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儒朱熹

朱熹与紫阳过化（上）

朱熹十九岁考中进士，位列王佐榜五甲第九十名，因成绩不是太佳，直到三年后，即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春，又经铨试，方授官左迪功郎、福建泉州府同安县主簿。

绍兴二十三年（1153）五月，朱熹由故乡崇安出发，从建溪南下，沿闽江至福州，经莆中、泉州，一路访学问道。七月，朱熹取道南安县，经小盈岭进入同安。

南宋时期，县主簿官列从九品，据朱熹《建宁府建阳县主簿厅记》所言：“凡户租之版，出内之会，符檄之委，狱讼之成，皆总而治之，勾检其事之稽违与其财用之亡失，以赞令治，盖主簿之为职如此。”可见主簿之职，主要是协助县令管理簿书、符檄、狱讼、赋税、教育等事务，位在县令、县丞之下，县尉、主学之上，相当于一县之管家。

主簿官职虽小，但对从小便具有一种神圣使命感的朱熹而言，显然提供了初试身手、崭露头角的“用武之地”。

朱熹上任伊始，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推行经界”。

所谓经界，指土地、疆域的划分。推行经界，确定田亩，目的在于整顿赋税，增加朝廷财政收入。南宋初年，兵火连连，文籍散失，胥吏税收之时，往往与兼并土地的大户相互勾结，隐田漏税。绍兴十二年（1142）十一月，左司员外郎李椿年针对这一弊端，上疏条陈“经界不正十害”，首倡推行经界。朝廷采纳，颁诏施行，开始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正经界运动，勘查田亩、丈量土地，扭转隐田漏税、赋税不均的社会弊端。此后，尽管受到地主、官僚的强烈反对，在推行与阻挠之间不断反复，但这一举措，作为南宋朝廷清理田赋的主要形式，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李椿年主持经界时，福建的泉、漳、汀三州未曾推行。本来，这三州的经界已“打量”了八九成，却因福建路提点刑狱公事孙汝翼以山贼没有平息为由，上奏朝廷，最后取消了。朱熹刚到同安，就感受到了田土兼并及隐田逃税现象十分严重，“细民业去产存，其苦固不胜言，而州县坐失常赋。”（朱熹《条奏经界状》）为调整赋税不均之弊，增加县府财政收入，朱熹不顾此前停罢经界的禁令，在县令陈元滂的支持下，自行清查版籍田税。朱熹初来乍到，不仅没有根基，且仅为一介主簿，人微言轻，很快就遭到了同安上下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不得不中途作罢。

推行经界受挫，朱熹并未心灰意冷，转而整顿吏治。听说永春县令黄瑀有一套惩处奸吏、督收赋税的“良方”，朱熹专程前往永春登门求教，然后加以“改造”，作为吏治新法付诸实践。《语类》卷一百零六便道出了他的追税及防吏作奸犯科办法：“昔在同安作簿时，每点追税，必先期晓示，只以一幅纸截作三片，作小榜遍贴云：本厅取几日点追甚乡分税，仰人户乡司主人头知委。只如此，到限日近时，纳者纷纷。然此只是一个信而已。如或违限遭点，定断不恕，所以人怕……某向为同安簿，许多赋税出入之簿，逐日点对佥押，以免吏人作弊。”

朱熹在同安任主簿期间，做得最成功的并非“簿事”，而是“学事”——兴文讲学、整顿民风、以礼治民。为此，他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与心血，也更令人所称道。

此时，秦桧专政，严禁“洛学”，学校不得讲授“义理之学”，天下学风，江河日下。同安县学受其影响，学舍破落，藏书寥寥，学生只习科文、词章，懒散不已。朱熹见此情景，痛心不已，决定破除旧习，建立县学体系，重振学风。

同安县学原有四斋，后汰裁两斋。朱熹恢复四斋旧制，重取斋名，新选各斋斋长，并作《四斋铭》《讲座铭》。针对县学诸生“晨起及学，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的慵懒情形，朱熹又作《同安县谕学者》《谕诸生》《谕诸职事》等文，劝谕他们以“义理之学”为宗旨。不仅如此，他还亲自为诸生讲学，聘请徐应中、王宾等当地贤达之士充任职事，严罚不遵学则、破坏学风的不肖生徒。

一番整顿，终于扭转了同安的学风，迷途士子由追逐词章到精研义理、重回经学。于是，一批有用之才如许升、戴迈、吕侁、林峦、柯翰、陈齐仲、王近思、杨宋卿等，纷纷投入他的门下。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许升仅十三岁，最大的柯翰已年过五旬。

朱熹发现，县学藏书不仅数量少，且所藏之书，大多残脱。绍兴二十五年（1155）正月，朱熹通过关系，多方搜求，共得经书九百八十五卷，在文庙大成殿后新修经史阁予以收藏。他还在明伦堂建了一座教思堂，在此讲学，吸取了大批民众。

在整顿民风方面，朱熹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就是修建苏颂祠（又名苏公祠、苏丞相祠）。

