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四）

前 言

《论语》一书，由《学而》开始，首先讲述孔门为学问的精神和宗旨。跟着便讲《为政》，点出学问的致用，再以《八佾》为孔门维护文化的目的，《里仁》则为孔门学问的极致。我们都知道代表儒家传统精神的孔子和孟子，是以仁义为学问的中心。孔子特别注重于仁，孟子特别发扬于义。什么叫作仁呢？几千年来的大儒，各种解释，纷纭莫定，至今犹难确定其界说。举其荦荦大者来说，依汉儒训诂释义的意思，仁字从人、从二，大意是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学问。所以到了唐代，出了一个古文文章的宗师韩愈，他自谓继孔孟的绝学，作了一篇《原道》的大文章，说出“博爱之谓仁”。于是后世言仁，大多宗奉他的意思来解释了。

宋代苏东坡赞叹韩愈说：“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简直把韩愈的道德文章，比拟为孔子了。其实，韩昌黎的学问，究竟是否纯儒，大是一个问题，我们姑且不去讨论他。至于他的成功且享大名，除了他的文章写得好，当时极力提倡恢复古文，以革新六朝以来的文运以外，他能特别享有千古盛名的，就是上书《谏迎佛骨表》的一件事。但他也因此而遭贬，因遭贬而享更大的名望。等于现代人写文章、闹运动、大骂打倒孔家店而成名的，都是同一幸运。这种是非得失，我们也不去管他，至于他说的“博爱之谓仁”，却与孔门相传的学问心法有所出入了。

我们都知道孔门的弟子中，孔子独许颜渊以知仁，他在《论语·述而》篇中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那岂是博爱的作用？如果是“博爱之谓仁”，那就等于说，苟欲仁时，博爱就来了吗？而且孔子为什么又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呢？他为什么又告诉颜渊仁的纲目，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呢？由此可见仁的境界，孔子已经明明白白地指出来了。所以他说颜渊“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了。当然仁发为作用的时候，自然也就会爱人以德，《易传》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可是却不能硬说爱人便是仁的极致，否则，和孔门的传习就有许多梗隔不通了。

到了宋代的儒家，有理学家们的兴起。他们也说，为了继孔孟以后的心法，对于仁的解释，又是另外做注解的。有的是拿中国古代医书上的话来做反证，说麻木谓之不仁，所以仁便是心性灵明不昧的境界。又说，如果核之有仁，所以仁便是心性的中心，中心就是中和，也就是中庸之为德。如果我们根据上面简述的两种解释来说，果核之仁，都是两瓣相合，中心是空洞无物的，两瓣如阴阳的二合，所以人能效法天地间阴阳的和易调顺，中心空荡荡的，寂然不动，灵明不昧，那便是仁的境界了。这些道理，的确很高明，也有相当的理由，其实这种说法，由于已经融合了佛家、道家，才能画出仁的一个面目。所以理学家们专长此道而发展之，就成为心性玄奥的微言了。

我们说了许多，既然知道孔门学问中心的极致的确是一个“仁”字，那仁又究竟是如何的境界呢？这就要好好研究《里仁》一篇了。所以我说此篇是由《学而》第一层层剖出的中心。仁是有体有用的，心性的静相是仁的体，所谓“寂然不动”，必须于静中养出端倪的便是。而思想言行是仁的用，所谓“感而遂通”，必须于行事之间，具有一片孝悌忠诚仁爱之心的便是。

那么，你就可以看出如汉、唐诸大儒的讲仁，大体是偏重致用于行为之间；宋、明诸大儒的讲仁，大体是偏重于心性修养之道，殊途同归，是非一致。以后能明体而达用，建大功，立大业，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措天下于衽席之安者，只有以极大的愿望，寄予后起之秀了。

