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蒂散文小辑

锦州的南山

在中国，“南山”多得数不清。

位于渤海北岸、“辽西走廊”东端的锦州也有一座南山，何以得名无从考证，似乎就因为它坐落于城南。这座历史悠久的“城中山”，最早叫松山，因为松树满山遍野，据说是商代箕子给取的名。商纣王残暴无道，为宠信狐妖妲己，挖掉一个亲叔父比干的心脏，另一个亲叔父箕子“亡命辽东，后到朝鲜”，周武王兴兵伐纣，纣王兵败商朝灭亡，箕子大义将治国要略传授给周武王，却不肯出山为官。三十四年前，南山出土商代“青铜戈”，经国家科学院专家鉴定，此戈并非作战兵器，而是珍稀的国宝“权杖”——商王朝最高权力的象征，它证得箕子的确履及南山。顺便一提，孔子高度评价箕子，柳宗元亲撰《箕子碑》颂其功绩。

说来惭愧，直到置身于锦州，我才算弄明白：古时候广义上的辽东，包括东北三省、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北；现如今狭义上的辽西，特指辽西走廊，即从锦州到山海关之间的狭长地带，在冷兵器时代，它不只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兵家死战之地。

锦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西汉朝廷在此设置了历史上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徒河县。辽代是锦州历史上的高光时期，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以汉俘建锦州”，锦州之名始于此时。盛产锦绣的锦州逐步成为辽东的中心，而今辖区内依然屹立的皇家建筑、佛道寺庙等人文盛景，大多建于辽代，它们是历史的遗存，也是文明的密码，使我真切地体察到古人那湮渺久远的足迹。

“锦绣之州”闻名遐迩，历代统治者对辽东觊觎又忌惮，隋炀帝诗句“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就与征讨辽东有关。不过，古时候想从江南到东北，那可是艰难困苦加险阻，好不容易到达辽东，官兵眼前是茫茫一片大“辽泽”——“南北千余里，东西二百里”，该是何等的绝望。

秋气肃杀，寒风在南山松林间飒飒作响，好在有和暖的阳光照拂大地。我们坐在高高的土堆上面，听文化学者、渤海大学教授刘鹤岩先生讲前朝旧事。

锦州是辽西走廊的重要节点，南山是守卫锦州的巨大屏障，曾几何时，多少风云人物在此挥戈驰骋，多少英雄豪杰在此鏖战沙场。南山在清代叫罕王殿山，这得从清太祖努尔哈赤说起。相传，努尔哈赤为探听明军实力，投身于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后来被李追杀，连夜出逃到锦州南山，睡在山顶巨石上，化身青蛇方得脱险。遥想当年，努尔哈赤的军队锐不可当，飞扬的铁蹄和喋血的宝剑，把往日耀武扬威的将领吓得魂飞魄散，仅为六品官员的袁崇焕挺身出列勇当危局，凭着袁崇焕的神勇与担当，硬是将努尔哈赤挡在山海关外整整二十一年！

每到历史紧要关头，总会有人不计世俗得失“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袁崇焕“策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有他们的存在，国家才有前途，因他们的奉献，民族才有希望。

袁崇焕，这个一提起就让我心如刀绞的悲剧英雄，锦州的城防工事是他派人修建的，载入史册的“宁锦之战”是由他坐镇指挥的。努尔哈赤去世后，继承汗位的皇太极率大军围攻宁远、锦州，在袁崇焕的部署下，名将赵率教在松山—锦州—大凌河一带严阵以待，皇太极屡战屡败，明朝取得“宁锦大捷”。

然而，历史自有它的安排，明朝注定要灭亡。兵部尚书孙承宗是“辽东三杰”之一，是“锦州八景”勘定者（期间巡视过松山），最要紧也最要命的，他是袁崇焕的老师。在明朝，师生关系就是政治关系，忠臣孙承宗与宦官魏忠贤的博弈，导致两大阵营的政治搏杀，光风霁月之心怎敌鬼蜮伎俩，奸臣得道小人得势，阉党逢君之恶，崇祯忠奸不辨，袁崇焕大难临头。行刑台上，即将遭凌迟的袁崇焕遗言铮铮：“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赤胆忠心，惊天地泣鬼神！

