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伟大还是苏东坡伟大？

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只有一个人能和李杜有得一比，那就是苏东坡，他真是伟大，甚至比李杜更伟大，可就是没人讲他伟大。今天我要来发一点狂论，用苏东坡的话来说，那就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其实，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在山东密州当行政长官，那时他才四十岁。按今天的标准来说，应该是青年，居然敢称老夫。这也许是宋朝的风气，年纪稍大一点，称老就容易受人尊重。欧阳修才四十岁左右，就自称醉翁。当然，那时人的寿命比较短，据学者研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秦汉时20岁，东汉22岁，唐朝27岁，宋朝平均寿命才30岁，历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也才是39.2岁。平均寿命这么低，有一种说法，原因是儿童死亡率高。如果不计儿童死亡率，则宋时平均年龄达五十多岁。

苏东坡四十岁和号称万岁爷的平均的年龄差不多，那当然是可以自称老夫的，我今年拥有苏东坡两倍以上的年龄。更有资格倚老卖老，聊发双料的少年狂。

苏东坡的才情，他的豪迈，他的潇洒，他的浪漫，可与李白相比，但是他有超越李白的强项，那就是学问。李白有天才，苏东坡也有天才，但是李白没有学问，苏东坡有。苏东坡做的那些策论如论先秦六国之败、诸葛亮为政之失等雄文，皆是俯视千载，驱遣经史，笔阵横扫，情思奔泻，针砭时弊，规制国运，富铁肩道义之雄风，有倒流三峡之词采。这是李杜望尘莫及的。他在流放的时候研究《论语》，有《论语说》五卷。《论语》是语录、对话，苏东坡在逻辑上把它系统化了。按余秋雨的研究，说是到了朱熹那个时代，《论语》才系统化了的，苏东坡早过朱熹差不多一百年，他还研究《易经》，著有《易传》九卷。易经那多难懂啊，简直是天书，李白肯定没有耐心做这样的学问。

最关键的是，苏东坡还是个政治家，大政治家，李白、杜甫连小政治家都不是。虽然杜甫诚心诚意想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的政治理想，叫“致君尧舜上”。如果得到重用，能使皇帝超越尧舜的水平，“再使风俗淳”，使得黎民百姓道德、精神境界高度纯净。杜甫不能成为政治家，有一个原因，他不会考试！考了两次都失败了！他自己公开说过“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和他差不多同时的，贾至、李颀、李华等都考上了。考不成就不考了。三十九岁还献了《三大礼赋》歌颂皇帝圣明，唐明皇让他试了一下文章，给了他一个小官：京兆府兵曹参军。《新唐书·职官志》说“兵曹参军事各一人，正九品上”，九品，是个芝麻小官。安史之乱，皇帝逃到甘肃灵武，他追过去尽忠，连一个非常小的官，都不会做，还不识时务。他的朋友书呆子房琯打了败仗，杜甫傻乎乎去辩护，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李白一直没有参加科举有一种可能是，他不是官宦出身，也不是农民出身，而是商人后代，工商杂类，无与仕伍，没有资格参加科举。他就不走这条高考的独木桥，干脆写诗营造名声，再通过某种门路，直接让皇帝赏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才气太大，不拘一格，考试的种种规格他受不了。

苏东坡之所以能够成为政治家，后来还那么有名，亏得科举这道门槛。历代科举，录取率是很低的，难度是很大的，孟郊考了多次，穷到把家具都卖了（借车载家具，家具少于车），弄到五十多岁，才考中进士，才写出了“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苏东坡一考就中，才二十一岁，而且是兄弟两个一起考中。当时的考试程序相当复杂，先是从四川家乡跑到开封府考一场，及格了，还不算数。第二年正月，礼部复试，又及格了，还不算。最后由皇帝殿试，从二十一岁考到二十二岁，和他十九岁的弟弟同时进士及第，这事当时传为美谈的。

