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而下的“合法化”到形而上的“正当性”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文体的兴废与社会语境息息相关，其演变既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要符合统治阶级的需求。对于文体种类的分别，标准不一。三国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体分成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两晋时期，陆机的《文赋》则将文体分为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类；南北朝时期，刘勰的《文心雕龙》提及的文体则多达三十五种；比《文心雕龙》稍晚成书的《昭明文选》，更是仅诗歌就分为二十三类。

就小说这一文体，唐史学名家刘知几就曾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等十类。虽然刘的小说文类为偏于史著的拾遗补缺，与现在偏于虚构的小说概念并不相同。

过于细致繁复的文种文类文体之分别，一则没有必要，二则像一个个条条框框，阻碍了具体文本的发挥，不利于文体的发展。所以，193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化繁为简，确定了文类四分法，即文体大类为诗歌、散文、戏剧、小说四种。这一分类，虽然也有人诟病斩断了时间线索上的文脉源流，取消了文学经验的多样性，但确实给作家创作以极大的自由发挥空间，总体于创作是有益有利的。

至此，小说从民间的“丛残小语”，被“招安”为官方的文学殿堂之“座上常客”。

1990年代，信息化大潮涌动，时代需要符合技术传播规律、适应互联网商业逻辑、满足人们阅读需求的内容产品。微型小说因势而动，从文本创作、文论研究、文体活动到传播媒体、受众群体、组织团体等星火燎原，漫卷琼林。及至目下，满足读者快餐式、移动端、碎片化阅读需求的微型小说逐渐成为文学受众耳熟能详的文体，成为大众展卷常阅、开屏常读的文本。

一种文体的出现，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有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微型小说文体自“出生”起，就颇受争议。从其运行的内在机理到其投射的外在显现，时不时被从小说家族里拎出来敲打、质询、贬责，就像一棵幼苗，因枝瘦叶疏，常被质疑能否长成参天大树。

作为一种相对年轻的文体，这种“成长的阵痛”是必须也必然经历的过程。它提醒我们，微型小说从形而下的“合法化”到形而上的“正当性”，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其文体才能为受众所接纳。其间，既需要作品的文本奠基，更需要理论的逻辑支撑，尤其需要从哲学意义上的底层逻辑梳理与建构，方能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一、微型小说的“杜拉克之问”

康德在其著名的三大哲学批判中，提出并阐释了三个问题，即人是什么，要知道什么，该怎么做。这三个问题，指向的其实是一个问题，即对人的终极关怀。将康德的终极关怀化用到微型小说上，或许我们可以如此自问：微型小说是什么，要表现什么，该怎么做？

相对于康德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宏大命题，其宏阔与深奥一时难以企及。或许，我们可以借用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自我管理之问，就微型小说这一文体叙述艺术的具体哲学命题，做更有针对性的追问—

我是谁，什么是我的优势，我与他者的不同是什么？

我在哪里诉说，对谁诉说，哪里最适合我？

我应该做什么，如何做？

我承担什么，会有什么贡献？

我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的是什么？

这些，是微型小说叙述艺术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也是微型小说文体理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更是微型小说走向成熟文体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我是谁，什么是我的优势，我与他者的不同是什么？

孔子在《论语·子路》中有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微型小说之名，谓之纷繁，微型小说、微篇小说、小小说等，不胜枚举。曾有学者专文论及，未有定论。

其实，一个文体名称的背后，不是一种称谓那么简单，除约定俗成的强大力量外，还涉及复杂的社会系统。时至今日，对这一文体，虽然大家各称其名，但又灵犀互通，心照不宣。所以微型小说之“我是谁”，看似名不统一，实则顺其自然，自然而然。诚如《荀子·正名》所言：“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不宜。”

正像哲学的要义不是要给问题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要探索问题本身一样，对于微型小说的“我是谁”也是如此，我们不应执着于皮相的称谓，而应着眼于其内里的本源，从文体自觉、文本自律、文论自省出发，寻找这一文体的内涵与价值。如此，对这一问题的其余两点，如能引起更多的人去思考去探寻，则是最好的回答了。

