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他的弟子们

前言

上面《为政》篇中，在子张问“十世可知也”的一则里，已经讲到孔子为学为政的精神，是继承历史传统文化的学问。由先王三代之治以至于周，所能保持传统文化精神的文献，唯有《诗》《书》《易》《礼》《乐》等几种资料，以及周代因袭殷汤以后，礼与乐的教化所形成的社会风俗和一般风气而已。每当时代的兴衰，必定先有社会风气的转变，渐使风俗败坏，至于不可收拾。一叶黄落，便知秋之将至，所以智者每每见到风气的机先，就有无穷的隐忧了。

宋代大儒邵康节所谓“国尚夷服者，其国必亡于夷。天下将治，地气自北而南；天下将乱，地气自南而北。国人尚大袖，其国疆土日拓；国人尚窄袖，其国疆土日削；国尚红绿，其国必将大乱”，这种先见之明，并非由神秘的先知，实在是根据文化风气的转变，便可断定未来的局面了。凡是儒者，无论为学为政，必须留心至此，才是学问之道。这些道理，无智者闻之，必大笑而走，正如老子所谓“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了。

孔门弟子，记载孔子的语义，继《为政》篇之后，就是《八佾》，是由礼俗风气的开始，引出了孔子与弟子间一大篇有关礼乐的文章。粗读起来，不但非常乏味，而且也令人感觉孔子似乎异乎寻常地迂腐和固执，并且又念念不忘于王道，仍然希望天下诸侯以尊周为务，难怪其凄凄惶惶，无所用于当世了。其实，周室应不应该值得尊奉，在孔子的学术来说，那还是次要的问题，他之所以尊周，其意在于行王道，以之传承历史的传统文化，致天下于太平，这才是他的愿望。至于区区的“八佾”和“雍彻”，那不过是先秋风而落的一两片黄叶而已，当然不是非要保留不可。这种观念和思想，先要分得清楚，然后才可以讲礼乐的大机大用了。

天下将乱 风气为先

八佾是古代一种礼乐，庄严美妙的舞蹈，舞列一共八排，每排八人为一列，而且是属于天子国君的礼舞。本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孔子君父之国的鲁国，有一个大夫季桓子，就在自己家里，也舞起八佾来了，可见那种虚荣和奢靡的风气，以及破坏制度和反常的趋向，渐渐已经趋于表面化了。天下将乱，必有风气为之先，所以孔子便发出无穷的感叹，对当时士大夫知识分子们的行为，认为是忍无可忍的坏事了。试想，以孔子的为人和学养，何至于对一种无关国家大计的舞蹈生那么大的气呢？实因看到不良的风气已经开端，所以他的弟子们便秉笔直书，把它记载下来了。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这里这个“忍”字，也可说是孔子对季氏的不满。他说，这些士大夫阶级的知识分子们，也忍心这样去做，那还用说，还有什么事他们不忍心去做呢？

飓风起于萍末，风气果然厉害，一旦开始，便难以阻止，所以孔门弟子在本篇中第二则的记载便跟着说，当时礼乐的风气，也渐渐没有秩序而乱来了。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这里所说的三家，是当时鲁国政治上的三大重要人物，所谓仲孙、叔孙、季孙这三家。《雍》，是天子行大礼时所唱的歌章。“彻”，是一个动词。当天子祭祀完毕的时候，就要歌唱《雍》章了，所以合起来便叫作《雍》彻。这三家不过是诸侯之国政治上的三大重要人物，可是他们竟随随便便在高兴的时候，就唱起帝王所用的《雍》章来了。所以孔子便引用《雍》诗里的话说，“相维辟公”，当天子祭祀的时候，站在旁边相助祭祀的，都是列国的诸侯。“辟公”，便是诸侯。“天子穆穆”是说，那个时候，天子的态度，是很庄严肃穆的。可是现在一个大夫之官的私家，也用起这些礼乐来了。于是孔子便说：“奚取于三家之堂？”他说，不知道这三家，是什么道理才会这样做的？孔子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他本来也知道这三家并没有什么道理，只是社会的风气已经开始大乱了。这三家有权、有位又有势，就带头早点搅乱社会风气而已。你如问他三家本人，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于是孔子于后来的岁月中，不得不着手写《春秋》，以寓褒贬之意于历史文化之中了。

