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奥秘

讲几句开场白吧。走进这个讲堂，颇为感慨，回想第一次讲座，那时候不在这里，在南京城里东南大学老校区。绝对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是2001年。我途经南京，就随便讲了一下，以后，没想到就被你们“揪”住了（笑声），想逃也逃不掉。当然，去年我溜掉了一次，人已经到了南京，你们老师以为一定会来吹一两次，但是，因为家里有事，就来个不翼而飞。打招呼？你们不同意。除此之外，一年大约两讲，一连讲了十几年。别的专家，把他的学术精华讲一下，都只讲一次。我为什么连讲十几年呢？第一个原因，是你们大家都很爱我。男同学爱我（笑声）。女同学当然也爱，但是，大多数是含蓄的（大笑声），当然，不是爱情的爱，也不是暗恋，只是有种心照不宣，心有灵犀的感觉（大笑声）。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在贵校发挥特别好，比在我们福建师范大学好， 比在北京大学讲得更好（鼓掌声）。因为演讲的效果不仅取决于演讲者，它不是写文章，写文章就是凭作者的水平，而演讲是互动交流，是一种生成的过程，互相鼓舞，形成一种共同创造的氛围。听众跟演讲者要有同样的水平。我到你们这里，每次讲座，都有一种旗鼓相当、棋逢对手的感觉，如果讲座成功，不仅归功于我，同时也要归功于东南大学的同学。

当然，每年来讲，压力很大，你们期望值很高，每一次都要讲得不一样。为什么呢？你们领导方面，特别是陆挺老师每次都录像记录，把文字整理好，让我改一下，就出了书了，第一本叫《演说经典之美》，稀里糊涂地到教育部还得了一个什么三等奖，教育部本来都是奖学术著作嘛。因为其中讲鲁迅的被《新华文摘》，还有你们《新华日报》等等地转载，意外赚了价值好几万块的银子呢（笑声）。其实，这个奖金应该和你们平分，特别是记录整理的蒋烨林小女士，今天她也来了。感谢她，请为她鼓掌（掌声）。

在你们这里讲，自我感觉越来越好，感到演讲应该是一个独特的散文文体，所以我每次讲，都是很用心的，要讲出一点学问，一点散文独创感来。

准备很认真，当然是好的，但太认真，却是不好的。美国的卡耐基演讲术主张，演讲一定要准备，但，又不要完全准备，准备得太好，眼睛盯着讲稿，目中无人，那是很讨人嫌的。我这个人讲起来，随意即兴，率性骂骂权威，你们就给我鼓掌，我就更自由，有时也骂骂自己，你们就欢呼。哪怕是讲错了，你们给我纠正，我也给你们鼓掌，那真正人生一大享受。（欢笑声，掌声）太认真写稿子来念，就有点傻样。