（二）我在哪里诉说，对谁诉说，哪里最适合我？

由来对微型小说的研究，大多还停留在经典叙述学层面，以文本为中心，进行叙述结构主义层面的梳理与挖掘，其理论滞后于叙述学总体发展。

其实，对于微型小说这一精短简洁的文体，放在特定的空间场域、时间源流以及文化语境，结合作者、受众与文本之间的互文关系，其研究才能真正地挖掘出微型小说这一文体的作用和价值。

笔者曾在《自在与他在 境遇与演进—关于微型小说的再认识》（原载《金山》2022年第7期）一文提及以下几点：

其一，微型小说的篇短制微，既是其难以像中长篇那样反映社会深度与广度的短处，然而也是其作为文学轻骑兵能够快速反映社会点滴变化的长处，是能够最快速触及社会变化的文体。其二，微型小说因为篇短制微，更多的属于文学领域的“智力游戏”，应该是最为活跃最具创新性的一种文体，其对文学创作新形态的探索，对文学新思想的触摸，具有先遣队的作用。微型小说不仅是训练作家的学校，还应该是文体探索的试验田、文艺思潮的发源地。其三，微型小说因为篇短制微，其每一篇成品都应该是“精致文本”，以最个性的叙述直抵生活最真切的烟火气。

现在来看，这一阐述更多地聚焦于文本修辞层面，视野狭窄了些。

回到这一问题本身，微型小说要摆脱经典叙述学以文本为中心的纯粹形式层面的研究，应尽力将文本形式与语境、历史、文化、审美等诸要素连接起来，方为得法。说到底，“我在哪里诉说，对谁诉说，哪里最适合我”是一个关乎微型小说存在以及这一文体与其他文体关系的战略性问题，难以用战术性的思考来回答。

（三）我应该做什么，如何做？

小说这一文体，虽然其“出生”较晚，但其源流久远。从结绳画像，以口语传播、歌谣记事为主的“前小说”时代，至庄子首开虚构先河、“弄小说以干县令”的“准小说”时代，到唐宋元明清传奇、话本、拟话本进入消费领域的“类小说”时代，中国叙事文学世代生生不息，一路薪火相传。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不同于以往的韵骈抒情感怀，我们来到了一个以叙事为中心的消费文化时代。美国传播学者沃尔特·费希尔强调，人是讲故事的动物。作为人类最古老、最简单、最有效的话语实践的叙事，人们以“讲故事”来影响他人、展示自己。当下，“讲故事”更多地与改变个人的生身处境联系起来。这是小说这一文体存在的社会文化背景。

作为最适合人类心智、最有效改变人们对现实认知的叙事，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最有力的沟通形式。何况，我们生活的当下，是最注重“讲故事”的时代。强劲的消费市场、拥挤的生产群体、多元的传播方式、高效的投入产出，造就了小说作为消费文学的主力军时代。但是，作为“以最凝练的文字传递最有价值的信息”的微型小说，却一直面临着边缘化的“他者困境”，长期被视为“替补队员”。

我应该做什么，如何做？不仅之于微型小说文体自身，而且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自命为微型小说“行道之人”的反躬自问。同时，还应该看到，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仅关乎来自源远流长的叙事历史语境下微型小说如何作为，而且也应该是我们前瞻未来，以光电影像为主、文字为辅的“后小说”时代应具备的危机意识。

（四）我承担什么，会有什么贡献？

人类表达的基本出发点有三个：叙事、议论、抒情。作用于他者，则叙事引人，侧重于说明事件的来龙去脉；议论服人，侧重于逻辑演算的推理递进；抒情感人，侧重于胸臆情绪的同化感染。出发点不同，表达主体所选取的话语范式也有所不同。

