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印

1978年夏天，那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季节。我在一个村级初中读书，值得庆幸的是我考上都安高中了。当时，全家人都高兴，父亲满脸笑容，逢人就喜欢炫耀。母亲没读过书，她居然跟我说，再也不让我到地里干活儿了，母亲对我突然“特殊”优待，就连洗碗、扫地等等杂活儿也免了——那个假期，我成了家里的“宠儿”。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听村里的人说，最近县府大院要来了一架直升机。我心里痒痒的，平时是看到飞机的图片，偶尔看到高空飞过比老鹰还大的飞机，还有就是在电影里看到枪战片的轰炸机，高空投弹的瞬间怪吓人的，就是没有看到真正的飞机——于是，想去县城看飞机成了我的第一好奇，第一心愿。

从地苏到县城有8公里多的砂石路，一辆汽车驶过，尘土飞扬，宛如采石场作业的境况，一个小时都没有完全消失。凡是从地苏走路或者搭上三轮车进城的人，全身都会变得灰白，就像刚从石灰窑里出来一样，鼻子也上了妆，人就像一只灰白的兔子，只有两只眼睛转动的时候才知道那是人。

那天，我跟几个玩儿伴约好了，走大路，灰尘太多，就算是头戴草帽或者塑料袋，也是躲不了灰尘的笼罩，到了县城注定是一个满身沾满尘土的怪物，于是，我们商定，抄近路走去县城。其实，抄近路去县城要比走大路少三公里以上。结果，大家都举双手赞成。

抄近道，只要穿过一小段荆棘密布、杂草丛生的地段，经过一个荒废的鱼塘，路过石桥屯，就可以直达县城的百才街，可以节省半个多钟头的时间。我们一行五人穿过一段荒草丛生的地段后，终于到了石桥屯，因为石桥屯里的每家每户都喜欢养狗，路过的人都有一个待遇，就是惹得村里的狗都汪汪地大叫，甚至被狗群撵上来，面临被咬的风险。我们当然有准备了，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根棍子，长短不一，粗细合适，权当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武器”，遇上哪家的狗乱叫乱追，甚至狗群围攻上来，我们就用棍子向狗群连续晃几下，如果那些烈性的狗还不怕，我们就突然蹲下身子，装着捡石子的样子，那狗就被吓得往回跑，落荒而逃——我们都呵呵地笑起来，有点儿得意的样子。

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就赶到了县府大院的门口。可是，守门的保安不给进，我们从门外向县府大院里面张望，希望可以看到飞机。可是，我们连飞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扫兴极了。一个比我大的玩儿伴用一根香烟（那是他偷了他父亲的香烟）递给门卫，才打听到“飞机下午才来”这个消息。我们当然不死心，索性先到县城的大街小巷转一圈儿，然后下午再来看飞机。玩儿伴们中有一个家里比较阔绰，带的钱比较多，他说先去找东西吃，填饱肚子是最要紧的。我的口袋装着父亲奖励我的两块钱，那是我考上都安高中赢得的奖励，我想，吃一碗米粉应该没有问题。

最后，我们就去了一个国营粉店，每人吃了一碗素粉，八分钱一碗。看看时间还不到中午，我想去新华书店逛逛，即使不买书也可以蹲在书架边看一下书，打发时间。于是，我跟他们提议，去新华书店玩玩儿吧，太阳那么大，去书店还有电风扇吹一下。大家都累了，没有人反对。下午两点半，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们又赶到县府大院的大门。县府大院的门口有很多的警察，那个门卫的影子也不见了，我们想靠近都难，别提进入县府大院了。转悠了一阵子，天上终于来了飞机，就像一只大鸟，地上的树叶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一群人的眼神都望着天空，注视着大鸟般的飞机，我们站在县府大院门口，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只见天空中的飞机在县府大院的上空盘旋一下，我只能听到轰隆隆的声音慢慢消失，再也看不到飞机了。

在家乡，我们活得自在，想怎么玩儿都行，可是进了县城，我们就没有那么自由了。那天，我们只能灰溜溜地从县城走回地苏，心里都不是滋味，就像口袋里的钱被小偷扒去一样，沮丧，失望，心有不甘。

1978年9月初，开学了。父亲蹬着那架拼装的自行车驮着我前往县城，在县城的市场买了一个小木箱，还有一些席子、蚊帐等等日用品，衣服就是两套，硬塑的凉鞋一双，都是在地摊儿置办的。他还说，等天冷了，我再把棉被拿来，带点儿更厚的衣服，然后，他带着我去学校注册。