下文跟着的一则，便记载孔子当时感叹传统文化精神的礼乐，已经衰败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

礼的基本原则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由这一则，你可以看出，孔子虽然对文化精神的礼乐，发出无穷的感叹，但是他仍然认为那是教化的失败。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学问没有完成，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传统文化精神的仁心仁术，所以他的根本已经没有了，还说什么礼与乐呢？综合以上的三则，便是全篇开宗明义的点题，以下都由此而来，便可以了解全篇都是一以贯之的精神，所以下文便引出林放问礼之本的话了。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林放，鲁国人。他看见孔子经常为礼乐的衰亡而感叹，所以便问孔子，礼的根本是什么？这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个大问题，不但林放要问，恐怕别人也都想问。大家都知道传统文化中很注重礼，我国历来都自称是礼义之邦。这个礼究竟又是讲的什么呢？你如果认为待人接物哈腰作揖、满脸堆笑便是礼了，那真是不知礼之本啊！孔子传承历史文化，删定礼的部分，留传下来的有三礼，就是《周礼》《仪礼》《礼记》，通常都叫作《礼记》。

这三种书的内容，包括了历史传统文化的精神。例如正心诚意、学问修养、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风俗、习惯法、伦理、心理卫生、生理卫生，等等，无一不包。当然那是古典书籍，并不像现代人那些什么概论、什么历史那样的有系统、有条理。但是从那一时代和传统的观念看来，也不能说它是完全不科学的，只是不合于现代的科学分类方法而已。你站在现代的立场，一开口，便把传统文化思想说得这样不科学，那样不科学，那你才是真正没有科学头脑呢！为什么呢？因为你忘记了产生科学最主要的时间和空间。

例如现代流传的《大学》《中庸》，以及《礼运·大同篇》的思想，也只是《礼记》的一部分，你就可想而知它的内容了。可是这些等等，都还只算是传统文化中“礼”的部分，那是属于礼仪之礼。换句话说，上至哲学和政治，下至社会制度和个人礼貌，都只是礼的应用。那么，礼之本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最高境界，所谓天人之际、天人合一、形而上和形而下共通的体用认识，也就是我们列祖列宗文化精神的基本所在。《礼记·檀弓篇》所谓“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的境界，包括了宗教，而又超越宗教，完成人本位以合天人的造诣。

所以当林放问礼之本，孔子便说：“大哉问！”这是说，你这个题目问得太博大精深了！他觉得林放的程度，是不能理解到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的，于是只好转而拿礼仪的最相近、最基本的应用，姑且回答他的所问。他说，一切礼仪的基本原则，与其太过于奢华，毋宁简单朴实的好。丧礼，与其外表虚华，毋宁是忧戚的好。在这中间，无形中说明了礼中最重要的“敬”字。总之，待人接物，或对人处事，宁可在在处处，随时谨慎，敬以从事，也就近于礼了。因此，孔门弟子跟着便记载一则孔子对文化精神重视的话。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我们的古代历史习惯，对北方与东西边区文化落后的民族，就叫作夷狄。他说，那些文化落后或历史浅薄的民族，也有他们自己的文物、衣冠和制度，也有领袖君主。可是他们缺乏历史文化的精神，虽然也有君主统治着人民，但还不如夏禹的王朝，虽然已经亡了王位和国土，可是他的文化精神，还是永远垂照千秋万代的啊！由这里知道，孔子对历史传统文化精神重视的程度。换句话说，我们的国家体制，尽管可以随时变动，但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万万不能让它灭亡。因为那是我们列祖列宗传统的精神，是炎黄子孙应该坚定建立的志向。

全篇到这里，突然转了一个题目，还是归结到开始所讲的，孔子非常担忧社会风气的衰坏。

拜神和迷信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这里所讲的季氏，可能就是所讲“三家者以《雍》彻”的季氏。泰山在山东境内，就在当时的鲁国区域，历代都把它作为祭祀上帝神祇的圣区，由帝王代表全国人民去封禅祭祀。“旅”，是行旅去祭祀。冉有是孔门弟子，名求，那时正任季氏的家臣。季氏忽然也想仿照帝王的做法，到泰山去祭祀一番，一方面，想求上帝的保佑；一方面，也想过一过帝王风光的瘾。孔子知道了，便对冉有说，你难道不能拯救他，矫正他的狂妄思想吗？冉有说：我没有法子劝他。孔子便说：唉！那还有什么话说呢！你要知道，泰山如果有神，那个泰山的神，难道还不如林放吗？岂有不知道礼的根本？！