当然，也不能随意乱讲，要有学问做底子的。随便乱讲会出岔子的，闹笑话的。

最近中央电视台搞了一个《中国诗词大会》，你们都看了？一些年轻人，非专业的人士，对古典诗词背诵的流畅，反应的速度，让我叹为观止，也让我非常惭愧，比他们差太远了。可是，我看了几集以后啊，我的感觉起了根本的变化。听那个专家、大专家啦，还有美丽的主持人董卿的话，就感到自己还怪不错的啊，比他们还强一点啊。中华民族的伟大的诗歌传统有那么深厚的群众基础，而我们的专家居然却有些“菜”。第一场是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导演的构思是：让一位女士，用沙来画一幅画，再让参赛的人来猜这是哪一首诗。那画是远处有山、白云，隐隐约约的房子，近处呢，有一辆车停在那里，边上有一些树，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百分之九十几的人都知道这是杜牧的《山行》。这个时候我就感觉到中央电视台太丢脸了，“停车坐爱枫林晚”是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看枫树吗？我看到你们有人摇头了。大错！“坐”是“因为”的意思，不是“坐”在那里的意思，这在中学生都是常识。诗的立意是，诗人把车子停下来，是因为看到枫林在晚霞的夕照下，颜色鲜艳到比春天的花还美丽。这个错专家没有看出来，观众也可能忽略过去了。可是，唉，那专家是搞历史的，通俗地讲《史记》讲成文化明星了。本来不懂诗，不讲也没有他的事。但是，他可能觉得好久没有讲话，感到寂寞啦。他以为中国古典诗歌是很简单的，就即兴讲起来，就说：这首诗啊很好啊，中国诗人对时令转换、季节的流逝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对于秋天有一种悲凉的感觉。体现了中国诗歌悲秋的传统。我一听，就吃了一惊。接着央视的头牌主持人——美丽的董卿女士，也不动脑筋跟着说：“是啊，中国人啊，看到秋天就非常悲凉啊。生命暂短啊，这种主题啊，到今天都在撼动着我们。”这实在是太离谱了。秋天的枫叶，被霜打了，比春天的花朵还鲜艳，这是表现悲凉的情感吗？是悲秋吗？这明明是歌颂秋天比春天还美啊。他们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他们怎么这么勇敢啊。当然，中国诗歌的确有悲秋的传统，从宋玉开始“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到杜甫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是悲秋啊。但是，中国古典诗歌不仅有悲秋的传统，也有颂秋的传统，刘禹锡就特意唱过反调：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他就反对“逢秋悲寂寥”，偏偏强调秋天是很明净的，爽朗的，秋气是很昂扬的，因而成了经典名篇。中国的古典诗歌非常伟大，但是中国有些专家实在非常渺小。真是无知者无畏，勇敢到当着13亿人面前信口胡柴。尤其是董卿女士，她本来是我的“梦中情人”（大笑声），她一讲话我就觉得：“啊呀，糟糕！”她和那位教授缺乏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古典诗歌写的景物，并非绝对是客观的景象，更重要的是诗人主观的心情。当诗人心情昂扬的时候，秋天就不是悲凉的，而是昂扬的。

如果光是中央电视台出一次丑，那我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说了，做人要厚道一点嘛，是吧？但是我非讲不可。为什么呢？不仅中央电视台啊，北京大学中文系啊，我的母校啊，古典文学的头牌教授，头发比我都白了，他也犯同类的错误。

我到你们这边来，讲了十几年，收获很大，收获了两本书啊，马上要出第三本了，当然也有损失啊，我本来一头黑发，现在头上的头发屈指可数啦。（笑声）但是，我更大的收获是什么？是艺术感觉，越讲越敏锐了。轻轻松松就能发现权威教授在艺术上的荒谬。

有一首唐诗，收在中学语文课本里面，贺知章的《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北京大学中文系有个大牌教授专门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唐诗是他的专业，写了一篇《〈咏柳〉赏析》。这首诗好在哪里呢？“碧玉妆成一树高”，是总体的印象，碧绿碧绿的。第二句呢？“万条垂下绿丝绦”，就具体写出柳丝非常茂密。好在哪里？请听：好在，“最能表现柳树的特征”了。诸位，你们用自己的头脑想想，这个论断对不对？他懂不懂诗？你们不敢怀疑权威。我再问一句你们就开窍了。诗以什么动人？（同学答“以情动人”）对啦！他说这个诗的好处是最能表现柳树的特征，而你们说是最能表现诗人的感情，这两种观念，一种是客观反映，一种是主体表现。古典诗歌就是抒情的，抒发诗人的感情的。你们都对了，教授错了。教授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表现柳树的特征很准确，那是什么？说明文啊，美的，艺术的，不朽的，它就是真实的，就是客观真实的，这是机械唯物论。

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它是不是客观对象的描摹呢？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当诗人仅仅准确写秋天的枫叶，写春天的柳树的时候，能不能动人呢？你们都说了，诗应该以情动人，以人的感情来动人，光写柳树和枫叶是不能动人的。那就是产生一个问题，柳树是柳树，我的感情是我的感情，两个东西不是一回事，我说在诗歌里要变成一回事，怎么办呢？

