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一

十五六岁时，我在故乡一所民办小学当“孩子王”，不知从何渠道，得到一册刚出版的《辛弃疾的故事》（常国武、程中原著），看得我热血沸腾，夜不能寐。从此记住了辛弃疾这个名字，但凡遇到他的相关资料我都不会放过，还背诵过他的多首传世之作。一本十一二万字的薄薄小册子，就这样深刻地影响着我，给我的心灵平添了几分诗意与豪放的色彩。

辛弃疾以词传世，但八百多年来，关于他的文艺作品如故事、戏曲、电影等，着力渲染的却是他早年“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传奇。

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十一日，辛弃疾出生于山东历城（今济南历城区）四风闸村。其时金军南下攻破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已经十三年了。山东沦陷之时，辛弃疾的祖父辛赞面临着留守与南迁的抉择。辛家从陇西迁居济南，已历五代，家族人口众多，扶老携幼举家南迁绝非易事。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若抛家别舍独自南奔又无法割舍，于是，辛赞留了下来。他是一位已在科场中取得功名的人，为生计所迫，出任金国地方政府官员，由谯县县令，辗转宿州、亳州、忻州等地任职，后至开封知府。这些金国地方要职，在汉人眼里，便属“伪职”；出任这些职务的汉人，就是“虏官”“汉奸”。作为受过儒家正统思想熏陶的辛赞，这，成为他心头难以抚平的隐痛。他心有不甘，便将希望与未来寄托在了后辈特别是孙子辛弃疾身上。

辛弃疾父亲辛文郁体弱多病，他出生不久，父亲就病逝了。祖父将辛弃疾长期带在身边，在他的记忆里，父亲的印象模糊乃至阙如，作品从未提及，唯有祖父高大的形象犹如一座大山般岿然屹立。祖父照料他的生活，教他习武强身，为他聘师问学，激发他驱除金兵、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以洗刷自己不得不留居故土、官仕金人的屈辱。

辛家世居陇西，当地民风强悍，受其影响，历代习武。辛弃疾一位先祖曾为西汉著名武将，享有“虎臣”之称。祖父辛赞不仅武功高强，且精通军事。这些，都是辛弃疾人生之初的重要资源。他之所以成为一名“上马能击贼，下马能草檄”的文武全才，与祖父的精心教诲、培养密不可分。

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即辛弃疾祖父辛赞病逝第二年，金主完颜亮进攻南宋大败。时势造英雄，中原汉人纷纷揭竿而起，一时间豪杰并起。二十二岁的辛弃疾一直铭记着祖父的教导，他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鼓动族众及穷苦农民两千多人起义，汇入风起云涌的抗金洪流，率众投奔势力最大、拥有二十五万义军的天平军首领耿京。耿京是一位地道农民，他对文化人十分敬重，任命辛弃疾为“掌书记”，即掌管部队文书的机要秘书。

正是耿京营中的短暂时光，成就了辛弃疾的传奇人生。

辛弃疾有个旧相识——通晓兵法的和尚义端，也在济南起事了，手下一千多人。辛弃疾成功地将他招至耿京麾下，算是为天平军立了一功。可义端入伙不久，便与义军不和，突然不辞而别。人各有志，走就罢了，却给辛弃疾挖了一个“坑”——盗走义军大印。大印由机要秘书掌管，而义端又由辛弃疾推荐，耿京自然迁怒于他，下令将其斩杀。一干将领纷纷求情，辛弃疾请求耿京给他三天时间，不仅找到印信，还要抓住义端，否则，甘愿接受任何惩罚！耿京看重他的卓越才华及出色表现，也就信任了他。辛弃疾纵马飞驰，很快追上带着大印准备投奔金军的义端，将其斩杀，又旋风般带着义端的首级及失而复得的印信回营复命。

鉴于金军强大，又在沦陷区内，难以抵御围剿，耿京决意投奔南宋。他派副手贾瑞及掌书记辛弃疾等十一人奉表南下建康，受到宋高宗召见，授予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还有二百人也一一封为南宋命官。然而，就在他们一行人返回山东途经海州时，耿京已被手下将领张安国杀害，并胁迫天平军其他官兵向金国投降。张安国受到金人重用，被任命为济州（今山东济宁）知州。辛弃疾闻讯，决意为耿京报仇。他在统制王世隆、忠义人马全福的配合下，率五十名勇士，疾驰六百里赶往济州。济州驻军五万，辛弃疾采用智取之术，通报求见。张安国正与金人饮酒至酣，根本没想到势单力薄的辛弃疾胆敢直捣森严壁垒的金军帅府前来复仇。辛弃疾一把抓住没有防备的张安国，将他绑在马上。金兵顿时大乱，辛弃疾一行左奔右突，终于冲出金营，一路南下，夜行昼伏，献俘建康，将叛徒张安国枭首示众。

