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不悲秋

杜甫旋紧了中文

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结束，杜甫仍然在支离漂泊之中。他流落在夔州，年迈多病，抑郁寂寞。“在江边，看着一丛丛的菊花，开了一次又一次。两年了，我流下眼泪，像从前那样。所乘的一叶孤舟系在岸边，要乘着它返回故园啊；我的心就由这叶孤舟牵系着。”

杜甫思前想后，“汉朝的一个皇帝，见有日食地震，问匡衡，到底是否施政有得失呢，匡衡上书提意见。我则为了营救吃了败仗的房琯，上书当今的皇帝。匡衡的意见获皇帝采纳，且升了官。而我，杜子美啊，却没有这样的美事：不但帮不了忙，且被贬了官，薄了功名。也还是在汉代，博学的刘向专研经书，著作流传于世。我仕而不优则学，自问读书千万卷，却连传授经学的事，也与愿望相违。我还要致君尧舜上，还要力正乾坤？”

政治和学术，都不得意；不过，杜甫在朝廷也曾短暂风光过。“宫殿金碧辉煌，天子上朝了，在御座上，先有雉尾扇障着他；宫扇慢慢移开，穿着龙袍的天子容颜显现；这时，阳光照射下来，龙鳞闪烁生辉。我看到了威仪的圣颜，我看到了威仪的圣颜！我就在文武百官之中！”

而现在，杜甫在江边，故园归不得，京师去不成。“我曾经住过的长安啊，多大气的都会，多美好的环境。地灵人杰，仓库充盈。遍地甘香的稻米，鹦鹉怎样啄食也啄不完。凤凰这美丽祥瑞的鸟，也飞来了，就栖息在碧绿的梧桐树上。凤凰似乎要成为此地的永久居民。

上面的几个情景，杜甫写入诗中，只用了四组文字，每组两句：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

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

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杜甫是经济天才，最能发挥资源（语言）的最大效能（最丰富的含义），把情意景象提炼、浓缩，作最典雅工丽的处理。这四双句子，引自子美美丽而悲伤的千古名诗《秋兴八首》。是对偶句，位于律诗的中间位置。在盛唐众多著名诗人中，杜甫的律诗写得最多。律诗这一形象饱满、格律严整的体式，在杜甫的工笔下建立。

当代景仰杜甫的诗人余光中，转益多师，学习古代诗文，锻炼出自己创意丰盈的美丽中文，就是他所说的“仓颉所造、许慎所解、李白所舒放、杜甫所旋紧、义山所织锦、雪芹所刺绣的中文”。“杜甫所旋紧”，正是经营上面一类律诗诗句的形容。与杜甫一样，余光中也是语言艺术的宗匠。余光中的名诗《乡愁》，就刻石立于成都市的杜甫草堂里。我觉得，此刻石象征了对语言艺术的敬意。

今年世人纪念狄更斯200周年诞辰，也纪念杜甫1300周年诞辰。我说过，纪念作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是阅读、是朗诵他们的作品，认识他们对人文的贡献，包括对语言艺术的贡献。杜甫旋紧了中文，让我们开动唇舌，朗读并欣赏他的诗歌杰作。

写于2012年秋天

杜甫不悲秋

9月上旬的华南和华东，气温仍然常在30℃以上。游览上海世博会那几天，我这个“唯凉”（维樑）主义者，只觉得甚热。莫不是全球暖化在继续肆虐？到了10月中旬，较南的地方，秋天也应该来了：金风送爽，秋阳温柔，我们精神畅快，过日子如饮醇酒。散文家蔡思果在《香港之秋》中迎接秋天、珍惜秋天，幻想把秋光储存在保险箱，一片一片留待冬、春、夏季分期提出来享用。

