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瓶

女孩脱掉大衣，露出短裤和不太粗壮的双腿。她的年龄在八九岁之间，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女孩手里握着一只酒瓶，坚定地走向莱茵河。河水很快就没过了她的膝盖，打湿了她的短裤。我看见女孩的身体在黑色的水面上战栗，她身子向前一扑……

酒瓶在空中划出一条不太长的弧线，好像被什么东西拽着，重重地砸向水面。

那是1995年11月的一天。11月的河水，11月的天空。空气中有一股烧劈柴的味道。

一个放漂流瓶的女孩。我这样想，心也像被什么东西拽着，重重地砸向水面。我想象着那只漂流瓶的样子，想象着莱茵河下游的那座城市，女孩的母亲或许也生活在那座城市。

我不能停止想象。儿子离开我两年了，他也去了莱茵河下游的那座城市。我不能停止想象。

两年来，我尝试过许多工作，都没能干长。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会无端地放下手里的活儿，看着一个地方发呆，会看着老板流泪。后来又失业了，我捡过酒瓶，这个需要眼疾手快，能帮助我恢复注意力。后来，方圆五公里的流浪汉都改了行，我依然无法集中注意力。

那个画面就在眼前，挥之不去。两年前，我送儿子去莱茵河下游的那座城市，一路上儿子用小手紧抓着我，肉都给他抓疼了。儿子还在我脸上吹气，假如我木头似的盯住车窗，好半天不眨眼睛的话。

到站了，我说：“儿子，跟你妈走吧。”儿子仍不肯松手。我指着站台旁边一家游戏厅，说：“你不是喜欢开汽车吗？”我眼看着前妻拉起儿子，走入那个灯光闪烁的所在。孩子就是孩子。

返程的车厢空空荡荡，我盯着碎花般闪烁的灯光，很想取一片下来留作纪念。火车缓缓开动，突然，我看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奔跑在站台上，是儿子。我双手按住车窗，睁大眼凝望站台。儿子在站台上奔跑，他追着我的火车奔跑！

那个画面就在眼前，挥之不去。直到遇见那个放漂流瓶的女孩，看见女孩重新上岸时冻得粉红色的双腿，两个画面重叠在一起，我才停止了流泪。流泪有什么用啊？

我开始找工作，开始参加各种培训，开始对每一个新落户的流浪汉点头微笑。我用心干了一年，赢得一次去汉堡短期培训的机会。

我来到莱茵河边，又到了11月的那个日子。我没有遇见去年放漂流瓶的女孩，就沿着莱茵河往下游走了一段。在距离原地大约两公里的岸边，我捡到了一只漂流瓶。我确定它就是那女孩放的，因为瓶口处拴着一条红线，红线又结成一个圆环绕着，似乎想拴住什么，又什么也没有拴住。

我带着漂流瓶去了汉堡，那里离大西洋最近。渡轮行驶到易北河中心时，我把漂流瓶放下去，眼看着它一沉一浮，消失在船尾的激流里。我想它顺着北大西洋的暖流，很快漂到女孩母亲所在的城市。我想象着她们母女俩见面时的情景。

那一年，为了争夺儿子的抚养权，我几次上诉，几次败诉。前妻说：“想让我儿子跟你一起捡酒瓶子吗？”

我想做一点好事。做好事能给我带来好运。

后来，我果真找到了工作，租到了一套有浴室的公寓，儿子也回来了。儿子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跟爸爸一起捡酒瓶！”

我再没有见到那个放漂流瓶的女孩。我勤奋地工作了四分之一世纪，幸运地退休，颐养天年。这一切，或许都因为我帮助过她，一个放漂流瓶的女孩。虽然，我平凡坎坷的一生乏善可陈，可每当我想象她们母女俩见面时的情景，都倍感欣慰。虽然莱茵河、易北河，两条河的出海口相距千里；虽然北大西洋暖流从南向北漂流，可漂流瓶一旦有了愿望，就一定能漂到亲人身边！

两年来，疫情在窗外肆虐反复，却没能在我心中激起一丝波澜。我去图书馆查阅了过去30年的报纸。它们大多发黄变脆，散发着淡淡的霉味儿。在这个莱茵河中游的小城忙碌了一生，我终于有时间了解一点它的过去。图书馆虽小，却不乏艺术气：“壁画”是上世纪的车牌街牌，吊灯是啤酒瓶做的，样式老旧，亮着五颜六色的光。在这样的灯光下，我找到了两张1986年11月出版的《广知日报》。在发黄变脆的报纸上，我读到了以下两段文字：

一条是国际“新闻”：继上周，瑞士化学公司的仓库发生爆炸之后，已有百余吨硫化物、磷化物和含水银的化合物流入莱茵河，形成一道70公里长的红色污染带。污染带以每小时四公里的速度向下游漂流，所到之处鱼类死亡，啤酒厂、自来水厂关闭。各地政府不得不启用汽车向居民区供水。据专家估计，该污染对莱茵河底的影响将持续20年。

另一条是本地新闻：日前，两位环保志愿者在莱茵河勘察时不幸遇难。据悉两人为夫妻，育有一女，尚不满周岁。

我震惊着抬起头，看见漫天的漂流瓶，它们都还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