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兽医
作者: 〔美〕莉芙卡·葛茜
当我说出“Vet”这个词的时候,并不是想倚老卖老。所谓老医生,就是过去常常和死亡打交道的人。而我这个小兽医,则是现在常常和死亡打交道的人。当然,我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老医生过去都和死亡打交道,也不是所有的兽医现在都要同死亡过招儿。但如今我更像一个大人了,知道这样解释会让人觉得奇怪,但是,其中确实蕴藏了巨大的力量。我最近和一些自杀的狗狗接触的经历,就是很好的证明。这些狗狗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快乐是一种伦理道德。我从小就被灌输这种想法,至今依然笃信不疑。或者说,快乐是一种对馈赠的致敬,上帝或者其他什么人,日复一日地赐予我们,突然又在某个时刻撤回的那种馈赠。悲伤也是一种伦理道德,是一种惊奇也是一种必需——但是悲伤必须对快乐俯首帖耳。我的爸爸是个再洗礼派教徒。读中学的时候,我对再洗礼派好好研究了一番,有一个观点打动了我,那就是每个人都要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一条通往上帝的道路,正因如此,洗礼的目的与其说是塑造,不如说是追寻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事实也大抵如此。但是通过大量的阅读,我觉得这条经历了五百年风雨的道路已经销声匿迹了。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爸爸犯了一个错误。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选择了再洗礼派,我告诉他追随这个教派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说,有点像在寻找已经灭绝的渡渡鸟,不管它多么光彩夺目。他说他记住了我的话,我也相信他记住了。而我已不记得后来是否还和他深入探讨过这个问题。我的爸爸,现在已经七十岁了,最近诊断出了慢性白血病。诊断结果以一种难以觉察的方式改变了他的性情。
我爸爸养大了我,全凭他一个人,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他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教会了我如何把头发一丝不苟地扎成马尾,他在我来例假的时候带我去买卫生巾,他陪我一起在他的牧羊农场工作。我小时候一直都养狗,有时候养两条,有时候养三条。众所周知,狗狗对于践行快乐这种伦理道德极有天赋。我们的狗,如我爸爸所言,是很好的学习对象。他说得没错。我很难不提及,也很难不投入地讨论关于狗狗的一切细节,我很爱那些狗,但是它们现在都不在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养狗了。我在工作中已经见证了足够多的死亡。
我成为一名兽医的过程,或者任何需要漫长学习的经历,都是一部从未得到详细记录的启示录。我读书的八年时光,总的来说,就是在教室里目睹快乐作为一种道德伦理的消亡史。这些教室算不上什么糟糕透顶的地方,老师们也不是什么坏人;是我认知有误,觉得这些场景很难让我快乐起来。还有一些我们必须得经由想象完成的动作,看起来愚蠢至极。譬如,我们被告知黑板后面“住了”一个硬纸板做的纸人——纸板模型都放在黑板背后——每次上语法课的时候,我们都会把他“请”出来,方法就是如同念咒一般呼唤三次他的名字。在下雨的日子里,我们被恩准玩棋盘游戏,比如“对不起!”“超级战舰”什么的,我觉得这两个游戏都太咄咄逼人了。我爸爸经常告诉我,我喜欢以己度人,酿造误解。但他也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之后,到了读高中或者更早的时候,我的同龄人都开始抽条,我也和猫草一样势如破竹地生长,任何新的知识点都让我兴奋,我孜孜不倦地吸入任何需要掌握的知识。我仍然想不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也许是哪种新型的肠道细菌改变了我,或许是那种最常见的、私人定制的上帝伸出了干预之手。在我差不多连续几年都险些“被”留级之后(三年级真的留级了),当我爸爸年复一年被差不多各科老师约谈之后,每个人都开始觉得别的教育方式也许更适合我,所以最后我读了一个兽医学学位,这给了我和爸爸莫大的快乐。但是我知道躺在过去的成绩单上毫无出路,因为我们涉渡人生长河的方式就是不断面对意外的起起落落。