我们来看，这里的柳树的意象，它当然，是有柳的一些特征的，比如，它是碧绿的，柳条是茂密的，是真实的。但是光是这样真实，并不能动人，因为没有诗人的感情。你们说“以情动人”，客观对象的特征跟我的感情没有关系，就不能动人。要让它动人，就得让诗人的感情突显出来。但是，这是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客观的，一个是主观的，互不相干的。要动人就得把柳树的特征和诗人情感变成一个东西。这就要突破柳树的客观特征，让它带上诗人的感情特征。我要歌颂它是美的，光是碧绿，太平淡了，草也是绿的嘛。不够美，还要让它很美，让它变成玉，光是柳条茂密，也不够美，让它变成丝织品。这样就更美了，就带上诗意了。但是，不是玉，要说它是玉，不是丝织品硬要说它是丝织品，这是真实的吗？不是的。是假定的，是虚拟的，想象的，以贵重的物来表现贵重的感情。

这里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要以情动人，就不能仅仅是客观的真，同时还要主观的假，这在理论上叫作想象。以情动人，是要通过想象的。

在想象中，客观特征和主体特征达到了统一。此时呈现的客体形态不再是纯客观的，而是主客体的统一，因而柳树不再是细节，而是意象。在意象中，客体和主体不是半斤八两的，而是主体情感起主导作用的。所以不说以描写准确动人，而是以情动人。

我觉得它是悲凉的它就是悲凉的，我觉得它是欢快的就是欢快的。客观对象的性质因我的感情而决定。这里有三个要素：一个要素客观的，一个要素主观的，一个要素是想象的。这叫什么？真假互补、虚实相生。正如（清）黄生所说：“极世间痴绝之事，不妨形之于言，此之谓诗思。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1]这个柳树它有真的一面，但是也有假的一面。“二月春风似剪刀”，不是剪刀，我要说它是剪刀。所以不能用客观的对象真不真的观念而要用想象来评判诗的好坏。杜牧有一首诗叫《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写出来几百年以后，中国人很有意思的，为了一句诗为了一个字会争论几百年几千年。过了几百年，到了明朝有一位状元，他提出疑问：“‘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明·杨慎《升庵诗话》卷八）其实，杨慎这个说法，漏洞很多，同为明朝的周珽就指出杨慎说话顾头不顾尾：“十里之内，又焉能容得四百八十寺？”（《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卷五十八）过了几百年到了清朝，有个何文焕先生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这个反诘，是很机智的。接着他说：“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这个说法，就反驳部分来说，是很精彩的。但是，就正面立论说，并不到位。还是有点拘泥于写江南春色之盛。这里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诗人觉得千里江南，只看到花卉，只听到鸟叫。好像什么庄稼也不种似的。这不是实，而是他的感情冲击想象，使感知发生了变异，让它变得美，变成诗。

我们在此得出第一个结论：诗不是对景物和人物的描写，而是构成意象。意象是主观情感和客观对象在想象、假定中的统一。统一就好比化学中的化合，化合的结果就使得感知发生了变异。例如，氢和氧，本来是自燃和助燃的，化合的结果变成了水，反而具有灭火的功能。据此，意象的性质、形态、性状，由什么决定？固然离不开对象的特征，比如说柳树是绿的，柳丝是茂密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的形态和性质由诗人的感情决定。马致远的《天净沙》写了枯藤、老树，为什么一定是“昏鸦”？写了古道、西风，为什么一定写“瘦马”？写这一些，为什么一定要“夕阳西下”？旭日朝霞不行吗？不行，因为它的性质是由“断肠人在天涯”决定的。

诗人的想象是很自由的，让它变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这在我国古典诗歌理论里有一个很精彩的理论，就是“诗酒文饭”之说。从方法论上讲，我国古典诗话词话家，不同于西方理论家孤立地概括诗歌语言的特点，而是把诗歌放在与散文的比较中进行分析。十七世纪的诗话家吴乔（1611～1695），在《答万季野诗问》中这样说：

又问：“诗与文之辨？”答曰：“二者意岂有异？唯是体制辞语不同耳。意喻之米，文喻之炊而为饭，诗喻之酿而为酒；饭不变米形，酒形质尽变；啖饭则饱，可以养生，可以尽年， 为人事之正道；饮酒则醉，忧者以乐，喜者以悲，有不知其所以然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