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朱熹

作者: 曾纪鑫

朱熹与紫阳过化(上)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位列王佐榜五甲第九十名,因成绩不是太佳,直到三年后,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又经铨试,方授官左迪功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由故乡崇安出发,从建溪南下,沿闽江至福州,经莆中、泉州,一路访学问道。七月,朱熹取道南安县,经小盈岭进入同安。

南宋时期,县主簿官列从九品,据朱熹《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所言:“凡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盖主簿之为职如此。”可见主簿之职,主要是协助县令管理簿书、符檄、狱讼、赋税、教育等事务,位在县令、县丞之下,县尉、主学之上,相当于一县之管家。

主簿官职虽小,但对从小便具有一种神圣使命感的朱熹而言,显然提供了初试身手、崭露头角的“用武之地”。

朱熹上任伊始,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推行经界”。

所谓经界,指土地、疆域的划分。推行经界,确定田亩,目的在于整顿赋税,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南宋初年,兵火连连,文籍散失,胥吏税收之时,往往与兼并土地的大户相互勾结,隐田漏税。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左司员外郎李椿年针对这一弊端,上疏条陈“经界不正十害”,首倡推行经界。朝廷采纳,颁诏施行,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正经界运动,勘查田亩、丈量土地,扭转隐田漏税、赋税不均的社会弊端。此后,尽管受到地主、官僚的强烈反对,在推行与阻挠之间不断反复,但这一举措,作为南宋朝廷清理田赋的主要形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李椿年主持经界时,福建的泉、漳、汀三州未曾推行。本来,这三州的经界已“打量”了八九成,却因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孙汝翼以山贼没有平息为由,上奏朝廷,最后取消了。朱熹刚到同安,就感受到了田土兼并及隐田逃税现象十分严重,“细民业去产存,其苦固不胜言,而州县坐失常赋。”(朱熹《条奏经界状》)为调整赋税不均之弊,增加县府财政收入,朱熹不顾此前停罢经界的禁令,在县令陈元滂的支持下,自行清查版籍田税。朱熹初来乍到,不仅没有根基,且仅为一介主簿,人微言轻,很快就遭到了同安上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不得不中途作罢。

推行经界受挫,朱熹并未心灰意冷,转而整顿吏治。听说永春县令黄瑀有一套惩处奸吏、督收赋税的“良方”,朱熹专程前往永春登门求教,然后加以“改造”,作为吏治新法付诸实践。《语类》卷一百零六便道出了他的追税及防吏作奸犯科办法:“昔在同安作簿时,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然此只是一个信而已。如或违限遭点,定断不恕,所以人怕……某向为同安簿,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

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期间,做得最成功的并非“簿事”,而是“学事”——兴文讲学、整顿民风、以礼治民。为此,他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与心血,也更令人所称道。

此时,秦桧专政,严禁“洛学”,学校不得讲授“义理之学”,天下学风,江河日下。同安县学受其影响,学舍破落,藏书寥寥,学生只习科文、词章,懒散不已。朱熹见此情景,痛心不已,决定破除旧习,建立县学体系,重振学风。

同安县学原有四斋,后汰裁两斋。朱熹恢复四斋旧制,重取斋名,新选各斋斋长,并作《四斋铭》《讲座铭》。针对县学诸生“晨起及学,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的慵懒情形,朱熹又作《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文,劝谕他们以“义理之学”为宗旨。不仅如此,他还亲自为诸生讲学,聘请徐应中、王宾等当地贤达之士充任职事,严罚不遵学则、破坏学风的不肖生徒。

一番整顿,终于扭转了同安的学风,迷途士子由追逐词章到精研义理、重回经学。于是,一批有用之才如许升、戴迈、吕侁、林峦、柯翰、陈齐仲、王近思、杨宋卿等,纷纷投入他的门下。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许升仅十三岁,最大的柯翰已年过五旬。

朱熹发现,县学藏书不仅数量少,且所藏之书,大多残脱。绍兴二十五年(1155)正月,朱熹通过关系,多方搜求,共得经书九百八十五卷,在文庙大成殿后新修经史阁予以收藏。他还在明伦堂建了一座教思堂,在此讲学,吸取了大批民众。

在整顿民风方面,朱熹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修建苏颂祠(又名苏公祠、苏丞相祠)。

苏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生于同安。五岁那年,他随即将供职汴京文馆的父亲离开故乡,千里北上,直到逝世,再也没有回来过。苏颂高寿,活了八十二岁,从政五十多年,历经五朝,受过迫害,蹲过监狱,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他虽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极——丞相,但其政绩平平。苏颂学识渊博,其功绩主要在于科学,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