什么是仁

《里仁》的“里”字，但从文字的解释，里就是道理、村里的意思。历来儒者们的解释，里便是居处的地方。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有的解说是，选择居住的地方，一定要选择一个仁里而住，否则，就是无智慧的人。如果的确只是这个意思，那么，孔子也只是一个专拣好环境住的人了，何以他在感叹世道人心之余，就要去居九夷，又要乘桴浮于海呢？九夷岂是仁里？海外便是仁乡吗？那就难怪当国家遭遇衰微危难之时，只有出国的一途了。

里当然是居的意义，换言之，那是说，长住在仁的境界里，才是学问的真善和至美啊！所谓学问，就是先要择善固执而从，要达到仁的极致才对。因此他说，你如不能择善固执，达不到仁的境界，那便是不智，也就是没有真智慧。

所以这一则话当中的“里”与“处”两个字，就有士君子立身出处的意思存在。里仁，便是立身要随时随地在仁的境界中；处仁，便是出处和处世，也要随时随地在仁的境界中才对。如果做学问修养的功夫，不能择善固执，达不到至善至美的仁的境界，那对学问，就可以说没有真知灼见了，所以下面跟着便提出：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这就是指出，唯有学问修养到达常在仁的境界，才能长久自处在约、乐、安、利的情况里，才可以做到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地步。学养没有到仁的境界的话，是绝不可能做到的。“约”，是穷困的环境，外面处处受约束，内在也要随事俭约，包括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的贫贱之意。“乐”，是春风得意的通顺环境，包括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的富贵之意。所以只有达到仁的境界的人，才能随时随地安于其仁，也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仁道而安身立命。这样，才是人生境界的真安乐、真利益，名利富贵只是身外余事耳，何足论哉！何足论哉！

例如范蠡批评越王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就是不仁的明证。宋代名臣文天祥，当他没有起义勤王以前，出任庐陵太守的时候，沉醉在声伎歌舞之中，一旦为国勤王而起事，立刻摒除嗜好，备尝艰苦危难而不变节，这就是求仁得仁的证明。明末清初的大儒李中孚，隐居讲学于山西五台附近，贫病交迫，康熙虽然御驾亲幸山西，屡次召请，他也不肯变节出山投向，这也是求仁得仁的证明。所以说学养已到达于仁的境界，便可安住于仁而不变；如果学养没有到达仁的境界，只要知道了仁道的精神，也可以用以安身，卓然特立独行而不拔了。同时又说：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这里的“好”，读作爱好的好；“恶”，读作厌恶的恶。到此才说出学养达到仁的境界的人，才真能推己及人，而有知人之明的智慧。所以只有仁人的待人处世，在好恶之间才能够做到真实的爱人以德，并且厌恶其所以不能为德，否则，都是由于一己的私心利害，来权衡评判他人，根本没有中心的标准。然而，仁者的用心，固有好恶是非的存心，但他斤斤计较好恶于胸中吗？那所谓的仁，也就不过如此而已，何必要赞叹什么君子之仁呢？到此，便必须点出下文孔子的一则话，方才显见圣人境界的伟大处。

仁者的行径

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这句话，因为一个“恶”字可以读作名词的善恶之恶，或动词的厌恶之恶来解，所以包含两个意义。第一，是说如果一个人真能学养到了仁的境界，而且长久养志于仁道之中，对于恶人，也只有以仁而化之，根本就不会有厌恶恶人的心情。第二，为什么会做到不厌恶他人呢？因为仁人的用心，根本就无恶意，只有一片祥和之气，哪里会以他人之恶而厌恶之呢？这恰恰点出仁者待人接物的一团祥和的风格；如果只做善善恶恶的一面来看，未免会埋没圣贤的用心了。

例如宋代名儒司马光，虽恶王安石之为人，而于大节处，却不深恶痛绝之。神宗欲用王安石为相，问之司马光，他就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他又写信给王安石说：“谄谀之士，于公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必卖公自售矣。”虽王安石很不高兴，但司马光还是一味地爱护怜惜他，这也是大儒仁者用心的楷模。