周二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囫囵吞掉一朵百合的猫咪。我看到了一只把布洛芬连瓶吞进肚子的、足足四十磅重的混血卷毛狮子狗。我看到了一只疑似因为肠扭转呕吐不止的圣伯纳狗。大概到了晚上11 点的时候,一个年纪蛮大的人闯进了急救室,带着他的公比格犬,他们刚刚遭遇了堵车,比格犬直接就从敞开的车窗里跳了出来;它双侧的肋骨都骨折了。所有的动物都很有意思,值得好好研究和悉心照料。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这只比格犬是在119 号高速公路阿瑞卡瑞小溪上的桥上,突然从卡车里一跃而下的。比格犬的名字叫作俄亥俄。它的“主人”——这是我们在急救室里常用的称呼,我们也曾开会讨论过是否要换成别的词语,但是“主人”还是被沿用至今,而不是“宠物父母”或者“监护人”什么的——声称,我已经多次说过俄亥俄完全能适应坐在开窗的车子里,之前也没发生过这种事情。
我不相信这个男人,但我也不得不相信这个男人。在内心深处,我用马克笔在这个细节旁做了一个记号。我不会撒谎。撒谎是一种病态。但在我知道了其他人有多么依赖撒谎之后,我就在脑海中摊开了一本方格纸笔记本,记下那些没有被证实过的陈述。这对于宠物救助来说至关重要,因为人们都会刻意遗漏掉一些重要而不太光彩的细节。
我应该说已经在这个宠物急诊室工作了整整十二年,但是它最近被一家新公司收购了。所以,一些规矩也变了,并不是所有的新规矩都恰好契合我的价值观。但是,在这里工作终归好过出去自立门户,因为那样你必须完成一大堆客户管理任务,作出设计决定,还要发漂亮的贺卡提醒人们该给宠物打疫苗了,诸如此类的杂事——我肯定会搞砸的。所以,我还是选择亦步亦趋,而并没有深究为什么要这样做,偏偏就是那一天,俄亥俄从车里一跃而下。
我们给俄亥俄做了X 光扫描,将伤口包扎好,它的主人把它带回了家,连同一些止痛药,还有要关注任何感染迹象的温馨提示。
之后,我接诊了一只生命垂危的鹦鹉。我给它做了检查,发现它得了鹦鹉热。我至今仍记得,当我还是个实习医生的时候,将一只鞋盒递给了一名顾客,鞋盒里面装着一只死去的鹦鹉。这对我来说,就是个奇怪的规矩。所有的规矩本身就埋藏了奇怪的种子,它们围绕着这颗种子生长起来,也许是要保护、滋养那些奇怪的东西,也许是要将它掩藏起来。
我对鹦鹉的主人解释道——他说自己更喜欢“监护人”这个称呼——他的鹦鹉被检测出了鹦鹉热阳性。我把这些话写在了一张便利签上递给他,因为当面说会让他难以接受。我解释了一下他目前的选择,检测结果极有可能预示着我们的接待员凯莉,会开出一张价格昂贵的治疗单。凯莉当时正吃着一根柠檬冰棍,她随即把它平放在餐巾纸上,动手准备相关的书面单据。在兽医的急救室里,每一天上演的悲剧中都会隐藏一些次要情节。
我又开始接待下一位“病人”,一只爪子受伤的赛珠犬。
过了一会儿,我又重新被叫回候诊室。那个鹦鹉的主人告诉我,他已经检索了我和他说的那种病,他的鸟根本没有感染什么衣原体——根本不可能,他说。那只鸟是独自生活的。
这只鸟不是和你住一起的吗?我问。
没有和其他鸟在一起生活。
被检测出的病原体叫鹦鹉热衣原体,它引发的病症叫作鹦鹉热,我说。病原体本身也是分为很多种的——
不,他说。他的声音很大,充满愤怒,不容置疑。这和那种更出名的衣原体变种根本不是一回事。
这鸟也没有什么伴侣,就是只独自生活——
我们说话的时候,凯莉正在用左手吃完她的柠檬冰棍,同时用右手敲击键盘。我对这个人已经无可奉告,然后我说,我没有什么要和你说的了。我去了后面,回到了手术区,在这里呼吸、调整心态。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人都会让我感到恐惧;我对于“甩掉”他人的愤怒毫无天赋,那种天赋我很需要,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学习。我偷偷地对我心里的爸爸默默倾诉。在现实中,我爸爸住在堪萨斯,而我在科罗拉多,我根本就不喜欢和他打电话,但是我心里的爸爸很和善也乐于倾听。我告诉他我们候诊室里的人总是很不开心,那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他曾经问我,你喜欢在这里工作,天天见到这些伤心的人吗?其实在我的想象中,你工作的地方可能是个农场,来找你的大多是些没病找病的疑病症,你知道吗?你记得我们以前遇到的那只羊吗,它好友善,一点也不怕生,和其他的羊根本不一样。我经常想到那只羊,他说。
我也经常想到那只羊。但是根据我目前已经掌握的知识,我倾向于认为那只敢和陌生人类打成一片的羊可能遭遇了脑部创伤,或者长了一颗肿瘤。我是这么热爱这份工作,我对那个想象中的、再洗礼派的、住在堪萨斯州、癌细胞正在扩散的男人说。那只鹦鹉的主人想把我和我最喜欢的东西分开。这份工作,我相信,是世界上对我最有用的东西。我在心里确实保留了一块小小的空间,始终为学习宇宙生物学的可能性敞开。但是我热爱我的工作。