我们现在讲素质教育，他素质又好，应试也行。我们应该向他学习，不要老是埋怨高考太刁难。

我年轻的时候素质大概也不错（同学笑），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也很会应试，我本来对数理化有点兴趣，特别是化学，情有独钟，元素周期表，看几次，就背上了。那时我心中的偶像是门捷列夫。莎士比亚说，人这个名字听起来多么骄傲。我觉得应该改成门捷列夫这个名字听起来多么骄傲。我立志当个门捷列夫式的化学家。但是，我更喜欢文学，高中二年级就在上海青年报上发表诗歌和散文。挺得意的，班上哥们儿崇拜我的不少，有一度我的外号叫作“高尔基”。当时我们原来备考文理不分，我偏文科，我是共青团员，多多少少上点心，考试往往就有灵感，常常混到挺好的分数，好像到了奥林匹克赛场上，能够超常发挥。有个女同学说我是“考试机器”，看见我眼睛都有点发亮，挺漂亮的，可惜当时，我没有感觉，因为我是团员，原来叫作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年改成共产主义青年团，我都宣过誓，要为共产主义实现而奋斗。共产主义还没有实现，就想着个人幸福，太可耻了。（学生鼓掌，大笑）等到上了大学想起那美丽形象，可是为时已晚。人家写给我的信上说，你太骄傲了。我实在是太冤枉了，那时，还有一个原因，突然出了一套《东坡乐府》，线装的，没有注解，但是，我一看就着迷了，还找字典查不认识的字，把课外时间都全部奉献，数学作业两个月不交（同学大笑），那个女同学的发亮的眼光，当然不如苏东坡笔下的“冰肌玉骨”（同学大笑，鼓掌）。回想五十年代真是比较自由，老师也不管，期中考试数学57分。妈妈也不闻不问，老师很疼我，宽容得很，把我叫到讲台前，就说了一句，“你怎么搞的？”（上海话：侬哪能啦？）行了，我心里有数了（阿拉晓得哉！），怎么办？我把《东坡乐府》放一放，努力两三个礼拜，好，下一次考试，89分，好了，够了！没有必要考太多分！分数又不能吃！（同学大笑，鼓掌）太多了，还妨碍我看苏东坡，浪费生命。因为没有把生命浪费在考试上，高考填写志愿，我不知道当化学家还是文学家好，犹豫不决，后来老师说，你肯定要考北大中文系。那时老师的话就是圣旨，托苏东坡在天之灵，一不小心，考取了北大（同学大笑，热烈鼓掌）。这当然是好事，可是对于中国大陆的化学，损失就太大了，弄到现在还没有人得诺贝尔化学奖（同学大笑），都怪那让我考北大的老师（热烈鼓掌），他已经过世了，所以他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同学笑）。

当然，还是佩服苏轼兄弟的，当然也佩服我自己，在应试和素质统一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是遥遥相对，息息相通（同学大笑）。

李白和杜甫在应试这一点上，就不行了，都没有文凭，不如苏东坡，不如诸位，甚至不如我（学生大笑，鼓掌）。李白和我都是把生命奉献给诗，这一点是相同的，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他老有一种大政治家的幻觉，说自己“奋其智能，愿为辅弼”，把全部智慧和能耐发挥出来，可以当宰相。我就没有这种雄心大志，我在中学里，最大的官，就是小班学习委员（同学大笑），连当学生会主席的野心都没有。当然，我不如李白有心机。他通过某种后门，据说玉真公主，还有他的道士朋友吴筠进入最高权力中心，受到了皇帝的欣赏，可以发挥他的“智能”了吧？可是呢，他对官场明规则、潜规则一窍不通，极端的自由散漫。当时杜甫就写他：“李白斗酒诗百篇”，这显然夸张，至今李白留下来的诗大约是九百多篇，如果按杜甫的说法，就是李白喝了九大杯酒的结果。但是，诗是想象的，是有权夸张的。但是杜甫又是很现实的，接着说他，“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你要当宰相，皇帝请你去议事，你说不行，你要睡大觉，我是酒界的仙人，这怎么成？当然，后世有人同情他，说他得罪了权贵，小说家演绎，什么高力士脱靴啦，杨贵妃捧砚啦，不太可靠。事实上，李白是有点俗气的，现在《唐诗三百首》中还有他吹捧杨贵妃的诗《清平乐》三首。说她是生活在王母娘娘群玉山头，美丽得如瑶台月下仙子（若非群玉山头见，定向瑶台月下逢）。还有什么“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这显然牵涉到性事，将之诗化，是不是很肉麻？何况那时杨贵妃民愤很大，安史之乱，长安沦陷，唐明皇出逃，半路上，兵谏，不把杨玉环杀了，就不干了。歌颂她，应该是李白的最大败笔，人生最大的污点。就艺术水准而言，所用语言，大抵也是套话，陈词滥调，二流半水平。但是，《唐诗三百首》的编者，那个蘅塘退士，居然把它当作杰作选进去了。他在艺术鉴赏上，说得好听一点，是看走眼了，不好听，用《红楼梦》的话语就是糊涂油蒙了心！最糟糕的是，这个蘅塘退士叫孙洙，这是非常遗憾的，他居然也姓孙（同学大笑）。

