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前言

孔子为学的目的，在继承传统文化儒者的学术精神，儒家以内圣外王作学问的标榜，所以言学必然涉及致用，这是当然的事。《学而》一篇，是孔门弟子记载为学问的内圣道理；继之就是《为政》，是学以致用的外王道理。王就是用的意思。也可以说，《学而》篇是讲为学的道体，《为政》篇是讲学问的外用。

“为政”这一名词，不可以和近代所说的政治观念混为一谈。“政治”这一词的普遍应用，是外来文化的习惯，它包括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以及法治等学术，所以说政治是管理大众和国家的事。《为政》篇中所教示的道理，并不是这些治理与治术，如果一定要借用现代语来说，它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和原理的指示。

儒家以正己正人谓之政，以学问德行的教导和感化为中心，所以为政重在礼乐。己正人也正，所谓治理的治，便在其中矣。它是由一个人的完成，推而广之，至于立身处世；扩而充之，完成社会、国家、天下为一个大我的境界。所以无论内以立己持身，外以治国平天下，仍然只是一个人学问应用的完成。故说为政的意义，不同于近代所讲的政治这个观念。不过，它又是包括这些政治学上的原则，重在政教合一，只要神而明之，也都在其中了。这两种观念，极有分寸，必须首先理解它的界说，否则，视听混淆，便会发生障碍了。

关于西洋外来的政治思想、理论和制度，自有它学术上的价值。它有时站在纯粹学术和理论的观点上，发挥它的思想，甚至，可以完全离开人生和某一人群的实际经验，而大谈其政治。这与孔门所代表的儒者论为政，是大有出入的。这与儒者与孔门的论为政，更不可在此混为一谈，而且也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主题。

正己正人之德

《为政》篇的开始，首先提出孔子的“为政以德”的德字。什么叫作德呢？那是由学问的内养，而发于外用的善美的思想和言行，它不是治术方法的效用。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辰就是星，譬如北斗，是指天体星座的北斗星。照我们古代固有的天文星象来说，北斗星在北极垣，亦名紫微垣；在西洋天文学中，它是大熊星座的一部分。北斗一共由七颗星所组成，后面的四颗星叫作斗口或斗杓，前面三颗星叫作斗柄。因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太阳和地球的距离随时不同，所以地面上一年四季的气候，也就有不同的现象，这就是历象之学。时序季节的历象不同，斗柄所指的方向也就不同，整个天体星幕也随着变更。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东指，天下皆春。古代星象家认为，天上星群都随着北斗星而旋转，北斗永远有规律地在中天转动，好像在指挥着星群的运转，而它的本身，永远是恬静无为的。

所以孔子讲“为政以德”，教示王道的原则，并不重于治术和才能。换句话说，要讲为政之学，也只有至诚至善至美的德行，才是治道和治术的最高原则。所谓“居其所”，是指以德为政者，是处其所应处之本位上，以无为之道，静静地默然指挥四方，而四方都会导循其规律，环顾而拱卫它了。孔子用北斗的默默运转，而比喻为政以德的道理，就是指出君人南面之术的德业，还是要做到无为而治才对。所以后文他在《卫灵公》篇中，便说明君人南面之德了。他说：“知德者鲜矣”，“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什么才是德的内涵呢？孔门弟子便记载如下的一则话。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对于删定三百篇的《诗经》，主要的用心，在取诗道能和易性情，以及发挥性情的功效。性情不外乎思想，思想也可能变为极危险的，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说，诗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调和偏颇危险的邪思，使它纳于性情的正轨。为政以德而化治天下者，首先要有诗的境界，内使个人的性情思想，恬淡至于无欲无邪，然后才可化民成俗；外使天下人的性情思想，无偏颇无邪思，则是德的首要，也就是诚意而正心的主要德业。也可以说，为政以德，以领导人心而正思维为最主要的原则。这样，你便不会怀疑为什么把“诗三百”，生硬地插在《为政》篇的开端了。以正己正人为德业者，如果没有诗的境界，虽然甚善，到底是未甚美也。换句话说，就没有春风化雨般的调畅，只有秋气森严般的肃穆，其中的情景，就大有出入了。

