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不悲秋
作者: 黄维樑杜甫旋紧了中文
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结束,杜甫仍然在支离漂泊之中。他流落在夔州,年迈多病,抑郁寂寞。“在江边,看着一丛丛的菊花,开了一次又一次。两年了,我流下眼泪,像从前那样。所乘的一叶孤舟系在岸边,要乘着它返回故园啊;我的心就由这叶孤舟牵系着。”
杜甫思前想后,“汉朝的一个皇帝,见有日食地震,问匡衡,到底是否施政有得失呢,匡衡上书提意见。我则为了营救吃了败仗的房琯,上书当今的皇帝。匡衡的意见获皇帝采纳,且升了官。而我,杜子美啊,却没有这样的美事:不但帮不了忙,且被贬了官,薄了功名。也还是在汉代,博学的刘向专研经书,著作流传于世。我仕而不优则学,自问读书千万卷,却连传授经学的事,也与愿望相违。我还要致君尧舜上,还要力正乾坤?”
政治和学术,都不得意;不过,杜甫在朝廷也曾短暂风光过。“宫殿金碧辉煌,天子上朝了,在御座上,先有雉尾扇障着他;宫扇慢慢移开,穿着龙袍的天子容颜显现;这时,阳光照射下来,龙鳞闪烁生辉。我看到了威仪的圣颜,我看到了威仪的圣颜!我就在文武百官之中!”
而现在,杜甫在江边,故园归不得,京师去不成。“我曾经住过的长安啊,多大气的都会,多美好的环境。地灵人杰,仓库充盈。遍地甘香的稻米,鹦鹉怎样啄食也啄不完。凤凰这美丽祥瑞的鸟,也飞来了,就栖息在碧绿的梧桐树上。凤凰似乎要成为此地的永久居民。
上面的几个情景,杜甫写入诗中,只用了四组文字,每组两句: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杜甫是经济天才,最能发挥资源(语言)的最大效能(最丰富的含义),把情意景象提炼、浓缩,作最典雅工丽的处理。这四双句子,引自子美美丽而悲伤的千古名诗《秋兴八首》。是对偶句,位于律诗的中间位置。在盛唐众多著名诗人中,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多。律诗这一形象饱满、格律严整的体式,在杜甫的工笔下建立。
当代景仰杜甫的诗人余光中,转益多师,学习古代诗文,锻炼出自己创意丰盈的美丽中文,就是他所说的“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的中文”。“杜甫所旋紧”,正是经营上面一类律诗诗句的形容。与杜甫一样,余光中也是语言艺术的宗匠。余光中的名诗《乡愁》,就刻石立于成都市的杜甫草堂里。我觉得,此刻石象征了对语言艺术的敬意。
今年世人纪念狄更斯200周年诞辰,也纪念杜甫1300周年诞辰。我说过,纪念作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阅读、是朗诵他们的作品,认识他们对人文的贡献,包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杜甫旋紧了中文,让我们开动唇舌,朗读并欣赏他的诗歌杰作。
写于2012年秋天
杜甫不悲秋
9月上旬的华南和华东,气温仍然常在30℃以上。游览上海世博会那几天,我这个“唯凉”(维樑)主义者,只觉得甚热。莫不是全球暖化在继续肆虐?到了10月中旬,较南的地方,秋天也应该来了:金风送爽,秋阳温柔,我们精神畅快,过日子如饮醇酒。散文家蔡思果在《香港之秋》中迎接秋天、珍惜秋天,幻想把秋光储存在保险箱,一片一片留待冬、春、夏季分期提出来享用。
在较北的地方,秋天不一定是金了:在古人心目中,可能已沦为银、为铜。宋玉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欧阳修说秋天“摧败零落……常以肃杀为心”;柳永喜欢春色烂漫,不堪“冷落清秋节”。杜甫则低吟“万里悲秋常作客”。杜子美尽心尽力于诗歌艺术,常常苦吟;他的《登高》一诗,真是又苦又恨的悲吟,在秋天: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当时安史之乱刚结束,国家元气大伤,杜甫漂泊流离,栖迟在长江三峡附近。五十多岁了,糖尿、风湿等病交侵(这些疾病名称是现代学者考证后用的);除作诗外几乎一事无成,而他的诗知音甚少。子美独自登高,感慨万千,人生不美。古人对这首七言律诗,交相称誉,认为“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中,就有多层意义:不在温暖的家而在外“作客”,一层;“常”作客,二层;在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季节作客,三层;家园和京城,在“万里”之外,四层;像陈子昂那样古人来者都不见、怆然涕下地“登台”,五层;“独”自登台,六层;当时有“病”在身,七层;“多”病,八层;年逾半百(夸张地说“百年”),老了,九层。悲哀一层深似一层,以至九层,身心几乎陷于九层地狱,至少是炼狱(意大利诗宗但丁《神曲》中的地狱inferno和炼狱purgatorio各有九层)。欧阳修认为诗文“穷而后工”,杜甫穷困如此,心思气力都用于苦吟,乃成就了杰作。
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那个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帮佣的苏州娘姨,9月热过后,天气转凉了,竟悲起秋来;千多年前多愁善感、境遇艰苦的“阿大”—大诗人杜甫—怎能不悲?