后来，唐明皇觉得李白根本没有什么政治才能，就很客气地“赐金放还”，送了点钱让他走路。他就索性游山玩水，求仙问道，“五岳求仙不辞远”（《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可实际上是不甘寂寞的。等到安史之乱发生，新接位的皇帝肃宗李亨，让他的兄弟永王李璘，在东南这一带巩固后方。这位李璘呢，可能有点雄心，也许是野心，就扩大地盘，招兵买马，无非是大展宏图吧。抓枪杆子不够，还要抓一下笔杆子，扩大社会心理认同感。正好李白就在附近（庐山），把他请去了，其实当他花瓶，清客。李白却兴奋起来，就歌颂李璘，《永王东巡歌》一写就是十一首。幻想就更膨胀了，说是“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你是要用我，我是谢安呐，随便下下棋谈谈天，苻坚的大军就望风披靡啦。李白本来想象是政治家，现在又变成军事家了。这样吹吹就算了，但是，他实在是头脑发热，连话语都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称永王为王，可以，但是称他为“君”，这个问题就比较粗。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永王成了君，把北方的真命天子往哪儿放？连起码的政治常识都没有，还想吃政治饭！北方皇帝的老哥，本来就担心老弟在南方这块富饶而未经战乱的土地上坐大，功高震主，尾大不掉，就找了一个借口，派一个大将去把他消灭。派的谁呢？也是个著名的诗人——高适。这个人诗写得不如李白，打仗可比李白强多了。三下五除二，永王璘逃到岭南死于非命。李白就当了俘虏。这下可惨啦。下了江西浔阳监狱，罪名属于谋反的性质，要杀头的。幸亏当时掌握军权的宋若思欣赏他，保他，优待他。但是，死罪可恕，活罪难饶，就判了个流放夜郎。为什么是夜郎？不是有个谚语夜郎自大吗？典出《史记·西南夷列传》，唐代在文人中应该是常识性的。你不是会吹吗？那就到那个最会吹的地方去PK吧。李白这时不仅是政治上犯罪，而且道德上破产，在士大夫中绝对孤立，杜甫在怀念他的诗里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整个中国除了杜甫，没有一个人同情他。

流放是个什么罪名？隋唐时期，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流放仅次于死刑。虽然不像“笞”“杖”那样要打烂屁股，但是，要被押解到边远地方去劳改。流放的远近，按照罪行的轻重划分，以首都长安为起点，分为三千里、两千五百里和两千里三等。到达流放地后还要自己种一年田。除非得到皇帝的赦免，终身不得返乡。妻妾必须要跟随。李白流放时，有没有小老婆？似乎是没有。不过他结过几次婚，现任太太没有随行。李白有写给她的诗说“南来不见豫章书”（《南流夜郎寄内》），说明太太还留在南昌。有一种可能，战乱时期，纲纪废弛，又是著名大诗人，官方睁一眼，闭一眼了。

伟大诗人，本来心雄万夫，当不成大军事家、政治家，求仙学道，弄个长生不老也不错啊，可是到头来，落得个劳改犯的下场。我才疏学浅，没有研究过唐朝的流放犯的具体待遇，是不是像《水浒》中的林冲、宋江那样脸上刺字？那种制度还没有形成。至于夜郎，现在学者有争议，按司马迁说，则是在云南，学者也有说是贵州遵义附近：桐梓，还有说湖南西部。反正是两三千里之外啊。李白后来夸张地说：“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这么远的地方，可不是旅游，骑马、乘车是不可能的，官路驿道还好，可是有些地方是没有官路的，免不了翻山越岭，也有些连脚都难走的路。当然，有时，也走水路，从江西逆长江而上，李白《上三峡》中有云：“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李白得意时写到生命苦短，也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豪迈的，这次长江航行就不但没有了奔流到海的气势，相反有一种度日如年的哀痛：“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伍子胥出逃楚国，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发，那是传说，李白这下子，可真正体会到了三夜就白头的煎熬。这样痛彻骨髓的绝望感失去了李白一贯的浪漫。想想看，他已经五十八岁了，身份是个老囚徒，律令规定是要戴上某种刑具的，是不是像京戏里那样戴上枷锁？不过京戏里的枷锁是道具，也许是泡沫塑料的，很轻的，囚犯的枷锁可能是有相当分量的。是不是要像林冲那样受到解差的虐待，无从查考了，但是沿途的餐饮住宿都要自己支付。没有银子，官家垫付，到了流放地官家分发农具、种子、牛羊等等，一年后偿还，还要给国家缴纳税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