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才人

雪地里的萧红

在飞机上

在上一个千禧年的最后的10天，我在南方的一个城市中匆匆打点行装，决意前往北方的一个寒冷的城市。

从福州飞往哈尔滨，空中航程2489公里。这种大跨度的远程飞行于我来说并非首次，但却感到神圣。飞机在南京机场降落上客再次起飞后，继续北行，午后４时，不知道是因为高空的原因还是错觉，此刻的太阳已在机翼的下方，满天燃烧的红霞与地平线上银色的雪国，蔚为壮观，而雪地中迎来又远去的村舍，让我想到机翼下方雪地之中人的渺小。

可我为何要作此远行，固执地要去寻找一个半个多世纪前就被冰雪覆盖了的灵魂？这个人与我无亲无故，也无任何的缘分，甚至也不是我的文学研究的对象，仅仅是为了一个人，为了这个人天才而短暂的人生。

这个人就是萧红。31岁的生命，雪国占据了她的大半生。当她走出这个雪国，便没有再回来了，然而，在她的作品中，在她的精神世界中，却又始终飘洒着雪，她的最精彩的作品最深切的回忆，全在雪国。我最早读到的是《呼兰河传》，记得当时立即被开篇那句话惊呆，说，严冬一封锁大地，大地就满地裂着口。冻裂了的大地、满是裂着口的大地会是一个什么样？这对一个南方的人来说，很难想象。还说，大地一到严冬的季节，一切都变了样，天空是灰色的，混沌一片，而且整天飞着清雪。“清雪”又是一个什么样呢？

那时，萧红在南方温煦的香港，病中回望着童年的雪国故乡。

哈尔滨的夜

哈尔滨的天五点便黑了，时差与我所在的城市２个小时，这让我有些茫然。我在寒冷的夜晚，找不到70年前的道外正阳十六道街的东兴顺旅馆位置，也找不到那个白俄开的“欧罗巴”，只能在可以称之为也是道外的一家酒店住下，这里恐怕离曾经留下过少女萧红求学身影的学校也很远。

我对哈尔滨和哈尔滨夜的感觉完全陌生。

将近70年前的1932年仲夏６月，那时萧红还未“诞生”，那个叫张迺莹的女子，身怀六甲，被人抛弃囚禁在东兴顺旅馆，万般无奈之下，她拨通了一家报馆的电话，于是引来了她的救命恩人、后来成为患难夫妇并且双双走上文坛的萧军。这个心酸的故事以“英雄救美”的方式流传文坛，画面强烈十分抓人，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他们此后在哈尔滨的窘境和艰难。

他是一条受冻受饿的犬呀！

在楼梯尽端，在过道的那边，他着湿的帽子被墙角隔住，他着湿的鞋子踏过发光的地板，一个一个排着脚踵的印泥。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划褥子可以吃吗……我坐在小屋，象饿在笼中的鸡一般，只想合起眼睛来静着，默着，但又不是睡。

我饿了，冷了，我肚痛……肚痛，寒冷和饥饿伴着我，……什么家？简直是夜的广场，没有阳光，没有暖。

我再也不能抑止我的愤怒，我想冻死吧，饿死吧……

雪，带给我不安，带给我恐怖，带给我终夜各种不舒适的梦……一大群小猪沉下雪坑去……麻雀冻死在电线上，麻雀虽然死了，仍挂在电线上。行人在旷野白色的大树里，一排一排地僵直着，还有一些把四肢都冻丢了……从冻又想到饿，明天没有米了。

饿比爱人更累……

这些文字像冻雪般的洒落在萧红的作品里，有一篇散文，题目就叫《饿》，通篇都写饥饿的感觉，一个又饿又冷的少妇，在哈尔滨的街市在雪地的小屋中，等待一个又饿又冷加上又累的男人的归来。饥饿和寒冷，这就是萧红告诉我的哈尔滨的全部。我的行包中便有萧红这本散文集《商市街》，当然我不用翻阅也能记得清楚，夜的哈尔滨不仅陌生，而且充满了恐惧。我在夜色中走出酒店，我想体验一下萧红的感觉，那时也只有七点多钟，酒店前的街道上只有厚厚的积雪，看不到行人，稀落的汽车一辆一辆地从身边滑过，我一个人默默地走在雪地冰冷的路面上，脚下的积雪发出咔吱咔吱的响声，是不是被我蹍碎了刚刚冻结的冰凌？果然也在下雪，可以从领口钻进我的脖子里的雪，是不是萧红说的清雪？说实在的，我完全没有必要在此时，独自一人走在寒冷的冰雪之中，我只是出于好奇与矫情，想让我的感觉与萧红接近一些。我在走上防洪大堤的时候，冰封的松花江就在眼前，我知道在冰封之下的松花江，隐藏着一些萧红与萧军的故事，但立即浮现在我面前的，却是大堤的坍塌，汹涌的洪峰冲进哈尔滨，处于道外的东兴顺旅馆立时便淹至二楼，店老板逃走了，萧红被人遗弃留下的一身债务才算被大水冲掉，一只好心的运木炭船将那个大肚子的女人载走……

