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园读书记

作家与音乐

闲时翻阅陈子善先生编的《雅人乐话》，发现喜欢音乐的中国作家还真不少。宗璞在《风庐乐忆》文中转引现代音乐理论家黎青主的话说，音乐是上界的语言，是灵魂的语言，是灵界的一种世界语。张洁在《没有标题的声音》文中则引用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写过的句子：“音乐，你曾抚慰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曾使我的心恢复宁静。”我想，总与人类灵魂打交道的孤独的作家们，对“可以抚慰痛苦、可以恢复宁静”的音乐情有独钟，大概是一种心灵上的契合吧。正如赵鑫珊所说：“最深刻的音乐，都是因为描述了人类灵魂最普遍的状态。”

作家的音乐因缘似乎都富有传奇色彩。王蒙至今忘不了孩提时代听到过的算命瞎子吹奏的笛声：寒冷的冬夜，萧瑟的生活，一声无依无靠的笛子，呜咽抖颤，如泣如诉，表达着人生的艰难困苦、孤独凄清，轻回低转，听之泪下。王蒙说：这就是我这一生的第一节音乐课了。季红真说，她最早的音乐启蒙是3岁时在姨母家。姨夫喜欢吹拉弹唱，姨母则能歌善舞。另外，母亲操胡琴或笛子奏《梅花三弄》之类古曲的陶醉样子，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54年春天，白桦正骑马翻越藏东一座雪山的时候，突然从远处飘来一个女声的独唱，高亢、明丽，虽然他听不懂歌词，这歌声却狠狠地刺了他一针，在他的心灵深处，好一阵说不出的混合着痛楚的愉悦。他在马背上颤栗不已，身不由己地催马去追逐那歌声……白桦说：后来我曾经听到过无数闻名全球的歌唱家的演唱，他们使我心醉神迷，但我却再也没有得到过那种混合着痛楚的愉悦。所以，音乐在白桦心里具有永久的神秘感和神圣感。陈子善开始接触西洋古典音乐，是一个冬日的下午，他和三位高中同学躲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全神贯注地聆听好不容易觅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个时代，欣赏西洋古典音乐是“大逆不道”的事，他们几个“臭味相投”者不得不冒着风险，偷偷地、紧张地与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亲近。黄永玉年青时节衣缩食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那时他刚刚认识第一个女朋友，远远地看到她走近，他就在楼上窗口吹号欢迎。女朋友的家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交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五十年之后，黄永玉在香港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小号，对他五十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段什么？您啦！”萧乾爱上西方古典音乐的经历也很有意思。1940年夏天，他同几位中国同学去威尔士海滨小城巴茂茨度假。一天，他和两位中国同学去一家副食品商店购买用品，正当他们要离开时，老板忽然轻声问：星期六晚上可不可以赏光到他家喝咖啡？他们欣然同意了。那天晚上，他们如约来到老板的家，没有见到老板娘，也没有看到英国家庭喜欢养的猫和狗，只引人瞩目的是沿墙一厚册地排满了古典音乐唱片和屋角摆着的一架带大喇叭的留声机。领口系着蝴蝶结的老板抱出一叠唱片目录，问他们要听交响乐还是协奏曲，歌剧还是艺术歌曲。看他们点不出，老板就替他们选了德彪西的《牧神午后》。老板说，这支曲子总使他感到一种东方情调。事后回忆起来，萧乾说：“那是我爱上西方古典音乐的开始。”

