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患了抑郁症

尚舰是我结识多年的朋友，能说会道且心情开朗的他，近几年却与我联系甚少。今年初夏，他多次发微信约我聚聚。我们找了处安静的茶室，在轻柔的背景音乐中品茗聊天。茶过三巡，尚舰说起他这些年身患抑郁症的不幸遭遇。

尚舰算得上一位儒生，工作之余喜欢阅读。他知道我曾被海南医学院主办的《心理医生》月刊和全国医药卫生期刊协会主办的《健康人》月刊聘为特约编辑，对心理方面的疾病有所了解，所以在犹豫了很久之后，决定向我倾诉困扰他心身多年的抑郁经历。

“因为在我的思维里，总认为患有抑郁症是件难以启齿的事情，一旦被人知晓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直到前不久又一次从媒体看到多位抑郁症患者相继坠楼离世的消息，良知才使我放下顾虑，把自己这些年被抑郁症折磨，与抑郁症抗争并获得一定成效之事说给您听，并希望通过您公之于众，给生活中那些抑郁症患者和身边有抑郁症患者的读者朋友一些启示，共同维护我们的心身健康。”尚舰为我和自己的茶杯里续上金黄色的茶汤后，诚恳地说。

为还原尚舰叙述的真实性，我决定以第一人称的表达方式，将他的口述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1

我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从2010 年夏季开始发生情绪变化的。当时因一场旷日持久的人事纠纷，让原本不愿多事的我深陷其中。无休止的牵连和屡遭攻击，渐渐让我有了情绪低落、思维缓慢的表现。平时只要没有特别的必要，我基本不愿出门，也不愿与人交流。

那时我一个人带着年幼的孩子，诸多事务的劳心费神，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的心理负担。在公司，我尽量克制自己，不让人看出我的忧郁，下班回到家里，那种憋了一天的不良情绪就会爆发出来，侵蚀着我的心身，让我倍受煎熬。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自觉地去音像店买回各种恐怖影碟，于夜深人静的夜晚独自观看。起初还有害怕的感觉，观影时把家里的灯具全部打开。慢慢就开始适应，不仅不开灯，还希望影片越恐怖越好。

后来就发展到独自去公墓陪伴亡灵的地步。我常在下班后开车拐上一条山道，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公墓游走。我依次观看着嵌刻在墓碑上的照片和文字，发现值得凭吊的，就打躬作揖，然后在其墓旁静坐一会儿，寄托哀思。

有回下班又去公墓，看到一座合葬墓。墓碑上镶嵌着一对年轻男女的单人照，碑文显示的离世日期为同年同月同日，不禁让我产生要弄清两人死因的念头。可碑文除姓名、性别和生卒年月外，没有别的信息。于是我在他俩的墓边坐了下来，脑海里不断揣测和勾勒着他们与世长辞时的场景。起初想象他们是一对遭到家庭阻力双双殉情的恋人，转而又觉得这不可能，要是遭家庭阻力殉情，双方家人不可能将他俩合葬。最后设想成他们是一对结婚不久的夫妻，因遭遇车祸或其他意外死于非命。

天色在我的反复揣摩中渐渐变暗，直到幼儿园老师打来电话，说小班除了我的孩子都已被家长接走，我才踩着暮色下山。

自我封闭使我郁闷的症状日益加重。不良情绪常常反映在对待孩子的态度上，只要稍不顺心就怒不可遏。打骂过后又悔不当初，到了下回还是如此，根本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我并不知道自己持续出现的情绪低落和易怒易爆就是抑郁症。

2

2018 年，算得上我人生中最不幸的年份。大年刚过，年逾八旬的母亲在老家突然发病，骤然间出现呼吸急促、不省人事的症状。深夜接到乡下亲戚打来的电话，我急忙安排他们火速租车送母亲到县医院抢救。一夜未眠的我好不容易熬到天亮，早早将孩子送到朋友家里，然后经过近4 个小时的长途驾驶，从省城赶到县人民医院。当我在医生的带领下进入重症监护室时，只见母亲鼻孔插着输氧管、手上打着点滴，床头监视器的屏幕上不时闪现着心脏与脉搏的监测数据，人已处于深度昏迷。交完住院费用，疲惫的我在医院对面的宾馆住了下来。

直到第二天上午，值班医生通知我，说母亲醒过来了。

待母亲的病情有所稳定，我与院方和家乡的亲戚做了交流与沟通，安排好护理人员后，我才驱车赶回省城，从朋友家接回年幼的孩子。于是，我开始不停地奔波在省城与县城之间，一边照看孩子，一边照顾母亲。

入住重症监护室的头几天，是花钱最集中的时候，我手机上不时收到县医院发来的欠费催缴通知。无奈之中，我只好三天两头回趟家乡，一为探视母亲，二为缴纳治疗费用。

尤为令我难以承受的是，某天去机场送人，原本打算开旧车，下到车库，却鬼使神差地坐进仅购买五天、连车牌都没上的保时捷轿车。快到机场时，因道路维修，路口的交通信号灯忽明忽灭，让我无法辨别。刚驶入路口，一位骑无牌摩托车的半百老人突然从左侧撞上我的车门，巨大的撞击声让我下意识地望向后视镜，只见骑车人翻倒在地。而此时的红灯正好亮了一下又旋即熄灭。我连忙停车询问伤情，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摆手。不一会儿，一辆面包车就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车上下来六七位当地男女。有伤者老婆、儿子、儿媳、女儿、妹妹、妹夫等，他们围上来就七嘴八舌地开始叫嚷。我年仅几岁的孩子哪见过这等场面，被围攻的人群吓得大哭。在他一家人的叫嚷声中，我竟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把伤者送进了他们指定的医院。办完住院手术后，我打电话通知了保险公司。公司要我先报警，然后先垫付医疗费用，待伤者痊愈后凭病历和发票到保险公司报账。

