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斯塔姆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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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曼德尔斯塔姆《时代的喧嚣》，觉得诗北岛译得好、散文刘文飞译得好。曾经在《母性的暗流》一文中引用的那句“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便是北岛译的（刘的译文是：一个人在死亡，晒烫的沙地在变凉，人们用黑色的担架将昨日的太阳搬运）。

1909年到1938年，曼德尔斯塔姆写过很多无题诗。《无题》也是有题，不少的诗句让人震撼。在一个主题鲜明的时代，无题是诗人内心的不适与不屈，自然也是茫然与黑暗。1924年写的一首《无题》，开篇即是：“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那样的荣耀没沾过我身”；1933年写的一首开篇是“我们活着，觉不出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便听不见我们的话音，而那够吞吞吐吐者所有的地方，人们提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曼德尔斯塔姆的散文跟他的诗歌同样优秀，特别是长篇散文《时代的喧嚣》。不是一个旁观者冷漠的记录，也不是一个弄潮儿激情的抒发，它是诗人用母语对一个喧嚣时代的切人，偶有旁观者的口吻，有追忆般的冷漠，却是极富个性的雕塑般的创造。像曼德尔斯塔姆这样的诗人是拒绝（厌恶）虚华的，他语句的诗性不可能粉饰、遮蔽或妖魔化他的时代，而是切入时代的裂口，显出裂口种种变异的风景，以及这些风景对人的异化。

曼德尔斯塔姆散文的语态吻合了我对写作的某种追求——任何写作本质都是诗的。在他的散文里，我也发现了小说的元素。在《尤里·马特伊维奇》一篇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尤里·马特伊维奇蔑视死亡，敌视医生，他爱训诫式地说道，他怎样患了霍乱却未受到伤害。年轻时，他到过巴黎，在首次旅行的三十年之后，他再次到了巴黎，他哪个餐馆也不去，一直在寻找一个叫‘科克多尔’的地方，他曾在那家餐馆里美餐过一顿。但是，‘科克多尔’已经不存在了，有一家叫‘科克’，但不是他要找的那一家，人们好不容易才将它找回来。”不只是小说的描述，还有小说的悬念设置以及性格刻画。

诗人在另一篇《西尼一家》里写道：“世纪的一切骚动都被传达到了我的身上。周围奔涌着一些奇异的潮流，从对自杀的热衷到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曼德尔斯塔姆三十四岁创作《时代的喧嚣》，可见其天赋之高。可证其天赋的还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一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记忆不是爱意的，也不是敌意的，其运动不是以再现为基础，而是以对过去的躲避为基础的。一位平民知识分子是不需要记忆的，他只需谈谈他阅读过的那些书籍，传记便是现存的了……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充斥的鸿沟，是一块用于家庭和家庭记事的地盘。”

读了这些句子，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俄罗斯人八十年前、一百年前舌头的状况，被我们保持到了今天。看似政治与人，其实是语言。一个国家的语言不是被异化为印刷品和电台的喧嚣，就是被禁锢在了个人的声带上——像老屋后院石板上的苔藓。

一个时代终结时的抽象概念，总是要发出臭鱼的味道。

世纪的文学是名门望族的世袭。它的家是一盅满满的杯盏。

回首整个俄国文化的十九世纪，那破碎的、终结的、任何人既不敢也不应重复的世纪，我真想把世纪喊住，像喊住稳定的气候一样，我在其中看见了国度寒冷的统一。这寒冷将数十年焊接成了短短的一天、一夜、一个深深的冬天；在这个冬天，可怕的国家体制就像散发着冰之寒气的火炉。

在此，我不必再说。我相信，你读出了我读出的，甚至你读出的比我更多。然后，从我们的身体与心灵就自然而然滋生出爱，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就像当初滋生出对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爱一样。

布洛茨基著有《文明之子》一文表达他对这位前辈的爱，并在1987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做了口头表达：“曼德尔斯塔姆比我更有资格站在授奖的位置上。”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中承认，没有及时地颁奖给曼德尔斯塔姆这样的诗人是一个遗憾。

