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之翼

人老了，睡眠有些像头发，一日日稀疏，前半夜一两个小时安睡，随后清醒，凌晨两三个钟点，遮不住一脸的疲惫。

郑澜阳教授睡不踏实，做了几个梦。一架老式电影放映机立在黑暗的房间中央，把胶片上的人和物反射到屏幕上：白雏菊，蜂拥而来的游行人群，华盛顿国家广场，一排排刺刀出鞘的长枪，还有救护车。车身上的红字并不规则，像被人用手指蘸血涂出来的。警笛声由远而近，刺破了晨曦安静的薄膜。

他在卧室的床上醒来，瞄了一眼床头柜上的电子钟：5点整。为了不惊醒妻子黛博拉，他悄悄坐起身，摸索前晚放在脚旁的睡袍。在过去的多年中，他一直重复这个动作，偶尔会触碰到妻子的脚。妻子喜欢常年在森林中远足，一双脚结实健美，加上藏掖在被窝里一整夜，总是温暖的。他把手悄悄探过去，似乎要调皮地捕捉一对栖息的小鸟，却扑了个空，无奈扭身打开了床头灯。身边的空位在灯光下无所遮拦，仿佛绷着一张冷脸。

妻子早已住进了老年人长期护理院。

他叹了一口气，缓慢地穿上睡袍，走进了厨房。多年来，他恪守严格的时间表，晚十一点睡觉，早六点起床，对这额外的一小时无所适从，只好提前启动了咖啡机。他搬进这套一居室公寓两年了，始终不习惯厨房里狭窄的空间，总觉得走错了门。

以前的家宅地处芝加哥城外，是一套三层独立屋。起居室、书房、厨房均在一层。在记忆中，纯木橱柜、不锈钢厨具、大理石厨台等都是静止的，妻子忙碌的身影却活跃。独立屋背靠一座小山和一片森林。春天里群鸟在森林中竞争“最佳偶像歌手”的桂冠，小松鼠兴奋地蹿来蹿去。妻子在屋前的小花园里种下了两人喜欢的杜鹃、延龄草、郁金香，还有紫罗兰。日子随林中小溪悠悠前行，似乎一成不变，直到有一天，仿佛一块突兀的岩石从山顶滚落，粗暴地隔断水流，妻子失踪了。

那天他下课回到家，不见妻子的身影，只见到她放在厨台上的手机，就惊慌起来，打电话问遍了邻居、亲朋好友，但无人知道她的下落。警察调来直升机，发动了社区里所有的志愿者，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后发现妻子躺在森林中一棵倒地的枯树旁，几乎冻僵饿晕。原来她在散步后彻底迷了路。

妻子被医生诊断得了阿尔茨海默病。他在一夜之间挑起家务的重担，才知道掌管一个家要操心那么多细节。他决定退休，全身心照顾妻子的饮食起居，但一周7天、一天24小时守候，即使铁人也会败下阵来。有一天，妻子趁他淋浴的机会跑出家门，害得他裸身裹着一条浴巾冲出去追赶。她个头比他高，更不知从哪儿来的力气，把他推翻在地，一路狂奔冲向森林，似乎那里藏着一座伊甸园，充满果实诱惑。

狼狈不堪的他只好再次向警察求助。

妻子在奔跑中不慎扭断了脚踝，失去了自由走动的能力。

他不得不把她送进了城外小镇的一家长期护理院，每月用他们大半的退休金支付住院费。他卖掉了独立屋和大部分家具，买下这间公寓，既节约费用，又能住得离她近些。他在大学里研究了将近四十年的宇宙学，一直希望证明其他星球也有生命。人类孤独地生活在地球上，这种想法有些可怕；此刻他在局促的空间里转来转去，几乎是人类命运的缩微版本。

咖啡煮好后，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细品最初入口的微妙馨香，双手借着杯子取暖。他踱到窗口，向外眺望。月亮悬在黛蓝的天空，启明星在它的东北方默默陪伴。对面鞋盒式呆板的建筑，立在披雪挂霜的沙棘树旁，一并沐浴星月光，几乎构成了一道风景。

春秋冷暖难测，夏天美好而短促，唯有冬季，因为漫长而发生许多事情。那是半个世纪前的一个飘雪的早晨吧，在大学校园附近清冷异常的咖啡馆里，他和同学吉姆坐在窗边讨论功课，准备应考。吉姆健壮英俊，留着齐肩的天然金色鬈发，人送绰号“卷毛儿吉姆”。他抱怨功课太难，缺少休闲时间，发誓要和见到的下一个女生约会，不管美丑。话音未落，一位个头儿高挑的白人女生推门走进来，挟带一身新雪，对服务生嚷道：“早上好！噢，快给我一杯咖啡！咖啡！我熬了一夜，终于把论文写完了，不然就有麻烦啦。”她脱掉厚外套，摘下大红的毛线滑雪帽和围巾，把麦秸般的直发、丰润的面容、棕绿色的眼睛一览无余地呈现在他们的面前，散发出清冽的气息。

