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大的汀州岁月

汀州—历练千年的历史名城。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建汀州，从此，历经城垣变迁，古城汀州处万山之中，成为盛唐至清末历代州、郡、路、府的治所和闽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汀州—名扬天下的客家首府。自隋唐始，中原汉人为避战乱，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入闽粤蛮地，经千年繁衍，终于开创出一片举世瞩目的客家祖地。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相信读者早已耳熟能详。我要说的是，有一所改为国立第二年就避难到长汀的大学，扎根古汀州这片土地的滋养，短短数年间，一跃成为中国最出色的大学。她就是有“南强”之称的厦门大学。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在这个偏僻的山城，一帮海外学成归来的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的报国热忱，一头扎进伤痕累累的长汀，舍身投入到白手起家的艰难建校中。

从厦门大学档案馆的珍贵文物到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资料，从厦门大学在长汀陈列室的焦黄老照片到厦大老校友没齿漏风的口述，我一次又一次地被震撼。作为汀州子弟的职业作家，我难以释怀，我欲罢不能，我有责任拂去这一段历史的风尘，呈现一部拿得出手的长篇小说。但是，在挽起袖子创作长篇之前，我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迫不及待要告诉读者厦门大学在汀州的几个片断。

厦门大学的避难所

1929年的陈嘉庚很郁闷：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橡胶价格一落千丈，货品大量积压，资金难以收回，企业遭到惨重打击。这时的陈嘉庚已是华侨中的传奇人物：他只上过九年私塾，却创办了一所厦门大学和一座庞大的集美学村。荣耀往往就是拖累，亲朋好友劝陈嘉庚削减汇给厦、集两校的经费，将有限资金投入企业经营，以渡过难关。陈嘉庚坚决不肯，他说：“两校若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20年来，陈嘉庚目睹了祖国故土的积贫积弱，兴学报国是他的梦想，怎么忍心前功尽弃？陈嘉庚有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撂下的：“宁肯卖大厦，也要办厦大！”

1930年开始，厦门大学的经费更加紧张，林文庆校长借助他在南洋的关系，一直在东南亚筹募经费。同时，学校向政府申请补助，1930年5月，国民政府补助厦、集两校每年6万元。由于日寇入侵，前线军费吃紧，国民政府的实际拨款只有三到五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一点钱，难死了林文庆校长。当时的厦门大学有5个学院、21个系，没办法，林文庆不得不精简机构。全校只设文、理、法商3个学院，文学、历史社会、教育、数理、化学、生物、法律、政治经济、商业9个系以及附设高中部。

陈嘉庚企业收盘之后，再也坐不住了，考虑再三，于1936年5月致电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和教育部长王世杰，请求将厦大无偿交归政府经办。6月，厦大全体师生集会，决议致电教育部，并派代表赴南京请政府将厦大收归国办。

1937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核定，私立厦门大学正式改为国立，年经费20.3万元，列入年度预算。虽然这点经费是国立大学中最少的，但毕竟是国立了，陈嘉庚和全体师生松了一口气。

7月6日，教育部任命萨本栋博士为厦门大学校长。刚从美国俄亥俄大学客座教授载誉回国的萨本栋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也是国际有名的机电专家，同时还是出色的网球运动员。风华正茂的萨本栋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有决心也有信心把厦门大学办好。

然而萨本栋时运不济，第二天，仅仅是第二天，前来厦门大学报到的萨本栋行李还没放下，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就爆发了。日本舰队频频进出厦门港，严重威胁厦门的安全。萨本栋真可谓“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此，萨本栋与林文庆校长办完移交手续后的第一个工作计划，不是筹款，不是建设，更不是教学，而是迁校逃难。

紧接着，平津沦陷、淞沪激战，日寇袭击厦门更加频繁，厦大校园濒临胡里山炮台，又在日寇炮舰的射程之内，处境危在旦夕。9月3日，日本舰队的羽风、若竹等3艘驱逐舰驶入大担岛海域，突然向厦门岛的曾厝垵海军飞机场、白石炮台和胡里山炮台发起攻击。日寇一炮端掉厦门大学生物大楼，给萨本栋一个下马威，于是，逃难不仅仅是工作计划，更是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

逃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中国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何况是一所大学？萨本栋首先想到公共租界鼓浪屿，西方列强国旗飘扬的小岛也许是学生的避难所。