那年我还不满14岁，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独立生活。有时入夜时，我会悄悄地流泪，甚至哭泣。白天注册，晚上进教室。起初，我们班的番号95班，没有多久，又重新分班，番号又改为94班，就像分组玩儿游戏一样，总算定了下来。

我一向沉默寡言。我的语文老师叫莫振高，就是后来都安高中的莫校长。我记得，当时的他也是大学刚毕业来教我们的，一副书生相。讲课的时候嗓门很大，眼睛除了盯住同学们还喜欢望着教室后面的天花板，平时，早上六点钟，起床的铃声刚刚响起，他就已经到宿舍催我们起床、跑步，中午、晚上，依然催我们休息。他就像一个严厉的父亲时刻都在催促我们。

我不会忘记那一节作文讲评课，让我的命运进入一个困惑的漩涡，我就在这样的漩涡里挣扎，慢慢地成长，也许这是冥冥之中的安排吧。那一节课成了改变了我一生的转折点。

当时，莫老师突然叫了我的名字，我触电般的惊慌起来，心跳加快。莫老师说我的作文就像一片锅巴，黑麻麻的，一塌糊涂——典型的流水账。我的脑壳顿时被炸瘫了。全班的同学都笑了，笑声中我听出很多嘲讽的味道，我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伏在桌子上不敢抬头，等待别人的嘲笑，心里的委屈难以言状。

莫老师布置作文的时候曾经强调，一律用毛笔来写作文，字数不少于五百字，内容要充实，结构要完整，适当用一些修辞手法，等等。我也买了一支五分钱的毛笔，不是狼毫的那种，第一次写毛笔字，握着毛笔就像抓着钢笔那样，手不停地发抖，不听使唤，就像拿着一把沉重的铁锤一样，写起字来，非常吃力，甚至狼狈，笔尖开岔，变成鸡爪似的，墨汁几乎把几根手指都染黑了，如果一不小心在脸上再抓一下，就会变成一副丑八怪式的黑脸。作文簿的方格本来就小，开岔的毛笔蘸了墨，抖动的手笨拙地写字，满篇的作文方格果然像烧焦了的锅巴，不堪入目。当时的作文题目是“写一件有意义的事”，我想得头都要破了，也不知道我有哪一件事是有意义的。于是，我就胡思乱想，想到河边捞鱼，想到半夜跟玩儿伴们到红薯地里偷红薯，想到跟阿明去他家的柚子树上偷柚子，甚至想到每天中午去学校之前，偷家里的黄豆来炒，生怕锅头炒出声音，最后发明用扫饭桌的稻草在锅头里搅拌，黄豆被炒的声音非常小，几乎让人无法听出来——莫老师说：离题了！而且字数也不够五百个，内容严重拼凑。我忽然想到，我的作文就像父亲自己拼装的自行车，确实不伦不类。

那节课，我居然出“名”了，无地自容的感觉就像一根针扎进我的心脏，我几乎进入休克的状态。

课后，莫老师又找我去办公室谈话，我以为一顿骂肯定少不了。可是，当我蹑手蹑脚地走进莫老师的办公室的时候，他笑脸相迎，耐心开导我、安慰我。他说，海啊，第一篇作文写得不好不要紧，第二篇作文要努力改正就好了。还有第三篇、第四篇，甚至更多——其实，写多了，你的作文就有进步了。我急忙检讨式地说，莫老师，以后我一定改正，努力写好作文。他笑了笑说，好！太好了！知耻近乎勇嘛。

走出他的办公室，我不是如释重担，反而心里纠结，知耻近乎勇，什么意思我也不懂。我担心，万一今后我再写不好作文，就没有退路了，更无法面对莫老师，面对同学们。于是，我每天都不午睡，悄悄溜进教室，每天都在写日记，只是日记的内容大多都是倾诉内心的苦楚，内心的委屈——所幸的是我每次在作文簿上发泄几百字之后，心情似乎好了很多，人也变得镇定起来。久而久之，作文簿成了我的朋友，就像一个人失落之时，遇到一个愿意听我倾诉的朋友。