在较北的地方，秋天不一定是金了：在古人心目中，可能已沦为银、为铜。宋玉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欧阳修说秋天“摧败零落……常以肃杀为心”；柳永喜欢春色烂漫，不堪“冷落清秋节”。杜甫则低吟“万里悲秋常作客”。杜子美尽心尽力于诗歌艺术，常常苦吟；他的《登高》一诗，真是又苦又恨的悲吟，在秋天：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当时安史之乱刚结束，国家元气大伤，杜甫漂泊流离，栖迟在长江三峡附近。五十多岁了，糖尿、风湿等病交侵（这些疾病名称是现代学者考证后用的）；除作诗外几乎一事无成，而他的诗知音甚少。子美独自登高，感慨万千，人生不美。古人对这首七言律诗，交相称誉，认为“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中，就有多层意义：不在温暖的家而在外“作客”，一层；“常”作客，二层；在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季节作客，三层；家园和京城，在“万里”之外，四层；像陈子昂那样古人来者都不见、怆然涕下地“登台”，五层；“独”自登台，六层；当时有“病”在身，七层；“多”病，八层；年逾半百（夸张地说“百年”），老了，九层。悲哀一层深似一层，以至九层，身心几乎陷于九层地狱，至少是炼狱（意大利诗宗但丁《神曲》中的地狱inferno和炼狱purgatorio各有九层）。欧阳修认为诗文“穷而后工”，杜甫穷困如此，心思气力都用于苦吟，乃成就了杰作。

张爱玲《桂花蒸·阿小悲秋》中那个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帮佣的苏州娘姨，9月热过后，天气转凉了，竟悲起秋来；千多年前多愁善感、境遇艰苦的“阿大”—大诗人杜甫—怎能不悲？

现代人拜科技之赐，酷暑寒冬都可以过舒适日子，何患于温带寒凉的秋天？古代的富贵人家，秋冬当然也可以避冻避寒，仍然“乐活”（Lohas）。杜甫如果在开元天宝年间，像李白那样有唐玄宗御手调羹的礼遇，而且“百年歌虽苦，处处有知音”，他岂会悲秋？

如果他仍“乐活”于今日，诗名传遍海内外，他牵着夫人的玉臂，健步如飞，且飞来飞去，到处有知音和粉丝簇拥，香港的大学把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颁予他，台北的“中央图书馆”举办杜甫诗国际研讨会，深圳为他举办“梦典”诗乐晚会，上海世博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主题馆展示他“广厦千万间”名句，与莎士比亚的“城市即人”（What is the city，but the people？）隽语并列，子美要远赴深秋的英国，踏着沙沙作响的金黄落叶，在爱芬河边与威廉兄（莎翁名William）饮酒论文雄哩，他神清气爽如金秋，又怎会悲秋？

［附注］ Lohas 即是Lif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意为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中国台湾翻译为“乐活”。

写于2010年秋天。

春天，杜甫草堂来了客人

子美可有美美地胖过？

我看过的杜甫画像和塑像，都符合相传为李白所描写的“太瘦生”形态。真是太瘦了。经历乱世、忧国忧民、壮志未酬的杜甫，多病体瘦，是有其情理的。我却一直有疑问，难道子美没有美美地胖过吗？在成都草堂时期的诗人，生活较为安定，身体应该赚些斤两吧。可是，我历次在成都的杜甫草堂看到的画像和塑像，仍都是可做纤体广告的模特儿。

公元759年48岁的杜甫，在流离漂泊之后，“高壁抵嵚崟，洪涛越凌乱”，终于从艰难的蜀道，来到富饶的蜀地；翌年在朋友资助下，筑建了一座草堂。正如曾枣庄在《杜甫在四川》一书中所说：“在这块气候宜人、草木丰茂、百花鲜艳、百鸟争鸣的安静、恬适、富饶的平原上有了一席安身之地，其心境当然非常悠闲自在……大有‘使老人复少’之势。”在成都草堂这几年，是杜甫一生中难得的快乐时光。他所写的诗也少有《悲陈陶》《北征》“三吏”“三别”那类批判现实主义作品，而有《堂成》《江村》《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客至》等怡悦的篇章。《客至》是七言律诗，如下：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客至》附有杜甫自己的注释，注云：“喜崔明府（县令）相过。”其中的“喜”字实在可圈可点。温带地方的春天，继漫天风雪、山寒水瘦、万物萎缩的冬天而至，为大地兴起了欣欣向荣的生机，为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喜悦；对中国人、外国人，莫不如此。中国诗歌中的春天不用说，让我们看看《英诗金库》（The Golden Treasury）的第一首诗，即纳斯（T. Nash）的《春天》。它有这样的片段：