比曼德尔斯塔姆年长二十二岁的吉·吉皮乌斯在回忆勃溜索夫《一个如痴如狂的人》一文中描写到曼德尔斯塔姆：“他个子不高，皮肤略黑，有点驼背。他是那么谦虚，那么胆怯，以致读起诗来只是勉强听得见，而且双手冰凉，汗津津的……他的诗远非完美，但我觉得，它们无疑有与众不同之处，跟我每天不得不耐着性子听的数以十计的毕竟不完全是一路。用我们当时的话来说，这小伙子的诗还‘有点东西’。”这是刚开始向杂志投稿的文学青年曼。

驼背、谦虚、胆怯、冰冷、汗津津四个词，预示了诗人天才和短暂的一生。

伊利亚·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里，以《生来不是蹲监狱的曼德尔斯塔姆》为题写到诗人。爱伦堡与诗人同岁，有很多共同经历。这个共同，不只是一样的世事，也是“在一起”。

爱伦堡笔下的曼德尔斯塔姆应该就是活着的曼德尔斯塔姆，他应对日常生活单纯得几近幼稚，思想和写作却是又深刻到了俄罗斯民族和语言的背后。第一次被捕，刚被关进单人囚室就开始敲门，狱吏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你们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受审时，他打断侦查员的话：“你最好是说，你放不放无辜的人？”爱伦堡在曼德尔斯塔姆这任性而幼稚的应对里，看出了深厚的人类真理。曼不打算向刽子手证明自己无罪，他觉得自己不值得不停地说。也真是，一个人遇到虎豹怎样可以去证明自己是人？

爱伦堡这样描述曼德尔斯塔姆：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但是在生活里，在我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我考虑了几分钟之后又立即补充），又是多么可爱。在他模糊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认真地对他们说：“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斯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这个细节告诉我们，是曼对另一个作为“俄罗斯良心”的曼德尔斯塔姆的肯定。欣慰的是，历史证明了这个肯定并非谵妄之语。

当下诗人，很难再有曼德尔斯塔姆对待诗歌的那份严谨与神圣。他的诗一字字、一行行地写出，成百上千次地修改。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也要用几个月的时间，而这首诗的诞生往往也使他惊讶不已。他说完美的英雄精神的典范是他们时代的风格和实际需要创造的，一切都变得更有分量也更庞大了。曼德尔斯塔姆有他自己的写作观：不值得去创立什么流派，也不值得去臆造自己的诗学。

1952年初，布良斯克的农学家库洛夫找到爱伦堡，说曼德尔斯塔姆于1938年冬天死在远离故乡一万公里的符拉迪奥斯托克。说他有病，躺在柴火旁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

这之前，1945年，便有彼得格勒的女人在读曼德尔斯塔姆的诗：

彼得格勒，我还不想死一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格勒，我还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找得到死者的声音。

2

不只从诗歌里见识到曼德尔斯塔姆的天才，从散文和文论里也能见识到。这个天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深刻、尖锐、勇敢、准确，二是叙述（语言）的个性与美。

在《阿克梅主义的早晨》里，我圈下了这样的句子：

如果说自在的词在未来主义那里还在四脚爬行，那么，在阿克梅主义中它则首次获得了相称的直立状态，并步入了其存在的石器时代。

在诗歌中我们更珍重这种关于自己之正确的意识，同时，轻蔑地抛弃未来主义者的钓鱼玩具，对于他们来说，用一根编织针去钩钓起一个难词就是最高的享受，而我们则将哥德式带进词的关系，如同赛巴斯蒂安、巴赫在音乐中对歌德式的确立。