被老师批评，这是一种耻辱。我最担心的还是父亲知道这些情况后会怎么想，他会不会怪我，或者不再给我送伙食费了，甚至不让我继续读书了——我太珍惜读书的机会了，失去这样的机会对于我就是致命的。所以，我不能让家里人知道这件事，我得尽量弥补过失，就像小时候弄坏了父亲的自行车脚踏板，我就急忙拿去修理一样，花多大的代价也愿意。

第二个学期，莫老师不再上我们的语文课了，我担心父亲知道作文差的顾虑也随之消失。可是，我没有忘记莫老师说过的每一句话，更不会忘记我答应莫老师要写好作文的事。

那年冬季，大哥当兵去了。大哥当了兵，我们全家光荣，家里虽然少了一个劳力，但是也少了一个人吃饭。

在都安高中求学的日子里，父亲每周末都给我两块钱，那是伙食费，还要拿家里的玉米交给食堂。起初，食堂都是把玉米粉蒸煮，放在四方形的铝盘里蒸煮，每一块就是一份，大概三四两饭，可是，蒸煮的玉米饭硬邦邦的，买好一点儿匙羹的同学可以用它来切开硬邦邦的玉米饭，然后放进嘴巴，满足自己的饥饿感。而我为了省钱，只是买了一个六分钱的匙羹，插进饭块之后，马上被压弯了，甚至断裂，所以我一般都打玉米粥来吃，上面再放五分钱的菇妈菜。每周两块钱的生活费，基本上不敢点肉菜，不过，我端着食堂的饭菜回到宿舍，从那个小木箱里拿出父亲给我准备的小鱼虾炒黄豆，或者油渣炒黄豆，吃起来当然觉得香喷喷的。父亲长年在河边捞鱼，这些小鱼小虾还是管够的，父亲每周都把炒好的小鱼虾混黄豆或者把煎过的油渣和黄豆一起炒，放到装过麦乳精的瓶子，瓶盖拧得严严实实的，可以留几天享用，胜过食堂里的肉丁炒土豆丝或者油腻腻的回锅肉。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最伟大的地方恐怕就是为我准备的那些“佐料”了。

高二的时候，我突然收到一封信，那是大哥寄来的。我打开信封一看，一叠厚厚的稿纸，我惊讶不已，那竟然是一篇小说的退稿，大哥居然写起小说了，真了不起，我暗暗佩服。读完大哥的小说，我纳闷了，大哥一个当兵的，小说里却是写一个工人，写一个工厂的故事，写一对恋人的爱情故事——难道小说里的故事可以写假的？我沉思良久不得其解。

有一次，班上一个周同学带来一本武侠小说，叫《天龙八部》，我问他，写什么的？都写什么故事？他却说，都是大作家编的故事，离奇古怪，嘿嘿——假的多，真的少，不过，挺过瘾的。我又问，假的？都是假的吗？他说，对啊——我听很多老师都这么说，小说写的都是假的，都是瞎编的，不过，编得比真的还要真。我沉思不语，一副木然的模样，傻傻的。晚上，我一直回想大哥的小说里的故事，似乎有几个地方我发现还真的有点儿假，编得不大可信，一些对话也是太一般了，跟周同学讲的小说都写假的故事大体吻合。于是，我的脑壳又冒出一个特别新鲜的想法：小说都是瞎编的，那么作文也应该可以瞎编的吧，只要编得比真的还要真。

一个瞬间，我顿悟了，我开窍了，我非常兴奋，仿佛捡到金子一样。之后的每一次作文，我都能够编出来，而且经常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来写，再也不怕写不出什么内容了。加上我平时每天在日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倾诉，从高二起，我的作文不仅没有被批评，反而水平提高了，全部是八九十分以上，我暗暗惊喜，感谢莫老师，感谢大哥！

1982年的高考，我的语文成绩排名第三，被河池师专中文科录取了。1985年7月，我参加统一分配，去河池地区巴马民师任教，1986年开始在《河池日报》陆续发表作品，我爱上写作。2009年，我出版长篇小说《潮湿的记忆》等，2012年，我加入了广西作家协会，2018年1月，我调任县文联主席，随后，小说、散文刊发于《民族文学》等，2021年6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些巨大的转变得益于莫老师的鼓励，大哥退稿给我的启发，还有生命中遇见的无数个师友。

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虚构的艺术，如同我走到县城看飞机时身上沾满了尘土，我的成长路上一直带着泥土的气息。回望过往，那些足迹斑斑点点，低头沉思，岁月路过的痕迹沾满的不只是尘土，还有许多恩赐于我的师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