苏颂，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生于同安。五岁那年，他随即将供职汴京文馆的父亲离开故乡，千里北上，直到逝世，再也没有回来过。苏颂高寿，活了八十二岁，从政五十多年，历经五朝，受过迫害，蹲过监狱，政治生涯跌宕起伏。他虽以政治家立身，位居人臣之极——丞相，但其政绩平平。苏颂学识渊博，其功绩主要在于科学，在科技领域创下七项世界第一。

朱熹首仕同安，离苏颂逝世不过五十多年，乡人已对他知之甚少，“虽其族家子不能言”。有感于此，朱熹建祠纪念，以振兴教育，扭转社会时风。苏颂虽然没有显赫的政绩，但他为人正直，恪守法规，不奸不贪，两袖清风，堪称楷模。朱熹所看重的，正是苏颂的道德风范，为此，他写了五篇文章，对苏颂的终身节俭、公正清廉大加推崇，称他“道学渊深，履行纯固，天下学士大夫之所宗仰”，“惟公始终一节，出入五朝，高风响乎士林，盛烈铭于勋府”，“然而始终大节，可考而知，则未有若公之盛者也”，“以是心每慕其为人”。

除苏公祠外，朱熹还将同安县城朝天门内的荣义坊改为丞相坊以纪念苏颂。由于他的大力倡导，苏颂这位乡贤逐渐为当地百姓知晓，其学识风范，不断激励、鼓舞后人。

朱熹当年所建苏公祠，或遭兵燹，或遇大火，多次毁弃，又多次重建。如今的苏公祠修葺一新，位于同安孔庙。进入祠堂，供奉的苏颂半身纪念像两旁贴着一副对联：“存小心与宋千古，识大义唯公一人。”横幅为“正简流芳”。正简，宋理宗朝对苏颂的追谥。

朱熹刚到同安，在县衙右边的主簿廨办公、居住，这儿离孔庙不远，前往县学督导十分方便。主簿廨因年代久远，“皆老屋支柱，殆不可居”，幸而署内西北角还有一间房子，地势高旷，前后两进，敞亮宜居。可喜的是，屋内凿有一个水池，一座小桥跨卧其上，池边植有梧桐、杨柳，疏密相间，颇有几分情致。朱熹与夫人刘氏、长子朱塾搬入其中，将其名为“高士轩”。对此，朱熹在《高士轩记》中写道：“主县簿者虽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而此轩虽陋，高士亦或有时而来也。”朱熹知足常乐，对高士轩的幽雅环境颇为欣赏，情不自禁地吟咏抒怀：“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闲居秋意远，花香寒露濡。”（《高士轩诗》）第二年，次子朱埜在此呱呱坠地。

同安地处偏远海滨，开发虽早，但文化教育一直较为落后，“民俗强悍，民风不醇”。朱熹尽管年轻，但已熟谙理学精髓，“其教人无非格言至论”。为“使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各尽其道”，朱熹不辞劳苦，深入乡村，体察民情，采风问俗。每到一地，都要“敦礼义，厚风俗”，不遗余力地“教化”民众，贯彻他的“志道、据德、依仁、游艺”四大教育内容。同安多山地丘陵，纵横起伏，河流切割，地形破碎，交通不便，而他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几乎走遍了同安的山山水水、村庄寨堡，留下了六十多处文化遗迹。

朱熹好山，县城近郊的大轮山、北辰山自然去得最多。大轮山风景优美，有座梵天古寺，隋朝敕建，唐高宗时落成，比今日名气颇大的厦门南普陀寺要早三百多年。朱熹“登山临水，处处有诗”，游梵天寺留下了四首诗歌，其二《梵天观雨》颇具意境，堪称佳作：

持身乏古节，寸禄久栖迟。

暂寄灵山寺，空吟招隐诗。

读书清磬外，看雨暮钟时。

渐喜凉秋近，沧洲去有期。

除诗作外，朱熹还根据大轮山景点特色，题写了不少言简意赅的“墨宝”，如“大轮山”“战龙松”“寒竹风松”“瞻亭”“极目”“偃月台”“圭石”等，“瞻亭”石刻至今犹存。

梵天寺后的山坡上，耸立着一座修复的文公书院，又称紫阳书院、大同书院、轮山书院。这座泉州府最早的官办书院于元至正十年（1350）由同安县尹、孔子第五十三世孙孔公俊创建，前奉孔子，后祀朱熹。因朱熹逝后赐谥“文”，世称文公，故名文公书院。书院最初位于同安县城学宫东边，明嘉靖年间，在享有“理学名宦”之誉的乡贤林希元的提议下，依原制迁于大轮山梵天寺后。文公书院屡毁屡建，最近一次于1987年重建。院内有座栩栩如生的朱熹雕像，里面最珍贵的文物，当数朱熹石刻像：像碑高两米，宽约零点九米，据传是朱熹对镜自画的半身像——头戴纶巾，身着儒服，袖手而拱，面带微笑，眉宇间透着一股蕴藉自信的风采。