朱熹首仕同安,离苏颂逝世不过五十多年,乡人已对他知之甚少,“虽其族家子不能言”。有感于此,朱熹建祠纪念,以振兴教育,扭转社会时风。苏颂虽然没有显赫的政绩,但他为人正直,恪守法规,不奸不贪,两袖清风,堪称楷模。朱熹所看重的,正是苏颂的道德风范,为此,他写了五篇文章,对苏颂的终身节俭、公正清廉大加推崇,称他“道学渊深,履行纯固,天下学士大夫之所宗仰”,“惟公始终一节,出入五朝,高风响乎士林,盛烈铭于勋府”,“然而始终大节,可考而知,则未有若公之盛者也”,“以是心每慕其为人”。

除苏公祠外,朱熹还将同安县城朝天门内的荣义坊改为丞相坊以纪念苏颂。由于他的大力倡导,苏颂这位乡贤逐渐为当地百姓知晓,其学识风范,不断激励、鼓舞后人。

朱熹当年所建苏公祠,或遭兵燹,或遇大火,多次毁弃,又多次重建。如今的苏公祠修葺一新,位于同安孔庙。进入祠堂,供奉的苏颂半身纪念像两旁贴着一副对联:“存小心与宋千古,识大义唯公一人。”横幅为“正简流芳”。正简,宋理宗朝对苏颂的追谥。

朱熹刚到同安,在县衙右边的主簿廨办公、居住,这儿离孔庙不远,前往县学督导十分方便。主簿廨因年代久远,“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幸而署内西北角还有一间房子,地势高旷,前后两进,敞亮宜居。可喜的是,屋内凿有一个水池,一座小桥跨卧其上,池边植有梧桐、杨柳,疏密相间,颇有几分情致。朱熹与夫人刘氏、长子朱塾搬入其中,将其名为“高士轩”。对此,朱熹在《高士轩记》中写道:“主县簿者虽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轩虽陋,高士亦或有时而来也。”朱熹知足常乐,对高士轩的幽雅环境颇为欣赏,情不自禁地吟咏抒怀:“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闲居秋意远,花香寒露濡。”(《高士轩诗》)第二年,次子朱埜在此呱呱坠地。

同安地处偏远海滨,开发虽早,但文化教育一直较为落后,“民俗强悍,民风不醇”。朱熹尽管年轻,但已熟谙理学精髓,“其教人无非格言至论”。为“使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尽其道”,朱熹不辞劳苦,深入乡村,体察民情,采风问俗。每到一地,都要“敦礼义,厚风俗”,不遗余力地“教化”民众,贯彻他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大教育内容。同安多山地丘陵,纵横起伏,河流切割,地形破碎,交通不便,而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走遍了同安的山山水水、村庄寨堡,留下了六十多处文化遗迹。

朱熹好山,县城近郊的大轮山、北辰山自然去得最多。大轮山风景优美,有座梵天古寺,隋朝敕建,唐高宗时落成,比今日名气颇大的厦门南普陀寺要早三百多年。朱熹“登山临水,处处有诗”,游梵天寺留下了四首诗歌,其二《梵天观雨》颇具意境,堪称佳作:

持身乏古节,寸禄久栖迟。

暂寄灵山寺,空吟招隐诗。

读书清磬外,看雨暮钟时。

渐喜凉秋近,沧洲去有期。

除诗作外,朱熹还根据大轮山景点特色,题写了不少言简意赅的“墨宝”,如“大轮山”“战龙松”“寒竹风松”“瞻亭”“极目”“偃月台”“圭石”等,“瞻亭”石刻至今犹存。

梵天寺后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修复的文公书院,又称紫阳书院、大同书院、轮山书院。这座泉州府最早的官办书院于元至正十年(1350)由同安县尹、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创建,前奉孔子,后祀朱熹。因朱熹逝后赐谥“文”,世称文公,故名文公书院。书院最初位于同安县城学宫东边,明嘉靖年间,在享有“理学名宦”之誉的乡贤林希元的提议下,依原制迁于大轮山梵天寺后。文公书院屡毁屡建,最近一次于1987年重建。院内有座栩栩如生的朱熹雕像,里面最珍贵的文物,当数朱熹石刻像:像碑高两米,宽约零点九米,据传是朱熹对镜自画的半身像——头戴纶巾,身着儒服,袖手而拱,面带微笑,眉宇间透着一股蕴藉自信的风采。

北辰山离县城约十二公里,这里怪石嶙峋,风景独特,最著名的景观是十二龙潭。朱熹登临此山,不仅挥毫写下“仙苑”二字,还留下了一首长达二十行的五言古诗《与诸同僚约奠北山》。

