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四)

作者: 南怀瑾(中国台湾)

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四)0

前 言

《论语》一书,由《学而》开始,首先讲述孔门为学问的精神和宗旨。跟着便讲《为政》,点出学问的致用,再以《八佾》为孔门维护文化的目的,《里仁》则为孔门学问的极致。我们都知道代表儒家传统精神的孔子和孟子,是以仁义为学问的中心。孔子特别注重于仁,孟子特别发扬于义。什么叫作仁呢?几千年来的大儒,各种解释,纷纭莫定,至今犹难确定其界说。举其荦荦大者来说,依汉儒训诂释义的意思,仁字从人、从二,大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学问。所以到了唐代,出了一个古文文章的宗师韩愈,他自谓继孔孟的绝学,作了一篇《原道》的大文章,说出“博爱之谓仁”。于是后世言仁,大多宗奉他的意思来解释了。

宋代苏东坡赞叹韩愈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简直把韩愈的道德文章,比拟为孔子了。其实,韩昌黎的学问,究竟是否纯儒,大是一个问题,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他。至于他的成功且享大名,除了他的文章写得好,当时极力提倡恢复古文,以革新六朝以来的文运以外,他能特别享有千古盛名的,就是上书《谏迎佛骨表》的一件事。但他也因此而遭贬,因遭贬而享更大的名望。等于现代人写文章、闹运动、大骂打倒孔家店而成名的,都是同一幸运。这种是非得失,我们也不去管他,至于他说的“博爱之谓仁”,却与孔门相传的学问心法有所出入了。

我们都知道孔门的弟子中,孔子独许颜渊以知仁,他在《论语·述而》篇中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那岂是博爱的作用?如果是“博爱之谓仁”,那就等于说,苟欲仁时,博爱就来了吗?而且孔子为什么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呢?他为什么又告诉颜渊仁的纲目,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呢?由此可见仁的境界,孔子已经明明白白地指出来了。所以他说颜渊“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了。当然仁发为作用的时候,自然也就会爱人以德,《易传》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可是却不能硬说爱人便是仁的极致,否则,和孔门的传习就有许多梗隔不通了。

到了宋代的儒家,有理学家们的兴起。他们也说,为了继孔孟以后的心法,对于仁的解释,又是另外做注解的。有的是拿中国古代医书上的话来做反证,说麻木谓之不仁,所以仁便是心性灵明不昧的境界。又说,如果核之有仁,所以仁便是心性的中心,中心就是中和,也就是中庸之为德。如果我们根据上面简述的两种解释来说,果核之仁,都是两瓣相合,中心是空洞无物的,两瓣如阴阳的二合,所以人能效法天地间阴阳的和易调顺,中心空荡荡的,寂然不动,灵明不昧,那便是仁的境界了。这些道理,的确很高明,也有相当的理由,其实这种说法,由于已经融合了佛家、道家,才能画出仁的一个面目。所以理学家们专长此道而发展之,就成为心性玄奥的微言了。

我们说了许多,既然知道孔门学问中心的极致的确是一个“仁”字,那仁又究竟是如何的境界呢?这就要好好研究《里仁》一篇了。所以我说此篇是由《学而》第一层层剖出的中心。仁是有体有用的,心性的静相是仁的体,所谓“寂然不动”,必须于静中养出端倪的便是。而思想言行是仁的用,所谓“感而遂通”,必须于行事之间,具有一片孝悌忠诚仁爱之心的便是。

那么,你就可以看出如汉、唐诸大儒的讲仁,大体是偏重致用于行为之间;宋、明诸大儒的讲仁,大体是偏重于心性修养之道,殊途同归,是非一致。以后能明体而达用,建大功,立大业,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措天下于衽席之安者,只有以极大的愿望,寄予后起之秀了。

