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览九篇

第1篇

海明威：在美好的写作中度过青春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个不固定的圣节。”海明威在1950年致友人的信中深情地写道。海明威有理由对巴黎这座世界著名的艺术之都念念不忘，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最为宝贵的5年，他在这里开始艰苦的写作生涯，与第一任妻子在贫穷的日子里相濡以沫，得到许多知名作家和诗人的帮助，并最终写出《大双心河》、《太阳照常升起》等一批优秀的小说，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为今后持续不断地写出好作品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巴黎永远是值得你去的，不管你带给了她什么，你总会得到回报。”缘于此，海明威在晚年身心遭受严重摧残的情况下，毅然于1957年执笔记下这段“我们还十分贫穷但也十分幸福的”早年时代在巴黎的生活，也算是对巴黎这座城市的回报吧。由于这段时光十分美好，海明威写得非常耐心细致，简直称得上精雕细刻，花了三年时间才写出这本将近13万字的小书—《不固定的圣节》（又译《流动的盛宴》，海明威著，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版），这本可称得上准小说的回忆录蕴含着许多意味深长的哲理和妙趣横生的轶事，既可以当作有志于写作的青年的“写作指南”，也可以当作小资们从中品味独特的恋爱、交友和工作之道的“人生指南”。

和蔼可亲的名人们

读着这些隽永如诗的文字，你会有一种清凉的山溪流过心田的感觉，埃兹拉·庞德、托·斯·艾略特、乔伊斯以及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这些名重一时的诗人作家们一一来到你的眼前，他们没有所谓的名人的那种高不可攀、故作神秘和装腔作势的架子，而是亲切得一如你的密友，你可以欣赏到他们极为生动的一面，这是海明威的功劳，他的生花妙笔写出了这些名人们“人”的一面，正因为他们具有这么多可爱的人性的光辉，他们才能在艺术上取得如此高的造诣。

埃兹拉·庞德的热心肠是圈内闻名的：“他愿意帮助任何人，不论是否信任他们，只要他们处境困难。”后来以《荒原》一诗闻名于世的托·斯·艾略特当时在伦敦一家银行工作，没有足够的时间而“只能在不适当的时候发挥一个诗人的作用”，庞德很为他着急，他建议大家都来多少捐一点钱，把艾略特从那家银行中解脱出来，使艾略特有了钱，可以专心写诗，充分发挥他的才华；而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连心高气傲的海明威都由衷佩服的作品的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却只能用“手忙脚乱”来形容。他缺乏应对复杂变化的能力，又不知自我约束嗜酒如命，更倒霉的是摊上一位美丽但爱慕虚荣最后精神错乱的妻子，成为不幸的短命作家。他把精神错乱的妻子的话当真，认为自己不能博得女人欢心是因为“尺寸”问题，并请海明威帮他验证一下。可能正因为他的这种天真精神，让他的作品变得敏锐而深刻。

相濡以沫的妻子

更加神奇的是，你可以读到海明威本人与第一任妻子那种患难见真情的经历。海明威一生结了四次婚，难免给人“好色之徒”的印象，后面三位妻子都是在他成名之后找的，她们多多少少有些“坐享其成”的味道，这一点，聪明过人的海明威心知肚明。也因此，他对第一任妻子的依依不舍没齿难忘是不难理解的：他在有生之年写成并经他亲自修改的最后这部作品—《不固定的圣节》里，浓墨重彩地写了这位妻子，写了她的美貌、她的贤惠、她的坚强、她的智慧、她的安贫乐道，可以说，没有她的善解人意和默默奉献，海明威的成名有可能要推后很多年，也有可能永远成不了名。那时候，海明威一文不名，第一任妻子哈德莉·里查森爱他只能是爱他这个人本身，而不是其身外之物，这样的爱纯粹而真挚。也因此，当年与哈德莉分手时，为答谢他们共同奋斗的生活，他把成名作《太阳照常升起》题赠给哈德莉并表示该书的版税亦归于她。