袁崇焕与岳飞、文天祥、于谦并列为名垂青史的英雄，后来，康有为饱含深情地为袁崇焕庙题写对联：“其身世系中夏存亡，千秋享庙，死重泰山，当时乃蒙大难；闻鼙鼓思东辽将帅，一夫当关，隐居敌国，何处更得先生。”谙熟历史的康有为学生梁启超，对袁崇焕尤为推崇敬仰：“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又一阵朔风吹来，松涛阵阵，如诉如泣。我看见风儿掠过，我听见这片土地叹息，生命挽歌苦涩沉重，我的心灵漫无依泊。

南山等待着见证千古兴亡，明、清还有精彩大戏要在南山上演。松锦大战，明、清各投入十多万人马，最后战场就在松山一带。皇太极驻跸松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松山城被清军攻陷，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据清朝官方正史记载，起初表现得很硬骨头的洪承畴，终于为皇太极的规劝感化，加之以袁崇焕为“鉴”，最终“识时务”而归降清朝。野史可不是这么说的，民间传说洪承畴不敌美人计，拜倒在皇太极的庄妃（即后来的孝庄皇后）石榴裙下，一旦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江山便可以不要了，何况这江山还不是自己的。此说法不仅在文艺作品中多有体现，甚至连著名清史专家都认为真实可信。松锦之役奠定了清军入关的基础，具有历史转折意义。

说到清兵入关，国人第一反应就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袁崇焕蒙受千古奇冤，洪承畴吴三桂叛明降清，明朝焉能不亡？袁崇焕被一刀刀凌迟时的哀号，奏响了大明王朝的丧钟，崇祯皇帝上吊结束了生命，中国历史结束了一个朝代。清代著名诗人吴梅村，以洪承畴兵败松山为题材写下诗词《松山哀》，又以吴三桂与陈圆圆为题材创作了《圆圆曲》。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清朝皇帝，只要前往盛京祭祖，必定驻足锦州、登罕王殿山。他们留下了几十首关于锦州和南山的诗词，也就康熙皇帝的《锦州道上》还算过得去，看来“马背民族”写诗终究差些火候。

岁月暗淡了刀光剑影，南山远去了鼓角争鸣。当历史推进到20 世纪，锦州再次展现出英雄城的风采。“九一八”事变爆发，全中国第一支抗日义勇军在锦州诞生，锦州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发祥地；1948 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拉开序幕，首战辽沈战役的主战场就在锦州，南山也迎来了历史辉煌。解放军占领南山阵地后，革命洪流摧枯拉朽，解放军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缕曙光在锦州的南山升起。

今天，南山全称为“南山生态运动公园”，是锦州市民的休闲中心，虽然古战场遗迹犹存，金戈铁马已为轻歌曼舞取代。

俄罗斯作家阿·托尔斯泰在他的《苦难的历程》中写道：“岁月会消失，战争会停息，革命也会沉寂下去。”是的。革命，不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吗？

隐匿的王城

站在高高的石峁古城上，耳畔猎猎作响的朔风仿佛来自上古洪荒。

放眼四望，东面是奔腾咆哮的黄河，西面是苍凉的黄土高坡，南面是沧桑的古长城，北面是苍茫的毛乌素沙漠。亘古不息的秃尾河、窟野河，从城址两侧浩浩荡荡流过。

在这片比国家还要古老的土地上，在这比人类还要久远的“两河流域”，被定义为“改写中国文明史”的石峁遗址横空出世。

这儿是陕北神木县高家堡镇，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错区域。“天之高焉，地之古焉，唯陕之北”。神木充满了奇迹，名称就是一个传奇。极富特色的明代古镇高家堡，古时为边陲要塞兵家重地，是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两沟夹一峁必有遗迹”是陕北民谚，六十年来考古、文物专家对石峁遗址的调查和试掘几起几落，直到2012 年，陕西考古研究院一行人马的到来，意味着尘封于历史尘埃中的石峁遗址终于等到了它的“真命天子”。以哪儿为突破口下手，考古专家慎之又慎。

准确的判断来自灵感，灵感的启示来自经验。或许还有石峁先祖在天之灵的引领，他们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从外城东门开始试掘，事实证明这是神来之笔。

当他们拨开层层泥土，大量龙山时期的陶片不断显露，他们知道，一个里程碑式的考古发现已经诞生了。

更大的惊喜还在后头。一座三重结构的石城，以石破天惊之势赫然出现，面积至少一千万平方米。天哪，有十四个北京故宫那么大！石城的核心区域是外城、内城和“皇城台”，面积超过四百万平方米。这是一项超级工程，后来被确认为迄今“中国乃至东亚最大史前古城”。一场颠覆考古学传统认知的重大考古发现，就这样伴随着考古专家辛勤的汗水和激动的泪花到来了。

