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乐斋茶话

在福建听到“全肉宴”，请别误会，那是武夷岩茶的几款肉桂，此“肉”非彼肉。我领教过“全肉宴”，知其诸“肉”：牛肉——牛栏坑肉桂，马肉——马头岩肉桂，猪肉——竹窠肉桂，燕肉——燕子窠肉桂，虎肉——虎啸岩肉桂，狮肉——青狮岩肉桂，猫肉——猫耳石肉桂，龙肉——九龙窠肉桂，羊肉——三仰峰肉桂……外行听闻得有点莫名其妙，偏偏匪夷所思还有心头肉——天心岩肉桂、鬼肉——鬼洞肉桂，等等。

吃着这些“肉”，我除了回归到茶，还由此及彼略知皮毛地了解到它的前世今生。

从苦荼到贡茶

人类从大自然那里获得的第一口茶一派苦涩。

文字记载表明，中华先祖三千年前已开始栽培和利用茶树。据说为周公所著的《尔雅》在“释木”一节就提到野生大茶树：“槚，苦荼也。”据既有说法，全国已在十余个省市区发现近两百处野生古茶树，云南镇沅一株树龄长达两千余年，如此神树让人叹为观止。

茶作为一种饮料，在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具体起源则众说纷纭。后人多依唐代“茶仙”陆羽《茶经》所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茶经》中提及《神农食经》如是称饮茶之效：“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华佗《食论》则云“苦茶久食，益意思”，意谓长期饮茶，有益于思考。

神农以茶为饮，源于曾以茶解毒，此类上古神话故事，我小时就曾听爱喝茶爱看书的父亲津津乐道过。

话说一天，神农忽感舌麻口干、胸闷气急，肚子也极不舒服，透过自己水晶般透亮的肚皮，肠胃中出现的一块块黑斑被看得透彻。他情急之下，就把一种开白花的常青树树叶咀嚼吞食，只觉叶汁在肚里游动，所经之处黑斑渐消，肚子舒服了，整个人也恢复如初。神农意识到，舌麻和黑斑是自己中毒的表现，而这种树叶具有解毒特效，其叶汁进肚后，犹如巡逻兵一样一路巡查并解决问题，遂形象地称之为“查”，再之后渐渐演变为“茶”字。

名列三皇并有农神、药神之称的神农，在一团混沌状的世界不断开发利用自然万物，哪怕牺牲自己也要带领人类走出鸿蒙愚昧，其社会地位尊崇，自古就有超高人气，《神农本草》载其“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后人当然最愿意把茶的发明权归于他。查《本草衍义》，如是记之：“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即便是姑妄听之，也可知茶的最早发现与利用，与药用分不开。西汉壶居士在《食忌》中说：“苦茶久食，羽化。”晋代著名学者郭璞为《尔雅》注解云：“（茶）树小似栀子，冬生叶，可煮羹饮。今呼早取为茶，晚取为茗，或一曰荈，蜀人名之苦荼。”南朝齐梁时期有“山中宰相”之称的炼丹家、医学家陶弘景，堪称道家中最著名的茶人，其《杂录》言及：“苦茶轻身换骨，昔丹丘子、黄山君服之。”林林总总，莫不说明茶药之联系。

茶一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便不再离场，日益激发起对它的探索兴趣，并从未一劳永逸。人类的脑回路愈是丰富，茶的内容也愈是渊博，从最初的药用发展到日常必备饮品，进而成为传统文化中的那一份风雅颂，所延伸出来的魅惑和作用超乎想象。

周公时代，茶已是诸侯常规贡品，茶的利用也已相当成熟和普及。但先秦之前的古籍还没有出现“茶”字，只用“荼”字。荼为苦药，亦当“茶”字用，因此最初称茶为“苦荼”，另外还有茗、荈等称呼。同为饮品，茶比酒要晚来得多，遇上酒后便你侬我侬纠缠不清，《广雅》有记：“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试设一个场面，离开陆羽的年代，如果几位茶友边喝茶边穷究中国饮茶的起源，那可真要让人醉了，不眠倒是其次。

我就有个说出来可能招人“醉”、幼稚得让自己“不眠”之事。

少时土生土长于乡野，屋后山坡既有茶树，又见父亲土法制茶，我以苦茶当饮料一久，生情不说，对此物还相悦起来。高中时竟根据阅读中习惯做的资料卡片，搜肠刮肚整理了一篇不足千字的《饮茶小话》，发表在创刊不久的《福州晚报》上。

此文的写就和问世，最大的功效是激发了我对茶史保持持续的兴趣，因而算是比同龄人早先知晓了一些有趣的人、事，把之收入十六岁时编就而后终究付之一炬的《青年文史知识日读》书稿，在开卷有益的课外阅读中快乐了许久。