北辰山离县城约十二公里，这里怪石嶙峋，风景独特，最著名的景观是十二龙潭。朱熹登临此山，不仅挥毫写下“仙苑”二字，还留下了一首长达二十行的五言古诗《与诸同僚约奠北山》。

此外，莲花山、香山、文圃山等地，不仅留下了朱熹的足迹，还留下了众多“墨宝”及传说。如朱熹取“华岳莲花”之义，在莲花山题写“太华岩”三字，镌刻于石，成为厦门境内留存下来的年代最早的摩崖石刻;他登临香山，顺道探访友人许衍，为许氏家庙撰写对联“千峰起伏奔腾前狮后马，九水回环映带右鹊左鸿”，并在香山寺后山麓手书“真隐处”;当地民间，流传着“朱熹三探莲花山”的传说，游香山时留下了“香香两两”的联句让人答对……

同安县城，是朱熹待得最多的地方，留下的遗迹自然远甚他处。同安县城形似银锭，故称“银城”;又因南溪有三块石头形状像鱼，颜色似铜，故名“铜鱼城”。这“铜鱼”之名，便源自朱熹。对此，清人高有继在《铜鱼赋》中写道：“石系以鱼，肖形而号;鱼系以铜，肖色而称。谁其名之，紫阳远示。”在东溪与西溪交汇处，有“铜鱼石”三块，“金车石”两块，南面一块逆水石上，刻有隶书“中流砥柱”，据传便由朱熹所题。

位于城东鸿渐门外的东桥，离朱熹住所县衙不过半里之遥，他常散步至此，写有《雨霁步东桥玩月》一诗：

空山看雨罢，微步喜新凉。

月出澄余景，川明发素光。

星河方耿耿，云树转苍苍。

晤语逢清夜，兹怀殊未央。

古同安县域，包括今天的厦门市各区、漳州市龙海角美镇以及台湾金门县。朱熹采风问俗，深入各地，当他来到灌口蔡林社时，被眼前的奇山异水、夕照晚霞、樵歌渔唱等自然、人文胜景吸引，不禁为蔡林社题拟“八景”——圃山夕照、珠屿晚霞、金龟寿石、玉井泉香、沙堤岸影、渔网蝉影、莲道樵歌、文江渔唱，每景附七绝一首，道出风光、风情之内蕴。揆诸源头，同安最早的特色“八景”，便出自朱熹，此后才有“厦门八景”“丙洲八景”及金门的“浯洲八景”等。

厦门（又称嘉禾屿）、金门（又称浯洲屿）两岛，浮于海中，只能乘船渡海前往。其时，厦门岛尚未建城，人烟稀少。朱熹来此，专为探寻唐代文士陈黯遗迹。陈黯才华出众，但科举不第，隐居嘉禾屿金榜山。陈黯自号“场老”，因此金榜山又名“场老山”。朱熹游历山中，一边考究，一边题咏，留下了石刻“迎仙”“谈玄石”，写有诗歌《金榜山》：“陈场老子读书处，金榜山前石室中。人去石存犹昨日，莺啼花落几春风。藏修洞口云空集，舒啸岩幽草自茸。应喜斯文今不泯，紫阳秉笔纪前功。”还撰有三百来字的《金榜山记》，为陈黯整理遗稿《禆正书》（三卷）并作序。朱熹前往厦门岛，不仅探访了位于二十三都的金榜山，还游览了其他各地，比如岛内的文公山便因他而名：“文公山，在城东二十一都虎山北。相传朱子尝游其巅，故以为名。”（清道光版《厦门志》）

金门一直隶属同安，直到民国四年（1915），才正式设立县治。朱熹渡海金门，主要是采风、视学、讲学，且多次前往。据清光绪版《金门志》转引《沧浯琐录》所记：“朱子主邑簿，采风岛上，以礼导民。浯即被化，因立书院于燕南山，自后家弦户诵，优游正义，涵泳圣经，则风俗一丕变也。”由此可见，朱熹到金门不仅以礼导民，还创建书院，以文化民，彻底改变当地风俗。自朱熹登岛过化，金门民众，家家诗书，户户业学，薪火相传，哪怕赤贫如洗，也以子弟读书为荣。据有关资料统计，同安县古代科举共有文武进士二百二十四人，其中金门就达五十名。为感念朱熹的教化之功，金门人专建朱子祠，于每年农历九月十五日举行朱子冥诞祝祷、祭典。

与此同时，同安的山乡、风物、习俗对朱熹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十四五岁的年纪，其思想正处于转型、成熟的特殊阶段，来同安之前，朱熹受武夷三先生刘子羽、刘子翚、胡宪以及道谦禅师影响，潜心佛教，影响颇深。刚到同安，他写了《步虚辞》《寄山中旧知》之类的佛老诗歌，大轮山梵天寺是他的佛国胜地，还为泉州名刹开元寺题了一副对联：“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然而，佛老势力不断膨胀，已在闽地造成严重危害：与同安毗邻的漳州寺院田产，竟占全州土地的七分之六;仅福州一地，就有大小寺院一千五百多座。面对这一现实，朱熹不断反思，在繁忙的簿吏事务之余，研读儒经，重新认识《论语》《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