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水浒

星宿·水流·小说

大自然中的事物，莫不“有机”。坚如顽石、柔若溪流。轻风、崇山，莫不有自存的自然之理。人体的肌肤、天上的星宿、大地川流与森林树木，无不有自成的“有机”序列。此种对大自然的“有机”观念，当中国人民自古老的道家思想中承袭过来了以后，用之于绘画，即成美制；施之于音乐，立生妙音；有用于科学，有成于文学，在诗词、文章、文学批评（《文心雕龙》《诗品》，乃取用自然观），莫不有有机观念的存在。它对中国各方面的文化成就，影响之大、习染之深、浸润之厚，自当引起国际学术界广泛深入的研究与重视。它在科学以及在西方近代观念之辐射，则已由李约瑟指出了。

用之于小说的撰作，把小说当作自存自成的有机世界，《红楼梦》是最成功的。但《水浒传》亦已具备。要之，“人为”的“机械”的“巧合”的“牵强”的“抽象观念”的迹象愈少，则有机自足的成分就愈高，就愈是好小说，在这点上无一部能及《红楼梦》。在文艺批评上，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看一部作品，是否作者跳出来，将情节、人物，硬生生地撮合安排，使读者看来无头无尾可循寻，便是无机之失。

《水浒传》十七回杨志要夺二龙山安身立命，在山头无端端拼上一头胖大和尚，大打数十回合，原来是鲁智深，为什么如此巧合？这乃是作者乏术，为了要安置鲁智深与杨志，要设一个立足点，但他们怎样能遇上呢？不得不设此巧合之计。诚然，并不是完全无理，因为鲁智深也是要夺那二龙山，恰巧相遇，也说得通，只是有点勉强，不尽合自然之机。反之，《红楼梦》里绝少这样巧合的事，但《水浒传》此段与同期及此后西方数百年间的小说相比，却绝非大瑕疵。

为什么在梁山泊之外，要这两位英雄独占二龙山，为什么不直入《水浒传》？这二龙山后来还有武松入伙。又为什么，同是梁山英雄的朱武、杨春、陈达三人，在书开始时是占据了少华山，不径直地就向梁山泊“回归”“认同”？又为什么在各个山头据点之外，又在全书立了许多山下据点：东溪村的晁盖和石碣村的三阮兄弟、渭州小种经略、十字坡黑店，还有柴进的巨宅，登州、十里牌，所有这些据点，便都是肌理，是组织的一部分，在小说中作用非常大。用有机观来看，它们就像天空星宿在纵横系列的线索之中，一丛丛的星座，似江河横直相间里的湖泊沼泽，作用是读书中的人和事自然的相通相连。

偶然的与自然的

凡是“肌理”细致的小说，作者不得不逼着自己，尽量去“写实”。这里所谓“写实”，不是纯照人生社会现象白描之谓。而是说，任何情节和事件，其发生、进展和结果，都是有“因”有“理”可循，都合于人世事象的。用个普通的话说，就是写得真切，就是令人信服，不会令人有“哪有此事？”“真不真？”之感。

“《水浒传》不说鬼神怪异之事，是它气力过人之处，《西游记》每到弄不来时，便是南海观音救了”，这段金圣叹的批语，有助我们的讨论。《西游记》每到“弄不来”，弄不来就是作者至此无策，给不出一个“顺理成章”的转折来，便借神助与法力，来解开作者无法自解的纠结。也许用《西游记》和《水浒传》比，并不适切，以《红楼梦》来和《三国演义》《水浒传》比，或较适当。由于《西游记》本就是神怪法力的小说，不能这样要求它，其他三书，都讲世间人事，就可以此为标准，来衡断它们的进步性。

我们不能说这部小说也伟大，那部演义也了不起，各有优劣，难分高下，但是我们怎样来定判断的标准呢？“偶然”之事之多寡，便是判评的准则之一了。

“偶然”得可以不重视合不合理。例如在战争中，借东风火烧连环船、孔明借箭、空城计，都是精彩笔墨，但以空城计为最上上，因这完全是心理战，为事理可能发生的。借东风则要借助法力，毕竟令人将信将疑。借箭又稍高一筹，因为算定天文，将有大雾，不必诸葛先生登坛作法也。

《三国演义》的撒豆成兵、呼风唤火之类，仍有不少，而《水浒传》，则大减了。但每读至公孙胜作法，常恨金圣叹删书时，不一并去之，留此赘瘤，在“肌理”上生了病。

话说回来，我们一旦将一百二十回本拿在手上，又觉金圣叹已经将此病医好大半，因为“繁本”多出许多神神怪怪之事，都是作者想不出“策略”“战术”上的制胜之道，“弄不来”的关要处偷懒敷衍而成的。