吉姆开怀一笑：“哈，算我运气好，就是她啦！”

郑澜阳的目光仍逡巡不去，仿佛注视一幅欧洲乡村少女的头像。吉姆横起右手在他的眼前摇晃，还在他的耳边嘀咕：“我想提醒你，你打她的主意，可要瞎忙一场！”他当然懂得吉姆的意思。在他和她之间，隔着的不是一张方桌，而是一座大峡谷。那时美国绝大多数的州仍判定异族通婚是“非法行为”，在校园里几乎看不到亚男西女相依偎的身影。再说，他凭什么和吉姆竞争呢？他身材清瘦，戴一副玳瑁眼镜，还操一口港式英语。

女生注意到他们的眼神，端着咖啡杯走过来，问：“看什么？我脸上有你们考试题的答案吗？”

吉姆嬉笑道：“当然，有一切问题的答案！快请坐！”

女生大大方方地坐到吉姆身边的椅子上。因为比郑澜阳高半头，女生看他不免俯视，说：“这家伙看起来挺聪明的，他可以帮你解答！”

吉姆立即大声抗议：“这太不公平啦！你不测试就断定他比我聪明？”

“我猜你是学物理的！”她饶有兴趣地看着郑澜阳。

校园里的女生很少饶有兴趣地看过他。他的确是学物理的，专攻宇宙学。

吉姆迅速把话题转移到流行的音乐和体育运动上，很快和她熟络起来。郑澜阳一直当听众，也了解到一些她的情况。她叫黛博拉，在挪威出生，13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读社会学。他的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挪威的森林，一个穿红短裙的小女孩在林中采摘野果，阳光穿越树枝的间隙，顺着她的直发不停地滑落到肩背上。

他在那个学期正研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爱因斯坦说，在宇宙中时间和空间是一个整体，叫时空（spacetime）。华夏早在西汉年间就定义“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人生坐标的横轴是时间，纵轴是空间，他与她在那个早晨那家咖啡馆里的相遇，交汇出一个奇妙的亮点，万千星辰瞬间暗淡。

新年前夜，吉姆召集一群同学聚会，邀请了他和黛博拉。几十位同学把校园对面的酒吧挤得水泄不通。酒吧中央有一个小舞台，台上安装着简单的音响和麦克风。酒至酣处，吉姆跳到台上，带头高唱“甲壳虫”乐队的新歌。大家唱得口干舌燥了，就停下来添酒，随后有人建议竞技外语歌。一位意大利裔的男同学唱了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一段，黛博拉唱了一首挪威乡村民谣，随后同学们起哄要他献艺。吉姆毫不迟疑，把他挟持上台。

他没有出头露面的经验，还未张口，就已心率过速、手心冒汗，思忖片刻，说：“我给大家唱一支思乡的歌吧，叫《明月千里寄相思》。”他随即唱了起来：“夜色茫茫罩四周/天边新月如钩/回忆往事恍如梦/重寻梦境何处求。”懵懂少年时，他在一个雪夜，告别住在偏远村庄里的父母。当他走到村口的千年银杏树下，回望故乡的冰封大地，只见新月如钩。

他一向内敛，竟在表情、眼神、声音中泄露出丰富的内容。同学们来自美国各州，虽不懂歌词，却对绵绵乡愁感同身受，都举着酒杯安静地听。酒吧里的腾腾热气渐渐消散，铺雪的夜路又呈现在眼前。他回到了东方的天空下、田园上，此时山峦耸立，河流静默。因家境贫寒，他没穿过新衣，甚至没有过一支像样的铅笔，常拿树枝在沙地上练字、算数；他将升初中，必须到离家很远的镇上住宿就读，家里负担不起。身为长子，理应下田种玉米养家，他就闹着辍学，但父母坚持送他去香港投奔远房亲戚。母亲举债买来面料，一针一线地为他赶做了一件黑棉袄、一条蓝棉裤，还有两双鞋；父亲从镇上给他买来了三支珍贵的铅笔……天知道五音准不准，他只庆幸记得每一句歌词。“人隔千里路悠悠/未曾遥问星已稀/请明月代问候/思念的人儿泪常流……”透过泪眼，撞见了黛博拉的目光。她站在最前排，捂着胸口，惊讶且温存地望着自己。他到香港后，因为不懂粤语和英语，在边缘和角落形单影只，但苦学后变成优秀生；高中毕业后获得美国大学的奖学金，把台下这群衣衫光鲜的年轻人唤作“同学”。离家那夜的新月依然高悬，思绪一次次准确无误地把心钩疼。