说干就干，学生的安全高于一切。第二天，萨本栋在鼓浪屿借用闽南职业学校部分楼房设办公处，借用英华中学和毓德女中部分校舍上课。10月5日，学校新聘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燕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蔡镏生为厦门大学代理理学院院长，同时兼任化学系系主任，另聘5人为学校行政顾问委员会成员，鼓浪屿校区勉强运转。不等萨本栋喘一口气，10月26日，日军占领与厦门岛一水相连的金门岛，封锁了厦门港的出海口。

鼓浪屿的外国人自身难保，各国领事有的遣散家属、有的关闭领事馆，中国人哪能指望他们保护？那么，厦门大学迁到哪里去逃难更适合呢？萨本栋很纠结。这时，教务长兼文学院院长、语言学家周辨明博士建议萨本栋迁长汀。周辨明是惠安人，但他的父亲周之德是个牧师，1892年开始就在长汀传播基督教。周辨明了解长汀，长汀是县城也是州府，不但是闽粤赣交通枢纽，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客家人热情好客容易相处，重要的是，汀州古城有一些闲置的文化设施可资利用。

萨本栋认为周辨明的建议入情入理，当即决定兵分两路：自己去福州找省主席陈仪商量，周辨明和秘书长杨永修赴长汀联系选址。焦头烂额的陈仪提不出更多的建设性意见，因为省政府也在筹备内迁逃难，那叫一个自顾不暇。陈仪能拍板的只有一条：省政府拨给厦门大学的迁校经费只有5000元，怎么花请萨校长看着办。

从厦门到长汀的交通极为不便，要翻山越岭走十几天才能到达，这点小钱运费也不够呀。萨本栋摆困难讲道理，总算说动了省主席，陈仪最后表态：“我会配一部小车到长汀给你，要别的就没有了。”

当时的福建省第七区行署设在长汀，行政督察专员秦振夫会见了周辨明和杨永修，支持厦门大学内迁长汀，答应拨借行署部分房屋给厦大。厦门大学迁移长汀的大计就这么敲定了。

1937年12月20日，厦门大学正式停课，大批量的图书资料和瓶瓶罐罐装箱待运，经过三天的忙碌整装，24日开始向长汀进发。

古汀州，以客家人的博大胸怀，展开臂膀迎迓危难中的厦门大学。

萨本栋的梦想

从厦门到长汀行程800里，要渡过鹭江、九龙江，越过崇山峻岭。本来就断断续续的公路，为防止日军登陆，早被挖成一段段的城堞，不用说行车，徒步也得弯弯曲曲地走。加上土匪出没、车辆罕见，300多名师生肩扛手提行李和书籍，走了整整23天才到达长汀。1938年1月12日，图书、仪器、标本、设备等陆续运到。等掉队的老教授和女生到齐，萨本栋的清点结果是：学生239名，教职员工83人，其中教授18人，副教授4人，讲师8人，助教14人。这就是厦门大学的全部家底。

经过多年的内战，古汀州的文化已遭到重创，建筑被毁、文人凋零，按周辨明博士的说法是“举目凄凉无故物”。

厦大校址位于北山麓文庙、万寿宫一带，与长汀中学校舍紧密相连。学校以长汀文庙为办公场所，借一座破楼做女生宿舍，租一家饭店给教授安身栖息。萨本栋和太太黄淑慎，儿子萨支唐、萨支汉全家四口住在破落的仓颉庙，收拾出两间空房凑合成卧室和饭厅。从十里洋场的厦门，到穷僻落拓的长汀；从雕栏石砌的高楼大厦，到画栋剥落的破败庙宇；从富贵繁华到简朴寒碜；这期间，转变得太惊人了。许多女生脑筋拐不过弯来，走进校门擦的不是汗水而是泪水。

萨本栋顾不了女生的眼泪，他首先要解决同学们的肚子问题，这些小青年正是长身体的年龄啊。萨本栋拜访专员秦振夫、县长黄恺元和几家被拉锯战吓破了胆的幸存富户，多方化缘，派人到产粮区采购糙米。山城长汀比厦门冷多了，刺骨寒风钻进破楼宿舍，吹得衣衫单薄的外来学子无处躲藏。当食堂新砌的灶台煮出热气腾腾的糙米饭，同学们敲响搪瓷碗欢呼雀跃，有沙子、含泥土的糙米饭在这帮饥肠辘辘的年青人看来，胜过满汉全席。萨本栋看在眼里，既欣喜又心酸。不，这样会营养不良的。

