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作嫁”与求浆得酒

《台港文学选刊》（下称“选刊”）创办40年了，就像我的家人从诞生到如今40岁了！在这许多岁月里，我伴随她走过了30个春秋。其间有些曲折，有些汗水，甚至有些血泪，但回想起来，更多是收获，是喜悦，甚至取得了可以自我肯定的生命价值。

一

最令人快乐的，自然是拿到每一期尚散发着纸香和油墨香的新刊之时；虽然在编辑刊物期间，当期内容在付梓之前几乎每个字都读过了，但我依然会为此略略陶醉。直至看到当期刊出的“读者广场”“选刊之友”等栏目上热心读者对本刊，尤其是对其中作品的品评，那种被探视到个中三昧的解读，不能不令我心欣慰。许多读者堪称高明，其对作品的文本和对作品的编排，高屋建瓴、洞隐发微的水平甚至不逊色于我这样的专业读者，其中褒贬誉损，都不失为一面镜子、一块试金石。

如“选刊”于1988年第3期选载了香港名作家徐的小说《鸟语》。当时有鉴于文化市场次文化现象兴起，文化消费普遍带有猎奇心理的社会现实，为了吸引读者对严肃文学投以一瞥，同时便于编排这期刊的内容，遂在一些小说作品前，冠以某种定语来吸引读者，徐的这篇小说就被标志为“浪漫志异小说”。北京读者吴戈寄来他写的短评（刊于1990年第2期），称：“不，小说不是志异，却显出有哲理命意的玄妙和诡奇；小说绝不浪漫，而弥漫着人生双重欲求的逆悖趋态带来的苦恼、懊丧和感伤。”作者还只是一名青年学生，所议却甚得我心。

自创刊至2005年，“选刊”收到的读者来信来稿不计其数。如北京读者祝勇就给“选刊之友”写了多篇短文，其中一篇题为《牵手走远路》（刊于1994年第10期），他写道：“我把《台港文学选刊》视为红颜知己，是因为她同时具有了女性的清越、端丽、雍容、洒脱，没有拒人千里的冷傲，总是那么楚楚动人，并拥有丰富的智慧、无尽的才华和深厚的底蕴。”这当然说的是《台港文学选刊》的纯文学时期。刊物与读者如此这般的关系，使得《台港文学选刊》的期发行量一度达到了四十多万份，可谓洛阳纸贵，风行一时。

而随着网络兴起，读者市场的分化，纯文学的式微，“选刊”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有所调整，朝向仍有广阔市场的小品文刊物去“分一杯羹”，却也不愿媚俗地向低级庸俗的“地摊读物”靠拢，而是努力考察当下时代人心、人性的走向，旨在以人们较能接受的台港海外作家的小品文（包括小散文、小小说等），去满足阅读需求，建设美好心灵。于是从一刊两面读，到全面的小品文办刊路线，其间自然失去了一大部分爱好纯文学的读者。作为刊物的编者，自然心有戚戚，因此期待这一份台港文学的小品文刊物能让新老读者发现其中的甘苦用心，从而重新被赏识。当“读者广场”等来对改刊后“选刊”的评价时，精心编刊的同仁无不欣喜！如2008年第1期发刊后，我们收到了四川读者杨安强的评刊短文《洗涤心灵的露珠—读〈台港文学选刊〉2008年第1期》，他写道：“读着那一篇篇……/它们短小，但精致。一个灵光的闪现，一件小事的记叙，或是抖一下记忆的包裹，看蜻蜓的尾翅在湖面上轻掠而过……从细微处见精神，于善良的内心抒发至情至性的人生。启迪心智，袒露心声，抚慰心灵，憧憬光明……”所写几乎是在为编者代言，这使得同仁们在办刊的纠结、竞争的压力、周遭的异样眼光中，恰如得到意外的奖赏一般。

此时期“选刊”的发行虽仍艰难，但被转载量却是空前的，据不完全统计，每年被《读者》《意林》及其他类似或非类似的刊物转载的我刊作品，甚至达近百篇次之谱。以至于当我刊再次改为纯文学方向时，多家小品文期刊甚至来电表示遗憾。

读者的包容和奖赏是否就意味着“选刊”在办刊中调整路线的正当性？我们深知，这时代，人群的分野，读者的分化，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什么样的内容对应什么样的接受群体；没有整齐划一的读者对象，关键是如何去把握去瞄准去投入去坚持为特定的读者群服务。当遇到资金的瓶颈、人员的短缺、市场份额的挤占、内部的动摇等不利因素而孜孜矻矻，却步履维艰时，“选刊”再经过酝酿，于2009年终于再次改刊，回到纯文学方向。不少当年的忠实粉丝自然回眸关注。福州读者陈苇来文，标题赫然是《再一次激起美妙的期待》！这使我们就如游子一般在世界上走了一圈，带着自傲和满身伤痕，再次返回时被家人接纳那般动容……