因此才引出一则下文，就是孔子所说为政以德的至理名言。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刑、德、礼，是四种主要的名词。道字在此为动词，是领导的“导”字。他说，为政之道，如果只讲政治的政术，包括政治制度等等，而且只运用法律刑章来控制的话，人们也会找出政术刑律的漏洞，巧妙而无耻地避免刑责。要知道政治是外表，德业教化是中心；刑律是外表，礼乐是中心。以德业领导人们，以礼乐教化人们，自然人人知道自正自治，深恐自己的行为有惭王道。这样，自然有羞耻心，行为都纳于正轨，达到了太平。“格”，是至的意思。

下面一则，跟着引出孔子以身作则，论及学问德业修养体验的艰难，他深切地感觉到为德之难，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孔子的修养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一则话，是他说学问德业的修养，都以十年为期，同时也说明年龄和经验的可贵。他说自己十五岁便有志于学问。到了三十岁，才确立学问的方向。四十岁才对学问的宗旨没有疑惑。五十岁才知道天人之际的生命微妙。到了六十岁，才能融会顺逆的境界，耳闻目见，都可随顺于学问的境界里了。

为什么只说耳顺呢？大抵人总以亲眼所见，才能自信自肯，若是耳闻便知是非顺逆的，除非大智融通，否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所以谣言止于智者，确实并非易事，如果学问修养经验不到的人，大都容易受邪说谬论和外界宣传所蛊惑。孔子到了七十岁，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矩便是学问修养德业的准绳。

他说自己以五十年努力，才使学养德业至于精纯。人非生而圣者，谁能轻易一蹴而就！这便是孔子为学的精神，也是他谦虚的讲述，更是至德的榜样。孔门弟子所以把它放入《为政》篇中，就是指出德业有如此之难言，与“为政以德”互相比照，真是用心良苦，何尝是错摆了位置呢！后世学者岂可以得少为足，轻易而言德业！

全篇到这里是一转，下文便引出孔子所讲为政的几则机趣，像是孔子的机会教育，令人可做深思也。

什么是孝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这一则本来是讲孝道的文字，为什么放在这里？粗看起来，实在不合。如果加以体会，便大有道理了。孟懿子就是仲孙何忌，懿是谥号，他是鲁国的大夫，正是孔子君父之国的从政人物。他也要来问孔子孝道的德行，于是孔子便把握机会来说教了。他说，孝道不难，只要不违背事理，不违背父母的意思就对了。这说了岂不是等于不说！谁不知道这样便是孝呢？可是，不然！不然！须知儒者论孝，认为凡是担任国家领导的人，要以孝父母之心，大孝于天下才对。换言之，因为孟懿子是鲁国从政的人，所以孔子答复的意思是，只要你视天下人如父母，不违背天下人的心志，便是大孝。但是无法直截了当对他明说，所以只说了一句“无违”，要他自己去领略。

樊迟是孔门的弟子，名须。等到孟懿子走了，孔子出门，樊迟来驾车，他们师弟之间，便在路上闲话起来。他告诉樊迟说，刚才孟孙来问孝，我告诉他无违，你认为如何？樊迟听了，觉得很奇怪，这个意思是人人都知道的，还要你说吗？所以他转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殊不知此理三岁小儿也知道，也许百岁老人还做不到，所以孔子便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说的三句话有三个道理。第一，他要考验一下樊迟悟解的程度。第二，他要把此事说清楚一点，学问如大海之水，只看你自己的度量，能够取得多少算多少。你以此处天下，便是大孝；以此持一身，也是孝子。人生无论个人或人类，除了生和死，以及死后的追思以外，还有什么事可讲呢？所以你懂得养生送死而无憾，孝道自在其中矣。第三，他的意思还是取瑟而歌，指东说西，可惜孟懿子当时没有再问下去，恐怕他还没有弄清楚孔子所讲的用意，所以孔子后来和樊迟又一问一答地再说一番。接着引出下面更有机趣的话来了。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鲁大夫孟懿子的儿子，名仲孙彘，武是谥号。在当时，他们都有世袭的官位。那孟武伯，可说是一个道地的公子哥儿，他也向孔子问孝的道理。孔子答他的，和答他父亲的，话就不同了。孔子没有正面说出做儿子的应该如何对父母尽孝，只是说出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至情来启发他。他说，做父母的人，唯恐子女身心不健康，随时担忧子女们的疾病。换句话说，你看父母对子女这种慈爱，是多么伟大和真情啊！孝道便是反其道而报之的真情。你如果仰事父母，也同父母对子女的用心那样，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这个道理说穿了，本来是很明显的，孔子又为什么对他如此说呢？第一，他是观机施教，极善于使用机会教育。第二，凡是世家的公子哥儿们，大多会成为纨绔子弟，从来也不知民间的疾苦，可是他们的从政机会，又会比普通平民为多。所以他说这一段话，也是要他视天下之人如父母，待天下人之心如对子女，随时随地，以体恤民间的疾苦为念，才是真正的大孝。所以这一则话，就随其父子两人问孝，同时插入《为政》篇中了。