换句话说：如果泰山有神，那个神是不会受贿的，岂肯因为你的非礼去祭祀他，他就降福给你！一个泥土堆成的泰山，它本来就不知不觉，无须你去祭它。偏有一个季氏，一定想去祭它。一个本无所求，一个要去求祭，这种事有什么关系？可是孔子一定要把它当一回大事，发出无穷的感叹！是为的什么呢？他既不为泰山，也不为季氏，更不是为了祭祀，叹只叹文化精神的衰落，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了，所以他为之感慨无穷。由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儒家的精神，可以明白宗教的信仰和迷信的拜神，究竟的价值如何了。此中有深意，欲辩已忘言，唯在学者的好学博闻、慎思明辨了。

在这里，忽然又加入两则孔子说礼的应用和礼的根本精神，说明礼和人类社会文明的基本。

礼的应用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这是说，在君子的境界和胸襟里，根本就没有斗争的必然性存在。即使像射击比试吧，本来是一件争强好胜的事，可是在比试的规矩上，还一定要彼此互相行礼，然后才登场比试。等到比试完了呢？胜负的双方，彼此都要放弃胜负的观念，人还是人，朋友还是朋友，双方又互相饮酒一杯，以释前嫌。这种规矩和精神，是说明人的文化社会，即使如争斗一类的事，结果仍须彼此保留君子的风度。换句话说，这便是人性善良的表现，所以世界人类，在战争的先后，都自然而然形成一种公法，例如战胜者对于俘虏的优待，以及战犯的定刑，都必须要有一合理的审判。这便是人类的文明，是人性发出礼的应用和表示。

孔子说了一则关于斗争时礼的精神，却引出了子夏的一则反问，也显见他们师徒之间讲学论道轻松的作风。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夏听了孔子虎虎有生气地讲论礼的精神，他便很轻松地引用几句香艳的古诗来问说，那诗上的意思，已经说巧笑便很好了，而在巧笑中，还要加点“倩兮”。“倩”，便是若有情、若无情的撒娇神态。说“美目”已经很好了，而在美目之间，还要加点“盼兮”。“盼”，是以目传情的注视。“素以为绚兮”呢？“素”，本来是一点没有经过点染的白净底子。“绚”呢？便是加上去的多彩多姿的绚烂花色。子夏问，这三句连起来的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这是说，有了这些多彩多姿的表示，才显出洁白素净的平淡可贵了。子夏听了孔子的解释，便由这个譬喻来推理，就说，那么，礼的基本精神的境界，难道反而在人为的生活礼仪之后吗？换句话说，礼的应用所产生的礼仪和礼貌，都是后天人为的规范；而礼的先天根本精神，只是如天地之心那样无思无为，是简朴的、清洁的。

如果照孔子解释这几句诗的次序含义来说，因为人为的多彩多姿，才显出先天的素净洁白，那在理论上说，礼的精神应该在生活的作用之后了。所以孔子听了，便叫着子夏的名字说，商啊！你这样一提起，确实启发了我的思想，你这才真正有了可以谈《诗》的意境，懂得《诗》的作用了。孔子究竟说错次序没有，那是另一问题。子夏听了他老师的说法，的确懂得了另一问题，这是事实。孔子奖励他，说他启发了老师的思想，这正是孔子伟大的地方，显现了教学相长的一番风格。这也就是礼的一种运用，使人与人之间轻松而和谐。

这一则之后，接着记载一则讨论历史文化的文章。全篇至此，又嵌入另一问题，以显示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这一则当中，涉及孔子对历史文化研究的看法，以及治学注重考据和对考证的态度。他说，关于夏禹时代的礼乐文化，我是能够讲的。至于当时列国中的杞国，虽然是夏代的后裔，但是他们已经缺乏夏代的文化实质精神了，所以就没法从杞国的文化里，再进一步求得足以征信的证明。殷汤时代的礼乐文化，我也是能够讲的，当时列国中的宋国，虽然是殷代的后裔，但是他们也已经缺乏殷代的文化实质精神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从宋国的文化里，进一步求得足以征信的证明。为什么呢？因为足以征信的文献资料，已经不足以考据了；如果文献资料充足，当然可以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