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作者: 南怀瑾

前言

孔子为学的目的,在继承传统文化儒者的学术精神,儒家以内圣外王作学问的标榜,所以言学必然涉及致用,这是当然的事。《学而》一篇,是孔门弟子记载为学问的内圣道理;继之就是《为政》,是学以致用的外王道理。王就是用的意思。也可以说,《学而》篇是讲为学的道体,《为政》篇是讲学问的外用。

“为政”这一名词,不可以和近代所说的政治观念混为一谈。“政治”这一词的普遍应用,是外来文化的习惯,它包括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政治制度,以及法治等学术,所以说政治是管理大众和国家的事。《为政》篇中所教示的道理,并不是这些治理与治术,如果一定要借用现代语来说,它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哲学和原理的指示。

儒家以正己正人谓之政,以学问德行的教导和感化为中心,所以为政重在礼乐。己正人也正,所谓治理的治,便在其中矣。它是由一个人的完成,推而广之,至于立身处世;扩而充之,完成社会、国家、天下为一个大我的境界。所以无论内以立己持身,外以治国平天下,仍然只是一个人学问应用的完成。故说为政的意义,不同于近代所讲的政治这个观念。不过,它又是包括这些政治学上的原则,重在政教合一,只要神而明之,也都在其中了。这两种观念,极有分寸,必须首先理解它的界说,否则,视听混淆,便会发生障碍了。

关于西洋外来的政治思想、理论和制度,自有它学术上的价值。它有时站在纯粹学术和理论的观点上,发挥它的思想,甚至,可以完全离开人生和某一人群的实际经验,而大谈其政治。这与孔门所代表的儒者论为政,是大有出入的。这与儒者与孔门的论为政,更不可在此混为一谈,而且也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讲的主题。

正己正人之德

《为政》篇的开始,首先提出孔子的“为政以德”的德字。什么叫作德呢?那是由学问的内养,而发于外用的善美的思想和言行,它不是治术方法的效用。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辰就是星,譬如北斗,是指天体星座的北斗星。照我们古代固有的天文星象来说,北斗星在北极垣,亦名紫微垣;在西洋天文学中,它是大熊星座的一部分。北斗一共由七颗星所组成,后面的四颗星叫作斗口或斗杓,前面三颗星叫作斗柄。因为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太阳和地球的距离随时不同,所以地面上一年四季的气候,也就有不同的现象,这就是历象之学。时序季节的历象不同,斗柄所指的方向也就不同,整个天体星幕也随着变更。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东指,天下皆春。古代星象家认为,天上星群都随着北斗星而旋转,北斗永远有规律地在中天转动,好像在指挥着星群的运转,而它的本身,永远是恬静无为的。

所以孔子讲“为政以德”,教示王道的原则,并不重于治术和才能。换句话说,要讲为政之学,也只有至诚至善至美的德行,才是治道和治术的最高原则。所谓“居其所”,是指以德为政者,是处其所应处之本位上,以无为之道,静静地默然指挥四方,而四方都会导循其规律,环顾而拱卫它了。孔子用北斗的默默运转,而比喻为政以德的道理,就是指出君人南面之术的德业,还是要做到无为而治才对。所以后文他在《卫灵公》篇中,便说明君人南面之德了。他说:“知德者鲜矣”,“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什么才是德的内涵呢?孔门弟子便记载如下的一则话。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对于删定三百篇的《诗经》,主要的用心,在取诗道能和易性情,以及发挥性情的功效。性情不外乎思想,思想也可能变为极危险的,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就是这个道理。孔子说,诗的精神,一言以蔽之,是调和偏颇危险的邪思,使它纳于性情的正轨。为政以德而化治天下者,首先要有诗的境界,内使个人的性情思想,恬淡至于无欲无邪,然后才可化民成俗;外使天下人的性情思想,无偏颇无邪思,则是德的首要,也就是诚意而正心的主要德业。也可以说,为政以德,以领导人心而正思维为最主要的原则。这样,你便不会怀疑为什么把“诗三百”,生硬地插在《为政》篇的开端了。以正己正人为德业者,如果没有诗的境界,虽然甚善,到底是未甚美也。换句话说,就没有春风化雨般的调畅,只有秋气森严般的肃穆,其中的情景,就大有出入了。