什么是仁

《里仁》的“里”字,但从文字的解释,里就是道理、村里的意思。历来儒者们的解释,里便是居处的地方。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有的解说是,选择居住的地方,一定要选择一个仁里而住,否则,就是无智慧的人。如果的确只是这个意思,那么,孔子也只是一个专拣好环境住的人了,何以他在感叹世道人心之余,就要去居九夷,又要乘桴浮于海呢?九夷岂是仁里?海外便是仁乡吗?那就难怪当国家遭遇衰微危难之时,只有出国的一途了。

里当然是居的意义,换言之,那是说,长住在仁的境界里,才是学问的真善和至美啊!所谓学问,就是先要择善固执而从,要达到仁的极致才对。因此他说,你如不能择善固执,达不到仁的境界,那便是不智,也就是没有真智慧。

所以这一则话当中的“里”与“处”两个字,就有士君子立身出处的意思存在。里仁,便是立身要随时随地在仁的境界中;处仁,便是出处和处世,也要随时随地在仁的境界中才对。如果做学问修养的功夫,不能择善固执,达不到至善至美的仁的境界,那对学问,就可以说没有真知灼见了,所以下面跟着便提出: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这就是指出,唯有学问修养到达常在仁的境界,才能长久自处在约、乐、安、利的情况里,才可以做到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地步。学养没有到仁的境界的话,是绝不可能做到的。“约”,是穷困的环境,外面处处受约束,内在也要随事俭约,包括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的贫贱之意。“乐”,是春风得意的通顺环境,包括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的富贵之意。所以只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才能随时随地安于其仁,也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仁道而安身立命。这样,才是人生境界的真安乐、真利益,名利富贵只是身外余事耳,何足论哉!何足论哉!

例如范蠡批评越王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就是不仁的明证。宋代名臣文天祥,当他没有起义勤王以前,出任庐陵太守的时候,沉醉在声伎歌舞之中,一旦为国勤王而起事,立刻摒除嗜好,备尝艰苦危难而不变节,这就是求仁得仁的证明。明末清初的大儒李中孚,隐居讲学于山西五台附近,贫病交迫,康熙虽然御驾亲幸山西,屡次召请,他也不肯变节出山投向,这也是求仁得仁的证明。所以说学养已到达于仁的境界,便可安住于仁而不变;如果学养没有到达仁的境界,只要知道了仁道的精神,也可以用以安身,卓然特立独行而不拔了。同时又说: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这里的“好”,读作爱好的好;“恶”,读作厌恶的恶。到此才说出学养达到仁的境界的人,才真能推己及人,而有知人之明的智慧。所以只有仁人的待人处世,在好恶之间才能够做到真实的爱人以德,并且厌恶其所以不能为德,否则,都是由于一己的私心利害,来权衡评判他人,根本没有中心的标准。然而,仁者的用心,固有好恶是非的存心,但他斤斤计较好恶于胸中吗?那所谓的仁,也就不过如此而已,何必要赞叹什么君子之仁呢?到此,便必须点出下文孔子的一则话,方才显见圣人境界的伟大处。

仁者的行径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这句话,因为一个“恶”字可以读作名词的善恶之恶,或动词的厌恶之恶来解,所以包含两个意义。第一,是说如果一个人真能学养到了仁的境界,而且长久养志于仁道之中,对于恶人,也只有以仁而化之,根本就不会有厌恶恶人的心情。第二,为什么会做到不厌恶他人呢?因为仁人的用心,根本就无恶意,只有一片祥和之气,哪里会以他人之恶而厌恶之呢?这恰恰点出仁者待人接物的一团祥和的风格;如果只做善善恶恶的一面来看,未免会埋没圣贤的用心了。

例如宋代名儒司马光,虽恶王安石之为人,而于大节处,却不深恶痛绝之。神宗欲用王安石为相,问之司马光,他就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他又写信给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虽王安石很不高兴,但司马光还是一味地爱护怜惜他,这也是大儒仁者用心的楷模。