比如，高中时代我就知道，西汉时我国已有较为可靠的茶学文献，其依据是汉宣帝年间王褒撰有《僮约》。全文从“舍中有客”写起，虽只有百来字，却将主人“提壶行酤，汲水作哺，涤杯整案”的饮茶习俗，“烹茶尽具”“武阳买荼”的情况娓娓道来，可见茶在西汉已成为社会日常饮食的一环，且为待客的礼数。

少时读《三国志》，《吴书·韦曜传》让人眼前一亮：东吴沉溺酒色的末代王侯孙皓喜举酒宴，对入席不满七升的臣下“皆浇灌取尽”，常常喝到月至中天才罢休，却对酒量甚浅一饮辄醉的韦曜格外开恩，特许他以茶当酒。我琢磨算是在史书中找到了当今社会“以茶代酒”这惯常做法的源头，也透过纸背，确信三国时期的江南一带饮茶已蔚然成风。福建（时称建安郡，也称“七闽”）时属东吴治地，官员百姓也该有此好。

好一段，我不知茶何以又被称为“荈”。无故乱翻咏茶名篇时，自然就从西晋杜育的《荈赋》里找到答案。此文惜墨如金，堪称字字珠玑，句句溢出茶香：“灵山惟岳，奇产所钟。瞻彼卷阿，实曰夕阳。厥生荈草，弥谷被岗。承丰壤之滋润，受甘露之霄降。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若乃淳染真辰，色绩青霜；氤氲馨香，白黄若虚。调神和内，倦解慵除。”

此赋场面感极强，不仅描绘了秋日结伴同游茶山观赏茶农采茶、制茶而后品茗的情境，还记下了茶叶生长的规模和环境、秋茶采摘、煎茶用水、盛茶用具选择等要点，呈现了茶汤初成的秀丽——粗“沫”下沉，精“华”上浮，美如积雪，灿若春花，特别是抒发了饮后精神世界之享受，自然是神清气爽，困倦顿消，慵懒尽除，能让后人感同身受。

这些记录、体验和感悟，清和、淡雅、秀美，均是人类见于文字第一次，因而后世将《荈赋》称为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篇茶文。天才的杜育虽不过三十便英年早逝，却因此篇而顺理成章地摘得了茶文化祖师爷的桂冠。与佛印和尚联手炮制过“茶，上茶，上好茶”著名段子、写过众多咏茶诗文的苏东坡，就曾作诗《寄周安孺茶》赞美杜育的首创之功：“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唐人未知好，论著始于陆。”认为杜育之功大于唐代那个无人不晓的陆羽。想来东坡也知道，陆羽自己亦推崇杜育，从其《茶经》三引杜赋可知受其影响之大。

东晋大将军桓温一句“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让我对此武夫颇有些兴趣，进而知其招待宾客，常是略备酒菜，而主要以茶相待。此事有记于《晋书》，以显其“性俭”。后来我看身为驸马的桓温手握重兵后专擅朝政，知其“每宴惟下七奠，拌茶果而已”极可能是一种沽名钓誉的假象，但想到那个皇家王族荒淫无耻、竞相斗奢比富的极其糟糕的晋代，又觉此举当初属于清流，还是有矫正时弊的积极作用，且符合茶饮之德。只是我可以肯定，桓温出征回朝时所说“如此”之树，绝非茶树。

有唐一代，种茶业蓬勃兴起，茶叶产地遍及云南、四川、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和安徽等地，朝廷还设立了专用的皇家贡茶院，征收茶叶交易税。唐时周边民族、藩属国也纷纷爱茶，朝廷遂又大建茶马贸易之路。江西的浮梁是当时著名的茶叶集散中心之一，白居易《琵琶行》有“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之句，指的就是此地。饮茶之风由南至北铺开在唐代辽阔的大地，贵族社会和文人雅士品茶论茶成为一种爱好，陆羽应运而生，开始较为系统地对茶的起源、性质及产地、饮茶历史、制茶和饮茶之法乃至茶具等进行专门研究，一卷《茶经》乃成为世界上最早传世的茶学名著，他也因而在宋朝以后尊享“茶圣”之位。宋代梅尧臣《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 云：“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

陆羽在盛唐祭出的“茶经”，前所未有地将茶饮提升到了精神层面，带着唐人的饮茶境界进一步升华。与陆羽同时期的著名官员诗人顾况处身那个盛大的历史现象，不负历史之望，以神来之笔留下华章《茶赋》：

