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悟与妙说

两百多年前，《红楼梦》在中国诞生。这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情小说，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从它诞生以来，人们便对“大旨谈情，实录其事”的写作意图开启漫长的解读，对其“真事隐去，假语存焉”的特殊笔法进行各种脑洞大开的揣测。有专家分析《红楼梦》评论史上的一个现象，认为有一个人，细读、讲述、教授《红楼梦》整整三十年，将红楼梦从太平洋的西岸讲到太平洋的东岸，创造出阅读《红楼梦》的时间纪录与空间纪录。这个人就是白先勇。白先勇先生不仅是当代中国的一流作家，还是一流的文学鉴赏家，《细说红楼梦》便是证明。

白先勇曾说“但在耄耋之年重新细读和讲授《红楼梦》，我越发觉得这是一部真正的‘天书’——有说不尽的玄机，说不尽的密码，需要看一辈子。我看到晚年，可能才看懂了七八分，所以，我想大胆地宣称：《红楼梦》是‘天下第一书’！”为了更好地带领广大青年学子细读《红楼梦》，白先勇把里仁版庚辰本《红楼梦》与桂冠版程乙本《红楼梦》从头到尾仔细对照比较了一次，不但发现其中隐藏的不少问题，而且还让人们更好地了解红学界中的版本问题。白先勇主张从小说的艺术和美学观点出发，展开文本细读过程。他还针对人物塑造、小说技巧、小说框架、小说视野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这不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文化的品性，而且还能在其中完成文化精神的聚生，使当下的年轻一代亲近我们的传统文化，参与到推动文化精神新生的行动中。

《白先勇细说红楼梦》问世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不仅推动了中学语文教育中的《红楼梦》阅读，掀起了阅读经典的浪潮，更重要的是引导人们重新思考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思路。中国经典文学的传播需要导读实践，这是对当代人文学素养的培养，也是对当代文化精神的扶助。在我看来，重新审视传统是《白先勇细说红楼梦》的初衷。这必然是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遗产价值的一次壮举，也是我们弘扬中华文化的集体发声。

一、太虚幻境：宿命、现实与人生

想象一下如果你提前看到自己命运轨迹的情形。你是否会把其中的痛苦和磨难归咎于宿命，还是说能聚集有限的力量去承受苦难并发起反抗？《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是全书极其重要的神仙架构，不但点出书中重要人物的命运和劫难，而且还通过宝玉神游将真与幻、人与仙联结起来，巧妙地展示出精神空间、社会空间之间的统一性。

在讲授《红楼梦》的一开始，白先勇就曾开宗明义指出：“首先，曹雪芹架构了一个神话，由超现实引领，进入写实。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之一，或说它奇妙之处，就是神话与人间、形而上与形而下，可以来来去去，来去自如，读者不觉得奇怪，好像太虚幻境、警幻仙姑、茫茫大士、渺渺真人……真有这么回事，然后一降回到人间，贾母、王熙凤、宝玉、黛玉……也觉得是真有其人。它的神话架构笼罩全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也给予写作极大的支撑与自由。”[1]

我们不禁要问太虚幻境中神话架构的象征性是什么？又起到什么作用？为了说明“太虚幻境”的艺术表层效果和深层效果的关系，白先勇从一开始就把“太虚幻境”与人物的生活现实联系起来，目的在于呈现曹雪芹对人生做出的一种全景式的反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在每个时代、每代人心中都曾有过这样的思考：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应该追寻的，而什么又是必须放弃的？究竟是要沉沦红尘，还是超然物外？《红楼梦》对这些反思的书写绝非一般的泛泛而谈，也并非仅就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做一番详尽的书写。《红楼梦》用生活的现实和故事呈现上至王侯将相，下至黎民百姓数百人兴衰难料的命运。在“太虚幻境”中十二金钗的命运一一显现，四大家族的命运也有神秘的预警。这些人物千人千面，没有一个雷同，即便是很近的“镜像”人物如晴雯和黛玉也是相似却不同。这些人物不停地在不同的命运关系中穿梭，从而将他们各自的命运贯穿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百态的史诗。

在白先勇看来，太虚幻境的神话构架极其引人注目和富有想象力。这种艺术手法其目的在于分析命运的疆界，而不在于强调宿命。所以，尽管曹雪芹在此预示了十二金钗的命运，但他依然采用诗词和谜语的形式让读者去猜想、去揣测。他要告诉读者，一个人的命运，包括我们自己的，永远是一个谜语。用白先勇的话来说：“我想命运是最神秘的东西，人这一生，到底是怎样一条路？没有人不好奇，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命运以后会怎样。”[2]白先勇对于《红楼梦》中人物命运的分析不是要描述出一种人物理论，而是结合个人阅读、主体经验和哲学知识帮助读者探寻《红楼梦》中各色人物是如何借助个人的性格和性情在人世间建构和塑造自身。