现代人拜科技之赐,酷暑寒冬都可以过舒适日子,何患于温带寒凉的秋天?古代的富贵人家,秋冬当然也可以避冻避寒,仍然“乐活”(Lohas)。杜甫如果在开元天宝年间,像李白那样有唐玄宗御手调羹的礼遇,而且“百年歌虽苦,处处有知音”,他岂会悲秋?
如果他仍“乐活”于今日,诗名传遍海内外,他牵着夫人的玉臂,健步如飞,且飞来飞去,到处有知音和粉丝簇拥,香港的大学把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颁予他,台北的“中央图书馆”举办杜甫诗国际研讨会,深圳为他举办“梦典”诗乐晚会,上海世博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馆展示他“广厦千万间”名句,与莎士比亚的“城市即人”(What is the city,but the people?)隽语并列,子美要远赴深秋的英国,踏着沙沙作响的金黄落叶,在爱芬河边与威廉兄(莎翁名William)饮酒论文雄哩,他神清气爽如金秋,又怎会悲秋?
[附注] Lohas 即是Lif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意为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中国台湾翻译为“乐活”。
写于2010年秋天。
春天,杜甫草堂来了客人
子美可有美美地胖过?
我看过的杜甫画像和塑像,都符合相传为李白所描写的“太瘦生”形态。真是太瘦了。经历乱世、忧国忧民、壮志未酬的杜甫,多病体瘦,是有其情理的。我却一直有疑问,难道子美没有美美地胖过吗?在成都草堂时期的诗人,生活较为安定,身体应该赚些斤两吧。可是,我历次在成都的杜甫草堂看到的画像和塑像,仍都是可做纤体广告的模特儿。
公元759年48岁的杜甫,在流离漂泊之后,“高壁抵嵚崟,洪涛越凌乱”,终于从艰难的蜀道,来到富饶的蜀地;翌年在朋友资助下,筑建了一座草堂。正如曾枣庄在《杜甫在四川》一书中所说:“在这块气候宜人、草木丰茂、百花鲜艳、百鸟争鸣的安静、恬适、富饶的平原上有了一席安身之地,其心境当然非常悠闲自在……大有‘使老人复少’之势。”在成都草堂这几年,是杜甫一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他所写的诗也少有《悲陈陶》《北征》“三吏”“三别”那类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有《堂成》《江村》《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客至》等怡悦的篇章。《客至》是七言律诗,如下: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客至》附有杜甫自己的注释,注云:“喜崔明府(县令)相过。”其中的“喜”字实在可圈可点。温带地方的春天,继漫天风雪、山寒水瘦、万物萎缩的冬天而至,为大地兴起了欣欣向荣的生机,为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喜悦;对中国人、外国人,莫不如此。中国诗歌中的春天不用说,让我们看看《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的第一首诗,即纳斯(T. Nash)的《春天》。它有这样的片段:
春天,美丽的春天,是年中喜乐之君;
万物欣欣向荣,少女起舞翩翩,
没有刺骨的寒风,只有百鸟争鸣。
杜甫有读书破万卷之志,如生于今日,他极可能是个博览中外群书的学者式诗人,极可能看过纳斯的这首《春天》。子美不薄今人爱古人,应该也认为东海西海有贤人。我们不妨用西海的理论来看《客至》。春天,在现代文学批评重镇弗莱(Northrop Frye)的“基型论”(archetypal criticism)架构中,相当于一日中之晨,相当于人的诞生期,相当于神话英雄的复活期,相当于文学类型中的喜剧。杜甫的《客至》一诗,正有喜剧的气氛。