二

辛弃疾活捉敌军首领并通过沧陷区抵达建康，长途奔袭一千多里，真是难之又难，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这一年，辛弃疾才二十三岁，便迎来了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若辛弃疾就此延伸，一路高歌猛进，率军收回失地，恢复中原，该是多么地意气风发、慷慨豪迈、回肠荡气啊！

然而，现实并非那么简单。

辛弃疾南归，由初封的右承务郎改任江阴签判。

不久，他向宋廷名将张浚提出分兵进攻金军之策，没有得到采纳。

宋金对立，辛弃疾虽属汉人，而故乡早已沦落敌手，从金国反正归来，固然受到宋廷欢迎，但在人事任用上，与南人相比，便疑虑重重——是否金人奸细？是否动机不纯？是否怀有二心？……哪怕辛弃疾热血可鉴，也被人为地贴上了一个标签——“归正人”，这一无可摆脱的尴尬身份，使得辛弃疾的前程总是充满荆棘与坎坷，理想经常受挫，抱负大打折扣。

隆兴二年（1164年），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改广德军通判。

第二年，他向新皇宋孝宗上疏《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从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十个方面，论述攻守之道。辛弃疾曾受祖父辛赞之命，两次利用赶考之机，在燕山等地考察山川地理形势及金军实力、驻扎情况。在疏中，辛弃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金国外强中干，宋军一旦北伐，沦陷区内汉人将纷纷响应，里应外合，胜利指日可待。并提出了具体的用兵之策，宋军针对金兵三个重点防御方向，在川陕、荆襄、两淮虚张声势，表面屯聚重兵，声称由此北伐，实则集结一支五万精兵，跨海从山东半岛登陆。而山东是金人防御的薄弱地带，宋军一举攻克山东，直接威胁金都。此时，金军必然从川陕、荆襄、两淮三路抽调兵力回防，宋军主力趁机北上，全线出击，重整河山指日可待。

纵观中国古代军事史，辛弃疾是第一位提出大规模跨海登陆作战的军事家。客观而论，就综合国力而言，南宋远超金国，但在冷兵器时代，决定国运的主要因素并非经济、文化，而是军力。作为游牧民族，金人从小在马背上长大，擅长骑射，彪悍的金军铁骑来去如风。而农耕文明孕育的宋军，其单兵技能、组织能力、作战效率等，远非金军对手。

南宋偏安，并非进取王朝，少有的几次伐金，也是那些志大才疏的权臣为捞取政治资本的手段，无不以溃败而告终。而每一次败北所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宋廷更加“畏金如虎”。因此，辛弃疾的疏奏《美芹十论》及后来的《九议》，其束之高阁的结果可想而知。

辛弃疾在南宋任职，应该说比一般“归正人”更受重用，先后担任过司农寺主簿、淮南滁州知州、江东安抚司参议、仓部郎官、江南西路提点刑狱使、京西路转运判官、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湖南转运使、知潭州府兼荆湖南路安抚使、浙江西路提点刑狱、福建路安抚使兼福州知州、绍兴府知府兼两浙东路安抚使、宝谟阁待制等。去世前一年，被授予浙东安抚史、兵部侍郎，辛弃疾一再上表力辞。开禧三年（1207年），任命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接诏之时，他已卧病不起……

据统计，辛弃疾在南宋任职二十多年间，被朝廷频繁调动达三十七次之多。职务有虚有实，官阶有升有降，但从未成为统领前线宋军的一方大员、要员。

尽管如此，他始终牢记祖父教导，不忘复国！一有机会，就不顾一切地加以实施。

淳熙七年（1180年）夏，辛弃疾在湖南转运使、潭州知府任上创建“飞虎军”，定员一千五百人，以保地方安全。但辛弃疾着力将其打造为一支实力强大，可与金军抗衡的正规军。他筹建营房，招募新兵，置办盔甲兵器，从广西购买战马五百匹，高薪聘请马步军教头，严格训练新兵。