此外,莲花山、香山、文圃山等地,不仅留下了朱熹的足迹,还留下了众多“墨宝”及传说。如朱熹取“华岳莲花”之义,在莲花山题写“太华岩”三字,镌刻于石,成为厦门境内留存下来的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他登临香山,顺道探访友人许衍,为许氏家庙撰写对联“千峰起伏奔腾前狮后马,九水回环映带右鹊左鸿”,并在香山寺后山麓手书“真隐处”;当地民间,流传着“朱熹三探莲花山”的传说,游香山时留下了“香香两两”的联句让人答对……

同安县城,是朱熹待得最多的地方,留下的遗迹自然远甚他处。同安县城形似银锭,故称“银城”;又因南溪有三块石头形状像鱼,颜色似铜,故名“铜鱼城”。这“铜鱼”之名,便源自朱熹。对此,清人高有继在《铜鱼赋》中写道:“石系以鱼,肖形而号;鱼系以铜,肖色而称。谁其名之,紫阳远示。”在东溪与西溪交汇处,有“铜鱼石”三块,“金车石”两块,南面一块逆水石上,刻有隶书“中流砥柱”,据传便由朱熹所题。

位于城东鸿渐门外的东桥,离朱熹住所县衙不过半里之遥,他常散步至此,写有《雨霁步东桥玩月》一诗:

空山看雨罢,微步喜新凉。

月出澄余景,川明发素光。

星河方耿耿,云树转苍苍。

晤语逢清夜,兹怀殊未央。

古同安县域,包括今天的厦门市各区、漳州市龙海角美镇以及台湾金门县。朱熹采风问俗,深入各地,当他来到灌口蔡林社时,被眼前的奇山异水、夕照晚霞、樵歌渔唱等自然、人文胜景吸引,不禁为蔡林社题拟“八景”——圃山夕照、珠屿晚霞、金龟寿石、玉井泉香、沙堤岸影、渔网蝉影、莲道樵歌、文江渔唱,每景附七绝一首,道出风光、风情之内蕴。揆诸源头,同安最早的特色“八景”,便出自朱熹,此后才有“厦门八景”“丙洲八景”及金门的“浯洲八景”等。

厦门(又称嘉禾屿)、金门(又称浯洲屿)两岛,浮于海中,只能乘船渡海前往。其时,厦门岛尚未建城,人烟稀少。朱熹来此,专为探寻唐代文士陈黯遗迹。陈黯才华出众,但科举不第,隐居嘉禾屿金榜山。陈黯自号“场老”,因此金榜山又名“场老山”。朱熹游历山中,一边考究,一边题咏,留下了石刻“迎仙”“谈玄石”,写有诗歌《金榜山》:“陈场老子读书处,金榜山前石室中。人去石存犹昨日,莺啼花落几春风。藏修洞口云空集,舒啸岩幽草自茸。应喜斯文今不泯,紫阳秉笔纪前功。”还撰有三百来字的《金榜山记》,为陈黯整理遗稿《禆正书》(三卷)并作序。朱熹前往厦门岛,不仅探访了位于二十三都的金榜山,还游览了其他各地,比如岛内的文公山便因他而名:“文公山,在城东二十一都虎山北。相传朱子尝游其巅,故以为名。”(清道光版《厦门志》)

金门一直隶属同安,直到民国四年(1915),才正式设立县治。朱熹渡海金门,主要是采风、视学、讲学,且多次前往。据清光绪版《金门志》转引《沧浯琐录》所记:“朱子主邑簿,采风岛上,以礼导民。浯即被化,因立书院于燕南山,自后家弦户诵,优游正义,涵泳圣经,则风俗一丕变也。”由此可见,朱熹到金门不仅以礼导民,还创建书院,以文化民,彻底改变当地风俗。自朱熹登岛过化,金门民众,家家诗书,户户业学,薪火相传,哪怕赤贫如洗,也以子弟读书为荣。据有关资料统计,同安县古代科举共有文武进士二百二十四人,其中金门就达五十名。为感念朱熹的教化之功,金门人专建朱子祠,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日举行朱子冥诞祝祷、祭典。

与此同时,同安的山乡、风物、习俗对朱熹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其思想正处于转型、成熟的特殊阶段,来同安之前,朱熹受武夷三先生刘子羽、刘子翚、胡宪以及道谦禅师影响,潜心佛教,影响颇深。刚到同安,他写了《步虚辞》《寄山中旧知》之类的佛老诗歌,大轮山梵天寺是他的佛国胜地,还为泉州名刹开元寺题了一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然而,佛老势力不断膨胀,已在闽地造成严重危害:与同安毗邻的漳州寺院田产,竟占全州土地的七分之六;仅福州一地,就有大小寺院一千五百多座。面对这一现实,朱熹不断反思,在繁忙的簿吏事务之余,研读儒经,重新认识《论语》《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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