因此才引出一则下文,就是孔子所说为政以德的至理名言。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政、刑、德、礼,是四种主要的名词。道字在此为动词,是领导的“导”字。他说,为政之道,如果只讲政治的政术,包括政治制度等等,而且只运用法律刑章来控制的话,人们也会找出政术刑律的漏洞,巧妙而无耻地避免刑责。要知道政治是外表,德业教化是中心;刑律是外表,礼乐是中心。以德业领导人们,以礼乐教化人们,自然人人知道自正自治,深恐自己的行为有惭王道。这样,自然有羞耻心,行为都纳于正轨,达到了太平。“格”,是至的意思。

下面一则,跟着引出孔子以身作则,论及学问德业修养体验的艰难,他深切地感觉到为德之难,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孔子的修养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这一则话,是他说学问德业的修养,都以十年为期,同时也说明年龄和经验的可贵。他说自己十五岁便有志于学问。到了三十岁,才确立学问的方向。四十岁才对学问的宗旨没有疑惑。五十岁才知道天人之际的生命微妙。到了六十岁,才能融会顺逆的境界,耳闻目见,都可随顺于学问的境界里了。

为什么只说耳顺呢?大抵人总以亲眼所见,才能自信自肯,若是耳闻便知是非顺逆的,除非大智融通,否则实在是不容易的事。所以谣言止于智者,确实并非易事,如果学问修养经验不到的人,大都容易受邪说谬论和外界宣传所蛊惑。孔子到了七十岁,才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矩便是学问修养德业的准绳。

他说自己以五十年努力,才使学养德业至于精纯。人非生而圣者,谁能轻易一蹴而就!这便是孔子为学的精神,也是他谦虚的讲述,更是至德的榜样。孔门弟子所以把它放入《为政》篇中,就是指出德业有如此之难言,与“为政以德”互相比照,真是用心良苦,何尝是错摆了位置呢!后世学者岂可以得少为足,轻易而言德业!

全篇到这里是一转,下文便引出孔子所讲为政的几则机趣,像是孔子的机会教育,令人可做深思也。

什么是孝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这一则本来是讲孝道的文字,为什么放在这里?粗看起来,实在不合。如果加以体会,便大有道理了。孟懿子就是仲孙何忌,懿是谥号,他是鲁国的大夫,正是孔子君父之国的从政人物。他也要来问孔子孝道的德行,于是孔子便把握机会来说教了。他说,孝道不难,只要不违背事理,不违背父母的意思就对了。这说了岂不是等于不说!谁不知道这样便是孝呢?可是,不然!不然!须知儒者论孝,认为凡是担任国家领导的人,要以孝父母之心,大孝于天下才对。换言之,因为孟懿子是鲁国从政的人,所以孔子答复的意思是,只要你视天下人如父母,不违背天下人的心志,便是大孝。但是无法直截了当对他明说,所以只说了一句“无违”,要他自己去领略。

樊迟是孔门的弟子,名须。等到孟懿子走了,孔子出门,樊迟来驾车,他们师弟之间,便在路上闲话起来。他告诉樊迟说,刚才孟孙来问孝,我告诉他无违,你认为如何?樊迟听了,觉得很奇怪,这个意思是人人都知道的,还要你说吗?所以他转问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呢?殊不知此理三岁小儿也知道,也许百岁老人还做不到,所以孔子便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孔子说的三句话有三个道理。第一,他要考验一下樊迟悟解的程度。第二,他要把此事说清楚一点,学问如大海之水,只看你自己的度量,能够取得多少算多少。你以此处天下,便是大孝;以此持一身,也是孝子。人生无论个人或人类,除了生和死,以及死后的追思以外,还有什么事可讲呢?所以你懂得养生送死而无憾,孝道自在其中矣。第三,他的意思还是取瑟而歌,指东说西,可惜孟懿子当时没有再问下去,恐怕他还没有弄清楚孔子所讲的用意,所以孔子后来和樊迟又一问一答地再说一番。接着引出下面更有机趣的话来了。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鲁大夫孟懿子的儿子,名仲孙彘,武是谥号。在当时,他们都有世袭的官位。那孟武伯,可说是一个道地的公子哥儿,他也向孔子问孝的道理。孔子答他的,和答他父亲的,话就不同了。孔子没有正面说出做儿子的应该如何对父母尽孝,只是说出父母对子女的慈爱之至情来启发他。他说,做父母的人,唯恐子女身心不健康,随时担忧子女们的疾病。换句话说,你看父母对子女这种慈爱,是多么伟大和真情啊!孝道便是反其道而报之的真情。你如果仰事父母,也同父母对子女的用心那样,那还有什么话说呢?