许多作家写作时离不开音乐的刺激。叶兆言说，他有个毛病，就是写作时，耳旁一定要有音乐。音乐对他有特殊功效，犹如瘾君子嗜烟嗜茶。他解释说，当你江郎才尽，写不出一个字时，唯有音乐声在空气中汩汩流动，好像有群小天使在身边飞来飞去，你终于感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有人因此把他描写成一个玩音乐的公子哥。许琪写散文诗的时候，也一定要听音乐，为的是捕捉一种调子，一种闪烁的意绪，一种朦胧的和声。赵鑫珊写作时，喜欢听西方宗教音乐，比如莫扎特的《安魂曲》和亨德尔的《弥赛亚》。这种时候，他的灵魂才是呈开放的状态，坦荡荡地直面永恒的神圣或神圣的永恒。史铁生喜欢听美国乡村歌曲和陕北民歌，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见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以至于被迷倒，瞪着眼睛不动，心中既空茫又充实。诺奖得主莫言也说过，他戴着耳机听着音乐写作时，写着写着就不知道听什么，只感到有一种力量催着笔走，十分连贯，像扯着一根永无尽头的线。可见音乐对作家的写作是极有益处的。

在热爱音乐的作家中，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居多，比如何满子、余华、格非、赵丽宏、陈祖芬、陈村、肖复兴、李杭育、李洁非等。也有喜欢歌曲的，如王蒙、张承志、梁晓声、马原等。王蒙喜欢苏联歌曲，张承志喜欢冈林信康的歌，梁晓声爱听通俗歌曲，马原迷恋旧歌。王蒙说：苏联歌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不管苏联的历史将会怎么样书写，我永远爱这些歌曲，包括歌颂斯大林的歌，他们意味着的与其说是苏联的政治和历史，不如说是我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张承志说，音乐和歌曲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所谓歌曲首先必须是诗，真正的歌就是与音乐结合之后的诗。梁晓声说，歌与音乐的不同，诚如绘画与文学的不同，歌的属性更趋向于文学，而音乐更趋向于绘画。歌是完全能够普及的，而音乐不能。因此，他不仅爱听歌曲，还专门著文，呼吁有才华的通俗歌曲创作者们多创作一些好的通俗歌曲。马原说，唱歌在他更多的是怀旧，一个时期的歌通常带给他回到当时生活的幻象。因此他非常爱唱歌，还经常造出一些机会，倡导大唱样板戏、老儿歌、苏联早期歌曲等“旧歌”运动。喜欢唱歌的作家当然不只马原。据张洁在《没有标题的声音》文中记载，1990年底，她和李国文伉俪、谌容伉俪、王蒙伉俪结伴去大连开发区体验生活，一天晚上，不知谁在麻将牌桌上首先唱起了歌，随后就是两张麻将牌桌上八个人的混声大合唱，歌儿一首接着一首，凡是那个时代流入中国的苏联歌曲无一漏网，伴着出牌的叭叭声，和洗牌的哗哗声，在麻将牌的叭叭声和哗哗声里，每一首歌都带来了一个个瞬间的、甚至一个个年代的回忆。张洁说：“我明明在唱，如醉如痴，可是我却觉得这些歌正渐渐地离我而去。”

因为热爱音乐，所以有些作家还像收藏图书一样收藏碟片和磁带。写散文诗成名的许琪说，他像藏书那样购买音乐原版磁带，包括现代的：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柯普兰、哈恰图良……许多曲子他始终非常喜爱，如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萨拉色蒂的《流浪者之歌》、里姆斯基·可萨科夫的《波罗维茨之歌》……这些喜爱的曲子，他收藏了许多版本。李杭育、格非、陈村也有收藏音乐的爱好，但最“发烧”的要数何满子。且听他的夫子自道：“名家名曲，凡是一般人说得出的我都有。有的是全集，有的同一种乐曲还有许多版子。比如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我本来就有托斯卡尼尼指挥的，又有斯托考夫斯基指挥的，后来从罗曼·罗兰的书里，知道了他所推崇的淮恩加纳，罗兰说他是贝多芬乐曲最深湛的理解者，于是我蓄意寻觅，终于弄到了他指挥的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和第九等五套，另外还收有他指挥而由西该提主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精采之极。”何满子自豪地说，他不仅几乎收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男女著名歌唱家的声乐片，还收藏了一些很少有的唱片，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放映波兰反纳粹影片《华沙一条街》，陪奏中有彼得罗斯基的《华沙协奏曲》，这张片子连唱片收藏大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唱片库都没有，但他的手里却有一张，而且还是这位音乐家总统亲自弹奏的！他还有一套珍稀的片子是男女童声的亨德尔《大弥撒》，用两部唱，只有“卡农”部分是四部。据行家说，这种唱片灌制时是有限额的，世界范围留传的也不多。何满子打算为他的音乐收藏编一个目，像《四库总目提要》似的对作品、演奏风格作出说明和评价。这很让人期待，不知最终完成了没有？浙江作家李杭育倒是编著过一部《唱片经典》（三联书店1995年8月版），可惜那些片子不全是他自己的藏品。也有只听不藏的，宗璞就说过：书已经够我对付，够我“恨”了，怎受得了再加上磁带、唱片、CD什么的！