而海内外专家、名家对我刊的鼓励和肯定，也在不同时期给予了我们信心和动力。在境内，著名作家、学者冰心、萧乾、唐达成、公刘、李国文、李准、从维熙、邓友梅、谢冕、蒋子龙等；在境外，文学名家余光中、洛夫、痖弦、朱西宁、张晓风、林海音、陈若曦、林燿德等（恕不一一列举）在“选刊”创办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之际，或于平时来信，均以题词或信函等方式对“选刊”予以褒奖、祝贺和勉励。

如萧乾先生对“选刊”的坚持予以肯定，称：“我佩服《台港文学选刊》的编者把握方向盘十年如一日的苦干精神”；谢冕先生来信说：“经历了久远的隔绝，文学创造了奇迹，它在消除彼此的疑惧和不信任方面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它促成心灵的对话、亲情的传递；它使和解最终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当其他层面表现出步履维艰的时刻，文学神奇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个完整的中国。”

台湾散文大家张晓风女士，也表示了相似看法，她寄来的亲笔贺词其标题便是：“共一片文学的月色”。余光中先生来信说：“《台港文学选刊》创刊已届十年，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甘美，无论在选材、编排、美工，甚至评论各方面，都有显然长足的进步，不但令广大的读者感到高兴，也令台港两地的作家感到知音。”而在台湾文坛的小说、散文、诗歌、评论诸领域都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林燿德，则对“选刊”的选稿眼光表示赞赏，称“选刊”“慧眼独具”。著名诗人、编辑家痖弦先生说：“《台港文学选刊》所选文章代表一种标准，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他们编辑有其重要的编辑思想，有其想法……我也做过编辑，《台港文学选刊》校对的精准、编刊体式的精美，特别值得我们学习。”2009年“选刊”改回纯文学路线后，著名华文诗人洛夫来信称：“谢谢你们寄来的新版《台港文学选刊》，面对如此厚实而丰富的新刊，我有掩不住的惊喜，你们这种求新求变求好的务实精神，我想所有读者都会报以赞许的掌声。”台湾作家、著名出版人、尔雅出版社发行人隐地先生来信称：“收到2009年第1期贵刊，令我眼睛一亮，这才是一本好的文学读物，从封面设计，到编排和内容，都焕然一新，这就对了，好的文学刊物，摸在手里，就是让人舒服！”如此不矜持的赞誉，也深深感染了我们自己。

二

说到台港作家与“选刊”的交往，因工作关系而能近身领略名家风采的，当推前主编杨际岚先生。杨先生为人谦卑、低调而恭敬，颇有人缘，特别能联络台港作家，这对办刊工作意义显著。笔者自然也希望有机会亲炙于两岸名家，从中获得教益，同时检验自己的阅读眼界和文学修养。

1998年10月，笔者以主编助理身份，顶替分身乏术的主编杨际岚先生，赴北京出席由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黄春明作品研讨会”。台湾著名作家黄春明、陈映真到会。发言当天，我针对某些学者由于两岸工业化、后工业化促使社会转型不同步，社会进化观念有差异，而对黄春明小说隔靴搔痒，对其题旨理解不到位的情况提出不同看法。会议休息时，与我并不熟悉的黄春明先生走到我坐的位置，无声地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看到他友善的笑容，顿时理解了他的无声之言。当晚我聆听了由黄春明主讲的小范围座谈会。黄春明先生回顾自己打小在台湾基隆的乡村生活和台北大都市的从业经历，谈了台湾农业文明的兴衰和资本社会的金钱本质，提出他对乡村小人物及其他社会边缘人物的看法，对农业文明基于人心向善作用的切身体验和深沉思索。此次近距离聆听作家不无幽默风趣的现身说法，从中不仅证实了我对黄春明作品的解读大致不虚，且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以黄春明为代表的、台湾后殖民时代一批作家在历史进步论下的另一番诗意情怀。

