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讲故事的高手把幻觉说得像真的一样

每次说到我在Castel di Tora的房子到底租了有多久，大家都有点说不清楚，比如有一次我跟上海艺术家鸟头阿弟说，好像是三年好像是四年……刚才我查了一下与房东Serena的短信记录，我们第一次互留短信居然是在二○一八年六月，所以，我是在第五年的时候离开了这个被我称为“小村”的地方。我从小村带走的属于小村的东西，除了小卖部的橄榄香皂（我居然曾经想，我怎能搬到一个没有这种香皂的地方，我每天需要洗无数次手，而这种香皂一点都不伤皮肤），还有德国邻居帮我买的消毒液和消毒啫喱，小卖部的黑色牙膏，去参加安迪婚礼时在超市买的那种粘毛的滚筒和两包姜粉（小卖部没有任何跟姜有关的东西），还有那条我去瀑布散步穿的深蓝色的运动裤，因为来不及洗，此时穿上会想到那条通往瀑布的小路……

其实我的“小村”并没有通常的“村庄”的样子，事实上由于当年墨索里尼要造人工湖（那令人羡慕的我窗外的图兰诺湖是人工湖），这里的村民们失去了可以种植庄稼的农田。

Castel di Tora被称为拉齐奥的奇迹，它也是我的奇迹，它向我提供了一种适合反思的生活。它有着中世纪的样子，这里所有人都认识所有人，而且所谓的“所有人”经常见到的也就十个左右，渐渐地我开始习惯和喜欢这样的生活，尽管我一直知道自己不会永远住在这里。

我的房东Serena是那种强大又通情达理的意大利女孩，她是律师，住在罗马，她对我很好，而且从不打扰我。她当然不是那些曾经来过上海，跟我一起玩过的朋友，也没有看过我的书，事实上没有人再在乎我是谁。我曾暗自害怕的人生就是我不再拥有任何特殊性，而现在只有偶尔来看我的背着双肩包的安迪——他的公司刚被评为这个世界最值得关注的人工智能公司——他在跟大家说起我时，依然像是在说一个永不散场的“香海爬梯”。

我的公寓是新装修的，我卧室的床上方的灯罩是黑白色的，上面印着各种卓别林的电影海报。这些年我无数次瞪着《煤气灯》的海报想着我自己的电影人生，盘算着如何解决那一个接一个的难题，并且时不时感叹Serena肯定想不到这灯罩会与我有如此奇妙的关系。

每当跟上海的朋友说起托拉古堡的冬天，我经常会说：只有我能够住在这里，只有我！这么说并没有贬义，住在这里是不容易的，这同时也构成了我的反思生活的特质，就看你要什么了。比如，现在无论住在哪里，我都吃得非常简单，看到朋友圈大家发吃的，我总是惊叹大家还是吃得太复杂，就好像我以前没有在上海住过那样；在这里我几乎从不喝酒，有一年圣诞节之前，我突然非常想喝酒，去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湖边的铁皮餐厅里买了一瓶可能是做菜的红酒，那次我喝得挺高兴的，那之前我六年没有喝酒了，但也就那一次自己买酒；我以前很喜欢喝茶，现在我也不喝茶了；我也不买讲究的护肤品了，我并不是每天都洗脸的，但我会想象自己随时可以穿上黑色的晚礼服涂上亮色的眼影或者夸张的烟熏妆，并且让嘴唇的颜色显得很当代。

