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尔斯塔姆札记

作者: 阿贝尔

曼德尔斯塔姆札记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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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曼德尔斯塔姆《时代的喧嚣》,觉得诗北岛译得好、散文刘文飞译得好。曾经在《母性的暗流》一文中引用的那句“人死了,热沙冷却,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便是北岛译的(刘的译文是:一个人在死亡,晒烫的沙地在变凉,人们用黑色的担架将昨日的太阳搬运)。

1909年到1938年,曼德尔斯塔姆写过很多无题诗。《无题》也是有题,不少的诗句让人震撼。在一个主题鲜明的时代,无题是诗人内心的不适与不屈,自然也是茫然与黑暗。1924年写的一首《无题》,开篇即是:“不,我不是任何人的同时代人,那样的荣耀没沾过我身”;1933年写的一首开篇是“我们活着,觉不出脚下的国家,十步之外便听不见我们的话音,而那够吞吞吐吐者所有的地方,人们提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山民”。

曼德尔斯塔姆的散文跟他的诗歌同样优秀,特别是长篇散文《时代的喧嚣》。不是一个旁观者冷漠的记录,也不是一个弄潮儿激情的抒发,它是诗人用母语对一个喧嚣时代的切人,偶有旁观者的口吻,有追忆般的冷漠,却是极富个性的雕塑般的创造。像曼德尔斯塔姆这样的诗人是拒绝(厌恶)虚华的,他语句的诗性不可能粉饰、遮蔽或妖魔化他的时代,而是切入时代的裂口,显出裂口种种变异的风景,以及这些风景对人的异化。

曼德尔斯塔姆散文的语态吻合了我对写作的某种追求——任何写作本质都是诗的。在他的散文里,我也发现了小说的元素。在《尤里·马特伊维奇》一篇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尤里·马特伊维奇蔑视死亡,敌视医生,他爱训诫式地说道,他怎样患了霍乱却未受到伤害。年轻时,他到过巴黎,在首次旅行的三十年之后,他再次到了巴黎,他哪个餐馆也不去,一直在寻找一个叫‘科克多尔’的地方,他曾在那家餐馆里美餐过一顿。但是,‘科克多尔’已经不存在了,有一家叫‘科克’,但不是他要找的那一家,人们好不容易才将它找回来。”不只是小说的描述,还有小说的悬念设置以及性格刻画。

诗人在另一篇《西尼一家》里写道:“世纪的一切骚动都被传达到了我的身上。周围奔涌着一些奇异的潮流,从对自杀的热衷到对世界末日的渴望……”

曼德尔斯塔姆三十四岁创作《时代的喧嚣》,可见其天赋之高。可证其天赋的还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一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的记忆不是爱意的,也不是敌意的,其运动不是以再现为基础,而是以对过去的躲避为基础的。一位平民知识分子是不需要记忆的,他只需谈谈他阅读过的那些书籍,传记便是现存的了……在我和世纪之间,是一道被喧嚣的时代充斥的鸿沟,是一块用于家庭和家庭记事的地盘。”

读了这些句子,你还有什么话可说?俄罗斯人八十年前、一百年前舌头的状况,被我们保持到了今天。看似政治与人,其实是语言。一个国家的语言不是被异化为印刷品和电台的喧嚣,就是被禁锢在了个人的声带上——像老屋后院石板上的苔藓。

一个时代终结时的抽象概念,总是要发出臭鱼的味道。

世纪的文学是名门望族的世袭。它的家是一盅满满的杯盏。

回首整个俄国文化的十九世纪,那破碎的、终结的、任何人既不敢也不应重复的世纪,我真想把世纪喊住,像喊住稳定的气候一样,我在其中看见了国度寒冷的统一。这寒冷将数十年焊接成了短短的一天、一夜、一个深深的冬天;在这个冬天,可怕的国家体制就像散发着冰之寒气的火炉。

在此,我不必再说。我相信,你读出了我读出的,甚至你读出的比我更多。然后,从我们的身体与心灵就自然而然滋生出爱,对曼德尔斯塔姆的爱,就像当初滋生出对茨维塔耶娃和阿赫玛托娃的爱一样。

布洛茨基著有《文明之子》一文表达他对这位前辈的爱,并在1987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做了口头表达:“曼德尔斯塔姆比我更有资格站在授奖的位置上。”诺贝尔奖评委会主席埃斯普·马克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内幕》一书中承认,没有及时地颁奖给曼德尔斯塔姆这样的诗人是一个遗憾。