回忆录的结尾有这么令人百感交集的一段：“等火车终于在一堆堆原木旁驶进车站时我又见到了我的妻子，她站在铁轨边，我想我情愿死去也不愿除了她去爱任何别的人。她正在微笑，阳光照在她被白雪和阳光晒黑的脸上，她体态美丽，她的头发在阳光下显得红中透着金黄色，那是整个冬天长成的，长得不成体统，却很美观。……”如果你从本书的开头读到这里，我相信你会有流泪的冲动，因为，在这次见面之后不久，这对相濡以沫的夫妻就各奔东西了。

极富启发的写作观

对于有志于写作的青年来说，海明威在这本书里对写作的种种见解极富启发作用。

“写作几乎能治疗一切。”海明威说。普鲁斯特有过类似的看法—“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写作能让人变得高尚，变得富有同情心，变得对生活充满希望，变得心胸开阔精神愉快，总而言之，写作能够让人生变得美好。只有先树立这个信念，你才能热爱写作，永不放弃。

“在巴黎，不管你是多么穷，你总有时间可以读书，就像拥有了一个给予你的大宝库。”海明威说。我们都知道海明威是一个以写自己经历闻名的作家，以致我们大家都有错觉，海明威是因为生活阅历丰富才得以挥写自如。而海明威却承认，自己是一个勤奋的读者，他读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大部分作品，从他对这些前辈作家精准的评价上看，他在阅读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文化是有传承的，不读书的作家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

当然，对于一个有志于细水长流不懈写作的人来说，还有一点无比重要，“必须经常锻炼锻炼身体”，壮如蛮牛的海明威微笑着说。路遥等人当年要是读到这句话就好了。

第2篇

《佩德罗·巴拉莫》：马尔克斯能够倒背如流的小说

一、《百年孤独》的“母亲”

在接受记者路易斯·苏亚雷斯的采访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人人都大加指责胡安·鲁尔福只写了一部《佩德罗·巴拉莫》。每当有人问他何时出另一部作品，他总感到恼火。这样对他是不对的。首先，我认为鲁尔福的短篇小说跟他的长篇小说《佩德罗·巴拉莫》一样重要。我再说一遍，这部小说，如果不是最优秀的、不是最长的、不是最重要的，但的确是用西班牙语写的小说中最美丽的。我从没有问过某位作家为什么不再写了。但是对待胡安·鲁尔福，我的态度还要谨慎得多。倘若我写了《佩德罗·巴拉莫》，我一生就会无忧无虑，永远不再写作了。”（见《两百年的孤独》，第122页，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在与埃马努埃尔·卡瓦略交谈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再次强调说：“我喜欢我的作品，但是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因此我能够背诵的，却不是我写的，而是胡安·鲁尔福写的《佩德罗·巴拉莫》。”（见《两百年的孤独》，第255页，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1961年7月2日，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墨西哥工作。这一年，他32岁，已是个“暗暗地出版了五本书（注：其中包括《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恶时辰》和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妈妈的葬礼》等）的真正的作家了”。但他觉得此时的自己钻进一条死胡同，到处寻找钻出来的裂缝。他不认为自己已经山穷水尽，而是相反：还有许多作品等待他去写。只是他肚子里没有写这些书的令人信服的、富有诗意的方法。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的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提着一捆书大步地爬上六层楼，来到他家。他从那捆书中抽出一本又小又薄的书，大笑着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看看这本东西吧，有你学的！”

那本书就是《佩德罗·巴拉莫》。

那天夜里，加西亚·马尔克斯读完了第二遍才躺下睡觉，他体验到十年前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时同样的激动。多年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自豪地说：“我能够背诵全书（指《佩德罗·巴拉莫》），且能倒背，不出大错。并且我还能说出每个故事在我读的那本书的哪一页上，没有一个人物的任何特点我不熟悉。”（见《两百年的孤独》，第158页，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找到“钻出来的裂缝”：他找到了为继续写他的书而需要寻找的道路了。中国作家余华分析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阅读成为了另一支笔，不断复写着，也不断续写着《佩德罗·巴拉莫》。不过，他没有写在纸上，而是写在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之河。然后他换了一支笔，以完全独立的方式写下了《百年孤独》，这一次他写在了纸上。”（见《我能否相信自己》，第82页至第83页，余华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许多年以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回忆胡安·鲁尔福时，仍然深情地说：“我又读了一遍胡安·鲁尔福的作品，并且像第一次阅读时那样感到无比惊讶。他的作品不过三百页，但是它几乎和我们知道的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一样浩瀚，我相信也会一样经久不衰。”（见《两百年的孤独》，第161页，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用胡安·鲁尔福的话说，《佩德罗·巴拉莫》讲述的是一个村庄的故事：一个死亡的村庄，所有的村民都死了，包括故事的叙述者。在街道和田野上走的全是幽灵，回声可以不受限制地在时间和空间里流动。用中国翻译家的话说，《佩德罗·巴拉莫》描写大庄园主巴拉莫为非作歹、被儿杀死的一生。作品打破时空限制，把不同时间、地点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件放在一个画面上来表现，充分运用对话、独白、回忆、私语、暗示、梦幻等手段，全面充满魔幻神奇气氛，被称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流派的奠基石。