小村的冬天大家都用木头取暖，我经常趴在窗前闻着邻居家飘来的木香想着：哦，从前大概就是这样，有钱人家飘着烧木头的香味，那时应该只有一种取暖的方式……我的公寓没有这样的取火设备，我用的是一种通电的壁炉，烧的是一种用木屑、秸秆等混合起来的颗粒燃料，这些颗粒来自工业的可回收物和边角料，比烧木头更环保，但是这些颗粒需要去订或者雇车出去买。打电话订需要现金，而小村没有取款机。雇车出去取钱或者去买，很快出现了一个问题，其实小村是没有出租车司机的，雇邻居开车几次以后，邻居开始敲我的门送我礼物，比如有一次我打开门看到邻居手里拿着一个新的手提包要送给我……也许是因为跟我一起工作了很多年的艺术家兔比怕跟人接触，总之我也怕跟人接触了，原则上我不想跟任何人来往，除了最要好的几个朋友，我不觉得这是我对人不感兴趣的表现，也许我是紧张所有可能会失控的状况。也许我只是累了，我对那些无力掩盖任何无礼的礼貌厌倦了——在小村我就是这种人，而我的邻居们并不是。

最开始时，我不会正确使用这种壁炉，它是那种你按了某个按钮之后需要等上十分钟再按第二个按钮的设备。有一天我家来了一位会说英语的邻居，她叫Antonella，比我年长一些。她第二次来帮我看壁炉时，身边有一位看着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德国人，他是一位建筑师，他说在小村的树林中造了自己的家，我想象他家有着透明的玻璃墙，可以看见四周的树林。这是他为他女朋友造的，他说他有过一位作家女朋友，后来因为住在这里“怎么也暖和不起来”而离开了他。

疫情前，Antonella只有在夏天才会来小村住几天，大部分时间她在罗马。她以前在出版社工作过，现在她是一位按摩师。大部分的岁月里，她是唯一一个跟我沟通的邻居，哪怕她在罗马。她会说英语，非常有耐心，总是帮助我。有一次我因为操作错误被吞卡了，我当时盘算着跟银行装得神经质一些也许能及时拿回我的卡，但是装着装着我真的生气了。Antonella并没有因此而觉得我是一个神经病。几乎每个夏天Antonella都会带我去附近的古堡看舞台剧，我们最后一次看的剧是设想帕索里尼和庞德在一座花园的中央相遇了……与Antonella去附近古堡看戏是这些年我唯一的夜生活，我穿着在南京路朋友的小店买的外贸Miu Miu，拎着Suzhou Cobblers的熊猫小包，戴的戒指是有一次杂志拍我女儿时化妆师带来的，那一期我女儿在采访中说有时她觉得自己有着一颗八十岁老奶奶的心……那次拍照结束我们去了K11，我看着她很认真地把拍照穿的衣服都收拾好，把包扣上后安静地坐在那里等着上菜，她身后的玻璃厨房里有一排芒果……

“德国邻居”是我跟在上海的朋友讲故事时用的名字，他的名字叫Wichard，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我说：哦你的名字听着很像“微信”（Wechat）……Wichard这个名字听着太过真实，我用“德国邻居”这个名字来讲故事。我跟德国邻居疫情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村口的台阶处，我们当时可能说到我想在废弃的宫殿安图尼的山顶做跳舞爬梯，请中国朋友来放音乐……之后他为这个谈话发给我一条短信，当时他正准备去南非——他每年冬天都去南非，他父母和兄弟在那儿；而我当时正准备去比利时和荷兰边境的地方写一个故事。后来意大利爆发疫情，德国邻居被困在南非，我的荷兰农场的房东因为我没有留意到她的狗想上厕所的意图而不高兴之后，我在安特卫普的一套爱彼迎上租的公寓里住了四个月……我们再次见面时，已是两年或者三年以后了。

现在是二○二二年十月，七月的时候我的电脑突然坏了，去罗马修电脑对我来说是有些复杂的，得雇司机，也有可能需要坐火车，因为这里都是山路，我晕车，也许还得在罗马住酒店，或者多次往返罗马，去罗马简直比去巴黎还复杂……好朋友皮皮从柏林给我快递了一台电脑，但是由于我操作不当又需要重新安装。最后我决定花钱雇人去罗马替我修电脑，Antonella推荐了德国邻居。德国邻居非常友好，怎么都行的样子，他拿走了两台启动不了的电脑，并建议我先用他的一台电脑。