这个道理说穿了,本来是很明显的,孔子又为什么对他如此说呢?第一,他是观机施教,极善于使用机会教育。第二,凡是世家的公子哥儿们,大多会成为纨绔子弟,从来也不知民间的疾苦,可是他们的从政机会,又会比普通平民为多。所以他说这一段话,也是要他视天下之人如父母,待天下人之心如对子女,随时随地,以体恤民间的疾苦为念,才是真正的大孝。所以这一则话,就随其父子两人问孝,同时插入《为政》篇中了。

孝道本来是仰事父母,扩充其情,而至于国家天下,由此完成一个人的本分学问。以之处父母之间和处天下,是一事的两面。所以下面二则对弟子们教孝的话,也便插入《为政》篇中。

如何行孝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门的弟子,姓言名偃,吴人,少孔子四十五岁。他来问孝,孔子便说,现在讲孝道的啊,只知道能供养父母,使他们老年生活安定就好了。殊不知人生不只是为了生活,况且动物中如犬马,它们也天然地会活着,人们蓄养犬马,不是也只给它们生活吗?如果认为只要以安定生活,便尽了人的孝道,那和对待动物又有什么分别呢?人的尽孝,主要有个“敬”字,敬是性情真诚的表现,也就是人性的美德。如果缺乏了这种精神,不能使人自在安乐,那就根本不知道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了。

下文跟着是孔门弟子子夏的问孝,孔子的启示,等于答子游所问的补充说明,也就是解释孝道中敬字的表现。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色”,就是表面的态度和颜色,人们当然也做到了孝父母,有事呢,子女便先做了,有好的酒食呢,也先奉献给父母吃了。可是在做的时候,那种态度和颜色,是苦苦咧咧,或者冷冰冰的,勉勉强强的,那就是“色难”,父母吃下去,也会不消化的。他说:“曾是以为孝乎?”是说,这样也叫作孝吗?扩而充之,人之所以为人,无论持身齐家或治国,学问修养达到诚敬的程度,固然很难,如态度和颜色,能做到“敬”字,也已经很不容易了。有许多人处事,待人接物,的确也诚心做好,可是当他在做的时候,那种态度和神气,实在使人受不了。以那种态度处事对人,纵然是做好事,他的后果也是很难堪的。所以这一则,也放在《为政》篇中,孔门弟子的用心,是很值得深思的。

全篇到此,下文便转了一个话题。

听其言 观其行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这一则,本来不是什么重要的大道理,只是孔子的自言自语,说他和得意弟子颜回(颜渊)谈话时,发现颜回的长处,就加以赞勉几句。为什么弟子们却把它放在《为政》篇中?那个作用就重大了。他与颜回讲话,讲学论道,每每讲一整天,看起来,颜回只是唯唯听命,并不违背他老师的话,好像很愚笨似的。等到颜回告退了,孔子省察考验他私下的言行,不但没有违反原来的态度和道理,而且还能够加以发挥。于是他说,颜回的确是不愚笨的啊!

我们可以说,像颜回这样的人和事,并不少啊!难道孔门其他的弟子,都不是如此的吗?那孔子就很可怜了,他的教学也是大大地失败了。其实,这一则的用意,并不只在于赞扬颜回,这是一则为人处世的大学问。以个人来说,当他在父母师长或长上的面前,很可能都是唯唯诺诺,“不违如愚”的,何以一退转来,在他的私下,就不是这样一回事了呢?以从政来说,大科长说了小科员,小科员只有唯唯诺诺,虽然心诽而口也不敢言。小科员私下就大骂其小工友了。小工友回家,就只有向其老婆儿女发发脾气的份儿。这都是人情之常,无足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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