反之，《红楼梦》就完全没有了。书首的发梦，我们把它当作寓言，像《浮士德》之魔鬼天使一样，借助于文化中的宗教观来解释，《红楼梦》之梦，有佛教“宿命观”的意思，生有前定。除此之外，书中道婆纸人害人，也是社会上确存在的事，不必当神怪解。《红楼梦》每一人物相会分离，悲喜死亡，每一件事之出现和矛盾，都莫不有“因”有“理”，都不是“偶然”而是“自然”的，所以肌理自存。

志怪·历史·现实

《三国演义》一开始，张角就能呼风唤雨，符咒救人；张宝作法，风雪大作，飞沙走石，黑气漫天，滚滚人马，自天而下。后来那左慈又画龙取肝，千里取鲈，杀之不死，能使黑风，群尸起立。《三国演义》事涉神怪者不少，但比之在此前后的神魔志怪小说，已是大进步，迷信色彩减了。至于《水浒传》，宋江梦受天书，发梦自无不妥，真的得了天书，而到了战而不胜，情节弄不转时，又略翻天书而得救，却有“谈何容易”之感。戴宗日行八百里，在没有电报、电话的时代，战争斗智，总得有快捷的情报人员，使千万里外的消息捻指间而得，戴宗此人实不可少，而写得有趣。但他和李逵访公孙胜，独劈罗真人，李逵为黄巾力士所戏一段，却颇为荒唐。以使又有与高廉斗法，那公孙胜，口中念念有词，宝剑一指，反败为胜。

然《水浒传》之比《三国演义》，却又神怪迷信之笔墨大收，尤以金圣叹截去七十回以后，那些撒豆成兵的段落，随之俱去，显得爽利清洁。从七十回以后之神怪情节特盛，可以大致肯定是罗贯中的续貂。由此可见，到了金圣叹的时代，人们的观念已有改变，不再毫无怀疑地接受这些神法怪术，删之不足惜。中国伟大小说，到了《红楼梦》，神怪色彩几乎在书中完全绝足了。那块自出生即衔在嘴里的“玉”，应该与小说其他人物自胎里就带来的“瘸”等视而观，这是作者寄意，人类一生下来就有不可避免的“本能”与“欲求”，有人生必伴的苦痛。发梦的段落，可以从心理矛盾的角度来看，亦借佛家之宿命观（并非道家）以喻人生。绛珠仙草的神话，当为寓言，即《浮士德》的魔鬼天使。所以，自《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可以窥见人们观念进步的脉络，神怪色彩减少，表示“理性”色彩相应而增，亦显示愈来愈“现实化”“人间化”“现世化”。与早期的神魔志怪摆在一起看，更可为证。

写神怪、写历史，到写现世人生，不必斩钉截铁地说必有先后。但今天我们读《封神榜》，怪夸不入信而趣味萧然，历史小说之《三国演义》《水浒传》自然有味得多。又读《红楼梦》，乃真真实实的“现世”，又觉比湮远年代的古代历史故事更为亲切。而神魔在过去有市场，后来人们观念改变，作家不再写，可见与时俱进，愈进而愈入现世，乃为文学的途径。到后来，谴责小说出现，就更是活生生的当下世界。这不必与西方的宗教故事、英雄传奇、浪漫爱情、社会写实那种进程视为完全相同的发展，但现实化、人间化、社会化，似乎并无大异。

九命与一命

人说“猫有九命”，乃是猫的生存力特强，九死而不死，在生理上是有根据的。只是有些小说，里面的人物，千次万次不死，都在临死的紧要关头，给解救了。《西游记》《封神榜》之类，属神怪小说，原无大伤，作者特逞其架空乱想之才，读者亦不要求情节是否合理，与《水浒传》《红楼梦》自不必同时而论。

从《水浒传》的肌脉理路看，乃是经过作者精心设计的小说。正是金圣叹说的“章有章法、句有句法”。“法”者，有组织之纹理也。不过，在某些关节眼上，仍存在着过分“巧合”的地方，又在某些重大的人物事件转折上，给不出合适的理由。

宋江是“人”，不是“猫”，但像“猫”一样有九命，临危而不死，一而再、再而三，故无多少合理精彩之笔，来给出他所以脱险的理由。其中大概以杀阎婆惜之后，躲在地窖，以及题反诗后被捕至劫法场得救，较为合理，但在九天玄女庙之死里逃生，却又属于神异的“招数”。

第三十一回（通俗本三十二回）题曰“锦毛虎义释宋江”，宋江被捉了上山，三个头领要剥了他，取出心肝来醒酒，王矮虎说是“取下这牛子心肝来，造三份醒酒酸辣汤”，那些小喽啰掇一大铜盆水，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剜心尖刀，双手泼起水来浇那宋江心窝，水直泼到宋江脸上时，他才叹了口气：“可惜宋江死在这里。”一说“宋江”二字，当然得救。但一次巧合如此，何堪再用？