如何既能做到对上百个人物性格和性情综合分析，又能对不同人物性格和性情之间的差异进行逻辑归纳，对于理解“太虚幻境”神话架构和《红楼梦》小说技巧是至关重要的。白先勇把对“太虚幻境”的分析建立在对人物性格多面性分析的基础上。他不是孤立地谈论人物的命运，而是从人物的现实环境去分析各色人生。在分析每一个人物的时候，白先勇都试图联系家庭和家族关系，不断地将一个较大的社会群体呈现出来。就十二金钗命运总体的判词而言，书中女子的命运和《红楼梦》是悲剧结局。为了激发对人物命运的探讨，白先勇紧紧围绕贾宝玉经历的各种感情考验，在与人物情感相关的信息中探究不同人物对情感、情致、情缘的看法。这个主题绝不是中立的。读者很容易发现，通过文学和艺术性讲述人物的情感关系意味着深入理解人物的心灵，以及支撑这些概念的人物命运、传统的道德礼法和习俗、封建社会的婚姻和家庭的观念、子嗣观和代际关系。

白先勇认为，情在《红楼梦》里有非常复杂的层次。情动起来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有给予生命的力量，也有毁灭生命的力量。[3]在我看来，这个情就是人内心的本质性。情可以发动内心的追求，让它体现在现实生活和社会中。贾宝玉的悟道、林黛玉的焚稿断痴情、薛宝钗的端庄周全、王熙凤的机关算尽、贾元春的付出和奉献、贾探春的不屈和反抗、贾惜春的独善其身、贾迎春的随波逐流、史湘云的洒脱爽朗、妙玉的傲骨凡心、巧姐的时来运转、李纨的勤劳、秦可卿的风流、袭人的贤惠、晴雯的任性率真、鸳鸯的忠诚……每一个人物的命运都发生了情与理的冲突，因为他们无法完全过一种将情感和现实割裂的双重生活。他们无法为了适应生存而放弃自己的初衷和理想。因此，这些人物无法避免命运的冲突。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徘徊的宝玉最终选择遁入空门。皇帝赐他“文妙真人”之名，这里“真人”是道家的称号，其实就是归还他赤子之心。这赤子之心就是人的至情至性。至此，太虚幻境由虚境变成了实境。

如何解释“太虚幻境”的艺术性将引发一系列问题和可能给予的不同回答。这些问题和回答很可能涉及宿命、现实和人生这些广泛的领域。也许，宿命是人生的困难或先天的障碍，但却并不能完全控制人的心性和情感，赤子真情才是心灵的活力，确证情感和意志的方向。如果说“太虚幻境”是宿命的象征，使人陷入迷幻，那么人世间的赤子情怀就是粉碎疑虑和忧患的利器，是激发信念和决心的动力。“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作为一种吊诡的表达，一再地推动读者去探索和解释命运的奥秘，也一再地向我们进行现实和人生意义的交流，辨别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不断追问人的生命本质，寻找命运的走向——而白先勇做的就是在此中引导我们。

二、大观园：裂隙、矛盾与统一

大观园是在尘世中扩展出的太虚幻境，也是天地间至情至性、至美至圣的所在。它充满了青春的纯洁和理想、儿童的欢乐、诗意的生活，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在这里吟诗、作赋、赏花、饮茶、嬉戏，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潇湘馆的翠竹、怡红院的海棠、蘅芜苑的奇藤异草、稻香村的舍田风光、栊翠庵的袅袅炉香……这些风景是在宝玉和姐妹们不断扩大的诗意生活中慢慢呈现出来的。怡人的色彩、婉转的曲调、深邃的诗意，还有转瞬即逝的暮春落花时节被融为一体，呈现了一个自由自在、平和风雅的神秘世界。

余英时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以“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来说明大观园的世界和大观园以外世界之间的关系。“作者曾用各种不同的象征，告诉我们这两个世界的分别何在。譬如说‘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以及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4]不同于余英时“内与外”的分析视角，白先勇紧紧把握曹雪芹对小说人物视角的运用，解读不同人物眼中的“大观园”，将贾政、宝玉、元妃、刘姥姥、宝钗、黛玉、王夫人等人眼中的大观园一一呈现出来，就此出现一个多角度的不断叠加的大观园。