相对于抒情的激情过后，情绪感染来得快、去得快，以及议论的条分缕析，繁琐烧脑，叙事以新鲜生动形象的呈现，为受众所乐于接受。叙事在文本中建构一个由不同人、物、事组成的可能世界，读者经由叙述媒介的引领，进入作者建构的平行于现实的可能世界，就像读者从现实世界“旅行”进入叙事世界。这就是美国学者格林、布洛克等人提出的“叙事运输”理论。

“叙事运输”这一概念形象地譬喻了包括微型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了从现实世界进入叙事世界的“卷入感”，以及从叙事世界返回现实世界的“超越感”，它给读者打通了一个暂时逃离“庸常”现实的通道，使读者产生旅行的“快感”。而微型小说在“叙事运输”时，不需要读者过度地文本沉浸，即可带领读者从现实世界高效、精准、灵活地抵达可能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不同体式的小说，以不同的“叙事运输”方式，带领不同的读者，穿梭往来于不同的可能世界，各有其用，各尽其能，相互竞争又相互成全，难以取代也难以完全相互替代。

（五）我的近期目标和远期目的是什么？

“快生活”的当下，一方面是微型小说从之者众，一方面是这一文体在小说家族一直不受待见，敬陪末座。

惯常的解释是微型小说文本短小，难以反映社会的纵深、宏阔与繁复。

其实，就文体来说，文本的长短不是衡量其优劣的有效标准。否则，精短的唐诗早已被埋入历史的故纸堆被人遗弃。

相反，微型小说之短小，恰是其他体式小说所不具备的长处。其微观的宏阔，有滴水藏海、见微知著之巧；其稀疏的稠密，有以一当十、以象达意之美；其简洁的丰富，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妙。虽然说微型小说更多的是微观视角下的“私人叙事”，但众多的“私人叙事”形成合奏，就是时代的宏大乐章。

当下微型小说发展的表面繁荣与内里弱势，要从两个角度来审视，一曰向内看，一曰向外看。

孟子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向内看，主要存在“道”不高、“术”不精的问题。“道”不高，需要对这一文体做本体论的追问，解决其源流与“存在”原理问题；“术”不精，需要对这一文体进行认识论的探寻，弄清其“所在”与运行机理问题。

老子说：“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向外看，须明晰微型小说存在的意义，作为“叙事运输”媒介，其在呈现世界、理解世界、讲述世界所处于的位置，以及其在时空转换、意义迁移的说服机制上所具有的价值。

以上，微型小说的“杜拉克之问”，五个问题层层递进，他们共同构成微型小说存在的“问题域”。

提出问题，仅仅是微型小说这一文体，迈出从形而下的“合法化”到形而上的“正当性”的第一步，更为艰难的行走还在后面。但是，带着问题去找寻方法，是我们达成目标、达到目的的可行之路，也是必由之路。

二、微型小说的修辞悖论

白马是不是马？人能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充满哲思的问题，困扰了一代又一代哲人。从客观世界到主观思维，再通过逻辑推理抵达修辞表述，人类这一行走的过程颇为蹒跚。其间，一些问题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方式，引导人们进入思维的迷宫而难以走出，是谓悖论。

微型小说从其文体自觉肇始，人们对这一文体的认识、理解、探索和讲述同样如此。认识的迥异，解读的误区，甚至思维方式与修辞表达的偏差，均可使我们的逻辑与文本产生一定的距离。审视这些“观念交通”所产生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解读并探索其背后的因由，或许对于微型小说文体，会有别样的意义。

（一）微型小说的“善”与“恶”

一般而言，“善”指的是正面的、有益的、正确的行为或品质，而“恶”则是指负面的、有害的、错误的行为或品质。

这里讨论的微型小说的“善”与“恶”，借用欧洲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的观点，即“善”是让其能够成就自我的东西。或者再扩大一点说，“善”是让其能够成就自我并有益他者的东西。“恶”则反之。

时人谈到微型小说，有时呈现两个极端，曰“善”者认为，精粹凝练，具有高度的精炼性和浓缩性；曰“恶”者认为，单薄浅显，难以展现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