“皇城台”是今人赋予的名称，它类似于玛雅金字塔结构，是王的宫殿，是他的权力高台，历经几千年风雨洗礼依然傲然屹立。等级分明、“宫禁森严”的建筑格局，昭示威严的王权凌然不可侵犯；类似北京紫禁城的环套结构设计，开启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格局之先河。

壮观的皇城台下，构筑精良的城墙绵延数十公里，内外瓮城、门塾、墩台、马面、角台等城防设施俱全。这是一座完备的军事防城，是整个东亚地区史前最完善的城防体系，说明四千多年前此地战事频仍、政治格局复杂。看来，人类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宏伟的宫殿式建筑、强大的军事功能、严谨的规划设计，足以证明石峁王者的权力、财富与智慧，让看惯了考古奇迹的考古人员也感到震撼。它引起了全世界考古学界的关注。

是哪位盖世英豪建造起这座宏伟都城？是谁站在庄严的皇城台上号令天下？

它是黄帝之墟。它是夏启之都。它是羌人之城。它是匈奴鬼方城。它是上古西夏都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每一个可能性的背后，又有多个其他的推测或疑虑冒出来。著名历史学家提出的“黄帝之墟”一说，最引人注目，最令人兴奋。

哪个才是正解？被掩埋湮没数千年的石城缄默不语。

文字、城市、青铜器、礼仪性建筑的出现，往往作为文明起源的标志。毫无争议、史证如山的是：石峁古城是现存史前最大城址，或为四千多年前中国北方及黄河流域的权力和宗教中心，它改变了中华文明的早期格局，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掀开了新的篇章。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人们被长城遮挡了视野，把中国古代史看作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过分夸大了中原文化的作用。其实，早在20 世纪初，人类学家就在英金河畔的红山上嗅到了远古文明的气息，现代考古学家李济六十年前也排众而出，提出“长城以北列祖列宗”的观点并敦促同行：“我们应当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

石峁遗址的发掘印证了李济先生的“先见之明”，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对“中原文化中心论”形成了强烈冲击，对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有重要意义。因而，石峁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并顶着“中国文明的前夜”之桂冠，入选“世界十大田野考古发现”“21 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

我们还是凭自己的想象，去感受几千年前的王宫气派吧。

在多到难以想象的石峁遗址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品类最全、工艺最高的是玉器。

据载，从清朝末期起，有数千件石峁古玉流失海外，欧美多家博物馆都有收藏。流落到民间的石峁古玉更是不计其数，陕西历史博物馆征集了一百多件。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以出土玉器闻名天下，但是与石峁文化中的玉器相比，实乃小巫见大巫。石峁玉器以数量巨大取得压倒性胜利，器类多到让人眼花缭乱，其中牙璋风格非常突出，牙璧造型奇特，专家称之为“精美绝伦，独一无二”。那时候的石峁玉匠，竟然掌握了当今玉器加工的一整套技法，甚至打磨出了针孔可以穿引麻线的玉针，工艺精美到不可思议，有的雕刻艺术对今人来说都是高难度挑战，真是太了不起了，不知道那些伟大的工匠有着怎样聪明的大脑和灵巧的双手。

玉器本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令人费解的是，石峁连建城都使用玉器，在石峁遗址的残垣断壁中，多件玉璋、玉铲、玉璜、玉刀、玉钺重见天日。

这得耗费多少玉材！陕北并不产玉，玉料从哪儿来呢？这么大数量的玉器，不可能都是贡品，也不可能都从遥远漫长的“玉石之路”贸易而来，同样不可能是四处掠夺搜罗过来的战利品。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古代交通山高水长，古代运输靠牛拖马拉。陕西历史博物馆与陕地矿集团曾联合举办“古玉寻踪——汉中玉文化探源研讨会”，来自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科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诸多省份、大学、领域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化学者济济一堂，忝列其中的我，会上听到有专家提出了“就近取材”的观点：石峁古玉，有无可能来自距离最近的汉中玉？还有学者说，中央电视台有个《国家宝藏》节目，故宫博物院在馆藏顶级文物里拿出的第一件宝藏——宝鸡石鼓，就是汉中玉做的。