萨本栋又从驻军赞助来两麻袋的黄豆，交代伙房一定要煮烂。走出茅草搭盖的食堂，萨本栋还是不放心，倒回去叮嘱师傅：“一定要煮烂啊，越烂越好。”师傅说：“萨校长，黄豆太烂就难吃了。”萨本栋说：“我不是要同学们好吃，而是要他们多吸收营养。”学校给学生提供早餐配黄豆、中餐配青菜的食谱，饭不限量，可以放开肚皮吃，节假日还有豆腐和肉丝，基本保证了学生的身体健康需要。在那个民族危亡的特殊年代，这可是天堂般的日子。

好了，学生说得上是有饭吃有课上，可是实验室怎么办？没有实验室，教学无法开展，那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从厦门搬来的玻璃仪器也派不上用场。萨本栋与化学系主任刘椽教授一起，带领师生将长汀的一座监狱改成了实验室。萨本栋对这个宽敞的实验室很满意：桌椅齐备，大多数实验一人一组，每个学生都有机会独立操作。

萨本栋来不及高兴问题又来了，实验要用水，长汀没有自来水，怎么办？大家在实验室后面堆个土墩，用陶瓷大缸储存清水，再用竹管导进来。热源要靠酒精灯，可是去哪里找酒精呢？大家想到长汀的泥炉木炭，问题是炭炉温度难以调节，做饭可以，做实验是行不通的。经过几个月的摸索，酒精分馏器终于制成，每天可以从客家米酒提炼出3至5升酒精，解决了酒精灯的燃料问题。

师生们还自己动手，自制出实验用的酸碱。萨本栋厉行节约，实验时，蒸馏水要从洗瓶吹出一点细流，倒出来就浪费了；配好的药品要滴出来，不能直接倒出来。由于萨本栋和老师们的精心设计与有效管理，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理工科的同学们得到了应有的实验训练。

长汀没有电，萨校长将省政府配给自己的小汽车上的发动机卸下来，连接交流发电机，向教室和阅览室供电，给同学们的学习带来光明。

教材不够，学生轮流阅读，人停书不停。中文类的教材干脆让学生自己抄上一遍，以强化记忆。

战乱让多少家庭流离失所，许多同学到了长汀就再也联系不上父母，有的同学家里本来就穷困，即便家里过得去的，钱也汇不到这个千里之外的山城。如此这般，使得大部分学生成为特困生。萨本栋这个年仅35岁的校长，就成了同学们眼巴巴的指望。为了让这些受伤的心得到安慰，萨本栋制定措施：学生可以申请战区学生贷金，每月8元，毕业后就业时清还。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兼职机会，萨本栋放下博士校长的身段，四处求爷爷告奶奶，把学生介绍到校外兼职工作，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长汀中学就像是厦门大学的附属中学，除了兼任校长的县长黄恺元和数学老师林钟鸣外，其他主要老师都是厦大来的。当年在长汀中学读书的著名画家罗炳芳对厦门大学中文系的朱一雄同学心存感激，认为没有他的绘画指导，自己就不可能考上中央美术学院。厦门大学在校生的兼课，提高了长汀中学的教学质量，当时的福建，除了省教育厅督办的永安中学和福州一中外，就推长汀中学。

政府经常不能及时拨下经费，为维持员工生计，萨本栋率先执行减薪，按三至五成支领校长薪俸。为节省经费，萨本栋规定领导和教授不得安插自己的亲属在学校工作。萨本栋的夫人黄淑慎毕业于师范大学，是标枪名手，虽然当时厦门大学很需要体育女教师，萨本栋带头遵守规定，让太太担任完全义务性质的女生指导员，不领一分薪酬。

艰危的时局、简陋的条件、匮乏的物资，使得师生从信念到风尚都发生彻底的转变。全校上下提倡朴实的学风，全力加紧研究学术与培养技能，师生们埋头苦干，目的是要培养一大批基础知识扎实、实践能力过硬的毕业生，以拯救国家民族。这就是萨本栋的梦想：读书救国。

抗战，我们的第一必修课

1938年5月10日凌晨，日军大举进攻厦门，从五通浦口登陆，在厦大校址投下五十几颗炸弹，生物学院和化学院被攻毁，博学、映雪两楼受损，整个校园浓烟滚滚。消息传到长汀，师生义愤填膺，痛斥日寇罪行，要找日本人算账。

不等热血青年去厦门找，日本人自己打上门来了：日军飞机三天两头飞到长汀轰炸骚扰。为了使损失降到最低，当局在北山设警报台，挂一个红球预报远处有敌机，挂两个红球表示敌机临近。管理女生宿舍笃行斋的胖大嫂最关心警报情况，当她发现挂出两个红球时，马上背起三岁的小女儿大声喊叫：“红球两个！红球两个！”敦促姑娘们赶快躲进防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