由于从上文所说仁者不厌恶人的第一观念和衔接下文一则来看，再扩而充之，就可见孔子所说的仁的境界非常地渊深。那就是说，学而达成仁的境界者的用心，不但不厌恶人，而且也不厌恶现实生命过程中的生活。他说，富与贵，是人人所要求的目的，大家都想争取，但从一个仁者的用心来看，如果不合正道而取得富贵，他是绝不肯要这个富贵的。贫与贱，是人人所厌恶的，大家都想逃避，但从仁者的用心来看，如果不合正当的方法脱离，他是绝不肯轻易走出贫贱的环境的。总之，君子的儒者，即使穿衣吃饭之间，也不肯片刻违背仁的境界；即使建功立业，也是在仁的境界中完成的；纵然颠沛流离，也会安贫乐道在仁的境界中的。所以提出：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造次”，是忙忙碌碌、有所作为的状态；“颠沛”，是艰难困苦的状态。到此，需将仁者待人接物之间，不立涯岸，不固执好恶，但把养得仁心为学问第一要义的道理，作一结论。所以五代大儒陈图南虽然有心用世，但他感觉事不可为之时，便作诗明志，他说：

十年踪迹走红尘，

回首青山入梦频。

紫绶纵荣争及睡，

朱门虽富不如贫。

愁闻剑戟扶危主，

闷听笙歌聒醉人。

携取旧书归旧隐，

野花啼鸟一般春。

从此他就高卧华山去了。等到宋太祖平定以后，再来召请他，他又再三恳辞，谢表自称：

数行丹诏 空劳凤使衔来

一片闲心 已被白云留住

因此他的学问三传而到邵康节，又是一个死守善道、不肯随便出山求富贵的人。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这是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好仁的人会厌恶一个不仁的人。你能够做到好仁，当然是了不起，好到无以复加了，可是你如果厌恶别人的不仁，那怎么能算是仁呢？倘使你会厌恶他人的不仁，那是把不仁的态度，加到别人身上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这当然是不可以的。于是孔子又似感叹地说，世上哪有人真肯努力追求仁的境界呢？也许有吧，可是我并没有见到过啊！由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仁道的难得，是如何地沉痛了。就以他的弟子们而论，他也仅得一个颜回，可以传他仁道的衣钵。其余的，对学问各有所长，各自成就了一面，但对于仁道，都还谈不上，不幸颜回又短命而亡，所以孔子就更伤心了。

如何修养到仁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这是说，如果能去掉尘俗的观念，而志心于仁道的学问，就是早晨听到这个道理，晚上就算死了，也可算是不虚此生了。这句话，从文字的表面看来，未免过于强调，如从身入其境的人看来，就会明白这句话真有无比的仁心厚德！因它同时在说明仁的道理，就是反身而诚，并且明得心地灵明体用的学问。如能心志不纷，常住在仁的境界中，又有什么生死可畏惧呢？生之与死，有如旦暮，“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死生如朝暮的变化，仍然不离于仁心，又有何可畏？如果只从死生的现象上看，似乎有生灭的过程。若能从得仁心之体用来观生死，那些现象的生死往来，万变不离其宗，方知此心之体，自有其不变者存焉。它既不落在生死之中，也就不必了什么生死啦！所以《易传》说，“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知个什么呢？就是知道生死变化犹如旦暮，始终不离于仁的境界而已。

上面说了许多勉励学以致仁的话，那么，哪一种人才能从事仁道的学养呢？而且如何才算是实行仁道呢？于是就提出：

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他说，讲到志心于仁道的人，有一个很好的考验，如果他要志心于仁道时，连生死都无所惧，哪里还会贪图生活的舒适和享受，讲究好的吃、好的穿呢？如果不能领略到菜根香、布衣暖的人，根本就无法和他谈什么仁的学问了。所以下文便说，凡是君子之儒，处身于天地之间，心里根本就没有坚持哪种事物舒适，哪样事物不好。仁人的用心，在可与不可之间，并不是以个人的贪欲为标准，只以义理的相宜不相宜做比较。如果是义之所在，就是火坑苦海，也要去跳，还有什么选择好衣食的余地呢？故在此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