作家都是喜欢追根究底的人。肖复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立体声音乐节目中第一次听到海菲兹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一下子就被深深吸引了。他说：“只有历尽世事沧桑，饱尝人生况味的人，才会拉出这样的琴声。”于是，他开始疯狂地寻找海菲兹的传记材料和他演奏的唱片，还非要拉着朋友一起欣赏。赵鑫珊做得更绝，不仅四处搜寻自己喜欢的音乐家的传记资料，还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研究，为他们作传。据我所知，在他已经出版的四五十部著作中，至少有两本是写音乐家的，这就是《贝多芬之魂》和《莫扎特之魂》。对赵鑫珊写音乐家的这两本书，喜欢的说“很好”，不喜欢的说“很糟”，见仁见智，针锋相对。这至少说明，两本书不乏读者。

创作了经典小说《魔山》的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指出：“音乐不但鼓动了时间，更鼓动我们以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时间。”有人问叶兆言为什么喜欢音乐，叶兆言说：“音乐是个美好的东西，谁都会不由自主地喜欢。喜欢音乐是人的一种天性，就好比人爱吃，爱玩，爱看电影一样。”正因为如此，李杭育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以致这件事很干扰了他日常的写作。但他并不感觉可惜，“因为这沉湎是情不自禁的”。他说：“好的音乐总是引导人们的情绪，或者说总是迫使我们拿自己的情绪去迎合捕捉下一个乐句又下一个乐句……”

闲章有真趣

闲章是姓名章以外的印章。来新夏先生认为：“除了正式姓名章以外，无论镌刻内容是字号、籍贯、书斋名、别号、官阶、门第、记事、成语、自勉语、吉祥语、调侃语，都可笼统归于闲章一类。”李福眠先生也有意思相近的说法：“印语寄怀、沉郁、自嘲、好玩诸不闲之章，称谓闲章。”姓名章只有凭信的实用功能，而闲章却富于艺术表现力，向来是文人墨客的玩件，更是书画家的雅物。

门前当树，拥木而居，便是“闲”，是一种摒除功利的唯美情怀和诗意境界。所以，邵燕祥先生说：有闲情才有闲章。闲章的起源，《辞海》说是“从秦、汉吉祥文字的印章（吉祥印）演变而来”。汉印中常见“大利”“大幸”“长乐”“长富”“宜子孙”“长康寿”“日利千万”等吉语，发展到唐代，书画藏书钤闲章才渐成风气，内容也更加丰富多彩。明代中后期，伴随着文人画的兴盛，闲章艺术开始大大兴盛。

据来新夏先生说，闲章不仅国人喜欢用，就连邻国日本学人也爱“附庸风雅”，比如日本著名学者大庭修博士的《兰园大庭修自用印集》所收印五十九方，闲章便占到七成，印文有“唐船持渡书”“兰园尝清玩”“幽兰独芳”“木简癖”等，弥散着浓郁的中土文人气息。