歌德式塔楼上那漂亮的尖顶是恶意的，因为它全部的意义就在于刺破天空，抱怨天空的宽阔。

爱事物的存在甚于爱事物的本身，爱自己的存在甚于爱自己本人——这就是阿克梅主义的最高戒条。

我在《词与文化》里圈点的句子：

诗歌是一把犁，它能翻耕时间，使时间的深层、时间的黑土面朝上。但是也有这样的时代，人类不满足于眼前的岁月，怀念着过去，像个农民似的渴望时间的处女地。

诗歌被理解为应该是的东西，而不是已经是的东西。

在词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词就是肉体和面包。词分享着面包和肉体的命运：苦难。人是饥饿的。国家更饥饿。但还有一种越发饥饿的东西：时间。时间想吞食国家。由杰尔查文镌刻在石板上的威胁，号声般的嘹亮。谁能捡起词，并把它展示给时间？没有什么比列昂季耶夫的拜占庭国家更饥饿的了，它比一个饥饿的人还可怕。

难道物是词的主人？词就是灵魂。活的词并不表示对象，而是像选择住所一样自由选择对象的这一或那一意义，选择物和可爱的躯体。词围绕着物自由地徘徊，就像灵魂围绕着一具被抛弃的，却未遗忘的躯体。

我在《论交谈者》里圈点的句子：

一个诗人越是富有天才，他所怀有的这一恐惧便越是强烈。艺术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声名狼藉的敌对，即由此而来。对于一个文学家、写作者而言正确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却是绝对不适用的。文学和诗歌的区别在于：文学家总是面对具体的听众、时代活生生的代表。即便在他发出预言的时候，他所指的也是未来的同时代人。文学家必须“高于”“优越于”社会。训诫，就是文学的神经。因此，对于文学家来说，高高在上的位置是必不可少的。诗歌则是另一回事了。诗人只与潜在的交谈者相关联。他没有必要高于自己的时代，优于自己的社会。

我在《论词的天性》里圈点的句子：

对于文学来说，进化的理论尤其危险，而进步的理论则简直就是致命的。

对于俄罗斯来说，与历史的脱离，与历史必然性与继承性王国的隔离，与自由和合理目的的隔离，也许就是与语言的隔离。两三代人的“聋哑”，也许会将俄罗斯带向历史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与语言的隔离就等于与历史的隔离。因此，说俄罗斯的历史在边缘上行走，在悬崖上行走，每一分钟都准备坠入虚无主义，亦即与词的隔离，这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要知道，词不是物，它的意义绝对不是它自身的翻译。实际上，从来不会有人给一个物施洗，用事先想好的名字去称呼它。

《时代的喧嚣》一书的后面部分是曼德尔斯塔姆的书信。如果说我在曼的诗歌里看见的是一个天才的敏感与灵思，在散文（包括文论）里看见的是一个天才的心智与语言天衣无缝的结合，那么在书信里看见的是悲惨、落魄和绝望。这几乎是一个作为人的伟大天才的两极。灵魂在代替俄罗斯民族乃至人类思考、跳跃、承受、创造，且绽放出了足以前后照亮若干世纪的光芒，但躯体却在流浪、挣扎，卑贱如一条濒临死亡的狗，奄奄一息。“一个人去做整整一代人是沉重的，除了死亡他什么也得不到。”这是俄罗斯民族的羞耻，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幸运。

1924年5月，曼德尔斯塔姆联合包括卡达耶夫、叶赛宁在内的25位苏联作家写了《致俄共（布）中央出版局》。在信中真诚、勇敢地表明了他们的文学立场与态度。在曼德尔斯塔姆1935年之后的信中，我读到的完全是绝望与挣扎。即使绝望与挣扎，他也保持了他完美的人格。1937年2月21日于沃诺涅日写给特尼扬诺夫的信，1937年初写给楚科夫斯基的信，1937年6月和1938年3月10日写给斯塔夫斯基的信，以及1938年2月26日和3月10日写给库津的信，无不体现了诗人对活下去的渴望。因为是人为的判决，改变诗人的命运，让诗人活在世上，其实只需要一句话、一纸文件。但是，诗人没有等到。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诗人最后的一封信，是1938年10月从符拉迪奥斯托克写给他家人的，收信人是他弟弟舒拉。舒拉：

我现在在符拉迪奥斯托克，内务部东北劳动营，第十一幢。据特别机关的决定，我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押解队九月九日离开莫斯科，离开布兑克卡，十月十二日到达。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一试吧！没有衣服，我被冻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