贾政眼中的大观园自然是好，他特地带来一群他所谓的“清客”到大观园，为的就是附庸风雅。而宝玉看大观园则有的地方好，有的则不好。刚好，宝玉在给稻香村题诗的时候遇到了一个空间矛盾，他认为稻香村缺乏自然之气，而显得牵强。于是宝玉直言：“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对此贾政听后勃然大怒。白先勇指出：“这一段看起来，好像父子两个人的拌嘴，其实要表达的是两种理念。贾政，代表儒家那一套核心价值，儒家最紧要的是社会秩序，一切合乎礼教，甚至于自然，也要人为地把它规划清楚。宝玉呢，是个自然人，倾向道家的归真返璞，反对一切礼俗束缚。”[5]白先勇用道家和儒家价值观念的博弈，将空间与社会联系起来，表明大观园绝不是一个孤立或者单一的空间，而是包含不同人感受与想象、思维与意识形态的空间。

在第十七回至第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曹雪芹呈现了元妃视角下的大观园。大观园好一派隆重景象，张灯结彩、富贵风流。元妃省亲则有另一番感喟：“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6]在此，白先勇揭示了曹雪芹刻画人物的妙法，“一句话就把她变成一个人，真的人，不仅是皇帝的妃子，也是贾家的女儿……我们会同情她的处境，不觉得她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皇妃，她也是非常有人性，有她自己满腹的心事，有她自己说不出的苦处。作为皇妃，当然一方面很风光，皇帝很宠她，封她为‘贤德妃’，但另一方面，可感受她在那边生活也不容易的，回来以后见了家人，感触甚多，所以讲了这么一句话。”[7]元妃把大观园看成充满温情的空间，一个充满快乐的生活之地。尽管大观园是为她省亲而建造，但她在省亲后便让姐妹们住了进去。元妃将大观园与宫廷对象化。大观园是一个与层层殿堂相对立的空间，虽然它不构成绝对的对峙，但元妃眼中大观园的自由和温馨已经能够显现出来。

第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讲的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情景。白先勇把刘姥姥视为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土地婆。她的到来给庞大森严的贾府带来了浓浓的乡土气，也是人间烟火气，呈现大观园与乡间之间的联系。一个乡土老太太穿行在大观园中，这本身就表明社会秩序空间的突围。刘姥姥以朴实善良把自己引入至圣至美之所，这个过程表明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的沟通和联系。于是大观园从虚幻的空间落入了一个更大的人间社会。刘姥姥观蘅芜苑、入栊翠庵品茶、而后误闯怡红院，再到后来受王熙凤之托给巧姐取名，这些一再地表明大观园隐含了所有可能的空间。不管是精神上“形而上”的虚境，还是以刘姥姥为代表的“形而下”的实境，都体现了大观园极盛之时的景象。白先勇通过比照总结道：“刘姥姥进了潇湘馆、进了蘅芜苑，她的感受，让我们刷新（refresh）一次认识，重新对大观园有一番新的印象。这就是曹雪芹厉害的地方，他前面很久没有讲到大观园了，已经知道的他不讲了，新发生的，等刘姥姥来的时候，又给它一个近镜头（close up），夸大地来看大观园。后来，贾府衰败以后，宝玉再进大观园，听到潇湘馆鬼哭，那又是一种凄凉景象。所以大观园的兴衰是《红楼梦》的主题之一，从各种角度，背面的、侧面的来讲兴和衰。刘姥姥进来的时候，是极盛之时，我们听到的是一片笑声，看到的是一片繁华。”[8]

在第二十七回“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中，白先勇对比宝钗扑蝴蝶和黛玉葬花两种场景，将两人眼中的大观园作对象化分析。白先勇对曹雪芹小细节的解读非常精彩：“宝姑娘不会随随便便去扑蝴蝶，如此安插，因为在这个地方马上要写到很重要的黛玉葬花——《葬花吟》，是林黛玉为自己写的挽歌。春天里，宝钗在扑蝴蝶，在抓住上飞的、象征幸福的东西，多愁多病的黛玉看到落花，马上联想到自己的生命将凋残。”[9]人们在宝钗和黛玉那里发现的，是一个分裂、矛盾的大观园，同时也使之命运化了。美丽、欢乐、自由的大观园掩盖了每一个人真实的处境和心境，大观园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改变。这也预示了大观园内隐藏的重重危机。对此白先勇认为：曹雪芹设计的很多小场景，目的是引导走向最终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