在冰封的大地上

从哈尔滨到呼兰县城，便是萧红描写过的冻裂的大地，我现在就行走在这东北松花江岸的土地上，没有萧红说的那种像小刀子般厉害的风，雪却是在不停地下着，没有感觉到冷，为了寻找冻裂的大地，停车走下水泥的路面，走到有泥土的旷野上去，大片大片被积雪覆盖着的土地，就是没有看到冻裂的口子。

路上没有见到马车，更没有见到七匹马拉的大车，萧红对在旷野中奔跑的大车的描写，实在是精彩之极，不能见到这个情景？

七匹马拉着一辆大车，在旷野上成串的一辆挨着一辆地跑，打着灯笼，甩着大鞭子，天空挂着三星。跑了两里路之后，马就冒汗了。再跑下去，这一批人马在冰天雪地里边竟然热气腾腾的了。一直到太阳出来，进了栈房，这些马才停止了出汗。但是一停止了出汗，马毛立即就上了霜。

司机说，现在当然是见不到这个情景。只能遗憾！那时，张迺莹上哈尔滨念书，马车在旷野跑着，恐怕也得小半天的工夫，而现在，只有半个多小时的汽车行程。

根据萧红的描写，呼兰河的南岸，尽是柳条丛，过了河到了北岸才是呼兰的县城。我从南岸而来，没有见到柳条丛，也许是12月的寒冬，柳条都落叶了，隐退了，见不着它的影子，倒是看到衰枯了的芦苇一大片一大片地倒伏在河的两岸，中间结冰的地方呈白色，冰层下便是呼兰河不息的流水，不知道七月十五的盂兰会，呼兰人还放不放河灯？萧红写夜深三更过后，河沿上一个人也没有，河里边一个灯也没有了的时候，呼兰河那是多么地至静至美：

河水是寂静如常的，小风把河水皱着极细的波浪。月光在河水上边并不像在海水上边闪着一片一片的金光，而是月亮落到河底里去了。似乎那渔船上的人，伸手便可以把月亮拿到船上来似的。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有着横渡日本海的经验，所以这里出现了月亮在海上与在河上的比较，现在的河水被厚厚的冰层覆盖，纵是没有任何的污染，也是看不到那轮可以落到河底的明月的。

1940年的萧红，叛逆了她的家庭，却是深恋着她的故乡。

祖母的屋子

现在我就站在了“萧红故居”的门前，一座典型的北方大财主的院落，70年前，萧红反抗过的家庭，萧红叛逆了的家庭，或是萧红被开除出祖籍的家庭，我要探访的主人就出生在这个家庭之中。

在一列红窗灰墙灰瓦的房子里，在北方的土炕上，这里在1911年6月2日的那天产下过一个女婴，女婴起名张秀环，就是后来的张迺莹再后来的萧红。女婴出生后的100天，在武昌有一个推翻清王朝的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南方的大革命与北方小女婴的出生，当然没有任何的联系，但是，如果没有相对的开明的社会环境，比如没有可以接纳女生入学的学校，包括办在呼兰县城的小学与哈尔滨的女子中学等，就不可能有一个作家萧红了。