国人雅玩闲章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这是我读董宁文先生编的《我的闲章》（岳麓书社2007年5月）一书时发现的。此书收入当代文化人谈个人闲章的美文六十三篇，且大多是作者应董宁文先生专约而写，蔚为大观。仅把作者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就有一种磅礴的气势：钟叔河、邵燕祥、于光远、谷林、周退密、庞朴、李国文、戴逸如、金开诚、黄永厚、黄宗江、来新夏、吴岳添、陈子善、绿原、戈革、朱金顺、袁鹰、许觉民、韩羽、何满子、韦力、高莽、高信、止庵、薛冰、王稼句、文先国……翻开书，文字与印章相映成趣，美妙极了。在我眼里，这样的书堪称最美的书。

董宁文先生在《后记》里透露，《我的闲章》所印出的印章尺寸基本都是原貌，力求表现原作的精神。细品书中一枚枚闲章的精妙印文，再对照着读作者的文字，会发现每一枚印章的印文都有因缘由来，都有相应的情感寄寓，或记事，或言志，或抒情，或咏景，或咏物，令人回味。藏书家韦力有百余方闲章，他在文中选介了十八方，印文都是关于书的：嗜书好货，均为一贪;多少藏书家俱在，姓名不逐暮云空;黄金散尽为收书;物无尽藏;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读古人书，友天下士;独有书癖不可医。画家黄永厚的闲章多有深意，如“帮凶”是谓“我不信有帮闲的，见恶不表态即帮凶，而表态含糊其辞者更甚”。钟叔河先生这样解释他的闲章“青灯有味”：我喜欢青灯，也就是喜欢它映照出来的这一份寂寞。何满子先生自刻“作书未入流”闲章，是在有人求他的“墨宝”时，“用以自承书法之不入流作遮羞之遁词”。高莽先生最喜欢的闲章是“无我有己”，这是他做人从艺的一种观念：做人要无我，从艺当有己。止庵先生多枚闲章都有个“止”字，如“鉴于止水”“吉祥止止”“今子止”“其动止也”，这不仅与他的笔名有关，也寄寓了他的情怀。看到止庵先生的闲章，我便想起自己的网名“止止壶天”和自己的闲章“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感觉特别亲切。庞朴先生的“知命易自知难”，是五十岁那一年刻的再觉醒章：为人要有自知之明，而自知难于知命。来新夏先生求友人刻“板凳宁坐十年冷”闲章，是要牢记恩师范文澜教授“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教导。傅光明先生有枚一直留在手边的闲章“看来唯有我知音”，他说，读过哪本书，觉得仿若跟作者有了心灵和思想的契合，便盖上此章，纵使子期不遇，“看来唯有我知音”。王稼句先生请人治“卖文买书”印，是有感于区区工资只能养家糊口，买书的钱，必须靠卖文得来，透出读书人的辛酸。看来，闲章并不“闲”，它除了表示悠闲情怀之外，还有申明大志、警示世人、激励自己的作用。

书中作者的闲章也各有来历：有从旧货市场淘来的，有朋友送的，有自刻的，有特意请人刻的，也有祖上传下来的。总之，每一枚闲章的来历都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文先国先生有方闲章“道复”，边款为“白阳山人道复刻”，是在杭州用八十元买到的，而此印为明代苏州名人陈道复（白阳山人）旧物，陈道复与文征明友善，几百年后，“白阳山人还是与我们文氏有缘”！陈子善先生的闲章“学无涯”，是他从鲁迅先生书信中提到的“刘小姐”刘淑度先生那儿求来的，刘先生可是给鲁迅、钱玄同、郑振铎、朱自清、许寿裳、台静农等治过印的呢。绿原先生的闲章“胆欲大而心欲细”，则是萧乾先生当年与他结邻时送给他的纪念品。黄宗江先生有枚闲章“梅党遗少”，是擅拍伟人的电影导演丁荫楠赠刻的，那时丁荫楠拟拍梅兰芳，黄宗江助阵，以“梅党遗少”自称。文先国先生的闲章“立雪树门”，是顶着大雪拜访史树青先生后，在胡同口请摆印谱的师傅现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