那以后我们经常通短信，他告诉我修电脑的每一步，很清楚地告诉我价钱。为了我的电脑他两次开车去罗马，还帮我买了我要的消毒水和面条，因为他不知道我要哪一种面条，所以他帮我买了越南粉丝。他把这些交给我的时候，我们约在小村的广场见面，这可能是我第一次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广场上，我说过这是我见过的最小最美的广场，广场上有喷泉、酒吧、教堂和小卖部。我们坐在那里，谈到我想请上海的朋友赵可来这里演唱，我真的一次又一次惊讶于自己的天真和怀旧，我们谈到我在做的奇幻亚洲电影节，他谈到他曾经陪前妻去各种电影节，最后我们都说到我们已无法生活在城市，我们只喜欢这里……我说在这里所有人都已经彼此认识了一辈子，德国邻居说这里很多人都是亲戚。当时他身旁放着一个纸箱子，里面有一个牛油蛋糕和一个核桃蛋糕，是面包房Maria给他的。德国邻居说我可以都拿走，他说他最近有些胖了。我很高兴地拿了核桃蛋糕，蛋糕上盖着核桃粉和白糖，可能还夹着一层可可粉，我放在一个曲奇罐里，每天早上喝咖啡时从冰箱里拿出来吃一小块，那时我并没有想到这是我享用的最后的Maria的核桃蛋糕了。

我们坐在那里，夕阳很灿烂，有一位邻居过来打招呼，他们用意大利语交谈，我听不懂。德国邻居说她在问他是不是跟女朋友分手了，看着女邻居在短暂的片刻尽情使用了你好和再见的礼节抚摸和亲吻着德国邻居，我似乎才想起来德国邻居其实是小村里为数很少的不算是老人的男性。

二○二二年的德国邻居看着好像比我大一些的样子，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年龄。在某些时刻，尤其是他开车时，他的侧面看着像《纸牌屋》里的男主角，这有时会给我一种恍惚的感觉。他是我在小村认识的唯一的非本地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我们总是在开玩笑，但其实我们更算是刚刚认识。

那些修电脑的日子，德国邻居有时会在黄昏的时候给我发信息，那时我通常坐在屋顶，湖面的远处有一户人家好像总在那个时候放同一部电视剧，剧里的人隐约的交谈声每次听着都一样。有一次德国邻居说：我等下去隔壁村庄，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转转？那天我们自己住的村庄搞活动，我们这两个异乡人并不知道，最后在突然而至的人群中我们惊慌失措地找到了对方。通常在这样的节日现场，平时那十几个邻居也像游客一样混在人群中，这一次我看见了小卖部的原主人安托尼爷爷，他拿着一把锡纸包着的烤串要给我，当时我在想这一刻的记忆将会永远留在我心中……

我第一次来到了隔壁的村庄。隔壁村庄的村民可能原先也是我们村的，中世纪时大概被人抢了地盘，于是在隔壁又建了一个村庄。这里也有一个小广场，广场上也有教堂、小卖部和酒吧。我还是喜欢我住的小村的广场。在广场边我们走上了一个山坡，在某个位置可以看到一个湖边的类似露台一样的地方，德国邻居说他一直想让他的朋友在这里表演萨克斯风，但是申请了很久也没有动静，这里做什么都很慢。我说：哦在这里表演真的太合适了！大家可以在上面这个位置看下面的表演，或者可以有一对男女演员表演爱情，他们可以从这里走到那里，在湖边……