一个善良的倾听者也许会担心我对个别不开心的顾客/主人/监护人的行为反应过激了,但是我们诊所换了新的管理层,也带来了新的规矩——不为人知的、潜移默化的规矩——让我们感觉,也真的很有可能受到伤害。其他不稳定的因素也许也在起作用。我并不是要标榜自己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兽医,甚至是这个地区最好的兽医,但我一直都是个缜密且务实的人,我对安抚沮丧的动物们很有天赋。天赋是不可以量化的。我和那些口不能言的生物们总是交流得很顺畅,包括一些婴儿,尽管我曾被暗示婴儿们会本能地被戴眼镜的人所吸引,所以有可能是我盲目自信了,也许只是因为我戴了眼镜。虽然算不上天赋异禀,我也擅长和那些普通的成年人打交道。这是因为,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总是和一个叫四月的产科护士一起玩,她时常和我爸爸一起去教堂。
一个产科护士长期生活在极端环境之中:不管一次分娩有多么“普通”,对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而言,分娩的那一天都是特别的一天。这就是四月给我的解释。每一次她走进新产妇的房间时,她就会说,好吧,亲爱的,真是个好日子。然后,不管四月要怎么做,她都会郑重其事地宣布,比如,我们要给你绑上静脉注射器了,或者,我们要开始滴注催产素了,我们要给你拿冰块了。
你也许会觉得,我啰里吧嗦,又虚情假意,四月在我们第一次休息的时候一边说着,一边把她的金鱼仔饼干分给我吃,但是我这样说话是有原因的。
我记下了四月对“我们”的用法,以及关于每一次伴随动作的口头提示,这套工作方法对职业女性很管用,类似于那些具有虚构特质的小说场景,那种静水流深一般的交流,或是荒野之中掌控狼群的感觉。
每个人都会在网上收到一些差评,那个鹦鹉的主人就给我写了一段极其恶毒的评价,第二天我的主管乔治就来找了我。
是的,我知道了。我说。
而且,顾客们总是期待奇迹发生,这——乔治说。
是可以理解的。我补充道。
但是,我们是有一套规则的,你知道。一旦有一个员工在一年内获得了十二个三星以下的评价——
应该按照百分比来计算,而不是单看数字——
我觉得你讲得也很有道理,乔治说。肯定有道理。但是我们的规则就是这样了。我只想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知道,现在你就剩一个差评了,并且——
这段对话让我感到耻辱,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出错了,一个近似于信仰上的错误。一个关于善良应该如何被衡量以及激发出来的错误。我想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努力改变这种现状。在我内心深处,我说,他根本就不了解我,了解我的人也不多。总有一天我会帮助他了解我的为人。
我根本不害怕死亡。我觉得那扇门另一边的世界也不错。即便是在生命的最低谷,即便是当我觉得可能需要彻底退出现在的生活环境时——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在这一刻或者那一刻,有过这样的感受,无论多么短暂——恐惧都不能让我停止行动。如果恰逢其时的话,死亡也是一种仁慈。我就是这么被养大的,这是我一直信奉的法则,经历了这么多年源源不断地把这么多被爱的动物送到另一个世界后,我更加坚定了这个想法。我很想说,我的服务得分一直都不错。我不会火急火燎,我也不会咯咯乱笑,我不强迫人们和我分享他们的心情;相反,我关注的始终是动物本身。
当天晚上,讨论完我的网评问题后,急诊室又来了两只狗,它们来自不同的家庭,但都在119 号高速公路上的那座桥上一跃而下,和俄亥俄如出一辙。表面上看,我是在向你讲述差评如何改变了我的生活,实际上,我在告诉你一些关于狗的故事,它们的特殊天赋,或者是我可以从狗身上学到的东西。
那天晚上第一只跳桥的狗是一只混血梗犬,梗犬是一种容易精神错乱的动物,或许能让我们认识到大脑是如何徒劳无益地追寻那些细微的行动和改变,它们在这方面的天资远胜于那些依靠捕捉轻巧灵活的小动物为生的犬类。(我的爸爸和我曾经养了一只梗犬,我们错误地给它打上了自私鬼的标签——它每天想做的就是玩球球——直到我们看到它在门边睡了整整三个晚上,那时它的狗姐妹被送去了医院。)这只梗犬,苏西,已经七岁了。它闻起来有股臭鼬的味道。它的人类父母解释它并不总是闻起来这么臭。但是人类父母又说,从桥上一跃而下的苏西被救起来之后,附近并没有出现过任何臭鼬的身影。X 光没有显示骨折的迹象。人类父母随后问,他们是否可以走了。我将他们托付给了凯莉,她又在伏案工作,而她却完全不受到评分的困扰,因为她只是一个专门负责讨价还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