第三十五回宋江误投李俊、李立兄弟黑店，给麻药迷了，已经把他放到“人肉作房”的“剥人凳”上，李立在门前张望，等伙计回来就开剥，却恰李俊回来，谈起买卖，说是“捉得三个行货”“莫非是黑矮肥胖的人？”，于是又得救了。与前述是大同小异的巧合。

又隔一回宋江再遇难，搭张横、张顺的“贼船”，作者是换了“招数”的，相当有趣，兄弟一个扮乘客，一个做强盗，吓劫过渡客人。做强盗的问宋江和两个公人，“你三个是要吃‘板刀面’，还是要吃‘馄饨’？”描摹尽是生动，不过后来又因知悉原来是宋江，给救了。

同类的例子，其他水浒英雄亦有发生，巧合偶然，使《水浒传》在若干方面，不能脱尽“传奇”本色。诚然，我们可以解说，不如此，又何以显宋江“及时雨”，为天下英雄爱戴？只是，人有一命，猫有九命，严格说来，是有牵强。

有些人只爱《水浒传》不读《红楼梦》，却不知真正伟大的小说在彼不在此。

最先进的特例

《水浒传》的作者，最伤脑筋的事，莫过于将一百零八员英雄好汉，一一介绍出来。一百零八是个大数目，势不能全部都让他们一下出场，怎样定出个先后，极费心思。其次，定出先后了，又如何将他们聚在一起，不能都径直往梁山泊的方向跑，纷纷上山，东南西北天下英雄，像四面八方而来啃骨头的蚂蚁一样，太没意思了。又次，他们为什么要上梁山落寇，每个人都要有个理由，而又要各有分别，将这些问题摆在任何大小说家之前，都得大皱眉头。

《水浒传》与《红楼梦》，最大的分别亦在于此。《红楼梦》是颇合于希腊戏剧之“三一律”的，主要活动都在贾府，在大观园，重要人物都很早就全部出齐。不像《水浒传》，凡是大的情节几乎都不在梁山泊上发生，而是在天下各地，人物则一直到完卷时，仍在出场，如董平、张清。按金圣叹删书标准，人物出齐，书也该完了。

《红楼梦》给人的印象，场景如此鲜明，组织这样严密，描写如此细致，亦在于此。《水浒传》则难得此种效果，甚至不可避免地有松散之感。这是就《红》《水》对比来说，就《三国演义》来比，《水浒传》当然紧凑得多。

不过，放在世界的水平上，《水浒传》的作者是大才。我们只要打开回目一看，便知人物出场的安排，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可惜我们现在对作者的资料，几乎空白，他怎样写出这部书，写了多少年，经过怎样的艰苦，都不知道。编撰这样的大书，总不仅是将现成的故事编编删改而成。

小说与列传的不同，是在于人物和故事彼此关联，共成一个世界。《史记·刺客列传》有小说笔法，却无小说机体，因此严格说不是小说。宋江等人本来也是历史，但是我们不称记述他们事迹的“宣和遗事”为小说，亦无小说的机体。小说要有如真的世界、如真的活动。

人物出场是这个世界、这些活动的最基本的骨干。《水浒传》第一回先交代时代，一个寓言，接着引出王进，从王进引出“九纹龙”，又引出鲁智深，鲁智深又遇了林冲，再接到柴进，柴进介绍他上梁山泊，接上杨志的故事。一个连一个，各有事故，各有情节，彼此如网之相扣，那是第一大段落，写得极不平凡。在世界文化史上，就同时同代的发展言，应该说是“天下独步”的了。西方当然没有这样的小说出现，日本虽早有长篇，但与《水浒传》相比，在这线脉上，又怎定高下？

肌理与引线

《水浒传》这样一部大书，人物和事情又多又杂，让俗手来写，当必东拼西凑，这里一笔，那里一画，像乱涂乌鸦一样的。中国许多“通俗”说部，所以不及《水浒传》，所以不能登“小说艺术”的殿堂，正因无法把这个问题好好处理。

《水浒传》比一般通俗说部为优秀，比《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诸书为进步，先决的条件不是由于它的题旨和内容。

我们前面已说过，自《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一部比一部取得更重大的成就，乃是“艺术性”愈来愈完美之故。这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看法，在清朝已有人这样说，所以人们慨叹，若是金圣叹能及身读到《红楼梦》——“恨不得由圣叹来一评”，是基于“艺术美感”的要求，因为《水浒传》已被金圣叹誉为天下奇书，不知《红楼梦》更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