德国邻居带我走到某个位置，在那个位置正好可以看见对岸我住了五年的村庄，他还指给我看某一个位置，那也许就是我在屋顶看了很多年但不知道是什么的一个湖边的位置。然后我们回到刚下车时订的餐厅。在小村其实没有吃披萨的地方，小村面包房Maria做的披萨是切成一块一块的，也很薄但不是脆的那种。我说我想吃披萨，德国邻居就带我来了这家据说披萨很好吃的餐厅。这家餐厅的女主人已经八十多岁了，她的丈夫坐在她身旁显得很悠闲的样子。我说我想拍一张八十多岁还在餐厅厨房做披萨的女主人的照片，德国邻居用意大利语跟她翻译了我的话，女主人说不可以拍她。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讲故事的风格。Antonella有一次边开车边说：有一天这里路边出现了一只狐狸，它试图靠近每一辆车的车窗，所以，它是想干吗呢？德国邻居的叙述注重细节，比如他告诉我Antonella有时会约他去隔壁村庄喝咖啡，她会在前一天给咖啡馆打电话，关照好要在她喜欢的桌子上放好当天的报纸……这样的叙述对我来说很有意思，原因在于，我知道我和德国邻居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想要避免这样“讲究的生活”……德国邻居在二十年前就决定要过一种没有信用卡没有房贷的生活，他和前妻买下一栋石头房子之后，他把它改建成日式的木头房子。我从未去过他家，我曾很不理解地问他，为什么他的电费一个月才二十多欧元，而我的要一百多？他说因为他使用的电器都是小小的，小小的炉子、小小的热水器……冬天他就去南非……

德国邻居讲的故事都像是电影的碎片，比如，他说那几天住在村口台阶边的雕塑家，经常在自家门口嘲笑那些在夏日高温中攀登着台阶气喘吁吁的游客，他说雕塑家指着那些人说哈哈哈你看看你那傻样子……

修电脑的任务完成之后，德国邻居又多了新的任务，因为我终于决定要搬家，他得帮我处理我不要的衣服、我留下的行李，他得送我去做上飞机前的检测，最后我还雇了他送我去机场。

我们在谈到如何处理我留下的东西时，他说到他会把不要的有些东西烧掉。他说他有一个炉子用来烧这些东西，有一次他居然烧了一张床垫，以至于对过村庄的人打电话来问他怎么回事，因为远远看着他家在着火……

上飞机前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发现隔壁村庄的检测点不见了。我惊慌地赞美他，他居然会在检测前一天开车去看一下检测点！后来我们去了罗马，这一次我才知道其实去罗马有一条路是可以完全避免晕车的，只需要付过路费，我惊叹自己知道得太晚了。此时罗马几乎是空的，所有人都去度假了，我带着“是不是留下的都是没有钱去度假”的想法观察着街上的人……当我们把车停好后，当我们在过第一个红绿灯时，我们聊着天停在了路中央，德国邻居说他拿着我的两台无法启动的电脑到罗马，当他下车跨出第一步时，他的一只脚陷在仿佛已被晒化了的马路上，他简直不敢相信热成这样！我说我们为什么不走了？他说哦现在是红灯吗还是绿灯？我笑起来，就像在一部电影里，就像我们已经不太适应过马路了。我曾想在红灯区开一个佛教用品商店，但这些年我连绿灯都没看到了。在检测中心，德国邻居边等我边戴着老花眼镜在手机上查周围有没有那种我想吃的炸米团，因为我要走了，不是吗？而且我还建议是不是去稍微看一下罗马。在登记和检测之间，我们去了一个商场的咖啡馆，德国邻居叫了一杯配着冰块和牛奶的咖啡，我第一次去了公共洗手间，并且很高兴洗手间很干净，我很仔细地洗了手。最后检测中心的前台女士跟德国邻居聊了很久，她笑得很开心，德国邻居说她告诉了他附近哪里有这种我喜欢的炸米团，我记得她笑是因为她觉得德国邻居真好，要给我找这种吃的。德国邻居最后提醒我说，这一位前台小姐跟前一位给我们登记的前台小姐长得很像，就像姐妹。我惊叹道，她们不是同一个人吗？德国邻居说：应该不是，因为前面那一位是不会说英语的，她怎么后来突然英语说得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