春天，美丽的春天，是年中喜乐之君；

万物欣欣向荣，少女起舞翩翩，

没有刺骨的寒风，只有百鸟争鸣。

杜甫有读书破万卷之志，如生于今日，他极可能是个博览中外群书的学者式诗人，极可能看过纳斯的这首《春天》。子美不薄今人爱古人，应该也认为东海西海有贤人。我们不妨用西海的理论来看《客至》。春天，在现代文学批评重镇弗莱（Northrop Frye）的“基型论”（archetypal criticism）架构中，相当于一日中之晨，相当于人的诞生期，相当于神话英雄的复活期，相当于文学类型中的喜剧。杜甫的《客至》一诗，正有喜剧的气氛。

弗莱（Frye）会说：《客至》呈现“喜剧境界”

弗莱指出，在喜剧境界中，人的世界是社团；团聚、秩序、友谊是常见的（基型的）意象。在《客至》里，我们看到杜甫与崔明府的叙谈、饮宴，这正是团聚与友谊的表现；蓬门为友而开，此“开”正是开放、友善之意。连鸥群也天天都来，和谐的气氛十分明显。

弗莱又认为，在喜剧境界中，动物世界可以是驯良的飞鸟，如鸽子。《客至》写的是鸥，是可以“相亲相近”的水鸟（杜甫《江村》一诗有“相亲相近水中鸥”之句）。

弗莱又指出，在喜剧境界中，植物世界是花园之类。《客至》虽然只轻轻提到“花径”，并没有进一步写到争妍的百花；不过，我们已大可因此而联想到那一片烂漫的锦城春色了。

弗莱又认为，在喜剧境界中，矿物世界是城市，是居所，而非沙漠、废墟之类。《客至》的地点正是有花木园林的“舍”—草堂。

弗莱又指出，在喜剧境界中，不定型世界是河流，而非妖怪出没的汪洋大海。《客至》写的是“水”，大概是草堂周遭的百花潭水、浣花溪水或锦江—多美丽可爱的名字！

弗莱又认为，在喜剧结束时，通常有宴会或者喜庆仪式的场面；这类场面如果不在结束时出现，就在结束后马上出现。他又说：喜剧的特色之一，是在剧终时容纳很多人，能容纳多少就多少。

至于弗莱的另一论点—喜剧通常以快乐结局—那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回顾《客至》，我们发现杜甫冥冥中又符合了弗莱的理论。此诗的后半部，写的正是饮宴的场面。草堂离市区远，菜肴不丰；诗人又不富有，只好以旧酒飨客（“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但他竭诚待客，满怀高兴。为了增加热闹的气氛，诗人建议邀请隔邻的人来喝一杯。崔明府自没有不同意之理，第七句的“邻翁”，可说呼之欲出；换句话说，这出不是戏剧式喜剧的“喜剧”，到了最后，人数是愈来愈多了。

弗莱的“春天—喜剧”说之外，还有“秋天—悲剧”说。弗莱的“四季—四种文类”理论，使我想起我国伟大批评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的一番话：“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异代异国的两位批评家，见解冥冥之中如此契合。英国人吉卜林（Rudyard Kipling）说东是东，西是西，东西两方不相遇。我则认为，尽管东西文化有千百种不相同处，却也另有千百种相同处，而相同者更多。

草堂可展示“西方视野中的杜甫”

近年成都的杜甫草堂大幅度扩建，游客更多。对中国文化有较大兴趣的外国游客，到成都一定会细细游观草堂。扩建了的草堂，如果有展厅大规模陈列中外学者的杜甫研究资料，包括“西方视野中的杜甫”之类文献（如上述用弗莱理论析《客至》），则对“杜甫学”、对中外文化交流的推进，应有贡献。如果从又文化又商业的角度出发，则大可开设一间据《客至》而来的“蓬门餐厅”，陈设古朴，供应川菜。厅内有《客至》图文并茂的介绍，有杜甫诗的配乐吟唱，有一尊不瘦的杜甫塑像—当然不必像想象中的李白那样胖。

今年我们庆祝大诗人杜甫1300周年诞辰，在仰观一位“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醇”的诗史之外，也可平视一位“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的诗友。4月下旬笔者将有成都之行，会重访草堂，走遍整个景区，先寻访一位“太瘦生”之外的杜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