孝道本来是仰事父母，扩充其情，而至于国家天下，由此完成一个人的本分学问。以之处父母之间和处天下，是一事的两面。所以下面二则对弟子们教孝的话，也便插入《为政》篇中。

如何行孝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门的弟子，姓言名偃，吴人，少孔子四十五岁。他来问孝，孔子便说，现在讲孝道的啊，只知道能供养父母，使他们老年生活安定就好了。殊不知人生不只是为了生活，况且动物中如犬马，它们也天然地会活着，人们蓄养犬马，不是也只给它们生活吗？如果认为只要以安定生活，便尽了人的孝道，那和对待动物又有什么分别呢？人的尽孝，主要有个“敬”字，敬是性情真诚的表现，也就是人性的美德。如果缺乏了这种精神，不能使人自在安乐，那就根本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了。

下文跟着是孔门弟子子夏的问孝，孔子的启示，等于答子游所问的补充说明，也就是解释孝道中敬字的表现。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色”，就是表面的态度和颜色，人们当然也做到了孝父母，有事呢，子女便先做了，有好的酒食呢，也先奉献给父母吃了。可是在做的时候，那种态度和颜色，是苦苦咧咧，或者冷冰冰的，勉勉强强的，那就是“色难”，父母吃下去，也会不消化的。他说：“曾是以为孝乎？”是说，这样也叫作孝吗？扩而充之，人之所以为人，无论持身齐家或治国，学问修养达到诚敬的程度，固然很难，如态度和颜色，能做到“敬”字，也已经很不容易了。有许多人处事，待人接物，的确也诚心做好，可是当他在做的时候，那种态度和神气，实在使人受不了。以那种态度处事对人，纵然是做好事，他的后果也是很难堪的。所以这一则，也放在《为政》篇中，孔门弟子的用心，是很值得深思的。

全篇到此，下文便转了一个话题。

听其言 观其行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这一则，本来不是什么重要的大道理，只是孔子的自言自语，说他和得意弟子颜回（颜渊）谈话时，发现颜回的长处，就加以赞勉几句。为什么弟子们却把它放在《为政》篇中？那个作用就重大了。他与颜回讲话，讲学论道，每每讲一整天，看起来，颜回只是唯唯听命，并不违背他老师的话，好像很愚笨似的。等到颜回告退了，孔子省察考验他私下的言行，不但没有违反原来的态度和道理，而且还能够加以发挥。于是他说，颜回的确是不愚笨的啊！

我们可以说，像颜回这样的人和事，并不少啊！难道孔门其他的弟子，都不是如此的吗？那孔子就很可怜了，他的教学也是大大地失败了。其实，这一则的用意，并不只在于赞扬颜回，这是一则为人处世的大学问。以个人来说，当他在父母师长或长上的面前，很可能都是唯唯诺诺，“不违如愚”的，何以一退转来，在他的私下，就不是这样一回事了呢？以从政来说，大科长说了小科员，小科员只有唯唯诺诺，虽然心诽而口也不敢言。小科员私下就大骂其小工友了。小工友回家，就只有向其老婆儿女发发脾气的份儿。这都是人情之常，无足为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