大程度导致评论界对卡佛“极简主义”的趣味定义。传统作家对编辑“又爱又恨”,然而,这种情况在文学网站经营中改变了。文学网站的商业化,导致其CP(“网络内容供应商”)成分越来越大。一方面,网站字节的容量大大超过传统期刊和纸质书籍,它可让更多的作品被大众看到,这无疑增加了网站对作品的包容度;另一方面,网站的盈利性,也需要有海量作品撑起文本数据库。刚建立付费制度时,早期文学网站的竞争,很大程度取决于网站能争取到多少优质书稿,网站处理器能在技术上容纳多少字节的流畅阅读。因此,网站文学编辑,不再精心修改稿件,不再设置较高门槛,退稿量大大降低,只要故事还不错,就可签约上传,至于书能否火爆,要看作者的实力和运气了。编辑变为“文字服务员”以读者为中心,为作者创造相对公平的竞技场。但问题是,海量字节信息流,也造成了作者和读者的浮躁心态,不利于作家成长,及作品经典化。作品缺少塑形挤压,也缺少必要的筛选与打磨,甚至会让好作品缺少节制,变成超级冗长的“文本星云”,进而影响作品进一步的经典塑造,如影视转化、图书出版,在全球范围内创制优秀IP。虽然,文学网站依然存在大数据化筛选机制,也有类似的网文写作培训,但是,一方面他们被动地依靠阅读数据分析,太过依赖读者,缺乏对读者的引导,另一方面,即便文学网站有“月票榜”“粉丝榜”“强推榜”“新人榜”“阅读指数榜”等推荐,也有相应的培训体制,但其编辑权力大大受限,特别是受到资本影响,淡化了文学性,凸显了服务受众的功能。没有编辑在文学性上淘汰、选择、培养塑造的作品,文字表达能力愈发趋向“小白文”,文字粗糙且模式化,篇幅冗长,百万字篇幅已成较低字符量,有些作者的小说动辄上千万字,满足低龄阅读人群的偏好,巩固了资本利益,但对国民阅读与写作素质的培养,起到了破坏作用。本应在适龄阅读经典的青少年读者,将大量时间浪费在单纯减压式的快餐网文阅读。这在“九〇后”写手身上,表现得更突出。他们过分依赖快感模式,不再锤炼故事情节、锻造精彩细节、精心设计人物、不再花费大量功夫进行资料收集和研究,只是图多图快,吸引眼球,这对网络文学的长久发展,弊端很大。这种过分“贪多求大”导致的文类溃败,早有前车之鉴。比如,民国小说重镇《小说月报》的改组问题,就并非新文学作家“夺权”这么简单,而是与白话文读者水平提高之后,大量通俗小说水平低劣,贪多图快,包括后期“林译小说”的粗制滥造,引发了读者抛弃有关。②晚清民初的黑幕小说、狭邪小说、鸳蝴小说等通俗类型,也经历过“类型昌盛——大量粗制滥造——失去读者”的困境。这都是资本失去节制、过分追求文学衍生性导致的恶果。即便纸媒和网络传媒差别很大,这些情况也值得警惕。编辑作用的弱化,也是导致网文的文学性越来越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批评家功用的淡化。这也是近年谈论较多的话题。很多研究者对网文不屑一顾,斥之为“垃圾之物”,盲目排斥鄙夷,还有很多批评家,面对网络文学,原有的知识储备和研究范式陈旧僵硬,缺乏对新问题的敏感性与处理能力,不能对新文本做出有效研究应对,进而导致“失语”。传统批评家也是文学权力的表征。批评家引领大众阅读,帮助筛选作品,确立经典机制。网络传媒面前,这项功能权力也被分化,让位给豆瓣评分、网站弹幕、段评加章评这类“大众点评”。面对作品,谁都可以说上几句,不需要什么批评家。毫无疑问,这些举措加强了作者与读者的互动。但是,“粉丝化”后的评论,在利益类型化后,成为资本的融合营销策略。资本甚至使用“水军”等雇佣评论方式,造成某种热点评论。这种读者评论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深思。读者权力被无限放大,催生出无数“喷子型读者”与“跪舔型读者”。无原则的吹捧与无理性的抨击,都使得大众评论愈发充满狂气、戾气等负面情绪,反而削弱了普通读者要求深度理解作品的经典化诉求。相对客观中立、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促使网络文学实现经典化的批评力量,却被大大地隔离,甚至削弱了。纸媒环境下,评论工作大多由书评家、评论家和大学学者等精英引领(传媒纸媒也曾开发“群众评论”参与模式,例如上世纪五十年代,“工人评论者”郭开对《青春之歌》的批评)。传统通俗文学研究,也经历了作品阐释、作家论、文学史建构等环节,逐步挑选作家作品,深入研究,持之以恒地进行经典化工作,才共同造就了通俗文学的繁荣。如果说网络传媒语境下,传统评论方式应变得更多元化,那么,如何发挥传统批评的优势,如何引导“大众评论”走入良性轨道,最终找到适应网络传媒形式“经典化”的批评机制,这需要网络传媒的设计者与国家文化制度层面的策划者,进行更多的模式创新。将多元化的评论形式,引导入促进网络文学经典化的道路,也是网文持续发展的内在诉求。