最先进入这一列五间屋子中的东面两间，这是祖母的屋子：

我家住着五间房子，祖母和祖父共住两间，母亲和父亲共住两间。祖母住的是西屋，母亲住的是东屋。

现在的西屋存列着实物，管理者一概将其标明为文物，并且到处都是用粗重的墨笔写下的“禁止抚摸文物”的警示牌，继承了当年祖母的传统。这里有青花瓶、座钟、太师椅、书案、小炕桌、炕被柜、梳妆台，有枕头顶、烟袋嘴、小铜锁、铜烛台、老花镜、筷子等，还有萧红的父亲穿过的青大襟、兰士林上衣和用过的印章等，就像一个小小民俗馆。在我的印象中，东北的土地改革是很彻底的（我是在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得出这个印象的），作为大地主的张家，怎么可能经过那样的一场革命，还能留下这许浮财，这些在当时看来绝对的奢侈品？包括这个大院这座房子，都不分给贫雇农？（后来，我看到一个资料，一如我的猜想，这些实物都是从民间收集来的，这个院子和这座房子是做了大量的搬迁，腾出来后进行修缮的，才有了今天看到的萧红故居）我不知道这里的物件与萧红之间的具体关系，那个小炕桌，那个梳妆台萧红曾经用过？都有这个可能，但我还是喜欢在想象中再现张迺莹儿时这两间屋里的情景：祖母的屋子，一个是外间，一个是内间，当时的摆设是，外间摆着大躺箱，地长桌，太师椅，椅子上铺着红椅座垫，躺箱上摆着朱砂瓶，长桌上列着座钟，钟的两边站着帽筒，帽筒上并不挂帽子，而插着几根孔雀翎。尤其是祖母的屋子里那两个钟，一个座钟，一个挂钟，座钟非常稀奇，画着一个穿古装的大姑娘，好像活了似的，好像会用眼珠子瞪人，那挂钟就更稀奇古怪，里面有一个长着蓝眼睛的毛仔小人，眼珠子还会转动，这一切对儿时的张迺莹来说，都觉得十分的好奇，４岁的张迺莹５岁的张迺莹，便在这两间屋子里跑来跑去，对于那好奇的一切，总想用手去触摸，孔雀翎上金色的“小眼睛”、大躺箱上雕刻的穿着古装的小人，可是祖母总是不让沾边，手还未出，便招来喝斥：“不许用手摸，你的手脏。”这让任性、敏感而心灵脆弱的张迺莹十分地沮丧与不甘。一方面，屋子里有无数的好奇，处处都是诱惑，一方面却处处设防，不许触摸不许乱动，理由是你的手脏，若张迺莹洗净了手，是不是就可以随意触摸呢？

当时的祖母就像现在保护文物一样，处处禁止，绝不让充满好奇的萧红靠近，禁止的结果，要么是欲望的扼杀，要么就是反抗，儿时的萧红选择了后者，果然也就在这屋子里出现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家的窗子，都是四边糊纸，当中嵌着玻璃，祖母是有洁癖的，以她的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边上，我不假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跑到窗子那里，就伸出手去，把那白白透着花窗棂的纸窗给捅了几个洞，若不加阻止，就必得挨着排给捅破，若有人招呼着我，我也得加速的抢着多捅几个才能停止。手指一触到窗上，那纸窗像小鼓似的，嘭嘭地就破了，破得越多，自己越得意。祖母若来追我的时候，我就越得意了，笑得拍着手，跳着脚的。

终于：

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我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一排排捅破了的纸窗，我好像听到了萧红捅纸窗嘭嘭的声响，好像听见了纸窗被捅破时发出的噼里啪啦的声音，也好像听出了那一声刺痛的尖叫，被针刺痛了的小指头，从此结下的怨恨，在这间屋子里，在童年的心灵中。

我现在就站在屋子里，看着萧红儿时不能触摸的物件，还有那排玻璃窗，窗纸已不在了，小手留下的血的印迹却能感觉得出来。有一个秋天，美籍华人作家李硕儒先生来到这间屋子里，夕阳西沉，残照里，看到有一只桔黄色的蝴蝶扒在玻璃窗上，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几次挥手也都不肯离去……李先生很快悟到，这可能是萧红灵魂的化身，为此深深地感叹。但是我想，纵是萧红的灵魂，也是不会停驻在这间屋子的玻璃窗上的。

后花园

有一处倒可能是那灵魂的憩歇地，这就是“萧红故居”背后那一大片的花园，萧红称之为的“后花园”。

我从迎门堂屋走进后花园。如果说，祖母的屋子是萧红的禁地，那么，后花园则是童年的乐园。“我家有一个大花园，”叙述的口气自豪、欢快明亮，这是萧红作品中少有的亮色，是张迺莹童年的七彩光环，“这花园里有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蝴蝶有白蝴蝶、黄蝴蝶。这种蝴蝶极小，不太好看。好看的是大红蝴蝶，满身带着金粉。”“蜻蜓是金的，蚂蚱是绿的，蜂子则嗡嗡地飞着，满身绒毛，落到一朵花上，胖圆圆地就和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花园里，有一棵樱桃树，一棵李子树，一棵大榆树，还有一丛玫瑰。这就是张迺莹儿时的乐园，乐园的伙伴只有一人，就是年迈七十岁的老祖父。祖父与祖母、屋里与屋外，简直就是两重天，“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干活干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大黄瓜，跑去摘下来便吃，黄瓜没吃完，又见一个大蜻蜓，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追不上蜻蜓便又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待到一切都玩腻了，又回到祖父的身边，“祖父在浇水，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起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下雨了，下雨了。’”这是一个绝对自由的天地，是“我”与祖父共享的欢乐园，不能让外人知道，更不能有外人介入。在幼时的萧红看来，祖母的屋子是压抑的，而长工们住的草房是荒凉的，只有这个后花园是灿烂的：“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人和天地在一起，天地是多么大，多么远，用手摸不到天空。而土地上所长的又是那么繁华，一眼看上去，是看不完的，只觉得眼前鲜绿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