当他在一片静寂中走下台，黛博拉伸出双手拥抱他，唇间呼出的热气轻拂他的耳畔，几乎令他血液倒流。

手中的咖啡杯渐渐变冷，室温似乎也降低了。他打了个寒战，立即回到卧室，找出一条棉绒裤穿上。他必须照顾好自己，尤其在今天。他周一应邀回母校，来去用了三天时间，在旅行、演讲、交流、晚餐中独自过着“正常生活”，却不时承受负罪感的折磨。两年来，他几乎每天都去看望妻子，那三天是自她住院后最长的一次分别。他想早一点见到她，更何况今天是他们结婚四十五周年，蓝宝石婚纪念日。

他按部就班地做了几件事：读报、吃早餐、看书，在沙发上打了个盹儿。到了下午，他穿上自己最好的一套行头：藏蓝色的羊绒大衣和纯毛西装、黑皮短靴，还戴上了赤霞色的羊毛围巾。那是五年前妻子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他早在一个月前就把全部日程安排好了。第一件事情是到鲜花店，取预定的一束蓝玫瑰。当他抱着一簇裹在玻璃纸里的鲜花走在街上，感觉自己像一位对抗孤寂冬日的浪漫勇士。

妻子住的长期护理院位于小镇北部的一座小山上，在一幢五层楼的建筑里，背后没有森林，但栽着两排松树。即使在冬季，松树枝也给人一些青葱希冀，令他不难想象妻子注视它们时的欢悦。他为寻找合适的护理院费了许多周折，在价格、服务、地理位置等方面比来比去，终于锁定这一家。随后他自己搬进了附近的公寓，怀着“二次移民”般的悲壮心境，隐隐地拒绝融入。

护理院大堂的装饰比较呆板，花色统一的大理石地面更添几分冷意。他熟悉这里所有的前台接待员，可眼前却是一位陌生的黑人女子。他对此并无思想准备。

“你好！你是新来的吗？”他问。

“接待员病了，我是被临时工公司派来应急的，我叫蕊塔。”

他扬了扬手中的花束，说明了来意：接妻子黛博拉出行，庆祝结婚纪念日。

蕊塔露出职业性的友好笑容，向他表示祝贺，但略带歉意地通知他，因恶性流感暴发，护理院从昨晚起采取隔离措施，暂时不准任何人探访，也不准住院者出行，以免进一步传染。

他恼火了，这不在预计的日程里！生活中的变化不再像突兀掉落的岩石，而像诡秘的病毒，竟然无孔不入。他在心里默数着阿拉伯数字：1，2，3，4，5……想使自己镇静下来。他十多年前接受过心脏支架手术，情绪激动时会感到胸痛。他一字一句地问：“什么时候解除隔离？”

“还不太清楚，”蕊塔回答，用几乎可以说悦耳的声音小心翼翼地建议，“要不你先回家，留下电话号码，隔离解除后我通知你？”

他不愿回到清冷的公寓里，何况妻子就在楼上的房间里。她丧失了短期记忆，也许不知等待的是什么人，但护理员应该遵照他的嘱咐，按时帮她做好出行的准备。

“我就在这儿等。”他说。

蕊塔叹了一口气：“进入等候区，必须先接受体检。”

他立即替自己解释：“我打过流感疫苗。”

“今年的流感疫苗很失败，”蕊塔说，“对没做过体检的人，我不能放行。”

过了大约半小时，他跟随一位全身白衣、戴白口罩和透明橡胶手套的女护士走进了一楼的体检室。他通过了一系列的检查，终于被放行，进入了等候区。

他担心妻子等急了，立即从西装贴身的口袋里掏出手机，拨通了她的号码。

“你是谁？”妻子用挪威语问，声调冷淡。

她自从得了阿尔茨海默病，英语能力逐日下降，常会冒出挪威词儿。他在与她多年的共同生活中，学了一些简单的挪威口语。为了保持交流，半年前他特地请一位挪威男留学生做家教，每星期学习两个课时。

“我是澜阳啊。”

“不管你想兜售什么，我都不要！”她把他当成产品销售员了。她住院前曾通过电话买下地中海豪华游轮十日游套餐，向对方提供了自己的信用卡号码，结果是一场骗局。从那以后，她便对电话推销深恶痛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