我和孩子连晚饭都没来得及去吃，安顿好伤者又赶到当地交警队报案。因没有事故现场照片，只好调取路口的监控视频。最后的结果是，虽是对方撞上了我的右侧车门，却因我驶入路口时，忽明忽灭的交通指示灯突然亮了一下红灯，交警队便判定是我闯红灯引发的交通事故，由我承担主要责任。我很无奈，但处于极度疲惫的我，又懒得去争辩什么。

母亲在400 公里外的县医院住院，如今又加上一位伤者在省城住院，我的精神受到了巨大打击。尤其是伤者家属，轮番打电话要求我直接打十万元到他们个人账号，说是方便应对医院的不停催款。伤者的儿子儿媳甚至放话，如半小时内不见转款，就纠集人员到公司闹事。无奈之下，我只好给他们先转去一万元缓解矛盾。不料，次日对方又打电话说费用已经用完，要我继续转款。

有人说，你开保时捷出了交通事故，对方哪能轻易饶你。原本就被抑郁症缠身的我，在双重打击下犹如雪上加霜，无力自持。

最后，母亲因心脏病住院三个月后不幸离世，伤者却在拖了八个多月后才在我的多次催促下表示可以结案。我拿着病历和发票去保险公司，公司挑出疗伤的药物发票，说其他治疗高血压、胃病的票据以及我私自转给伤者的几万元费用不能报销。原来，伤者在住院过程中，用我垫付的费用把自身的疾病也一起医治，真让我无言以对。

一年中接连经历两次沉重的打击，我的抑郁症状日益严重。

3

强迫自己去医院接受正规治疗，是一位朋友因患抑郁症在家开煤气自杀之后。他因工作上的挫折未获得及时的心理疏导而抑郁成疾。加上妻子的不理解，使病情越来越重。夫妻关系的不和谐，吵闹成了家常便饭。在又一次听到妻子的唠叨和责怪后，他的精神彻底崩溃。

一个周末，他趁妻子外出后独自在家进行了一番洗漱，再打上领带，穿上西装，把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然后从厨房把煤气罐搬进卧室，打开阀门后静静地躺在了床上，让自己有尊严地告别了人世。

楼下的住户嗅到了从他家透出来的煤气味上楼敲门，却一直无人回应，打他电话也已关机，于是选择了报警。

警察打开房门时，浓烈的煤气味呛得人难以呼吸。他们首先去厨房查找，却不见煤气钢罐，最后在卧室发现了打开阀门的煤气罐和躺在床上气绝身亡的他。

参加完朋友的追悼会回来，我走进了一家三甲医院心理科。在进行一系列的检查检测后，诊断结果为：重度抑郁症。

针对我的症状，医生先是对我进行了心理疏导。当她得知我羞于向人透露自己的病情时，她说，有抑郁症患者的家庭，家人会活得比较辛苦。如果得不到家人的理解、包容和及时送医接受治疗，仅凭患者个人是无法自我康复的，甚至情况会更加糟糕。

“先生，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呢？您只是患病了而已。这有什么羞于启齿的啊！患病了就积极接受和配合治疗呀。”医生的话，听后让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在医生的指导下，我开始了药物治疗。

服药的前几周，感觉很不适应，出现恶心、腹泻、便秘、心悸、震颤、头晕、多汗等反应。

情况反馈给主治医生，她对药物的用量做了调整，由每天一粒降到每天半粒，待反应消失后再慢慢加量。循序渐进中，我渐渐适应了药物治疗，情绪也开始得到缓解和舒展。

除接受药物治疗，主治医生还安排我定期参加心理辅导。在药物治疗和辅导老师循循善诱的疏导下，我仿佛感到原来堵塞在心里的许多垃圾被一点点清除。

后来又在医生的推荐下，加入了“抗抑郁联盟”和收听付费心理节目。此外，医生鼓励我与书为伴，还把英国小说家毛姆的名言“阅读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抄录于我。在医生的指引下，我购买了《十死换一生：我战胜了抑郁症》《干掉抑郁》《可见的黑暗》《解忧杂货店》等美国和日本抗击抑郁症的经典书籍。在一次次的努力下，我重新爱上了阅读。医生还安排我定期上交读书笔记和读书心得，定期分享获得感和幸福感。

治疗过程中，医生告诉我，多发微信朋友圈也是一种情绪的释放，鼓励我多用发朋友圈的方式进行社交。在她的指导下，我把生活中的乐趣分享在朋友圈里，获得众多亲友的点赞与留言。看着微信下面一位位点赞者熟悉的姓名和热情的留言，温暖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慢慢开始与人交流，开始接受外界事物，长期笼罩于心头那种浓得化都化不开的阴霾，开始一点点变淡，一点点消散。

听了尚舰的讲述，对于从事过与心理健康相关工作的我来说，深感他的经历对抑郁症患者和家属，以及有抑郁倾向的朋友具有颇多启迪与帮助。

在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和卫生部抑郁症研究所共同发布的《2023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中，显示我国目前患抑郁症的人数接近一亿，每年约有28 万人自杀。尤其在新冠疫情后，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的病例分别增加了28%和26%，抑郁症患者激增5300 万，增幅高达27.6%。

家人的关爱与理解，患者积极主动地配合治疗，是走出抑郁泥潭的必然途径。衷心祝愿每个人都远离抑郁症的折磨与煎熬……

原载《椰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