由于从上文所说仁者不厌恶人的第一观念和衔接下文一则来看,再扩而充之,就可见孔子所说的仁的境界非常地渊深。那就是说,学而达成仁的境界者的用心,不但不厌恶人,而且也不厌恶现实生命过程中的生活。他说,富与贵,是人人所要求的目的,大家都想争取,但从一个仁者的用心来看,如果不合正道而取得富贵,他是绝不肯要这个富贵的。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大家都想逃避,但从仁者的用心来看,如果不合正当的方法脱离,他是绝不肯轻易走出贫贱的环境的。总之,君子的儒者,即使穿衣吃饭之间,也不肯片刻违背仁的境界;即使建功立业,也是在仁的境界中完成的;纵然颠沛流离,也会安贫乐道在仁的境界中的。所以提出: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造次”,是忙忙碌碌、有所作为的状态;“颠沛”,是艰难困苦的状态。到此,需将仁者待人接物之间,不立涯岸,不固执好恶,但把养得仁心为学问第一要义的道理,作一结论。所以五代大儒陈图南虽然有心用世,但他感觉事不可为之时,便作诗明志,他说:

十年踪迹走红尘,

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争及睡,

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

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

野花啼鸟一般春。

从此他就高卧华山去了。等到宋太祖平定以后,再来召请他,他又再三恳辞,谢表自称:

数行丹诏 空劳凤使衔来

一片闲心 已被白云留住

因此他的学问三传而到邵康节,又是一个死守善道、不肯随便出山求富贵的人。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这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好仁的人会厌恶一个不仁的人。你能够做到好仁,当然是了不起,好到无以复加了,可是你如果厌恶别人的不仁,那怎么能算是仁呢?倘使你会厌恶他人的不仁,那是把不仁的态度,加到别人身上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当然是不可以的。于是孔子又似感叹地说,世上哪有人真肯努力追求仁的境界呢?也许有吧,可是我并没有见到过啊!由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仁道的难得,是如何地沉痛了。就以他的弟子们而论,他也仅得一个颜回,可以传他仁道的衣钵。其余的,对学问各有所长,各自成就了一面,但对于仁道,都还谈不上,不幸颜回又短命而亡,所以孔子就更伤心了。

如何修养到仁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是说,如果能去掉尘俗的观念,而志心于仁道的学问,就是早晨听到这个道理,晚上就算死了,也可算是不虚此生了。这句话,从文字的表面看来,未免过于强调,如从身入其境的人看来,就会明白这句话真有无比的仁心厚德!因它同时在说明仁的道理,就是反身而诚,并且明得心地灵明体用的学问。如能心志不纷,常住在仁的境界中,又有什么生死可畏惧呢?生之与死,有如旦暮,“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死生如朝暮的变化,仍然不离于仁心,又有何可畏?如果只从死生的现象上看,似乎有生灭的过程。若能从得仁心之体用来观生死,那些现象的生死往来,万变不离其宗,方知此心之体,自有其不变者存焉。它既不落在生死之中,也就不必了什么生死啦!所以《易传》说,“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知个什么呢?就是知道生死变化犹如旦暮,始终不离于仁的境界而已。

上面说了许多勉励学以致仁的话,那么,哪一种人才能从事仁道的学养呢?而且如何才算是实行仁道呢?于是就提出: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他说,讲到志心于仁道的人,有一个很好的考验,如果他要志心于仁道时,连生死都无所惧,哪里还会贪图生活的舒适和享受,讲究好的吃、好的穿呢?如果不能领略到菜根香、布衣暖的人,根本就无法和他谈什么仁的学问了。所以下文便说,凡是君子之儒,处身于天地之间,心里根本就没有坚持哪种事物舒适,哪样事物不好。仁人的用心,在可与不可之间,并不是以个人的贪欲为标准,只以义理的相宜不相宜做比较。如果是义之所在,就是火坑苦海,也要去跳,还有什么选择好衣食的余地呢?故在此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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