辛弃疾的行为遭到弹劾，宋孝宗降下御前金字牌勒令停工。辛弃疾冒着杀头危险抗命不遵，他藏匿金字牌，督责部下一月之内完成包括营栅在内的所有工程项目。然后绘图上奏，陈述本末。孝宗展阅，由忧转喜，慰勉有加。

辛弃疾以这种独特方式创建的飞虎军，不仅雄镇湖南，其实力之强，成为长江之上诸军之冠。

由此可见，辛弃疾的行事风格异于常人，总是不遗余力地推动朝廷实施北伐。为了达到目的，他不惜得罪同僚，因此常受非议与排挤。

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辛弃疾任福建安抚使兼福州知州期间，设立了一座“备安库”，以存放铜钱、稻米，声称用以供养聚集在福建的赵氏皇家宗室，实则为了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辛弃疾从下辖的泉州市舶司钱库转走五十万贯，除去宗室供养费三十万，余款则用于招募壮丁，打造一万副铠甲。就在他准备大展身手之时，这年七月，辛弃疾再次遭到弹劾，“酷虐裒敛，掩帑藏为私家之物”，说他残酷凶狠、搜括聚敛，将国库财产据为私有。于是，辛弃疾很快被罢官，一番努力、满腔热血顿时化为乌有。

辛弃疾一生为官，受到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等几任皇帝召见，但他仕途坎坷，六次被弹劾，多次被罢官，虽屡次重获启用，但壮志未酬，内心充满了压抑与苦闷。可他又是一位豁达开朗之人，总是不断地调适自己。

不少人说辛弃疾是一个悲剧性人物，若从时代大视角而言，南宋民众，无一例外都是悲剧人物；但就个体来说，辛弃疾是一位乐观者、成功者，他的词作千古传诵，默默地滋养着我们脚下这片既丰饶又贫瘠的土地，不仅是其所处时代的峰巅，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明代状元、学者、文学家杨慎评价辛弃疾的作品，认为“辛词当以京口北固亭怀古《永遇乐》为第一”，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说这首词“句句有金石声音”。如果将《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视为辛弃疾的代表作，恐怕会得到许多读者的首肯：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当然，肯定会有读者认为此词只是辛弃疾的代表作之一，并非唯一。他广为传诵的词很多，每位读者的口味、爱好、阅历、心境不同，会有不同的认识与评判。

当我第一次读到辛弃疾的《村居》时，一瞬间就将我拉至遥远的故乡与童年的生活：“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它是那样的清新明快、直白如话、琅琅上口，我很快就烂熟于心了。

还有一首《夜行黄沙道中》，也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清风明月、蝉鸣鸟叫、蛙声鼓噪、稻花飘香、桥回路转，简直就是我故乡的真实写照，寥寥几笔，便勾勒得活灵活现。特别是空山新雨后的天空，寥落的星辰犹如眨巴的眼睛，在天边外闪烁不已。没有长期乡村生活的独特体验，怎么也写不出如此生动、真实、自然的乡村夜景！

这与辛弃疾的铁血传奇、壮怀激烈简直判若两人，仿佛出自他人手笔。

辛弃疾的词作，为我们呈现出他的一体两面与多彩人生。

金戈铁马、慷慨豪迈，是辛弃疾；而小桥流水、浅吟低唱，也是辛弃疾。

南归之初，辛弃疾在京口住了一段时间，续娶太学生范邦彦之女范如玉。频繁改官、调动及不断罢官、复出，家属也跟着一同风尘仆仆、辗转流徙，使他感到了人生的无常与无奈，个体的无能与无力。身心疲惫之际，不得不思考一个转身、退身与安身之地。

故乡难回，所托之地何在？

一番权衡比较，他选中了江西信州（今上饶市信州区），在城北带湖旁购地建房。

南宋半壁江山，信州位于江西东路南端，南接福建路，东邻两浙路，西靠江西路，属于腹心地区。这里地处交通要道，“隐然为冲要之会”，离都城杭州也不远，可进可退。不少南迁大族及朝廷赋闲官员纷纷定居于此，从城内到郊区的官绅士大夫住家，达百户之众，形成了一定的文化氛围。而辛弃疾最看重的是信州依山傍水、景色旖旎、民风淳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