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牛脑关

牛脑关虽名为“关”，却仅是一块小小的土地名称，居住着我家一户。三间坐南朝北的低矮泥土夯筑正房，屋顶全由茅草盖成，靠西是两间面东向西的猪牛圈。全屋极为简陋。

此地处于海拔1378.4 米的御车屯半山，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东边可远观茅台镇夜晚烛天的灯光；北面能远眺四川古蔺县石宝区的水口寺、青龙嘴、庙山、上下白岩一带山光。若是清朗的晴天，还可眺望石宝寨撑住天空的岚烟隐约的黄泥大山。每当朝阳升起，赤水河谷便蒸腾出壮美的云海：有时齐齐崭崭，平整一线，从河谷冉冉上升；有时云飞雾卷，波翻浪涌，幻化万千；有时无数雾峰耸峙，峰间这里一片，那里一朵，飘浮着悠悠的白色丝巾。晴天的清晨，只要你有兴致，愿意观览，就能看见那东方天际日出的奇景——地平线下的太阳先把灿烂的红霞送出，接着探出月牙形的暗红额头，继而露出深红的半掩的脸庞，最后则是红彤彤的圆盘跃上天边那一线山脊。许多时候，远方赤水河上满怀妒忌的雾娘，还会撕几片纱巾，去遮掩太阳少女般红扑扑的脸蛋。人们劳心费力花钱去泰山观日出，去登峨眉看云海，殊不知在关上，不耗锱铢，却可观日出、赏云海。

山下的人家还未见到霜的影子，关上已是浓霜满山了，像撒了一层精致的盐。冬天，房檐上挂满了小酒杯粗的凌冰儿，举手一敲，叮叮地发出悦耳的声音。下大雪了，满山满野都披上洁白的絮袍，慈竹压弯了腰，杉树的枝丫也垂下了高昂的头，林中还不时会传来树枝压断的“噼啪”声。寸把深的马牙凌，把土路锄得松松的，踩上去“喳喳”地响。路面积满白雪的时候，上学是不用一步步走的，蹲下一滑，就会溜出去老远。

我家的四周，栽满了桃李梨树，阳春三月，花开似锦，桃红李白，蝶舞蜂喧。院子边除了桃树、梨树、椒子树，还有一棵粗大的垂柳。桃子梨子是得不到吃的，因为没有嫁接过，盛夏时虽绿叶间繁果累累，但不等成熟便落光了。纵使有个把生存到成熟的季节，但都蜂叮虫噬，疤痕满身，没有好的果肉了。椒子树倒是结得有好果实，成熟时色泽艳红，张着的口中含着“黑宝石”，但麻口得很。椒子的果实，我家是不采摘的，有人来讨要，就任其取用。屋左屋后李树最多，全是离核儿的脆李，树干有四五把粗，所结李子成熟时又大又甜又香，既解我们孩童的馋，又在饥饿时饱腹，勤劳的母亲背上街贩卖作购盐买油之费。

灶房院坝边还有一棵合抱粗的杜仲。一到秋天，满枝满丫缀满了成熟的杜仲籽，薄薄的，椭圆而柄蒂两端稍窄，像挂着无数晾晒的微型鞋垫。供销社收杜仲籽的时候，我便摘了杜仲籽去卖，筹集书学费。读初中的时候，我将杜仲皮剥了，发汗晒干，二哥给背到集市，卖了六十多块钱。为了我读书，那棵杜仲献出了它的生命。

1958 年“大跃进”的时候，大队办集体食堂，将我家迁到新田湾坎上匡家垇口王泽培家去居住，待到1960 年我母亲强行搬回时，房屋已完全破败，经过培修，但已不复旧貌。堂屋在上世纪60 年代中期父亲与长兄以一百六十块钱雇人做了翻修。灶房是用柴块围成、外部糊以厚厚的泥巴而建成的。屋内光线昏暗，卧室的光线更暗，只有小小的一个窗户。屋后土坎高，排水沟浅，没有烧火的时候，室内不免潮湿。房子很低，大人站在檐坎上，一举手就能摸到屋檐上的茅草。不过房屋冬暖夏凉，住着特别舒适。春天到了，泥蜂在屋后墙壁间飞舞，你可细细找寻泥蜂的新家；还可在墙根捉地牯牛时叨叨地念着：“地牯牛，地牯牛，请你起来吃早饭了。”

我到遵义读书后，三哥将家迁出了牛脑关。待我1993 年腊月再回故乡的时候，牛脑关的家已变成一块塾土，我爬至老屋处，写了几句顺口溜：“寒烟遮远岫，腐草掩墟庐。水井铺苔滑，荒蹊蔓棘疏。庭除生蚱蜢，灶爨长瓜菹。四顾长嘘息，回风曳窄裾。”

哦！我的牛脑关啊，我的泥蜂们、地牯牛们啊，我的板栗们啊……都在遥远的梦中了。

原载《茅台文艺》2023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