比曼德尔斯塔姆年长二十二岁的吉·吉皮乌斯在回忆勃溜索夫《一个如痴如狂的人》一文中描写到曼德尔斯塔姆:“他个子不高,皮肤略黑,有点驼背。他是那么谦虚,那么胆怯,以致读起诗来只是勉强听得见,而且双手冰凉,汗津津的……他的诗远非完美,但我觉得,它们无疑有与众不同之处,跟我每天不得不耐着性子听的数以十计的毕竟不完全是一路。用我们当时的话来说,这小伙子的诗还‘有点东西’。”这是刚开始向杂志投稿的文学青年曼。

驼背、谦虚、胆怯、冰冷、汗津津四个词,预示了诗人天才和短暂的一生。

伊利亚·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里,以《生来不是蹲监狱的曼德尔斯塔姆》为题写到诗人。爱伦堡与诗人同岁,有很多共同经历。这个共同,不只是一样的世事,也是“在一起”。

爱伦堡笔下的曼德尔斯塔姆应该就是活着的曼德尔斯塔姆,他应对日常生活单纯得几近幼稚,思想和写作却是又深刻到了俄罗斯民族和语言的背后。第一次被捕,刚被关进单人囚室就开始敲门,狱吏问他需要什么,他说:“你们放我出去,我生来不是蹲监狱的……”受审时,他打断侦查员的话:“你最好是说,你放不放无辜的人?”爱伦堡在曼德尔斯塔姆这任性而幼稚的应对里,看出了深厚的人类真理。曼不打算向刽子手证明自己无罪,他觉得自己不值得不停地说。也真是,一个人遇到虎豹怎样可以去证明自己是人?

爱伦堡这样描述曼德尔斯塔姆: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但是在生活里,在我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我考虑了几分钟之后又立即补充),又是多么可爱。在他模糊的外表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认真地对他们说:“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斯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这个细节告诉我们,是曼对另一个作为“俄罗斯良心”的曼德尔斯塔姆的肯定。欣慰的是,历史证明了这个肯定并非谵妄之语。

当下诗人,很难再有曼德尔斯塔姆对待诗歌的那份严谨与神圣。他的诗一字字、一行行地写出,成百上千次地修改。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也要用几个月的时间,而这首诗的诞生往往也使他惊讶不已。他说完美的英雄精神的典范是他们时代的风格和实际需要创造的,一切都变得更有分量也更庞大了。曼德尔斯塔姆有他自己的写作观:不值得去创立什么流派,也不值得去臆造自己的诗学。

1952年初,布良斯克的农学家库洛夫找到爱伦堡,说曼德尔斯塔姆于1938年冬天死在远离故乡一万公里的符拉迪奥斯托克。说他有病,躺在柴火旁读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

这之前,1945年,便有彼得格勒的女人在读曼德尔斯塔姆的诗:

彼得格勒,我还不想死一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格勒,我还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找得到死者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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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从诗歌里见识到曼德尔斯塔姆的天才,从散文和文论里也能见识到。这个天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的深刻、尖锐、勇敢、准确,二是叙述(语言)的个性与美。

在《阿克梅主义的早晨》里,我圈下了这样的句子:

如果说自在的词在未来主义那里还在四脚爬行,那么,在阿克梅主义中它则首次获得了相称的直立状态,并步入了其存在的石器时代。

在诗歌中我们更珍重这种关于自己之正确的意识,同时,轻蔑地抛弃未来主义者的钓鱼玩具,对于他们来说,用一根编织针去钩钓起一个难词就是最高的享受,而我们则将哥德式带进词的关系,如同赛巴斯蒂安、巴赫在音乐中对歌德式的确立。

歌德式塔楼上那漂亮的尖顶是恶意的,因为它全部的意义就在于刺破天空,抱怨天空的宽阔。

爱事物的存在甚于爱事物的本身,爱自己的存在甚于爱自己本人——这就是阿克梅主义的最高戒条。

我在《词与文化》里圈点的句子:

诗歌是一把犁,它能翻耕时间,使时间的深层、时间的黑土面朝上。但是也有这样的时代,人类不满足于眼前的岁月,怀念着过去,像个农民似的渴望时间的处女地。

诗歌被理解为应该是的东西,而不是已经是的东西。

在词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英雄的时代。词就是肉体和面包。词分享着面包和肉体的命运:苦难。人是饥饿的。国家更饥饿。但还有一种越发饥饿的东西:时间。时间想吞食国家。由杰尔查文镌刻在石板上的威胁,号声般的嘹亮。谁能捡起词,并把它展示给时间?没有什么比列昂季耶夫的拜占庭国家更饥饿的了,它比一个饥饿的人还可怕。

难道物是词的主人?词就是灵魂。活的词并不表示对象,而是像选择住所一样自由选择对象的这一或那一意义,选择物和可爱的躯体。词围绕着物自由地徘徊,就像灵魂围绕着一具被抛弃的,却未遗忘的躯体。

我在《论交谈者》里圈点的句子:

一个诗人越是富有天才,他所怀有的这一恐惧便越是强烈。艺术家与社会之间那种声名狼藉的敌对,即由此而来。对于一个文学家、写作者而言正确的东西,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却是绝对不适用的。文学和诗歌的区别在于:文学家总是面对具体的听众、时代活生生的代表。即便在他发出预言的时候,他所指的也是未来的同时代人。文学家必须“高于”“优越于”社会。训诫,就是文学的神经。因此,对于文学家来说,高高在上的位置是必不可少的。诗歌则是另一回事了。诗人只与潜在的交谈者相关联。他没有必要高于自己的时代,优于自己的社会。

我在《论词的天性》里圈点的句子:

对于文学来说,进化的理论尤其危险,而进步的理论则简直就是致命的。

对于俄罗斯来说,与历史的脱离,与历史必然性与继承性王国的隔离,与自由和合理目的的隔离,也许就是与语言的隔离。两三代人的“聋哑”,也许会将俄罗斯带向历史的死亡。对于我们来说,与语言的隔离就等于与历史的隔离。因此,说俄罗斯的历史在边缘上行走,在悬崖上行走,每一分钟都准备坠入虚无主义,亦即与词的隔离,这是完完全全正确的。

要知道,词不是物,它的意义绝对不是它自身的翻译。实际上,从来不会有人给一个物施洗,用事先想好的名字去称呼它。

《时代的喧嚣》一书的后面部分是曼德尔斯塔姆的书信。如果说我在曼的诗歌里看见的是一个天才的敏感与灵思,在散文(包括文论)里看见的是一个天才的心智与语言天衣无缝的结合,那么在书信里看见的是悲惨、落魄和绝望。这几乎是一个作为人的伟大天才的两极。灵魂在代替俄罗斯民族乃至人类思考、跳跃、承受、创造,且绽放出了足以前后照亮若干世纪的光芒,但躯体却在流浪、挣扎,卑贱如一条濒临死亡的狗,奄奄一息。“一个人去做整整一代人是沉重的,除了死亡他什么也得不到。”这是俄罗斯民族的羞耻,也是俄罗斯民族的幸运。

1924年5月,曼德尔斯塔姆联合包括卡达耶夫、叶赛宁在内的25位苏联作家写了《致俄共(布)中央出版局》。在信中真诚、勇敢地表明了他们的文学立场与态度。在曼德尔斯塔姆1935年之后的信中,我读到的完全是绝望与挣扎。即使绝望与挣扎,他也保持了他完美的人格。1937年2月21日于沃诺涅日写给特尼扬诺夫的信,1937年初写给楚科夫斯基的信,1937年6月和1938年3月10日写给斯塔夫斯基的信,以及1938年2月26日和3月10日写给库津的信,无不体现了诗人对活下去的渴望。因为是人为的判决,改变诗人的命运,让诗人活在世上,其实只需要一句话、一纸文件。但是,诗人没有等到。

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诗人最后的一封信,是1938年10月从符拉迪奥斯托克写给他家人的,收信人是他弟弟舒拉。舒拉:

我现在在符拉迪奥斯托克,内务部东北劳动营,第十一幢。据特别机关的决定,我因反革命活动被判处五年徒刑。押解队九月九日离开莫斯科,离开布兑克卡,十月十二日到达。身体非常虚弱,弱到了极点,瘦极了,几乎变了形。我不知道,邮寄东西、食品和钱还有没有意义。还是请你们试一试吧!没有衣服,我被冻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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