会中，我利用工作之便，也接触了陈映真先生。他是台湾爱国统一运动的重要领袖和理论家，有“台湾的良心”之誉。陈映真先生头颅硕大，发型高耸，目光锐利，不无台湾文坛泰斗的风范，但其实他为人谦逊，表里如一。他很推崇黄春明，此次在北京举行的“黄春明研讨会”，主办方原本是要办成“陈映真研讨会”，是陈映真力荐黄春明，因此改为对黄春明作品的研讨。当我终于逮住机会与陈映真先生晤谈时，他神情专注地听取我的表述。我的问题是：……消费主义盛行尤其是一些文化人自身的道德失守、精神防线崩溃，对此现象您有什么忠告？面对这样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最后的乌托邦者”，我自以为颇具思考的表述显得言语拙讷、词不达意，但陈先生显然仔仔细细听了进去，他深深叹了一口气说：啧，这的确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其神情和语气的庄重，深深地感染了我。由于访谈是在开会的间歇，时间不允许，陈映真先生无法将此话题做展开，我遂约先生为我刊写个专稿。先生未即应允。事后想来我为自己汗颜，觉得自己所提问题是太虚妄了，难道作家陈映真，不是以他全部的写作早已回答了我的问题了吗？未承想，时隔一年，先生复出小说界，创作了中篇小说新作《归乡》《夜雾》《忠孝公园》，读者反响热烈。小说的某些部分直接写到亲情在物质利害关系中消弭（如《归乡》），而所写人物受困于历史的迷雾，因时势的转换而内心挣扎、困惑，原先依凭的价值崩毁，丧失自己的身份或良知……作家的揭示既具有相当的现实性，又颇具艺术张力，开出了很大的思索空间。在2001年9月，《台港文学选刊》将推出《忠孝公园》之际，我再写信向陈先生约稿，不多时，陈先生终于为该小说在我刊的刊载发来专稿《反省的心》，其中论述之精到、情辞之恳切，字里行间表现出这位作家所代表的，诚为一颗代众反省的心。2005年，“选刊”拟在8月号推出“纪念抗战胜利台湾光复60周年作品专号”，再次向陈映真先生约写专稿，先生又欣然命笔写来文章《勿忘昨天—写在卷首》。

2004年3月，散文名家张晓风女士三度来访，之前是在1992年，“选刊”同人与她及她的先生林治平在福州有过接触。这一次，笔者和杨际岚主编前往张晓风在福州下榻的酒店进行访谈，就我们提出的文学从五四时期到今天的文化全球化发展过程及其相关问题，请张晓风予以谈论。访谈中，张晓风以她渊博的学识和文化实践，对所提问题作出了认真、诚恳和胸有成竹、深入浅出的解答，令在座的我受益匪浅。事后，我根据“选刊”同仁做的录音整理写成访谈录，经主编杨际岚审阅，发表于上海《文学报》、福建《海峡都市报》和本刊。张晓风女士说话轻声细语，但神情又较严肃而诚恳，话中内容很体现她的思维主体性，令人受教的同时如沐春风。2011年6月，福建省文联组成由《台港文学选刊》编辑为主要成员的参访团赴台湾访问，在台北再次见到张晓风，合影中，张晓风大大眼、圆圆脸不像个著名而资深的作家、教授，加之朴素的日常着装，显得自信而随和。

另一位与“选刊”颇具渊源的台湾著名女作家是席慕蓉。2003年，当“选刊”策划“第二届海峡诗会—余光中原乡行”活动时，就考虑今后哪一届“诗会”的主嘉宾要邀请席慕蓉。大陆许多读者将席慕蓉归为“通俗作家”行列，其实不然，她的诗并不局限于爱情主题，而是有着真挚情感的升华，在人们情感淡漠的时代尤其难能可贵；即便写爱情，也是多侧面多角度、爱恨交织的；何况她还有不少情真意切的散文作品。席慕蓉的确是个性情中人，重情重义，非常感性而又很有修养。“选刊”对她发出邀请后，她几次因为家中先生刘海北患病而推辞。2007年，刘海北先生的病稍有缓解，席慕蓉终于成行，应邀来到福州出席“第五届海峡诗会—‘天和地谐，人和诗谐’席慕蓉海峡西岸行”活动。在她的作品研讨会上，当有专家说她的诗“重视读者”，也就是说难度偏低时，席慕蓉只是笑笑，没有当场反驳，而在活动结束返回台湾后写来《谢函》一文，则对这位专家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重视或不重视读者都是在写作前预设立场，她写道：“一个人真正需要写作的时候，根本不会去考虑到这些。写作本身，对他来说，应该是生命与灵魂一种不得不然的释放，它本身不会带有任何功利色彩，更不可能去预设立场。所以，什么叫做‘重视读者’呢？我真的想不通了。难道大家真的认为，读者的多寡是作者可以操控的吗？”可见其性情的直率和创作理念的坚持。而在她的作品朗诵会上，席慕蓉一直情不自禁地为台上声情并茂的朗诵和对其作品深入浅出、情采兼具的串讲所感动，以至于泪流满面。当朗诵会结束，听众们拿着大陆版席慕蓉的作品集或本次朗诵会文本图册，请求诗人签名时，主办单位生怕过度的拥挤造成主嘉宾不适或形成安全隐患而试图让围聚的听众分散开来，并提前终止签名环节，席慕蓉却不以为意，依然埋头为读者签名，一本又一本，一册又一册，直至工作人员因时间关系而拦截，才勉强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