稽天地之不平兮，兰何为兮早秀，菊何为兮迟荣？皇天既孕此灵物兮，厚地复糅之而萌。惜下国之偏多，嗟上林之不生。

至如罗玳筵，展瑶席，凝藻思，开灵液，赐名臣，留上客。谷莺啭，宫女颦，泛浓华，漱芳津，出恒品，先众珍。君门九重，圣寿万春，此茶上达于天子也；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发当暑之清吟，涤通宵之昏寐。杏树桃花之深洞，竹林草堂之古寺。乘槎海上来，飞锡云中至，此茶下被于幽人也。

《雅》曰：“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可怜翠涧阴，中有碧泉流。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轻烟细沫霭然浮，爽气淡烟风雨秋。梦里还钱，怀中赠橘，虽神秘而焉求。

爱茶至深、有茶可饮的诗人，竟不留恋“君门九重”，也不羡慕鬼神助力富贵（如传说中陈务之妻因奠茶而得赠钱、秦精因采茶而获赠橘），其蔑视权贵、遁世离群的情志可谓彻底。他如此刻意地为茶作赋，不明之人还以为是奉诏或营私而为，只有知音才知他是以茶之特性，来寄喻自己恬淡悦己、宁静致远的人生境界。

我读高中时，秉着对文史的热爱，整理过一篇关于封建帝王选美之文，在中山大学主办的《历史大观园》发表，文中提到顾况被后人称为“红叶传情”成语由来的诗句：“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君恩不闭东流水，叶上题诗寄与谁。”而后再读到其功夫独运、文采粲然之《茶赋》，我便大胆想象，当年顾况眼前从宫女所居上阳宫水道流向下水池的红叶，虽非茶叶，也可能是他心中和《茶赋》文中神秘而求的“桃杏”。再乱翻古书，不成此事果然被传是诗人亲身经历、以诗唱和而后喜结良缘的佳话轶事。我年轻时到洛阳，欲求其真不得，却到底管窥到了诗人何以借茶借红叶咏事抒怀，又何以被贬、何以隐居的衷肠，也算是穿越到了他的时空，身临其境般地享受了一回盛唐茶事的雅致与华美。

唐时茶文化氛围日渐浓厚中，竟与莫测高深的“道”气连在了一起。唐代《封氏闻见记》称：“茶道大兴。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唐代江南高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亦隐“茶道”之说，诗云：“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能如是说道，皎然亦得道也。“茶道”之词虽非创自陆羽，却又“道法”其人其《茶经》。陆羽躬身种茶，首创饼茶炙烤、“三沸”煮饮法，皓首穷经著《茶经》，对茶的品饮还侧重精神享受，如此“茶圣”自然是“茶道”的奠基者。

世上植物，为什么唯有中国茶能成“道”行——道在茶中行？只能是“道可道，非常道”“‘茗’可‘茗’，非常‘茗’”了。

到了元明清，饮茶更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元曲《玉壶春》有这样的话：“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足以说明茶在元代日常生活中所占地位。颇有意趣的是，除了下里巴人的接地气，茶另外还有一个“琴棋书画诗酒茶”的组合，登的是阳春白雪大雅之堂，并借由它悟出禅意。明代神医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论茶甚详，分释名、集解、茶、茶子四部，对茶树生态、各地茶产、栽培方法等均有记述，对茶的药理作用也记之详细。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茶有清火去疾功能的李时珍，自曝“每饮新茗，必至数碗”，想来他出门旅游时，也必携带几款中意之茶吧。明朝郑和七下西洋，向世界出口了多少中国茶，无从考证。也是在明朝，取缔了紧压茶，散茶跻身主流，而且炒青法完善，算是开启了现代意义的饮茶模式。清朝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一生作诗无数，诗中常可见到茶影，如《冬夜煎茶》云：“更深何物可浇书，不用香醅用苦茗。建城杂进土贡茶，一一有味须自领。就中武夷品最佳，气味清和兼骨鲠……清香至味本天然，咀嚼回甘趣逾永……饮罢长歌逸头谊，举首窗前月移影。”乾隆爱茶和深受汉文化影响都是不争的史实，也兴许是在六下江南时混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茶友呢，随身总带有上好的散茶。光绪朝的诗人兼茶人闵钧曾作《市茶》一诗：“交易年年马与茶，利夷还复利中华。岂知圣主包容量，不为葡萄入汉家。”从中可知彼时中国对外茶业的贸易情况。我曾一次次站在福州台江的中洲岛，想象明清时那里面向大海的茶叶贸易之热闹景象，中洲岛一度是中国茶叶市场的集散中心，出口之茶三分天下有其一。中洲岛的没落亦在清朝，西方列强眼见清朝仅茶叶一项就造成与彼贸易顺差，羡慕嫉妒恨中，乃以贩卖鸦片及开拓印度茶园等方式进行非正常贸易，清朝一败再败，茶行一落千丈，中华大地陷入长时间动荡。

茶饮能征服人心、风靡世界、招来斗争，真有它挡不住的诱惑和波诡云谲的风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