然而,阻碍网文经典化的因素,也存在于目前的网络文学研究界。伴随着网络文学的繁荣,网文研究也在不断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投身于这一研究领域。但近些年,网文研究也有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完全的“断裂”态度,二是“纯技术化”的倾向。中国目前的网络文学研究,起自后现代思潮,理论方面的探索,主要着力点在后现代理论、传播学与产业学,对具体现象、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主要研究思路也是文艺学式的,缺乏多学科的介入和整合,诸如现代文学研究、通俗文学研究、文化研究(特别是文化政治)、社会学研究等诸多学科,数十年来积累的范式、术语、知识,很大程度被“屏蔽”在网文研究之外。网络文学研究,似乎成了“天外飞仙”,是完全“断裂封闭”的领域。更有某些研究者,完全以网文研究为“新媒体”创新之物,割裂研究的联系性与历史性,忽略甚至蔑视其他学科传统对网络研究的有效性,试图以此主导创制出全新而激进的“高级研究话语”。这些倾向,在一些急于获得话语权的青年学者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将网文研究“技术化”的倾向。这些研究者,热衷于技术术语的炫耀,企图以技术术语包装出一整套全新的、不可理解的“游戏化学术语言”,以对应产业对网络文学的资本定位,这无疑应该引发反省与警惕。

与此同时,网络文学的“外部研究”相对较发达(如数据整理、产业策略、传播特质等),但其“内部研究”则较为匮乏。数年前,评论家南帆就曾呼吁“加强网络文学的内部研究”(南帆:《网络文学:庞然大物的挑战》,《东南学术》,二〇一四年第六期)。虽然很多学者做出了大量有效的努力,比如,中南大学欧阳友权团队对网络文学的文学史建构,北京大学邵燕君团队对网络文学现场的持续跟踪,杭州师范大学单小曦团队“入圈——网文名作细评”项目,然而,依然未能完全改变网络文学研究薄弱、封闭的现状。因此,网络文学研究领域,也必须适应融媒体的特征,在“学科综合”与“方法融合”的基础上,不放弃对网络文学内部规律的研究,进而将网文研究与现有研究体系有效对接,促进现有研究体系的更新、扩大,也促进网络文学本身的经典化。

从以上分析可见,网络文学的发展,必须经由经典化过程,也必须有相应的创作、生产、编辑、评论等机制的模式创新。而网络文学的经典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含义,即“通俗文学”并不能代表网络文学的“唯一”发展模式。这也牵扯到精英文学如何适应网生语境的问题。笔者曾经谈到,互联网语境下小说的“知识功能增值”“网络世界观”导致的“想象力”爆发,是当下网络文学为我们带来的新启示(房伟:《我们向网络小说“借鉴”什么?》,《文艺报》,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一日)。文学有了新知识体系、新故事类型、人物类型、时空观念与情节生产能力,这对中国文学而言,无疑是一件大事。网络文学的穿越、军事、玄幻、科幻、奇幻、国术、鉴宝、盗墓、工业流、末日、惊悚、校园、推理、游戏、洪荒、竞技、商战、官场、耽美等数十个类型与亚类型故事模式,标志着人们的生活形态与文学想象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所谓的“故事红利”(夏烈语)。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网络文学的类型繁荣,对应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衰落,也有着参考价值。然而,正如晚清通俗文学的类型爆发,为精英文学“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变革打下基础(王德威曾以现代时间范畴为反思起点,提出“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著名论断),网络类型文学带来的冲击,也最终会被精英文学吸收借鉴,比如不少严肃作家也在尝试借鉴诸多类型,探索新表现领域,如李宏伟的科幻小说《国王与抒情诗》,王威廉的科幻哲理《野未来》系列短篇,王十月的“末日废土”题材小说《如果末日无期》等优秀之作。

面对网络类型文学的挑战,精英文学的困境是双重的。一是外部层面,即传媒的转换问题。精英文学必须摆脱对纸媒的依赖,尽快实现融媒体状态下的功能转换。通俗一点说,文学期刊容量有限,纸媒相比竹简和羊皮卷,最大功能就是容量变大,人们可进行更丰富与复杂的文学活动。一本纸媒期刊,不过容纳几十万字,尚不及网络文学一部长篇小说的体量。体量小,很多好作品就无法展示,不能给读者更多挑选余地,“遗珠之憾”几率大大增加。更不要说,就阅读便捷度而言,纸媒与网络媒介,特别是移动阅读,更是无法比较。更深层的打击,还在于“传播辐射面”的大大缩水。纸媒价格高,印数少,传播慢,相比网络传媒而言,犹如大工业催生的现代纸媒对手工雕版与手抄卷的碾压,那是几千、几万订数与几千万、甚至上亿次点击率之间的对比。俗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对文学传播来说,“让更多人看到”是胜利的基础。某种程度而言,不是所有的网络文学写得都那么精彩,也并不是精英文学如此缺乏可读性与故事性,而是精英文学无法实现平台有效传播。一本好小说出版,开研讨会,报纸电视做专访,出新闻,在当今互联网社会,可能对书的传播贡献,远比不上抖音、豆瓣、小红书和B站。这些年很多严肃文学期刊都在进行互联网传播尝试,比如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宣传途径,再比如开发语音听书功能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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