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的故事

第一次知道电话这个词儿，是来自小时候那首很多人都熟悉的童谣：“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要我去当兵，我把匣子挎。”

直到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做了村里的广播员兼通讯员，20 岁的我，才有机会摸到电话，而那时已是上个世纪80 年代末了。那个时代，乡间的电话还是那种比较落后的摇把子电话。我有时给乡广播站或者是县广播电台投稿子了，心急地想知道是否被采用，就近水楼台地用村部的电话问一问。一只手扶着话筒，另一只手使劲摇，这一摇，交换台就响铃了。之后我拿起话筒，和接线员说“我要乡广播站”或“我要县广播电台新闻部”后，把话筒撂下。等回铃响起后，说明已经接通，再拿起话筒与对方通话。

在村上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到乡中学当了一段语文教师，随后便进入省城一家机关单位的行政办公室工作。第一次用电话下发会议通知，我就闹了个笑话。看惯、用熟了乡下的摇把子电话，对从来没有接触过的程控电话很是打怵——没看见摇把子啊，怎么要交换台呢？想问别人吧，还怕被人笑话自己“土老帽”。于是，我就努力地回想别人打电话时的情景。靠着不太深刻的印象，我自作聪明地想，这城里的电话比较先进，可能直接拨号，交换台就知道了。于是，拿起话筒，拨完号码后，听话筒传来一阵“嘟嘟”的声音，我就把话筒撂下了。可是静静地等了足足5分钟，也没听到电话回铃。我就知道，自己肯定是哪里做得不对了。不敢再盲目地尝试，而是多了个心眼儿：若无其事地逛到别的科室，观察了两个同事打电话的过程，我才明白：原来拨完对方电话号码后，直接就可以通话了。

从此知道，凡事需要留心观察才行。

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单位为每位一线采编人员都配备了传呼机。那时的家庭座机初装费一千多元，对于工资只有三四百元的我来说，极为奢侈，属于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美好梦想。所以，每次接到传呼后，总是要到家门口的小卖部去回电话。记得一次单位半夜打来传呼，想派我连夜去采访一个重大事件。当时已是深夜，小卖部已经关门，砸了半天也没叫开门，只好悻悻地转身回家，却见单位的车出现在我面前。原来，领导见我没有及时回电话，就派单位司机直接找到我家了。没过两年，数字传呼机换成汉显传呼机，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用文字传达了，我再也不用四处找电话回传呼了。后来，随着经济条件好转，我也配备了手机。手机月租和话费都较高，所以还是和传呼机并用。传呼机被淘汰后，我才安装了家庭固定电话。于是，常常出现这种现象：接到别人电话时，先挂掉，然后再用固定电话打回去，目的就是为了省一点儿钱。

说到节省话费，就不由得想起了关里老家舅舅与二姨、小姨之间关于手机通话的一些趣事。我的老家处在河北省和山东省两省交界的地方。舅舅们都住在河北省这边，而两个姨都嫁到了山东省那边。说是两个省，是一点儿也不假，但分属两个省的几个村子，相互距离也就三四公里。当时，生活条件都不错了，各家的年轻人也都有了手机。有什么事互相联系，用手机也确实很方便，但舅舅和姨们，过日子都比较节俭，总是心疼手机费。往往是这边表弟或者表妹刚拿出手机，没等拨号呢，那边姨或者舅便开始发话了：“哎呀，别打电话了，这可是跨省长途啊，漫游费那么老贵。干脆骑摩托去送个信儿得了，一脚油门儿的事。”表弟或表妹们虽然不太情愿，但也不敢违逆，只能照做。回头想想，老人说得也有道理。

近些年，每到节假日，老家的叔叔、姑姑、舅舅和姨，都先后用儿女的手机视频通话，互相问候，并晒一晒各家的节日餐桌，而且多数时候，几部手机同时连线，过节的热闹场面一下子近在眼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