弗莱(Frye)会说:《客至》呈现“喜剧境界”
弗莱指出,在喜剧境界中,人的世界是社团;团聚、秩序、友谊是常见的(基型的)意象。在《客至》里,我们看到杜甫与崔明府的叙谈、饮宴,这正是团聚与友谊的表现;蓬门为友而开,此“开”正是开放、友善之意。连鸥群也天天都来,和谐的气氛十分明显。
弗莱又认为,在喜剧境界中,动物世界可以是驯良的飞鸟,如鸽子。《客至》写的是鸥,是可以“相亲相近”的水鸟(杜甫《江村》一诗有“相亲相近水中鸥”之句)。
弗莱又指出,在喜剧境界中,植物世界是花园之类。《客至》虽然只轻轻提到“花径”,并没有进一步写到争妍的百花;不过,我们已大可因此而联想到那一片烂漫的锦城春色了。
弗莱又认为,在喜剧境界中,矿物世界是城市,是居所,而非沙漠、废墟之类。《客至》的地点正是有花木园林的“舍”—草堂。
弗莱又指出,在喜剧境界中,不定型世界是河流,而非妖怪出没的汪洋大海。《客至》写的是“水”,大概是草堂周遭的百花潭水、浣花溪水或锦江—多美丽可爱的名字!
弗莱又认为,在喜剧结束时,通常有宴会或者喜庆仪式的场面;这类场面如果不在结束时出现,就在结束后马上出现。他又说:喜剧的特色之一,是在剧终时容纳很多人,能容纳多少就多少。
至于弗莱的另一论点—喜剧通常以快乐结局—那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回顾《客至》,我们发现杜甫冥冥中又符合了弗莱的理论。此诗的后半部,写的正是饮宴的场面。草堂离市区远,菜肴不丰;诗人又不富有,只好以旧酒飨客(“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但他竭诚待客,满怀高兴。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诗人建议邀请隔邻的人来喝一杯。崔明府自没有不同意之理,第七句的“邻翁”,可说呼之欲出;换句话说,这出不是戏剧式喜剧的“喜剧”,到了最后,人数是愈来愈多了。
弗莱的“春天—喜剧”说之外,还有“秋天—悲剧”说。弗莱的“四季—四种文类”理论,使我想起我国伟大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的一番话:“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异代异国的两位批评家,见解冥冥之中如此契合。英国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说东是东,西是西,东西两方不相遇。我则认为,尽管东西文化有千百种不相同处,却也另有千百种相同处,而相同者更多。
草堂可展示“西方视野中的杜甫”
近年成都的杜甫草堂大幅度扩建,游客更多。对中国文化有较大兴趣的外国游客,到成都一定会细细游观草堂。扩建了的草堂,如果有展厅大规模陈列中外学者的杜甫研究资料,包括“西方视野中的杜甫”之类文献(如上述用弗莱理论析《客至》),则对“杜甫学”、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推进,应有贡献。如果从又文化又商业的角度出发,则大可开设一间据《客至》而来的“蓬门餐厅”,陈设古朴,供应川菜。厅内有《客至》图文并茂的介绍,有杜甫诗的配乐吟唱,有一尊不瘦的杜甫塑像—当然不必像想象中的李白那样胖。
今年我们庆祝大诗人杜甫1300周年诞辰,在仰观一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诗史之外,也可平视一位“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诗友。4月下旬笔者将有成都之行,会重访草堂,走遍整个景区,先寻访一位“太瘦生”之外的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