1954年5月，胡安·鲁尔福买了一个学生用的笔记本，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31年后，他回忆道：“小说已经在我的头脑里构思了许多年，我终于觉得为这本思考了很久的书找到了笔调和气氛。但是我仍然不知道我创作《佩德罗·巴拉莫》的直觉到底是哪里来的。就仿佛有人对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便立刻在绿色和蓝色的纸头上记下来。在‘古德里奇’公司广告部下班后回到家里，我马上把记下来的东西抄在笔记本上。我用手写，使用的是绿墨水和谢弗斯牌自来水笔。每次我都留下一个抄了一半的段落，这样我就可以为明天留下一块未熄的木炭，或者为明天准备一条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线索。从1954年4月至8月，在4个月的时间里，我积累了三百页。我一面用打字机誊抄原稿，一面随即把誊完的手稿销毁。后来我又誊抄了三遍，等于把那三百页压缩了一半。我取掉了一切枝蔓，省略了作者的全部插话。阿纳尔多·奥菲拉催我交稿。我诚惶诚恐，犹豫不决。在‘作家中心’的课堂上，阿雷奥拉、丘马塞罗、塞德夫和希娄对我说：‘你写得很好。’米格尔·瓜尔迪亚在我的手稿中只看到一大堆互不相干的场景。里卡多·加里拜一向感情冲动，敲着桌子坚持说我的书稿简直是一堆垃圾。”（见《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拉美卷》，第69页，朱景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

小说的手稿曾先后取题为《窃窃私语》《月旁的一颗星》。最后，胡安·鲁尔福把手稿交给了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会”，定名为《佩德罗·巴拉莫》。1955年3月，这本书出版了，印数为2000册。批评的声音压过表扬的声音。在《大学杂志》上，阿利·丘马塞罗本人写文章评论说，《佩德罗·巴拉莫》缺乏一个所有场景聚集的核心。胡安·鲁尔福认为这样说是不公正的，因为他注重的首先是结构。他对他的亲密朋友阿利说：“你是基金会出版部的主任，却写文章说这本书不好。”阿利回答说：“你不必担心，无论如何，书是卖不掉的。”果然不错：花了4年工夫卖掉了1500册。剩下的做了处理：谁要，就送给谁。

两年之后，《佩德罗·巴拉莫》的德文译本出现了，然后是英文译本、法文译本、荷兰文译本……30年后，胡安·鲁尔福惊讶地发现，《佩德罗·巴拉莫》甚至被译成了土耳其文、希腊文、中文和乌克兰文，1993年9月，据《佩德罗·巴拉莫》的中文译者屠孟超统计，该书被译成近60种文字。对此，加西亚·马尔克斯客观地总结道：“胡安·鲁尔福和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家的情况相反，是一位受读者广泛阅读的作家，而不是受人们广为谈论的作家。”（见《两百年的孤独》，第156页，加西亚·马尔克斯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

关于写作缘起，胡安·鲁尔福坦承：“《佩德罗·巴拉莫》来自一个形象，是对一个理想的追寻：她叫苏莎娜·圣胡安。苏莎娜·圣胡安从来也不存在：是根据一个小姑娘想象的。我13岁的时候见过她一面，她从来不知此事。在我的一生中我们再也没有重逢。”（见《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拉美卷》，第70页，朱景冬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